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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引凤 ——忆君匋艺术院藏品的征集与保护
文/鲍复兴 西泠印社社员 原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员 1984至1996年，任桐乡市文化局副局长、局长，桐乡市文联副主席、主席
一、解放思想的明智决策
1984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初起之时，当时的桐乡县经过机构改革，组建了新一届领导班子，和全国各地一样，充满了改革开放的活力。对于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全县人民的文化精神建设，发展教育，繁荣文艺，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也是摆在新一届桐乡领导班子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县领导决心加强文化教育的投入，彻底扭转这一状况。 与这一思路正好契合的是1984年8月钱老提出向故乡桐乡捐献图书文物、建造君匋艺术院一事。钱老写信给他的学生计安康，要他转交桐乡县政府，表达了他决定捐献书画文物的意愿，并提出要建造一个以“钱君匋”命名的博物馆。这封信件送呈桐乡县政府后，许多人认为这是促进桐乡文化建设和艺术繁荣的一件大好事，钱老的桑梓之情和高尚义举应该得到响应和崇敬。 对于钱老的珍贵收藏，我未到桐乡县文化部门工作前，就已有所了解，特别是他所藏赵之谦的书画印章，在《文物》等杂志上发表的长篇研究文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文化局工作后，安康又向我作过介绍，所以我深知钱老要捐献的这批书画文物的珍稀程度和价值。因此，对于钱老的捐献，我和桐乡县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感到一定要责无旁贷地努力促成。许多老领导和文化艺术界人士都一致认为，桐乡原有文物家底薄弱，县博物馆鲜有一流名家之作，有这么一大批珍贵的书画文物捐献给桐乡，将大大提高桐乡文物的藏品档次、质量和数量，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对繁荣桐乡文化艺术，丰富和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无疑是一件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应该接受钱老的捐献。 然而也有不同的声音。受“文革”影响，那时桐乡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仅7000多万元，真正可用的资金只有2000多万元。建设君匋艺术院，给钱君匋先生奖金等约需要近百万元投资，而且建成后将是一个与博物馆相当的全额拨款的公益性质事业单位，要配编制，每年还要拨给维持日常运行的行政经费，县财政要拿出不少的经费开支。有人说这些东西中看不中用，还不如用这些钱扶持一个乡镇企业，用来发展生产，可年年增加收入，还能解决一大批人的就业。 多方议论给了当时的县领导不少的压力。钱老的信是8月底给计安康的，9月初我与安康两人一起送呈方艾、朱国勤两位副县长，那时方艾是分管文化的副县长，朱国勤是分管财政的副县长，他们都很重视。9月12日，县政府县长办公会议曾作过研究，原则上同意接受钱老捐赠，计划要去上海钱君匋先生处进行具体了解。但到了10月底也未成行，此事的进程似乎被搁置了起来。实际上县领导是在多方面听取不同的意见、想法，思考得失，权衡利弊，统一认识，以做出一个正确的决策。 至年末，县领导邀请了钱老等几位上海书画家来桐乡参观访问，双方加深了理解，又进一步与钱老就捐献文物图书一事进行了沟通。1985年3月下旬，中共桐乡县委、县人民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和中共桐乡县纪委召开联席会议，一致认为这是促进桐乡县两个文明建设的大好事，应该抓紧实施把它办好。 3月底，为做好接受钱老捐赠的前期工作，县文化局安排桐乡县博物馆张梅坤馆长、钱君匋先生学生计安康赴上海，在钱老家协助进行捐献文物书画的登记造册清点工作。前后共20余天，确定了捐献的数量、品类内容、规格尺寸等，形成了捐献目录清单，为捐献工作打下最重要的基础。 这份捐献清单共登记书画文物4083件。其中书画类1294件：明代文徵明、陈老莲、徐渭、蓝瑛、陈白阳等22件，清代金农、华岩、石涛、赵之谦、伊秉绶、吴昌硕、任伯年等275件，近现代齐白石、黄宾虹、于右任、丰子恺、徐悲鸿、潘天寿、刘海粟、张大千、陆俨少等841件，钱君匋本人的作品156件。印章类1169件：赵之谦104方，吴昌硕152方，黄牧甫168方，吴让之、齐白石等其他名家67方，钱君匋刻425方，钱君匋自用印253方，不乏田黄、鸡血、芙蓉等名贵石材。还有书籍、拓本、瓷器、文玩等1620件，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后经专家鉴定，属国家一级文物的有赵之谦八尺花卉四屏条、金农《墨梅图》、陈老莲《赏梅图》、陈白阳《松石图》、石涛兰竹册页、赵之谦印章3方、吴昌硕信札诗稿及印章6方、黄牧甫印章2方等，共17件。钱老的这份捐献清单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遗产，其珍贵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是留给故乡人民丰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接受钱老捐赠、建设君匋艺术院的正确决定，在后来的岁月中日益显示出了它的深远意义，被《人民日报》等媒体誉为“桐乡人的远见卓识”。因为在当时，如果没有打破思想禁区、敢为人先的勇气，没有深刻认识到文化在对外开放、繁荣经济、促进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可能做出这个决定的。后来，时任中共桐乡市委书记的方士荣，曾以《文化也是生产力》为题，在中共浙江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专题发言，受到广泛的好评。那时，君匋艺术院与茅盾故居、丰子恺故居“缘缘堂”是桐乡对外交往的金名片，被誉为桐乡的三只“金凤凰”而名遐海内外。 ▲1985年6月10日，钱君匋在捐献签字仪式上与时任桐乡县县长方士荣互换约议书文本 二、值得永远铭记的一天
1985年6月10日是桐乡文化建设历史上值得永远铭记的一天，桐乡县人民政府与钱君匋先生正式签署协议，君匋艺术院的建设有了可依据的实施基础，就此拉开了当时桐乡名人文化建设最大项目的序幕。 为做好协议书签署的前期准备工作，4月24日，县领导指派县政府办公室魏棣华副主任和我去钱老家拜访，与钱老就接受捐赠及君匋艺术院建设等事宜进行沟通。钱老很高兴，那天他原要参加上海市政协会议，特请假专程接待我们，还把他藏的徐渭《水墨芭蕉图》大中堂、沈石田《工笔花鸟》中堂和任伯年《公鸡桃花》中堂挂在客厅让我们欣赏。钱老草拟了一份协议书，设想君匋艺术院应按博物馆标准建设，面积应在1000平方米左右，投资约60万元，另给一定奖金。 我们把商谈的内容连同协议书文稿带回去汇报县领导。为表示桐乡县人民政府对钱老的崇敬和感谢，5月7日，桐乡县副县长朱国勤、方艾，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魏棣华和我，一行四人又专程赴沪看望钱老。朱国勤副县长代表桐乡县领导表示：（一）同意接受钱老的捐赠，衷心感谢钱老的义举；（二）同意按博物馆建筑要求建造君匋艺术院（投资约40万元），计划1986年下半年开工，争取1987年竣工；（三）给钱老奖金20万元；（四）君匋艺术院院址请钱老6月来桐乡选定，并同时与桐乡县政府签订约议书。钱老听后十分高兴，他还请大家欣赏了即将捐献的部分书画印章精品。 按钱老起草的协议稿，桐乡县人民政府拟就了“关于钱君匋先生向故乡捐献书画文物、桐乡县人民政府建造君匋艺术院协议书”文本，并与钱老反复沟通定稿，计安康又以他的一手清秀的毛笔小楷，抄写了一式四份约议书文本，以备正式签署时用。钱老还决定聘请他的乡友范雪森、学生计安康作为他在桐乡的代表，参与君匋艺术院的筹建工作。 关于君匋艺术院建设用地，5月11日，县政府领导方士荣、朱国勤、方艾，桐乡县城建局朱敏荣副局长，振兴路工程指挥部沈寅松主任及桐乡县文化局张菊炎和我，一起实地察看后，暂定选址两处，一处在振兴路南，庆丰桥边，三面环河，一处在文昌路县图书馆后面，请钱老来桐乡签订协议书时亲自选定一处。 6月9日，钱老在三儿子钱茂绪、三儿媳蔡仙英的陪同下，由上海来桐乡参加协议书签字仪式（师母陈学鞶因身体不适而没有前来）。6月10日上午，钱老一行现场考察了文昌路地块和振兴路庆丰桥北堍地块，钱老选定后者为君匋艺术院建设用地。 6月10日下午3时，“钱君匋先生向故乡捐献文物图书、桐乡县人民政府建造君匋艺术院协议书签字仪式”在县政府新会议室举行。4时半，工作人员当场宣读了协议书条文及附件目录，经双方确认无异议后，4时40分，时任桐乡县县长方士荣和钱君匋先生代表双方在约议书上签字盖章。参加签字仪式的桐乡县政府一方有朱国勤、方艾、张菊炎、魏棣华、鲍复兴，钱老一方有钱茂绪、蔡仙英、范雪森、计安康。为保证协议在法律上的严肃、规范，签字后协议书又专门请县法律公证处进行公证，由陆发荣主任在公证书上加盖公证处印章并签字。 这是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时刻，有幸参加这次签字仪式的我，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记忆犹新。钱老的捐献壮举和故乡人民建造君匋艺术院的决策，都是双方深思熟虑后所做出的郑重决定，是一件值得永远嘉许的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大好事。钱老让一生心血，让精心汇聚的收藏，有了一个永久的安放之所；桐乡让君匋艺术院成了一座神圣的文化殿堂，一张精神文明建设的靓丽名片。君匋艺术院的这些艺术瑰宝，将遗泽后世，永存千秋。
▲谭建丞在君匋艺术院作八尺大画 三、八尺大中堂的征集
在君匋艺术院的当代书画家藏品中，14幅八尺大中堂的国画作品，无疑是一大亮点。2002年君匋艺术院建院15周年时，曾在杭州孤山的浙江西湖美术馆举办过一次君匋艺术院藏品大展，那十多幅八尺大中堂一字排开，气势宏大，夺人眼球，让杭州观众深为震撼。 说起这些大中堂画，要感谢的是钱老。在1986年君匋艺术院工程开建后，有一次我去上海钱老家，他与我讨论如何使君匋艺术院的藏品不断丰富的课题。他认为，只靠他捐献的藏品，没有高质量的新藏品逐年增加，君匋艺术院就不能发展。他提出，是否能有计划地定向邀请著名书画家，专门为君匋艺术院创作一些作品，请桐乡支付一定数额稿费表示感谢。我十分赞同他的想法，建议由他排出名单，写好邀请函，分批邀请创作，作品尺寸最好有六尺整张。钱老认为六尺还不够大，最好统一为八尺整张，大一点有气势，这样以后日积月累，形成一个系列，一定会成为其他博物馆望尘莫及的精品。现在我们看到的君匋艺术院这些八尺大中堂，就是这个决策下的产物。 ▲钱君匋就请谭建丞作八尺大画一事致信鲍复兴 由于当时离“文革”结束还不到十年，社会上喜好艺术品的群体很小，大部分人的月工资仅六七十元，所以书画家对作品的润格也并不十分计较，再加上有钱老的情谊，又是收藏在君匋艺术院中，都乐意为之。上海的书画家常由计安康拿了钱老的信登门征集，我们拿到画后每位画家给500元稿费，再送两条软缎被面，两匣菊花，聊表谢意。如以今天艺术品市场火爆的情况来计算，这些八尺大中堂，恐怕都要上百万元吧？ 当时还设想征集一批名家书法作品，尺寸统一为八尺对开的屏条。那时正好谭建丞、沈子丞两位来君匋艺术院办展览并在浮碧小筑小住，就请他们二老各写了一条。原准备请沙孟海来桐乡，可当时没抓紧去办，1992年沙老去世，也就作罢。后钱老来君匋艺术院时，以他最擅长的汉简书法，为君匋艺术院写了八尺四屏条一套，所以现在君匋艺术院八尺书法屏条共有六条。 对君匋艺术院的藏品，钱老很有想法，除了上面所说的向书画名家定向征集外，钱老在建院设计时又提出要设计几套客房、配套餐厅，以便请各地书画名家来艺术院小住，为君匋艺术院创作一些作品作为新增藏品。谭建丞老先生的八尺《红松图》就是1991年春在君匋艺术院浮碧小筑居住时所作。那次谭老还与钱老、岳老（岳石尘）、刘雪樵先生合作了八尺的《松石富贵图》。沈子丞的八尺行书《西江月》也是在君匋艺术院小住时所书。吴青霞、曹简楼、于希宁等名画家都曾在浮碧小筑居住并创作不少作品。 还有一个办法是利用各种艺术活动，组织书画家举行笔会，挑选笔会作品中的精品作为君匋艺术院新的藏品，如1985年君匋艺术院奠基典礼笔会等。这样通过三管齐下，使君匋艺术院的藏品得以不断丰富。据不完全统计，从1987年落成开院至今，已新增藏品1000多件。
四、国家文物局的嘉奖
钱老向家乡捐献书画文物一事，我们向浙江省文化厅、浙江省文物局汇报后，省文化厅和文物局领导都认为，钱老能将4000多件明清及近现代名家字画、印章印谱和其他图书文物捐献给国家，是近几年来浙江省文物征集工作的一大成果。因此，桐乡县政府向浙江省文化部门领导报告，请求省文物局向国家文物局汇报，对钱老的崇高义举给予褒奖，并争取国家文物局从文物征集费中给予桐乡适当补助。 鉴此，在1987年君匋艺术院落成开院前夕，浙江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傅传仁处长与我们商定一起去北京，向国家文物局作一次专题汇报，县领导决定由方艾副县长和我两人前往。9月17日下午，我和方艾来到当时国家文物局的办公地——北大红楼。步入这幢红砖的三层大楼，转弯的木楼梯，走上去发出嘎吱声响的木楼板，无不显示出它的厚重历史感。我们在二楼博物馆处见到了处长胡骏，约定待傅传仁处长19日抵京后，一起向国家文物局领导汇报。 19日下午，我、方艾、傅传仁与胡骏处长来到国家文物局童秘书长办公室，向童秘书长、胡处长汇报了钱君匋先生向家乡捐献书画文物的情况，并呈交明清古画、近现代名家书画、三大家印章等的汇总清单。两位领导有感于钱老化私为公、爱国爱乡的高尚情怀，同意以国家文物局的名义向钱君匋老先生颁发奖状，予以褒奖，并决定在君匋艺术院落成典礼时，派员代表国家文物局前来桐乡参加庆典。傅处长又帮我们向国家文物局要求给予文物征集补助经费，我们也谈了桐乡县政府为建造君匋艺术院在财政上的压力，希望国家文物局在经费上给予支持。童秘书长同意拨款5万元作文物征集的补助经费，但因当时已是1987年9月，当年的经费都早已计划分配下拨，因此这5万元要在来年总经费中再安排拨给。 为表示对地方基层文物工作的支持关心，9月22日上午，时任国家文物局庄敏副局长专门安排时间接见了方艾副县长，我和傅传仁也一同参加，童秘书长陪同接见。庄敏副局长对桐乡重视文物工作、努力处理与收藏家的关系、建造君匋艺术院一事十分赞赏，感谢县领导的正确决策和对文物事业的投入，并请我们转达他对钱君匋先生的崇高敬意！ 方艾副县长对这次北京之行的成果极为满意，国家文物局要来参加君匋艺术院落成典礼并嘉奖钱老，这是对钱老捐义举的最高褒奖，也是对桐乡工作的最大肯定。而且国家文物局还给了桐乡5万元补助，从经费上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可以说是满载而归。 五、无可匹敌的三大篆刻家藏印
在中国印学史上，清末民初的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是三位开宗立派的篆刻大家，赵之谦印风纵恣冷逸，天趣自流；吴昌硕古朴雄浑，气势磅礴；黄牧甫清峻淡雅，意气平和。他们三人的印学主张和篆刻风格都标新立异，对百余年后乃至今日海内外印坛影响极其深远。钱君匋先生对这三大家极为崇拜，他的篆刻从这三大家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形成自己雅逸劲峻、朴茂清新的印风，他穷其精力搜集赵、吴、黄三家印章均逾百方，还取三家别署之首字名为“无倦苦斋”以自励自乐。 钱老对这批印章十分宝爱，定制了外形大小一致的锦匣安放，内芯按照印章不同的外形大小，挖出凹坑，确保印章在匣内不会松动，安放时必须对号入座才行，可见钱老的用心。这批印章有：赵之谦104方、吴昌硕152方、黄牧甫168方，合计424方印章，分装26个锦匣，这无疑是君匋艺术院最为珍贵的藏品。1988年3月底，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处郑光荣副处长由浙江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傅传仁处长陪同，来桐乡考察调研博物馆工作，我接待了两位处长，陪同他们去乌镇茅盾故居、石门丰子恺故居“缘缘堂”参观后，在君匋艺术院观看藏品，当郑处长看到这三位篆刻家的印章，问了我藏印数量后，他对我说：“这三位开宗立派的篆刻大家的印章，有400多方集中收藏在君匋艺术院，这组集群，全国各地的博物馆，无一可以与之匹敌，没有一个博物馆能同时有这么多印章，这里是全国第一。”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处直接管理我国博物馆系统，各地博物馆主要藏品情况他们最清楚。郑光荣副处长的这一结论，使我十分兴奋，一个小小的县级艺术类博物馆，能有全国第一的藏品，怎能不让人自豪。 1996年我调到浙江省博物馆工作，得知省博物馆藏有吴昌硕印章76方，但赵之谦、黄牧甫的印章一方也没有。西泠印社是国内最负盛名的百年印学社团，它的印章收藏应是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吴昌硕又是西泠印社首任社长，但西泠印社也只藏有赵之谦印章10方，吴昌硕印章33方，黄牧甫印章11方，合计54方。故宫博物院藏印以古玺印为多，上海博物馆等国内其他博物馆，也都少有这三位的印章，所以郑光荣副处长对君匋艺术院藏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印在国内文博界地位的结论是实至名归的。浙江省博物馆每每有重要的展出、出国文物交流展览，都要来君匋艺术院商借这些藏印。尤其赵之谦一生只刻了300多方印章，而三分之一都在君匋艺术院，无怪日本著名篆刻家梅舒适、小林斗盦、师村妙石等多次来院参观，国内美术院校更是将君匋艺术院作为篆刻教育的第二课堂。
六、重裱陈洪绶的《三高图》 ▲ 明 三高图 陈洪绶 君匋艺术院藏 明末著名画家陈洪绶，是中国绘画史上引人注目的一代大师，他擅人物，精工花鸟，兼善山水，被当代国际学者推为“代表17世纪出现的许多有彻底个人独特风格的艺术家中第一人”。君匋艺术院藏有陈洪绶的人物画《赏梅图》、花卉《三高图》、山水《设色山水》三件，均为绢本立轴，这三幅作品展示了陈洪绶全能的绘画艺术，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陈洪绶在人物画上承古开新，为重振元明以来衰落的人物画发挥了重要作用。《赏梅图》人物造型夸张，笔法古拙，体现了陈洪绶人物画的独特风格。《设色山水》构图苍润，山石皴染层次分明，树冠殊形，青绿点染，细线勾云，更强化了装饰性。《三高图》所写梅、菊、水仙，乃花中三高士，勾勒精细，赋色古雅，梅干造型奇崛，深刻表现了陈洪绶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一个县市级的艺术博物馆能同时拥有陈洪绶人物、花卉、山水作品，在国内亦为难得。 1997年，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与浙江省博物馆共同筹备“明清浙派绘画艺术展”时，亚洲文明博物馆陈家芝研究员听我介绍桐乡君匋艺术院藏有陈洪绶作品时，十分感兴趣地要我陪她到桐乡。当她在君匋艺术院看到所藏陈洪绶人物、花卉、山水三幅作品时，欣喜万分，惊讶不已，表示一定要设法将这三幅作品借去参加这一展览。回杭州后，她就与浙江省博物馆谈了这个要求，经过协商，君匋艺术院将这三幅作品借给浙江省博物馆参加“明清浙派绘画艺术展”。 1998年5月21日，“明清浙派绘画艺术展”在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隆重开幕，持续三个月。陈洪绶的两幅人物画《羲之笼鹅图》（浙江省博物馆藏）和《赏梅图》、一幅花卉《三高图》、一幅《设色山水》，还有明刻陈洪绶版画《西厢记》插图（浙江省博物馆藏），成为展览中亮眼的作品。它们让新加坡观众有缘全方位欣赏到陈洪绶在人物、花卉、山水、版画等艺术领域中的高超造诣。也由于有三幅陈洪绶作品参展，使君匋艺术院名留新加坡。 也是1998年，诸暨博物馆新馆经一年多建设，定于10月8日开馆。为庆祝新馆落成，诸暨市文化局、博物馆领导去找浙江省文物局，希望能帮助介绍一高质量的展览，为诸暨人民提供一道丰盛的精神大餐，于是浙江省文物局就将刚从新加坡回国的“明清浙派艺术展”参展作品介绍给他们，同意浙江省博物馆与君匋艺术院的这批展品借展给诸暨博物馆。诸暨是陈洪绶的故乡，1998年正好又是陈洪绶诞辰400周年，诸暨博物馆专设了“陈洪绶纪念馆”展览厅，这批作品到这里展出，让大师作品回故乡，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国家文物局也提倡馆际文物交流展，所以浙江省博物馆和君匋艺术院都同意借展三天。 因为是明清古画，浙江省博物馆派保卫、陈列、书画三部门主任提前去诸暨博物馆看了场地安保措施和书画陈列柜情况，10月7日将展品运抵诸暨，并由浙江省博物馆陈列部派人布展。第二天我和浙江省博物馆俞剑咏书记、桐乡文化局邱一鸣局长、君匋艺术院茅威放主任等参加了诸暨博物馆落成典礼，并参观了展览。可在陈洪绶纪念馆的展柜中发现君匋艺术院《三高图》画芯的左下部空白处竟新增了一个黄豆大的黑色污渍，绫边上也有少许污渍，发生一起文物安全事故了！明代陈洪绶的作品被污染，我们都心中一惊，我和茅威放当即一起找了诸暨博物馆毛桂舟馆长，要求找出原因，寻求善后处理办法。 解铃还须系铃人。借展的事是浙江省文物局介绍和同意的，所以10月13日我向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文物局长鲍贤伦汇报了这一事故的情况，鲍厅长要求诸暨博物馆找出原因，做出检查，并要寻求能把古画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的办法。他要求浙江省文物局博物馆处牵头处理这起事故。后来由博物馆处沈坤荣处长召集浙江省博物馆、诸暨博物馆、桐乡君匋艺术院一起开会协调。诸暨博物馆毛馆长分析了事故原因，是在已挂好画的展柜中后来加放一积木（上面陈列陈洪绶版画《西厢记》插图）时，因积木一角黑漆尚未干透，不小心擦了一下古画，才染上了污渍。我最担心这污渍是墨色，现在一听是油漆，就稍为宽心了一点，因油漆尚有处理的余地。商定由诸暨博物馆写出事故报告做出检查，并将《三高图》送上海博物馆除污处理后重裱。 11月5日，我和诸暨博物馆毛桂舟馆长，浙江省博物馆藏品部查永玲主任、保卫科长詹永忠一起，带了《三高图》到上海博物馆，由上海博物馆办公室陪同去裱画部。裱画部几位老师看了后表示因污渍是油漆，可以帮助修复，但担心清除油漆的有机溶剂对明代古绢有损伤，他们要先做实验，有把握后再揭裱。这幅绢本的陈洪绶《三高图》钱老十分宝爱，上有吴湖帆题写的诗堂，全幅用白光绢挖裱，所以上海博物馆这次也要按原裱式挖裱，有断痕处要加背托，工艺复杂，又是近400年前旧物，处处必须小心翼翼。上海博物馆裱装古代字画的技术在国内文博界属一流水平，我因在20世纪80年代请他们裱装桐乡博物馆明代宋旭丈二匹绢本山水，与上海博物馆的几位裱画高级技师熟悉。宋旭的绢本山水当时绢片已断裂成许多小块，无法打开，他们花了一年的时间才重新裱好，完整如新。我对他们认真、细致、严谨的工匠精神深为钦佩，除上海博物馆外，拿到别的地方修复，我还真放心不下。 1999年4月，《三高图》重回桐乡君匋艺术院。当徐徐展开《三高图》画芯时，我竟找不到原来油漆染污的地方，绢面也看不到有异样变色，感觉整幅作品的画面更加神采焕发，不得不佩服上海博物馆裱画师们的回天之力。君匋艺术院的书画藏品，钱老捐献时都早已精心裱装好，他老人家多次对我谈起这些古画到他手中后，他花了多少钱、如何请人修复重裱的故事，因此入藏君匋艺术院后，藏品都还没有进行过重新装裱，这幅陈洪绶的《三高图》因为有此曲折，才重新进行了装裱，也算是一个特例吧！ 无论是对诸暨博物馆，还是对浙江省博物馆、君匋艺术院，这起事故都是一次文物安全的生动教育。对待文物必须事事小心，一丝不苟，严肃认真，敬畏之心常怀！
本文节选自桐乡市政协文教卫体与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鲍复兴著《流光记忆》，选入本刊时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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