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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确诊癌症的那一天，是2016年的四月。究竟是四月的几号，我忘了。我应该记得的，可是我忘了。 只是记得穿着高跟鞋的女医生走了进来，每次隔老远我都能听见她的鞋跟叩击走廊地板的声音，铿锵有力。这时候，我要是在玩手机，就会立马把手机塞到枕头底下，发呆的话，也会马上回过神来看着她，像小学生敬畏老师一般。没有什么匪夷所思的原因，我只是想让她知道，我尊重她，以及她的工作。 她走了进来，例行公事的看了我一眼，依旧神情严肃。医生一旦严肃起来我就紧张，不过这一次我没有，因为他的后面还跟着一大群亦步亦趋的实习医生，显然她很有必要在他们面前做出为人师表的派头来。 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小伙子今天可以出院了。”她语气轻松到与神情不搭。 她不是我的主治医生，所以她不清楚我的状况也是情有可原。 旁边的实习医生便递给她一份病例报告，她捧在手里，头一次语气凝重：“这……转科吧。”然后抬头看了我一眼。我的心往下一沉，突然对她有点抱歉。 在此之前，活检的结果我爸爸就已经告诉我了。 “恶性肿瘤，要做化疗。”说完他便呜咽起来，以至于说话的声音也变了。彼时我们站在医院走廊的尽头，透过玻璃窗子可以看见外面的世界阳光鼎盛自由自在，我向下望去，行人小如蚂蚁，没有动乱与车祸，一切如常，只是生命里即将过去的最平凡的一天罢了。 我回头看着我爸，手忙脚乱的开始安慰他。 这不是他第一次为我哭。上一次是三月里他听说我要做手术，电话里的他平静的像是在聊别人家的事，嘱托我向老师请好假，他马上就回来。 这是我爸外出打工的第17个年头，大约是我三岁的时候，他便和我妈一同离开了家。从此每年我见他们的时间便少之又少，只有过年的几天年假，可两三天又都耗费在路途上，真正一家人阖家欢乐的日子实打实的算下来，一年到头也仅仅只有七八天左右。 小时候我最喜欢过年了，过年才能见到爸爸和妈妈。 转眼十多年过去，我上了高中，父母也从原先的工厂离了职，辗转去了河北开了间早餐店，买小笼包。说是早餐店，其实是从早卖到晚，五点不到便起床，直到晚八点街道上人迹罕至他们才舍得关门休息。 方才他口中的“回来”，便是从河北启程。 我站在武汉同济医院的门口，隔老远就看到有人招手，接着我爸便走了过来。他穿着我高中弃置了的一件旧毛衣，看起来十分滑稽。我们话不多，托着箱子便挂了门诊。 我的脾脏上面长了一颗肿瘤，这是前一段时间我体检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医生说要做手术，我才联系了千里之外的父母。 那时候似乎谁都没有当回事，直到他知道这可能并不是一个小手术。当医生说只能把整个脾脏全部切除时，我爸抗拒的摆了摆手，径直推门走了出去。走出诊室的那一刻他便哭了，边推着箱子边哭，医院里人潮涌动，下手扶梯的时候，有不少人好奇的打量他。 “别哭了，不就是做个手术吗？”我一边安慰他，心里其实颇为不满。我接受的教育里，父亲永远是山一样的形象，是足以信赖的依靠，这十几年来，我和他相处的时间虽寥寥无几，可我心里早就擅自将他塑造成那样的存在。 “不是……我就是……就是……觉得你还那么年轻……”他几乎话不成句，眼泪大颗大颗的掉下来，悲伤到不能自已。 我也沉默了，在一棵叫不出名字的树下停了下来。三个人里只有我妈最正常，这里面有个特殊的原因——她的耳朵不好，我始终不愿意说她耳背。大概是从初中开始，她每年回家独自一人出门我就会很紧张，一般人交谈的音量对她而言过小，我就待在她身边充当她的翻译，等别人说完她要是没听见，我就再转述一遍。这时候，对方往往露出狐疑，我便率先开口，“她耳朵不太好。”将那句有可能出现的“你妈耳背”扼杀在摇篮里。 这种日子时常令我提心吊胆，可没办法，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不礼貌的人。 我妈却是不介意的，她总是笑笑，“年纪大了，耳背。” 就好比此时，她虽然一起进了诊室，可医生的话，仿佛断断续续的电波，她听清了几个字，却还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医生怎么说？”她关切的问。 我一字一顿的跟她解释清楚，确保她能够听见每一个字，她听明白了，便会认真的点头，这时她就点了。 “没事的，现在的医学这么发达。”她笃定的安慰我。 我潦草的敷衍着她，心里想着别的事情。这时我爸又开口了，他抹了一把眼泪，骂道：“我放你妈的臭屁！整个切掉啊，还没事？你个猪脑子。”他的声音里还带着哭腔，语气是一如既往的咆哮。 他们两人的婚姻并不美满，这几年更甚。过年回家寥寥数日，总得挪几天出来留给争吵，以前我每次都是帮着我妈的，在我看来，她温柔，勤劳，漂亮，嫁给我爸实在是委屈她了。可这会儿我小性子上来，不想管了，一个人径直向前走去。他们这才停止争吵，追了上来。 我们随便找了一家小馆子吃了顿饭，肚子饱了，我爸的理智也回来了。 “手术就手术吧。”他像是认命了一般，随即又看向我“你不要怕，这可是华中地区最好的医院。”说完眼泪又漫了上来。 我夹着菜也不看他，“我不怕，就怕你怕。” 说实话，我有点受够了他的眼泪。 “我这人吧。”他接着说，“你别看我脾气暴躁，又冲动。可只要是你有事，我就没办法，我也不想哭，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我默默的听他说完，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这些年来，我们没什么交流，电话里基本上是他对我肆无忌惮的干涉。不准干这，不准干那。这个危险，那个危险。我在他远距离的庇护里长大，对他的感情充满矛盾，我最爱的就是他，却从来不想让他知道。他也无条件的包容我突如其来的冷漠，十几年，都是这么过来的。 吃完饭，我们便办理了入院，在毫无人情味儿的雪白的房子里住了下来。 那一年，我二十一岁，在武汉一所再普通不过的高校里念大二，那时候还以为是一次简单的生病，一个月之后，我的人生天翻地覆。（未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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