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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道专访视频，请在wifi下观看 陈佩秋，1923年生，祖籍河南南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今中国美术学院）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兼职教授，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上海书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海上绘画的重要代表人物；近年致力于书画鉴定鉴赏，其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近日，【艺道专访】走进陈佩秋先生画室，对这位当代杰出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和思想，进行了深入的釆访。 陈佩秋先生不仅在国内美术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盛名更是蜚声海外。她与谢稚柳先生是近代中国绘画史上最为著名的艺术伉俪。如今年届百岁的她，历经时代风云，阅尽世情沧桑。走进她，你能感受到一种源自历史文化的深邃、一种指点江山、臧否人物的激昂。 陈佩秋踏入绘画的道路，有一段有趣的经历。在她十九岁时，为了响应“科技救国”的号召考入当时的西南联大，专攻理工科，希望学科技造福社会，但她的家人极力反对。“他们认为女孩学学经济，在银行做做会计就很好的了，于是给我转到了经济系，我可不干啊。”性格执拗的陈佩秋拒不服从家庭安排，毅然辍学。 一次机缘巧合，陈佩秋去看国画大师黄君壁的画展，激起她对中国画的兴趣。“我在展览会里看到他的画感到非常喜欢。他是岭南派，比较写实而且传统，有深厚的学养。”黄君壁也感佩于陈佩秋对绘画的酷爱之心，鼓励她说：“你喜欢这个（画画），你可以去考学校的。”于是，在大师的激励下，陈佩秋于1944年报考了国立艺专（今中国美术学院），就学于艺专的黄宾红、潘天寿、郑午昌等大家，从此真正走上漫漫丹青之路。 陈佩秋作品《茂林古寺》1993年 在国立艺专学艺期间，陈佩秋认定宋代是中国书画艺术发展的顶峰，遂决心追随古代大师学习宋代绘画。她从临摹五代赵幹《江行初雪图》等名作入手，以两宋绘画作为自己学习艺术的起点，在此后几十年的光阴里，陈佩秋一直用心揣摩临习古代书画名家的优秀作品。 据陈佩秋回忆，她还曾因临摹《江行初雪图》“得罪”了老师黄宾虹。 “有一次在学校图书馆里，我一看到《江行初雪图》便觉得画得真好啊，特别是那些水纹、渔网和芦苇，画的那么精细准确！江天寒雪、渔人艰辛，描述精微殆尽。于是我就决定临摹，结果黄宾虹先生看到了，不让我临。他说这个是匠人画的，你不能临这个东西。我当时对黄先生这么说很不理解，摸不到头脑，后来我一直在琢磨，先生说的是不是就一定对呢？不一定，也许这是所谓流派门户之见吧。” 临摹古画其实是一件相当枯燥又辛苦的事儿，需要一枝一叶极其耐心。因为临画，陈佩秋还曾被同学们嘲笑，“我那些同学都说我这个人没出息，到了高年级了居然还在临画。”然而陈佩秋不为所扰，照样我行我素，定定心心地摹画。 正是这数十年如一日的临摹历练，不仅为陈佩秋的创作打下厚实的基础，也为她日后成为书画鉴定大家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因为临画，她熟悉了历朝历代画家的用笔和构图习惯，以及墨色、款识，甚至绢本材质的经年残破程度等等。 陈佩秋作品《九月海棠》1950年 除了临摹名家名作，精研传统表现手法外，陈佩秋更注重绘画写生。她反感久坐画室闭门造车，经常遨游名山大川，多次深入偏远山区写生，山光水色都留在写生本里，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她认为，不写生，就无法“外师造化”，只有细心观察自然万物，专注于表达对大自然的感悟，才能胸中藏丘壑，下笔如有神。 陈佩秋回忆，她在国立杭州艺专（今中国美术学院）读书时，常常到西湖写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她常去苗圃大量写生。“文革”期间她下乡体验生活也要出去写生，“当时在新安江和富春江一带，生活艰苦，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出门写生。外出写生，怎么带毛笔呢，我拿一支很长的毛笔，上面切掉，装在一个铁皮香烟盒子里，我有两管眼药水瓶子，塑料的，我就一管吸墨，一管吸水，弄了两个小碟子，一个是大的，盛墨的，一个是小的，盛水，正好一个香烟盒。” “我的写生稿不是成百上千张，而是几十本上万张，光是兰花的写生集子就有十几本。直到现在，我有时还翻翻写生稿，它会重新唤起记忆，对创作很有启发。”正是数十年苦行苦修的写生沉淀，使她的画作更增添了生命的温度与精神的质感。 对待创作，陈佩秋是个凡事认真，绝对较真的人。“为了准确画鸟的造型，我养了好多鸟，看它的形体，由于不会养鸟，也养死了好多。”九十六岁的老人，回忆起那段写生养鸟岁月，神情依旧纯真可爱，言语中既能感受到她对鸟的愧疚，也能感受到写生在她心中留下的深刻印记。 “写生已经成为我多年来的一个习惯。外出乘火车、坐汽车甚至走在马路上，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对身边景致细细观察，做个有心人。” 数十年前，在户外装备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像陈佩秋先生这样的老一辈艺术家，几乎都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坚持写生不间断。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新时代的画家们，有些只愿用照相机把景物拍下来回家慢慢画。对此，陈佩秋摇头道：“画家深入生活不仅仅只是体验和感受，对实景写生，身边的一草一木，边看边思考，入画才有魂，画家需要这个心思和毅力。” 她感叹：“现在的学生不能吃苦，很少去写生，如果按照‘六法’的规则，既要临摹又要写生，加上自己的风格，才能使绘画达到‘创新’和‘有难度’。” 陈佩秋作品《青绿山水册4 》 1990年 陈佩秋所指的“六法”即南朝画家、绘画理论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的艺术创作的“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这“六法”是古代绘画“实践经”，是中国古代美术品评作品的标准和重要美学原则。它将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画家对刻画对象的情感和评价，以及构图和摹写作品等，都概括进去了。自“六法论”提出后，中国古代绘画进入了理论自觉的时期。后代画家始终把六法作为衡量绘画成败高下的标准。 陈佩秋认为，“六法”中的“气韵生动”是其余五项的总结。后五项内容都做得出色，才能达到气韵生动。五项中唯“骨法用笔”为西方艺术所没有，西方用的是油画笔，表现方式多为块面，中国的毛笔点线面都能画，线条是千变万化的。“六法”不仅仅是陈佩秋创作的标准，也是她鉴画的重要依据：“宋元明清各个朝代都有它那个时期惯用的点线面，我们按照这些不同的笔法和形体可判别真伪。” 陈佩秋先生既执着於传统又不迷信於传统，只要是对自己学艺有所裨益，皆可成为她师法的榜样;她同时又用开放的胸襟接纳西方的绘画艺术，如近代的法国印象派莫奈、毕沙罗等，皆能成为她灵感的源泉。正是这样的艺术精神使得陈佩秋先生在艺坛上取得了巾帼不让须眉的艺术成就。 陈佩秋作品《翠竹蓝鸟》1970年 谢稚柳与陈佩秋夫妇是海上绘画的重要代表人物，是近代中国绘画史上最著名的艺术伉俪，有“当代赵（孟頫）管（道升）”之誉。 陈佩秋在国立艺专求学时，通过恩师郑午昌认识了当时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的谢稚柳。郑午昌对她说：“谢稚柳艺品人品皆高，值得托付终身。只是他一介文人，两袖清风。”但陈佩秋看中的也正是他的才华与修养。 陈佩秋从国立艺专毕业后进入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开始大量接触古代字画，1956年被上海中国画院聘为画师。历代夫妇同善书画者，不乏其例，而能各成一格、并称艺苑者，谢陈伉俪是很少见的例子，被誉为当代的“赵管风流”。 “他们在艺术上的创作可以说是同源而殊途，殊途而同归。‘同源’是因为陈佩秋和谢稚柳先生都继承了唐宋绘画传统；‘殊途’是各自形成了不同的风格面貌。谢稚柳是谨严精微中带有潇洒，陈佩秋是明艳爽朗中透出生趣；而‘同归’则是谢稚柳重新发现了落墨法，陈佩秋则新创出积墨积彩的画法。”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汤哲明先生曾这样总结分析道。 谢稚柳是落墨法的继承者。落墨法为南唐花鸟画家徐熙所创，通俗讲，落墨法介于工笔画法和写意画法之间，突破了工笔以细密的单线勾勒形象的古法，从而大大丰富了国画技法，增加了画面层次，使阴阳凹凸更加富于变化，使物象意态更加生动。谢稚柳通过对徐熙“ 落墨法”的研究发现，“落墨法”即是水墨和著色混合的新形式。他在其1954年著写的《水墨画》一书中便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落墨’，是把枝、叶、蕊、萼的阴、阳、凹、凸，先用墨笔连勾带染的全部把它描绘了出来，然后在某些部分,略略的加一点颜色,这一画法,是有勾线的地方,有不勾线只用粗笔的地方,有用浓墨的地方,有用淡墨的地方,有工细的地方,有粗放的地方,有著色的地方,有不著色的地方。一切是配合真实的加工……至于哪些该勾，该不勾，该浓，该淡，该工细，该粗放，该著色，并没有固定的规律，也正由于它的没有常规，不可捉摸，形态的特殊，自然就‘不可摹’了。这种风格，是独创的，‘神’而‘妙’的。” 陈佩秋作品《黄橙经雨》1999年 相对于谢稚柳的落墨法，陈佩秋的积墨积彩的画法与之同出机杼，只是与谢稚柳落墨法不同的是，陈佩秋的积墨积彩法，是以粗放的笔法配合色彩的运用，积墨复积色，层层积叠。而落墨法主要体现在以色彩补水墨的不足，不用色墨的层层积叠复加。 陈佩秋的新创，还体现在对西方绘画如印象派色彩的借鉴、运用上。中国画于色彩一道并未深究，陈佩秋却在西方印象派光色的启示下，巧妙地利用印象派技法善笔触与中国画重笔法相融合。她曾坦言自己喜欢印象主义绘画的光色表现手法，也竭力去学习借鉴其绘画色彩上的应用，并重新发掘出唐宋青绿山水的魅力。“落墨法”的重新诠释加上西洋颜料的为我所用，再加上陈佩秋对大自然的鲜活体悟，她终于创造出了兼具中西、无古无今，却又个性鲜明、别树一帜的新画风。 陈佩秋作品《枫葉蛱蝶 》2007年 陈佩秋为人为艺都特立独行，与众不同。她并不喜欢别人把她和“老头子”（即谢稚柳）比较。一件小事即能说明她的性格。上海电视台曾经拍摄谢稚柳先生的电视专题片，摄制组想拍若干陈佩秋的画面，但被她拒绝了。“他是他，我是我。”有人问陈佩秋：“有人说，您的画比谢稚柳画得好？”她回答说：“不见得，他画荷花，我画兰花；他的荷花比我好，我的兰花画的比他好，没法比较。” 也许正是因为陈佩秋这种倔强不服输的性格，使她在绘画及书法艺术中摆脱了一般女艺术家所常有的纤细、妩媚的艺术特色，而是表现的大气清华，给人留下别有洞天的印象。 陈佩秋作品《花山珍禽》2006年 陈佩秋先生现在已是名满天下的大画家，许多人捧着钱向她求画，但经常求之不得。随着年事已高，陈佩秋先生动笔渐少，但书画鉴定市场世风不济，却成了陈佩秋的一块心病。十几年来，她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执著于中国古代书画巨作的重新审鉴上。她曾在一次采访中直率坦言：“我并不想抢别人的饭碗，只是当前鉴定界不正之风蔓延，学术水平日下，这是对历史的不负责，对艺术的不负责，对后人的不负责。我要尽己所能，还书画历史以本来面目。” 中国书画越来越值钱，赝品技术也越来越高。面对古画鉴定的各种乱象，陈佩秋先生说自己如今最大的心愿是把存世的宋画及一些经典作品研究清楚，这在她看来，是一种不误导子孙后代的历史责任。 古代名家名作流传至今，经过历代宫廷和收藏家的递藏并盖满了大大小小的收藏鉴赏印章，其中不乏权威名人之印，通常不为人所轻易怀疑。然而向来豪爽真率、刚强自信的陈佩秋先生，她认准的事儿，总是义无反顾。有胆更需有识。从直觉的判断，到理性的思索，再到精到的研究，她以一己的智慧与古人博弈。在《名画说疑》一书中，对阎立本的《步辇图》，董源的《潇湘图》、《夏景山口待渡图》、《夏山图》等名画的盖棺论定，她都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她以毕生画画、读画的研究心得，对这些作为“标准器”的名画细致解析，在鉴定界激起层层波澜。 陈佩秋作品《香远益清》1980年 “像董其昌就作假画，这个人是很不光彩的。以前觉得他了不起，后来知道是作假画骗钱。米芾的儿子小米的画，据我推断也是董其昌造的假。”讲到此，96岁的老人竟然激动地敲了几下桌子。 “亏得我喜欢科学，在中学的时候数理化我都很用心读。鉴定，没有科技头脑是搞不好的。看一个画家必须要看他的笔触，因为我自己画画，懂用笔，这是鉴定书画的基础。” “美国的五大博物馆里好的东西很多，但假的东西也不少，其它很多博物馆里假画也多。尤其在乾隆皇帝的收藏里，以及后来误收的假货，这些东西不厘清楚，永远是打个问号的，流传下去将无颜面对后人。” 陈佩秋有自己的规矩，帮人看画不收钱，有的时候也碰到她自己的假画，“假的拿来，我就调真的给人家换，就算了。” “我画画，就可以多收入一点，搞鉴定是没有财富的，但是我搞鉴定，心里很高兴。人家哪个地方画错了，我告诉人家，精神上也是很大的收获。” 陈佩秋将自己花费了大量精力于中国古代名画的研究，其成果，其心得，其意见，都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众，目的只有一个——抛砖引玉，去伪存真。她也常在外作关于鉴定的演讲，希望更多人来研究古画。 “人生一世，要做一点功德。我教人看画，这就是功德。”陈佩秋如是说。 陈佩秋作品《青绿山水册1》1990年代 谈及现在书画艺术市场一些人的画拍出上亿的价格，陈佩秋觉得这些都有虚高的成分在里面。“一张画得极其精致的古画，画家花了一辈子心血，有些也不及现代画的几个亿。如果这些现代画拍卖一亿两亿，那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千亿万亿也是值的了。前人说‘学无止境’，到老了我更能体会这其中的道理。一个学画的人也不知道要进修多少年，才能够有所建树，大概是终其一生都不够的吧。” 打量陈佩秋先生的客厅书房，注意力自然少不了扫向墙上的“挂件”。可是，笔者找来找去，却没有看见先生自己的作品，甚至连国画都没有挂一幅。问其究竟，先生一笑：“我不挂自己的画，怄气！艺无止境，整天看着自己的画，肯定得琢磨出毛病———不是跟自己怄气？”哈哈，都说画家是人类的儿童，可以从陈先生的风趣领略其意。 如今，陈佩秋先生依然笔耕不辍，并且孜孜不倦地在中国古代绘画鉴别领域耕耘着，九十五岁了，仍然废寝忘食，“我经常一抬头已天亮了。”光是这种精神，对晚生后辈，岂不是另一种激励？ 我们很庆幸，中华文化，有陈佩秋先生这样的艺术家，不忘初心，终身砥砺，扛着中华精粹的文脉使命，一直在路上......
陈佩秋作品《高天春水》2007年 陈佩秋部分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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