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舒国治，一九五二年生于台北。原籍浙江。是六十年代在西洋电影与摇滚乐熏陶下成长的半城半乡少年。七十年代初，原习电影，后注心思于文学，曾以短篇小说《村人遇难记》备受文坛瞩目。一九八三至一九九〇，七年浪迹美国，此后所写，多及旅行，自谓是少年贪玩、叛逆的不加压抑之延伸。而文体自成一格，文白相间，简淡中深富雅韵，论者咸认与他的清简度日有关。常人忽略的清苦生活之美，最受他无尽窥探与咏颂。著有《理想的下午》《门外汉的京都》《流浪集》《台北小吃札记》《穷中谈吃》等。  十多年前，有个朋友与我聊起，他说：“有没有想过，倘有一个公司愿请你担当某个重任，如总经理什么的，年薪六百万之类，但必须全心投入，你会去吗？”我说：“这样的收入，天价一般高，我一辈子也不敢梦见，实在太可能打动我了，但我不会去。为什么？因为我是台湾人；这工作做了十年，不过六千万，六千万在台湾，买房子还买不到像样的；若是不买房子，根本用不了那么大的钱；六千万若拿来花用，享受还只是劣质的。故这六千万，深悉台湾实况的人，根本不用太看得上眼。更主要的，我会想，我的四十五岁至五十五岁这十年，是一生中最宝贵、最要好好抓住的十年，我怎么会轻易就让几千万给交换掉呢？” 时光飞逝，转眼又是十年。我今天想：我的五十五岁至六十五岁的这十年，因更衰老了，更是一生中最宝贵、最要好好抓住的十年，更不会做任何的换钱之举了。 钱，是整个台湾最令人苦乐系之悲欢系之的东西；我这么穷，照说最不敢像前述的那么大言不惭，也非我看得开看得透，这跟不洗澡一样，你只要穷惯了脏惯了，并一径将那份糊涂留着，便也皆过得日子了。我常说我银行存款常只有一千多元，这时我注意到了，接着两三天会愈来愈逼近零了，然总是不久钱又进来了。我总是自我解嘲，谓：“人为什么要把别人的钱急着先弄进自己的户头里？为什么不能让他人先替你保管那些钱？” 倒像是某首蓝调的歌名所言：I love the life I live, I live the life Ilove.（我爱我过的生活，我过我爱的生活。） 人要任性，任性，任性。如今，已太少人任性了。不任性的人，怎么能维持健康的精神状态？他随时都在妥协、随时在抑制自己，其不快或隐忍究竟能支撑多久？ 自己要做得了主。 ——《理想的下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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