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臧振 一、良渚文化兴衰之成为问题 任何文化都有它的兴衰过程，但良渚文化的兴衰绝不同于一般文化——它的兴起和消亡都十分突然。 新石器时代是一个以石器制作为主要工业的时代，石器工艺技术的最高水平是玉作业。玉器的制作代表了那个时代最高的工艺技术水平，玉器的使用又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风貌，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精神追求。 良渚文化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精美绝伦的玉器和规模宏大、神秘莫测的玉文化；玉器制作和使用伴随着良渚文化的始终。因此可以说，“玉文化”是良渚文化的灵魂和生命。我们研究良渚文化的兴衰，应该围绕着良渚“玉文化”的兴衰来思考。 笔者在六年前曾有一篇小文《细玉沟访古》［1］，其中说到一般来说玉文化兴起应有的过程：地矿学家已经证明，先民对玉的判别能力是很强的［2］。在旧石器时代，原始人已着意选择坚韧致密的石料制作石器；玉料一旦被人们发现，必定会采来制作石器。可以相信，石器时代尤其是新石器时代，先民为了寻找制作石器的最佳原料，在数千年时间里，必定踏遍了所有河滩，敲遍了所有山冈；对于各种矿石的特性和产地，他们是了如指掌的。因此，在古玉矿附近，总能发现用玉料制作的实用工具。 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玉质工具，是辽宁海城小孤山的一柄玉斧。（这是一柄打制斧，其时代上万年前，属旧石器。）其原料来自一山之隔的岫岩县细玉沟［3］。辽宁东沟后洼遗址下层，出土横剖面椭圆形弧刃玉斧、小型长条玉石凿等，时代接近新乐下层和小珠山下层，距今约七八千年［4］。这里距岫岩约100公里，在古人也就是两天的路程。黑龙江考古工作者在松嫩平原等地发现的105件新石器时代玉器中，有斧14件、铲2件、凿1件。原作者认为是“礼器”，笔者从报告附图看，认为是实用工具。这些玉器的原料，据作者判断，“应来自辽宁岫岩，宽甸一带”［5］。俄罗斯境内贝加尔湖附近萨彦岭有玉矿，人们在这里发现了约5000年前制作的玉斧；新疆和田多产美玉，20世纪初，斯坦因和伯希和曾在罗布淖尔和库车发现过玉斧、玉镞等［6］。当代科考队也在楼兰古城废墟中捡到过玉斧［7］。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玉斧，“形制比较厚重，形体成扁椭圆形，重量和大小都适宜人们在劳动中使用”［8］。凌家滩玉料经氩氩定年法测定，“为邻近地区其他燕山期生成的材料”［9］。 如果太湖周围存在古玉矿，而良渚玉器又是“就地取材”，那么，这里就应该存在用玉料制作实用工具的阶段。然而，从河姆渡第四层早期的石斧，到马家浜的穿孔斧，到崧泽磨制精致的穿孔石斧和锛、凿，没有用玉料制作的。过去报道过的河姆渡、马家浜的玉佩饰件，经闻广先生验证并非真玉［10］。到崧泽文化的中后期，忽然出现了真玉制作的装饰品，到良渚文化时期出现了大量玉器，包括用于礼仪的玉钺，殓葬的琮璧和各种佩饰件等。可以肯定地说，这里的玉料并非本地所产，而是通过经济文化交流来自他乡。由此可见，以精美玉器为特征的良渚文化，是突然勃兴于具区泽东南这片宝地。 关于良渚文化的突然衰亡，就笔者所知，这是困扰俞伟超先生多年的一个问题。在《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衰变的奥秘》［11］中，俞先生说道： 一到接近距今4000年时，情况忽然大变，龙山文化突变为岳石文化，良渚文化也突变为马桥、湖熟等文化。龙山与岳石，良渚与马桥、湖熟，时代虽前后相接，文化面貌却缺乏紧密的承袭关系……岳石与马桥、湖熟诸文化遗址的分布密度、居址的面积，乃至文化本身的生产、生活水平，又皆远远小于或低于龙山、良渚文化……岳石、马桥、湖熟诸文化就好像是当地新出现的一种比从前落后的新文化。 与此同时，黄河中游的河南龙山文化则继续向前发展，在豫西嵩、洛一带演变为二里头文化，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从《尚书�禹贡》的记载看，这个王朝又通过纳贡的方式而统治了所谓“九州”的广大区域。俞先生问道：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历史大变化？ 俞先生认为，是四千多年前发生的一场延续了若干年的特大洪水导致龙山、良渚先民无以为生。 我们的看法：洪水形成一片汪洋，不至于持续若干年，先民要恢复生产，也不需要过很长时间；俞先生所引尧舜时“洪水滔天”也只是在黄河流域，在长江下游是否同时有这样的洪水？于史无证。且黄河的泛滥并没有导致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文化发展的断裂，“大洪水”却导致以丘陵地区为主的山东半岛和山河交错的太湖周边文化的断裂和衰变，这是说不过去的。 二、良渚文化兴衰的原因——玉料来源问题 一种文化的兴衰，会不会取决于支撑该文化的某一种物质条件的存在与丧失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举例来说：20世纪中期，国家对钢铁的急需使原始森林密布、瘴疠弥漫无人居住的金沙江渡口变成了繁荣的攀枝花市。20世纪60—70年代，汽车工业、塑料工业在中国勃兴之时，因为蕴藏石油，寂静的准噶尔盆地里出现了热闹的克拉玛依市，荒凉的嫩江平原上崛起了大庆市。20世纪90年代，由于神府大煤田的发现，贫瘠无比的陕北神木，在短短10余年间变成了高楼林立富甲西北的大县。我们可以想象，数十年、数百年后，仅仅由于矿脉断绝，这些城市及其文化就会衰落。 笔者再举两个失去货物通衢地位之后文化衰落的例证。（一）在明清时期，秦晋之间的黄河曾经是纤歌入云、舟行如织，两岸曾有许多经济文化繁荣的集镇，还出过不少进士举人，留下不少诗文（见于各《县志》）。自从有了汽车和公路，黄河航运凋零。今日再看这些集镇，已成穷乡僻壤，甚者几成“无何有之乡”。（二）14—15世纪，作为丝绸之路西端的意大利北部城市的手工业是欧洲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地；而在达�伽马发现绕过好望角通往印度的新航路之后，丝绸之路凋零，意大利北部城市逆转，手工业工人大批返回农村；而掌握了新航线的葡萄牙和靠近东西方货物集散地的英、法、尼德兰等地城市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世界格局为之大变。 如果充分认识到玉料、玉器在哪个时代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就不难找到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衰变的原因。 前面我们已经回答了问题的前一半：良渚玉料不是“就地取材”。 就在笔者六年前发表小文《细玉沟访古》的《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三编》中，笔者高兴地看到古方先生的大作：《岫岩软玉与良渚文化部分玉料来源的关系》。古方先生首先同意闻广、荆志纯在福泉山发掘报告中认为的，江苏溧阳小梅岭“曾是良渚玉料的产地之一”。笔者因为此前已认定良渚玉料“不是就地取材”，曾对此不以为然。读过古方先生论文，方知事情复杂。良渚玉中呈斑杂结构质地较差者，或许应出自小梅岭。但若说小梅岭这类玉料“曾为史前先民大量开采和使用”［12］，则笔者未敢苟同。因为在良渚文化中，玉料已被神话，先民必定要不遗余力寻找符合要求的美玉；同时，在先秦文献中，“扬州”是不产美玉的。 那么，良渚玉料来自何方？古方先生文章的主题是论证“辽东半岛丰富的岫岩软玉资源自然而然地成为良渚优质玉料的来源之一”。这令笔者喜出望外！觉得有了同道或知音。然而作为严谨的学者，古方先生措辞比较慎重。笔者半路出家涉足考古，难免有些冒失，因此具体看法还有所不同。 在六年前小文《细玉沟访古》中，笔者从一系列考古资料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至少有相当大的成分的良渚玉料来自北方，来自辽宁的岫岩。”［13］ 首先，笔者指出：人们往往认为原始人的活动范围只能局限于居地周围，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的取得，也只能“就近取材”，这种观点是想当然造成的误解。“从一万年前那次冰川从温带退去开始，先民大大扩大了活动范围。数千年间，他们积累了惊人丰富的天文地理知识。苏秉琦先生发现，从距今约六千年前后开始，各区系类型文化之间通过裂变、撞击、融合，文化交流的规模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14］ 笔者引王仁湘先生对“花瓣纹”或“旋文”的研究为例：“旋纹从一时一地形成，在完成起源的过程后，迅速向周围传播，以不变的方式或变化的方式流传，几乎覆盖了中国史前文化较为发达的全部地区……正是由旋纹图案的传播，我们看到了中国史前时代在距今6000年前后拥有了一个共同的认知体系。”［15］ 笔者认为：“既然陶器纹饰都会有这样广泛的传播，那原始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物质资料通过长途运输或辗转交易，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解了玉器在那个时代的重要性，对于先民以惊人的能力从远方取得玉矿，又以旷日持久的琢磨使之成为重器，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16］ 古方先生文中指出：岫岩软玉的输入路线，是从辽东半岛南部沿海出发，渡过渤海海峡到达胶东半岛，再向西南入山东腹地，折向南到江苏北部进入良渚文化分布区［17］。 笔者对此完全同意并且进行了具体论证：苏北阜宁陆庄遗址，地处太湖到渤海间的交通要道上，遗存具有明显的良渚文化特征，被一些学者作为良渚文化“最后北上消融于中原文化的证据”［18］。然而一个长期定居的遗址，不应当只是临时路过的痕迹。 再往北，人们在新沂花厅一片大汶口文化墓地的北边，发现了一片良渚文化因素十分明确的墓地。有学者推测可能是“良渚远征军”溃败后的墓地［19］。然而从墓葬内涵看，很难想象墓主是同时战死之士。墓中往往随葬多件陶器及玉器，陶器早的有崧泽文化的遗风，有属于良渚文化四期中第二期的，有属于良渚文化六段中第四段的［20］。由此可知，花厅墓地北区良渚人不是同一个时间埋入的。若说附近有良渚人“北渐”的定居点，然墓中陶器又非当地所制，而是环太湖地区的产品［21］。可以说，死者不是定居此地，而是来自环太湖地区，在长约千年的时间里陆续葬入此处的。这样的墓地足可令考古学家迷惑。如果将此地视作良渚人为埋葬长期往返转运矿物的死难者，而从墓地南区（属大汶口文化）主人那里购得的一片墓地，那就可以清楚了。 如果将阜宁陆庄和新沂花厅视作良渚文化“北渐”的证据，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在大汶口之后的龙山文化中，实在很难找到良渚文化因素的影响，‘北上’之后似乎还是一片空白。”［22］原因很简单，这些良渚人只不过是过路人；他们的“情结”不在山东而在辽宁，因为那里有玉矿。 环渤海考古学研究发现，距今六千年到四千年间，由庙岛群岛跨过海峡，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 二十多年前苏秉琦先生就指出：“辽宁辽东半岛地区，以半岛东侧新发掘的旅顺郭家村，长海县几处遗址为代表，同山东胶东半岛的莱州湾一带文化特征面貌接近而有别于辽宁其他地区。从它所出的生产工具种类、特征看，明显地反映出两地在经济生活上的相似，从而说明两地区在民族文化传统上的渊源及其密切关系。”［23］ 孙守道、郭大顺先生进一步指出:“辽东半岛古文化对山东半岛的影响还只限于山东岛屿，尚未有登上半岛进入内陆的迹象，而山东半岛对辽东半岛的影响要强烈、深厚得多，其遗存迹象不仅在长山群岛的大长山岛、广鹿岛岛屿上处处可见，在辽东半岛南端以至延伸到山地也可见到。”［24］ 他们认为，原因在于，“山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较辽东半岛的土著文化发达、先进”。我们认为，更主要的原因是：北进的人们为的是要索取千山山脉蕴藏的真玉！ Suzhou Archeology and Museology ReviewSuzhou Archeology andMuseologyReview 牟永抗、吴汝祚先生在他们那篇著名的论文中提醒人们注意：“1982年在渤海湾的庙岛群岛的大竹岛附近海域内，打捞起一件细绳纹陶釜。这种陶釜，不见于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也不见于环渤海湾的诸史前文化，可能是长江下游地区史前居民的遗物。”［25］二位先生指出，这是与海上交通有关的一个证据。那么长江下游的史前居民跑到渤海湾门户的这一个岛屿上来干什么？我们的看法：这是良渚先民到辽东取玉料的证据；他们显然不是要到这个岛屿，而是要到岫岩，到细玉沟！ 海底沉陶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深信在千山东麓能找到寻宝人的遗踪。 《中国文物报》1988年2月12日报道：“辽宁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去年9月17至10月27日，在对岫岩县孙家茔遗址和坝墙里北沟遗址进行的发掘报告和钻探中，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出土了大批陶器、生产工具、装饰品及圆形半地穴式房址……遗址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发现的有六千年左右的压印陶纹，晚期约当四千年左右，是这个遗址主要文化堆积。这一时期出土大量新颖的刻划几何纹、人字纹、突纹和附加堆纹陶……是一种新的文化类型。三环足器是山东龙山文化典型器物，这就说明早在四千五百年前，岫岩地区就与山东半岛有着经济文化联系……当时人们过着长期定居生活……遗址中出土的岫玉制成的石凿，是研究岫玉开发史的宝贵资料。”［26］ 在这既非原野又非草场的地方，人们过着定居生活，遗址面积达42万平方米，文化堆积达15米，时间延续近两千年！这些并非土著的南方人，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报道说当时人们以农业为主，兼营捕捞和狩猎。笔者的看法是，他们以采集玉料为主，兼营农业和狩猎。不知妥否？ 从长江下游，经苏北胶东越海峡入辽东直抵辽宁岫岩，这是良渚文化的生命线。千钧一发，良渚文化的兴衰系于此线。 三、矿脉断绝，良渚人遭遇灭国之灾 继红山文化之后，良渚玉文化辉煌了上千年！然而在距今约四千二三百年前后，岫岩软玉矿脉断绝了！证明岫岩软玉矿断绝的直接证据是，分布于红山文化旧地，距今4000—3500年左右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用玉风俗已经衰落。“男性墓中随葬有石斧、钺，其质料不适于实用，但制作工艺却较精致”，表明已不能得到玉料；偶见有精致的玉石装饰品，却“并不都出在礼遇隆重的墓中”，可见当地尚玉之风已不能维持。到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玉器制品荡然无存［27］。 须知夏家店下层和上层，正是中原盛行用玉的夏商周三代时期！ 在文献中，我们可以找到东北地区矿脉断绝的证据。 《尚书�禹贡》九州，东北方向无州。据《舜典》“肇十有二州”孔《疏》，冀州兼幽、并二州之地，幽州兼有北裔。冀州所贡，唯有“岛夷皮服”；由此可知，东北方向无玉可贡。九州中，贡玉的有扬州（长江下游），其贡“瑶琨”；梁州（含岷山），其贡“璆”；雍州（含祁连、昆仑），其贡“球琳琅玕”。“瑶琨”，孔《疏》：“美石似玉者也……王肃云：‘瑶琨，美石次玉者也’”，笔者认为应即雨花石、玛瑙之类；由此可见，扬州并无真玉可贡（此可作良渚美玉玉料非“就地取材”的旁证）。“璆”与“球琳”，孔《疏》皆云“美玉”。梁、雍二州产美玉、贡真玉，与我们今日之地矿知识大体一致。 《逸周书�王会》附《伊尹四方令》，令四方因其所有贡献朝廷；东方所献皆珍禽异兽之类，唯正北所献有“白玉”。其所谓“正北”之国，有大夏、莎车、月氏等，可知其实含西北，然则此处“白玉”源自昆山，出于于田。 《尚书�顾命》载成王崩，康王继位仪式，陈列宝物，有“夷玉”之名。“夷玉”，郑玄说是“东北之珣玗琪”。按《淮南子�坠形训》“东方之美者，有医巫闾之珣玗琪焉”。医巫闾山，在辽宁阜新南，属红山文化分布区东隅，其山并不产玉。由此可见，淮南王之宾客但知此区出美玉，（实为红山文化遗物）不知玉矿之所在，只能约略东指。其后又有东指冒至于宽甸者，其实宽甸亦不产玉［28］。 由此可知，岫岩软玉矿脉断绝已有四千年以上的历史。 岫岩软玉矿脉断绝，对于良渚人意味着什么？ 请允许我们再强调一下玉器在那个时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从“红山文化”的“唯玉是葬”及其后“良渚文化”中盛行的“玉殓葬”可知，玉为贡献给鬼神的最贵重物品，（笔者认为，玉为神灵食品，）同时也是巫师或贵族最重要的道具或装饰品。在以定居农业为主要生存方式的地区，人们希望的是和谐的人神关系和人际关系；祭玉、飨玉、服玉，殓葬用玉，玉文化传达了人们的愿望，达到了和谐人神关系和人际关系的目的；同时，玉的丽质又给人以纯洁和真善美的感受，在道德观念和社会行为规范上，铸就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生存模式，“礼仪之邦”亦由此肇始。 在距今约四千二三百年前后，一方面是经两千年开掘的岫岩软玉矿脉断绝了，另一方面是一种新的生产力、新的文化体系——青铜文化在中原崛起。与此同时，大禹治水使华北平原辽阔沃野农业空前繁荣，部落迅速繁衍，“烝民乃粒，万邦作乂”（《尚书�益稷》），为青铜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玉器作为祭祀礼品和巫术道具与青铜器并不矛盾，玉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但不会被青铜取代，而且是更加迫切地大量地需要。美玉将与青铜器皿结合起来形成高度发达的三代礼乐文明。 在青铜时代到来之时，良渚文化军事仪仗，祭祀礼品和佩饰品的“玉器化”，乃是中原各族尤其是部落联盟首领欣赏羡慕向往的宝物。 以美玉制作独步一时的良渚文化，必定面临着给强大的中原部落联盟进贡玉器表示臣服的命运。然而，矿脉断绝！这就意味着，良渚人面临灭顶之灾！ 标志着良渚文化结束和青铜时代到来的事件，是禹对防风氏的征伐和消灭。这一重大事件，史籍有明确记载。 《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旧注据《周礼》解此处“执玉、帛”为执“六瑞”以示等级，欠妥；近人据《书�序》“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解万国以玉、帛为贡，表示臣服，甚是。 正值大禹时，以玉器闻名的防风氏竟然无玉可贡，于是，禹南巡会稽。事见《国语�鲁语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防风氏……守封隅之山者也。” 《史记�夏本纪》：“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自虞夏时，贡赋备矣……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会稽”即“会计”——禹渡江南征，向防风氏“算账”来了。长江江阔浪险，杀戮争战激烈，禹讨灭了防风氏，而自己竟至死于此地，遂葬于此，命其山曰“会稽山”。 文献中的“防风氏”与良渚文化的主人是什么关系？ 自良渚文化定名之后，因其分布地区、存在时间均与史载之防风氏重合，即有先秦史学家多次指出，良渚文化即史料记载中的防风氏之国。如方酉生先生就明确指出,“以余杭为中心面积约50平方公里的良渚文化，就是历史上的防风国”［29］，对此，本文不拟赘为论证了，但还有一点需要解说，还有几句想加补充。 需要解说的是：史籍关于防风氏的记载不是“神话”。董楚平、钟伟今等先生囿于上世纪中期以前“神话学”研究之传统，径称史书有关防风氏的记载为“神话”［30］，我们认为这是不妥当的。 神话学者对原始时代留下来的“神话”有各种解释，或认为是原始人对历史的渲染，或认为是原始人的冥想创作。实际上，被神话学者看做“神话”的上古记载不是闲来无事的消遣，不是诗歌或空中楼阁，而是人们极其慎重地传诵着的文化。深入原始部落的人类学家们发现，“神话”与原始人的图腾观念、巫术或原始宗教不可分离地融汇在一起；在巫术或宗教仪式上，与讲述“神话”时的气氛结合着，融入人们的情感，令人陶醉、庄重、成熟，令族众团结、事业顺利。“神话”是影响全体族人命运的实体，是他们的社会生活本身；原始人是生活在被今人视作“神话”的状态之中的。 也许正是由于不了解这一点，大多经过正规训练的考古学家至今不愿意将良渚文化与“防风神话”联系起来。 也许正是由于这点，严谨的学者方酉生先生在他的文章《从良渚文化的衰落说到防风国及与夏王朝的关系》［31］中，为了论证“良渚文化就是历史上的防风国”，不得已将“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一语中的“神”字，径直改为“臣”字。这当然也是十分不妥当的。 笔者想加以补充的是：史书中防风氏所守“封、隅之山”，有可能即是当代考古发现之反山、瑶山。《国语�鲁语下》载孔子答吴国使者问，说到“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后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段话： 客曰：“敢问谁守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之守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为漆姓；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 这段话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良渚文化消亡及其族众后来去向的宝贵资料。 古人定居某地，必以“山川之灵”为其族众之保护神，且认为本族首长可与神灵沟通而成为“社稷之守”，且可代表神灵与外界交往。其首领去世，葬于灵山，自然神与祖先神必然逐渐合而为一。当外来部落联盟凌驾于其上时，通过纳贡表示臣服，被封为“公爵”、“侯爵”，归属于孔子所谓“王者”亦即部落联盟首长。（这也是“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的正确解说——“群神”即诸位公侯。）孔子以其博闻强识，知防风氏世世守护之灵山为“封隅之山”。“封隅之山”既是防风氏保护神之所凭依，亦是祖坟之所在，无数珍宝之所在；关乎本族存亡，必要誓死守卫。 “封隅之山”，《国语》韦昭注：“封，封山；隅，隅山。在今吴郡永安县。”永安，晋太康元年改为武康县，即今湖州市德清县政府所在地。此地东南距良渚镇不足百里。这一带正是良渚文化中心地区。据《路史�国名纪》注引《吴兴记》：“嵎山在风渚山东二百步……《寰宇记》云，以禁樵采曰‘封山’，山东南二十里有嵎山。” 按今日考古发现，良渚文化之反山、瑶山，“高台土冢”、“祭坛”，大墓出“琮王”、“神徽”、玉钺及成批玉璧等数以千计，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论其地理位置、论其显赫程度，足可以与防风氏所守“封、嵎之山”相当。查上古音韵，“反”与“封”声母相同，韵母相近；嵎山应即隅山，与瑶山之“瑶”声韵亦近。由此笔者贸然认为，很有可能，反山、瑶山即防风氏所守之“封、隅之山”。尽管此二山名与附近不少山名数千年间会有不少变化，但现今其所出土祭坛、大墓及无数珍宝，足可令人理解孔子所说防风氏“守封隅之山”的道理。 四、对几种不同意见的批评 近年来，对于良渚文化衰亡原因的探讨已成为热门话题。例如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国际良渚文化研究中心编《良渚文化探秘》［32］，收录论文27篇，竟有21篇是在谈论良渚文化衰亡问题，给人以“铺天盖地”的感觉。笔者一一认真读过。除了方酉生先生的那篇文章之外［33］，其余诸篇实在不敢苟同。 笔者还有幸拜读了尊敬的吴汝祚先生与徐吉军合著的《良渚文化兴衰史》［34］，王心喜著《杭州史前文化研究》［35］以及一些杂志上发表的较有代表性的文章。经反复推敲，觉得目前流行的诸如“洪水、海浸”说，“北上扩张”说， “享乐腐败”说，“内部矛盾”说，还有所谓“生态破坏”说，“未曾消失”说等等，都难以接受。 下面笔者略陈管见，讲讲“不敢苟同”的原因。 “气候异常，洪水泛滥”。这一点本文前面已有批评，这里再加一句：“大禹治水”，古籍多有记载。《史记》载禹“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洫”（《夏本纪》），“股无胈，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黧黑，遂以死于外”（《李斯列传》）。上古先民之艰苦卓绝奋斗精神，令后世君王不敢望其项背。今人肆意夸大洪水灾祸，随意怀疑先民生存能力，实不足取。 “北上扩张”、“举族北迁”。似乎良渚文化晚期，中国历史已进入春秋战国，如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要到中原争夺霸权。更有甚者，说夏文化来自东南，良渚人北上建立了夏王朝。据我们的了解，原始时代，在农业经济区，人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为氏族、部落，生活在浓郁的鬼神观念笼罩之中；其所居山川是上帝所赐，如防风氏之“守封隅之山”。世守其职，安土重迁，怎么能随意放弃？又怎么能随意去侵夺别人的土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只能由部落联盟首长转化而来，夏王禹、启等，不过是“诸侯之长”；怎么可能像秦汉时期，由军队征服各地，建立君主专制政权？ 禹所杀之防风氏不过是“汪芒氏之君”，其后人，“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夏、商时期，汪芒氏一直居于旧地。据《国语》韦昭《注》：“周世，其国北迁为长狄也”。让我们依据文献，考证一下防风氏“北迁”及其最后灭亡的时间。 据《春秋左氏传》文公十一年（前616年）载：“初，宋武公之世，鄋瞒伐宋”；“齐襄公之二年（前696年），鄋瞒伐齐……卫人获其弟简如”；“（文公十一年，前616年）鄋瞒侵齐，遂伐我（鲁）……冬十月甲午，败狄于咸，获长狄侨如”；宣公十五年（前594年），“晋之灭潞也，获侨如之弟焚如”，“鄋瞒由是遂亡”。“鄋瞒”，杜预《注》：“狄国名，防风之后，漆姓。”《左传》文公十一年记叙了鄋瞒北上后袭扰中原宋、齐、卫、鲁、晋等国的过程。宋武公，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知其公元前765—748年在位。若是，则防风后裔北上约在东周初年；春秋中期之宣公十五年，最后灭亡，前后长达一个半世纪。又据《春秋穀梁传》文公十一年：“长狄也，弟兄三人，跌宕中国，瓦石不能害。”可知良渚人后裔北上之后，左冲右突辗转征战，最后在今山西东南亡于晋国。 笔者基本相信《左传》、《国语》所载为历史真实。鄙见以为，史学研究还是要尊重史料，不可置史料于不顾，随意驰骋想象。 “享乐腐败”、“内部矛盾”。这类观点把寻找良渚文化衰亡原因的目光转向了“自身机制即内因”，似乎颇有新意。例如，说良渚文化的衰败原因，“在于它过度发达的神权政治。神权政治的一个通病，就是全社会把最好的产品贡献给神灵，这势必造成社会生产的巨大浪费……可以说，良渚文化因神权泛滥而衰败”［36］。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现代无神论者的眼光。它是否适合评判原始时代“社会机制”？很值得怀疑。神权“过度”与否？贡品“浪费”与否？应该由先民自己去判断。孔子自己是“事鬼敬神而远之”的，然而对于距他千余年前的大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论语�泰伯》）并不认为过分，而是赞赏备至。事实上，在当时，这种精神是凝聚族众、战胜困难的前提。 再如，说良渚文化“盛极而衰”是由于“四个过分”：“过分频繁的宗教仪式、过分浩大的宗教祭祀场所的修建、过分奢华的神器制造和过分排场的厚葬”［37］。由此导致部族的灭亡。似乎原始先民可能会没有自我调节能力而有所谓“四个过分”。作者又说：“纵观各地史前文化的兴衰过程，可以看到一种现象：修建的巨型祭祀场所规模越大，投入与精神信仰有关的奢华物品生产的精力越多，原始宗教信仰越发达，该集团往往衰亡得就越早，越惨。”鄙人反复推敲，总觉得作者是在用今人观念想象古人；对于原始宗教信仰与该集团族众之间的互动，了解得还不够真切。其原因，很可能是在理论上，很可能是由于多年来学术界把“阶级分化、对立、斗争”的概念尽力提早和夸大的结果。 这个问题很大，这里只能简单说说。 首先要说的是，原始集团的首领与族众之间不是对立的关系。所谓“原始集团”，恩格斯晚年称其为“家族公社”，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凝聚在一起，一个老祖宗的后代，共同据有一片土地，集体耕作或定期分配给各家使用；与此同时，全体成员被共同的保护神庇护，浓郁的鬼神观念笼罩整个社会生活；为维护群体生存，首领随时准备牺牲自己；首领不可能任性胡来。 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该文中，作者列举不同阶段的原始宗教对于原始社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是很不错的。然而在最后，作者忽然加了一个“原始宗教的异常发展”即“四个过分”的环节，并且认为它可以摧毁经济基础甚至令其自身灭亡。这一点，确实令人难以接受。 这几个“过分”环节，又令人感到那是一个完全受制于部落酋豪欲望无限扩张，而神灵的保护、调节机制完全不存在的阶段。我们认为，在那个时代，这样的情况是不会出现的。这里的“异常”或“过分”完全是当代无神论考古学家自己的感受，绝不是原始先民的认识。为了设计这个阶段，作者对于颛顼“绝地天通”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似乎也做了过高的估计。我们认为，家族公社作为社会基层组织在中国一直存在到夏商西周时期。良渚时代，那是一个不受“阶级斗争规律”支配的时代，牢固的血缘关系和浓郁的鬼神观念是社会的支柱。神灵意志通过各种不祥征兆“谴告”人们，有所节制、有所调整，而不会令社会内部矛盾尖锐到摧毁整个文化。这样，在我们眼里，作者所谓“四个过分”，实际是该族群生存环境险恶、先民奋斗艰苦卓绝的证据，而不是古国、古部族消亡的原因。 我们认为，古国、古部族消亡的原因，不是由于“自身机制即内因”，而是由于外力。古部族的“自身机制”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动辄存在数百年、上千年甚至数千年！良渚文化不是存在了上千年吗？没有外部原因它是不会忽然消亡的。我们这样说是否违背了辩证法呢？我们知道，所谓“内因是决定因素”是对辩证法最简略、通俗的解说。复杂事物存在多种层次。在低层次看是“外因”，在高层次看很可能就是“内因”。原始部落的“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是居于部落群体之上的“更高层次的第三规定”［38］这种“外力”常常是不可抗拒的，是决定因素。 反复推敲，窃以为，还是鄙人“矿脉断绝”、“禹伐防风”说比较在理。 注释： ［1］臧振：《细玉沟访古》，载《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三编》，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188—205页。 ［2］闻广：a《辩玉》，《文物》1992年第7期；b《中国古玉地质考古学研究的续进展》，《故宫学术季刊》1993年秋。 ［3］刘俊勇：《大连出土的岫玉器及有关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2期。 ［4］许玉林：《后洼遗址考古新发现与研究》，载《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 ［5］孙长庆、殷德明、干志耿：《黑龙江新石器时代玉器研究》，载《考古学文化论集（四）》，文物出版社1997年。 ［6］夏鼐：《有关安阳殷墟玉器的几个问题》，载《殷墟玉器》，文物出版社1982年，注4、5，第7页。 ［7］梵人等：《玉石之路》，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第165页。 ［8］张敬国：《凌家滩玉器》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4页。 ［9］周述蓉等：《氩氩定年法在玉器文化考古研究之应用》（论文提要），载《中国玉文化玉学第四届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大会秘书处2004年5月。 ［10］闻广：《中国古玉地质考古学研究的续进展》，《故宫学术季刊》1993年秋，第10页，表一。 ［11］俞伟超：《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44页。 ［12］古方：《岫岩软玉与良渚文化部分玉料来源的关系》，载《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三编》，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662页。 ［13］臧振：《细玉沟访古》，载《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三编》，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194页。 ［14］同［13］，第192页。 ［15］王仁湘：《关于中国史前一个认知体系的猜想》，载《中国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89页。 ［16］同［13］，第193页。 ［17］古方：《岫岩软玉与良渚文化部分玉料来源的关系》，载《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三编》，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665页。 ［18］南京博物院考古所等：《江苏阜宁陆庄遗址》，载《东方文明之光》，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转引自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考古学研究（四）》，第95页。 ［19］严文明：《碰撞与征服——花厅墓地埋葬情况思考》，《文物天地》1990年第6期。 ［20］宋健：《环太湖地区文明进程的新课题》，载《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48页。 ［21］池锦祺：《中国新沂市新石器时期古陶器的产地分析研究》，载《东方文明之光》，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转引自宋健：《环太湖地区文明进程的新课题》，载《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3年。 ［22］秦岭：《良渚文化的研究现状及相关问题》，载《考古学研究（四）》，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95页。 ［23］苏秉琦：《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载《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62页。 ［24］孙守道、郭大顺：《辽宁环渤海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载《考古学文化论集（四）》，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9页。 ［25］牟永抗、吴汝祚：《论玉器时代》，载《考古学文化论集（四）》，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80页。 ［26］许玉林、杨永芳：《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考古又有重要发现：岫岩发掘出一种新的文化类型》，《中国文物报》1988年2月12日。 ［27］《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569—571页。 ［28］栾秉璈：《中国新石器时代出土古玉研究现状》：“宽甸不产闪玉石，请不要再误传”，见《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四编》，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6月，第187页。 ［29］方酉生：《从良渚文化的衰落说到防风国及与夏王朝的关系》，见《良渚文化探秘》，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8页。 ［30］例如董楚平：《防风氏的历史与神话》，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钟伟今：《防风氏神话研究》，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 ［31］方酉生：《从良渚文化的衰落说到防风国及与夏王朝的关系》，见《良渚文化探秘》，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5—239页。 ［32］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国际良渚文化研究中心：《良渚文化探秘》，人民出版社2006年。 ［33］方酉生：《从良渚文化的衰落说到防风国及与夏王朝的关系》：“良渚文化（防风国）的衰落（消亡），是由‘禹会群臣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所造成的”，见《良渚文化探秘》，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6页。 ［34］吴汝祚、徐吉军：《良渚文化兴衰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35］王心喜：《杭州史前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 ［36］同［35］，第168页。 ［37］王巍：《论原始宗教与祭祀在王权与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总第二期。 ［38］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73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