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古代河西走廊的环境问题《河西史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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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河西走廊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以及在政治、军事和中西交通方面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历代中央王朝以及地方割据政权都十分重视对河西的经营和开发。其间，令人尤为注目的一个方面就是人们尽量利用天然环境发展农牧经济，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至唐代，这里已是“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史称“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但是，自西汉至清末近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由于种种原因，人类的活动却导致了一系列环境问题的产生，给人类自身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危害，严重地制约了河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正确审视历史上环境问题及其产生的根源，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环境问题的存在
  
  　　环境问题是指环境的结构与状态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作用下发生的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变化。在古代河西走廊两千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环境问题归纳起来，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天然绿洲的沙漠化
  
  　　河西地区地处西北内陆，属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历史上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许多地方的天然绿洲沙漠化现象表现得非常突出，典型的区域主要有：
  
  　　1.石羊河下游民勤西沙窝古绿洲
  
  　　在今石羊河下游民勤绿洲的西部，有一条南北长135km，宽20～30km的沙漠化地带，俗称西沙窝。如今在这片茫茫沙海中还残存着沙井柳湖墩、黄蒿井、黄土槽、端子号等新石器时代原始聚落遗址，并由北向南依次排布着三角城、连城、古城、文一古城等多座废墟，其周围还暴露着各种丰富的古代遗物和成片的古弃耕地，向人们昭示着昔日绿洲的繁荣。据李并成先生考证，连城和文一古城遗址分别是西汉武威郡所辖武威县和宣威县治所；最北端的三角城遗址是汉代一处城障烽燧；处于连城和文一古城之间的古城汉时称平泽亭或晏然亭。汉代这里曾是一个土地肥沃、五谷丰登的地区，史称武威（即连城遗址）以西地方，“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从这些城址的设置和史料反映的情况看，汉代石羊河下游大规模的农业开发正是在今天沙浪滚滚的西沙窝地区展开的。但不久位于西沙窝最北端的三角城一带首先遭受沙患之害，自然条件趋于恶化，天然绿洲渐次向沙漠演化。1945年阎文儒先生曾在三角城一带掘得汉五铢钱、漆木片、铜镞等器物，并断定此城在汉末即成废墟。历经魏晋南北朝，西沙窝绿洲由北向南沙漠化进程更为迅速。至唐代，凉州所辖武威县虽仍置于汉武威县故址（即连城遗址），但该县在唐初仅存在了27年即已废弃，而汉代宣威故址（即文一古城）在此时仅为一戍所，已非昔日县之规模。可见，西沙窝这片曾经绿波荡漾、人烟扑地的古绿洲，历经汉唐就已逐渐变成了流沙壅起的不毛之地。
  
  　　明清两代，随着人口的增殖，石羊河下游南部绿洲（今民勤坝区绿洲）又进行了大规模开垦。不仅坝区绿洲农田集中连片，而且湖区绿洲也得到耕辟。无节制的开垦，过度的樵柴，最终也导致了这一地区土地的沙漠化。乾隆十四年《镇番县志》载：“今飞沙流走，沃壤忽成丘墟。未经淤压者，遮蔽耕之；陆续现地者，节次耕之。一经沙过，土脉生冷，培粪数年方熟。”正是在这种恶性循环下，这一地区土地最终沙漠化。
  
  　　2.黑河下游居延古绿洲
  
  　　黑河古称弱水，在其下游的茫茫沙海中，如今残存着古居延城、乌兰德勒布井城、温特根博日格城、亚不赖城、绿城、小方城、大方城、破城子、黑城、唐宁寇军城等多座古城遗址，地表景观为连片风蚀古耕地遗迹与吹扬灌丛沙堆、流动沙丘相间分布，早已干涸的古渠道时断时续，历历在目。由此表明，这里的沙海戈壁昔日曾是一片繁荣的绿洲。据史书记载，西汉时这里曾是张掖郡居延县的辖区，东汉置居延属国，唐代设宁寇军，西夏置黑水镇燕监军司，元代设亦集乃路总管府。由于这一地区军事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为解决边防驻军的粮食供给，从西汉至元代都曾进行过不同规模的垦田。但这片昔日繁荣的绿洲是从什么时候、又是如何演变成今天荒无人烟的大漠戈壁的呢？对此，众多学者做过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一般认为居延古绿洲的沙漠化，初期发生在古居延泽地区（即汉代垦区的大部），时间约在6世纪中期以后，后期则发生在三角洲的中上部（即黑城一带），而整个绿洲的荒废沙化，其时间当在14世纪以后。
  
  　　3.马营河、摆浪河下游古绿洲
  
  　　马营河、摆浪河属黑河支流，流经今酒泉市清水镇、屯升乡、高台县新坝乡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等地。现今下游地区，因早已无地表径流注入，形成大片沙漠化土地。其范围南起高台骆驼城以南，北抵上干河、古堆窝，西至明海乡五个疙瘩，东到柳古堆墩滩以东，南北延伸10～20km，东西横亘35km许，总面积约450km2。其地表景观为连片的风蚀弃耕地以及分布其间的裸露新月形沙梁、片状流沙地和半固定白刺灌丛堆。大部地区阡陌、渠堤的痕迹仍清晰可辨，马营河、摆浪河下游干涸的古河道贯穿其中。地表随处散落着红色和灰色陶片、碎砖块、石磨残块等物，区域内残存着骆驼城、许三湾城、新墩子城、草沟井城、明海子城等多座古城废墟。据考，骆驼城为十六国时期北凉建康郡故址，迄北周沿而无缀，唐代设建康军。许三湾城在汉晋时为一军防屯戍之所，唐代沿之。新墩子城为东汉光和三年以前之酒泉郡所属表是县城，光和三年（180年）表是大地震后废弃。草沟井城为光和三年表是县城（新墩子城）废弃后所筑表是县新城。明海子城可能即后凉至西魏凉宁郡园池或贡泽县城。这些古城除新墩子城废于光和三年大地震外，其余均在唐代以后废弃。清代前期许三湾城、草沟井城又复被利用，筑堡屯田，不久再度荒废。
  
  　　4.昌马河洪积冲积扇西缘古绿洲
  
  　　昌马河为疏勒河上游，自玉门市昌马大坝出山后，形成了一片半径约50km的洪积冲积扇平原。沿此扇西缘有一条长约80km、宽5～8km的沙漠化地带，西起锁阳城以西11km的踏实农场，东北至布隆吉乡肖家地古城以东，总面积约450km2。今天这里虽已满目荒凉，沙尘泛起，但古代的灌溉渠道、田垄阡陌的遗迹仍清晰可辨，无疑曾是古代一块繁荣的绿洲。古绿洲内残存兔葫芦、鹰窝树两处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址和锁阳城、南岔大坑城、破城、马行井城、半个城、旱湖脑城、肖家地城等多座古城遗址。其中以锁阳城规模最大，周围古垦区面积最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城址东南残存古拦水坝一道，其上源与昌马河出山口相通，下流则分为数十条古灌渠引至锁阳城周围，每一灌渠又分为若干支渠，呈树枝状分布，绿洲面积约50万亩。据李并成先生考证，锁阳城始筑于西晋元康五年（295年），为新置晋昌郡郡治冥安县城，十六国五凉政权沿之，北魏时为晋昌戍城，北魏末废戍复置晋昌郡及所领冥安县（治所仍在锁阳城），隋设常乐县，唐代为瓜州治所晋昌县城，五代、宋初、西夏时亦置瓜州。夏亡，州废，元至元十四年（1227年）复立，二十八年徙居民于肃州，至此废不为州，人去城空，锁阳城开始衰落。至明代，锁阳城又被重新利用，名为苦峪城。然正德（1506—1521年）后，由于明廷对嘉峪关外采取弃置政策，不复经理，关外诸城被吐鲁番、哈密、蒙古等部争夺，苦峪城随之残废，周围大片农田荒颓，到清中期已完全沙漠化。
  
  　　以上所举历史时期河西走廊绿洲沙漠化地区仅仅是大面积的具有典型性的，除此之外，石羊河下游红沙堡沙窝及其以南地区，红崖山附近黑山堡以至野猪湾堡一带，张掖“黑水国”地区古绿洲也是在历史时期逐渐沙漠化的。
  
  　　（二）林草植被的严重破坏
  
  　　在祁连山冰雪融水的哺育下，古代河西地区天然植被较为良好。史载：祁连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上，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燕支山（又名焉支山）“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亦有松柏五木，其水草美茂，宜畜牧，与祁连山同”。凉州番和县有南山，又名天山、雪山，“山阔千余里，其高称是，连亘数郡，美水丰草，尤宜畜牧”。不仅走廊南山如此，就是今天已成秃山童岭的走廊北山龙首山、合黎山一带，西汉时亦是“生奇材木”，“匈奴西边诸侯作穹庐及车，皆仰此山林木”。走廊之内更是绿洲连片，草木葱茏。史称，姑臧东西门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自余沟渠流入泽中，其间或乃无燥地。泽草茂盛，可供大军数年。”昭武“地当山麓，前临水湄，材埠林椒，天然幽胜”。高台“水泉环绕……树木荫浓，殊有郁葱佳致。”敦煌“山水环抱，林木葱郁。”甘泉水（今党河）河谷“美草……流曝布桂鹤……蔽亏日月”。在河西设郡前，这里曾是众多游牧民族理想的牧地。我们仅从一度占领河西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匈奴被迫西迁时所留下的那首“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的民歌中，不难想象早期河西地区林草丰茂的良好天然植被。
  
  　　然而在河西两千多年的开发过程上中，由于人们大量地用做燃料、饲料、肥料、手工业原料等对其大量砍伐，过度放牧，造成大面积的植被严重破坏。与此同时，随着历代在河西大规模移民实边，屯垦开发的进程，绿洲内的天然植被被大面积刈伐破坏而代之以人工栽培作物；用于建筑材料、薪材等，山区的天然林木被大量砍伐，致使许多天然绿洲渐次沙漠化，曾经草木葱郁的山岭变成了濯濯童山。
  
  　　史书记载中最显明的地域，如走廊东部的庄浪卫（今永登县）境内，其“东西山木，系一方屏蔽”。到清代中期以后，林木被砍伐殆尽。古浪县东南的黑松林山，清乾隆时“昔多松，今无，田半”。至嘉庆十年（1805年）这里已是“绝少草木，令人闷绝”。县南三十里黑松堡，“昔则松柏丸丸，于今牛山濯濯”。黑河上游的松山（民乐县南），昔日“山上山下布满松柏”，至清末“虽变为良田，而松山之名犹未改也”。又武威山区“往者林木茂密，厚藏冬雪，滋山泉，故常逢夏水盛行。今则林损雪微，泉减水弱，而浇灌渐难，岁唯一获，且多间歇种者”。山区林木的大量砍伐造成水源涵养功能减弱而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再如前述秦汉之际水草美茂让匈奴留恋不已的焉支山，到清嘉庆二十一年（1861年）修《永昌县志》记载：“又名青松山，向多松，今樵采殆尽。”以上所举，仅仅是一些典型性的材料。有关河西地区历史时期植被破坏与变迁的历史进程，李并成先生已做过详尽的考证。
  
  　　（三）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
  
  　　历史时期河西走廊由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导致自然灾害特别是旱、蝗、沙尘暴等灾害时有发生，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日益加重的趋势。据冯绳武先生研究统计，河西地区自西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至明末崇祯十三年（1640年）的1774年间，有史志记载的与历史气候相关的自然灾害资料共计138条。若按年份计算，平均12年1条，其中尤以旱、蝗灾害最多，占47%。从清顺治四年（1647年）至1947年的整整300年中，与历史气候相关的自然灾害资料共计218条，实有记载的年份公134年，不到300年的一半。但其中旱灾及与之相关的蝗灾鼠害等占27.4%，其次是沙尘暴，占13.7%。同时从这些资料还可看出，在这300年间，前一半时间，几乎无沙尘暴的记录，自18世纪中叶以后，沙尘暴开始增多，至近代以来，频率愈高而风力愈来愈强。在这里，应当指出的是，这其中有资料记载的缺陷。因为一般而言，年代越久远，资料记载越不全面，甚至是空白，随着时代的推移，资料相对丰富。但即使是这样，也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这一变化的趋势。
  
  　　当然，河西走廊自然灾害的发生与历史时期全球性的气候变迁及其他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与某些自然灾害的发生也有着必然的联系。特别是明清以来河西林草植被的严重破坏，造成水土流失，对自然灾害特别是沙尘暴的肆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环境问题的危害
  
  　　历史时期河西走廊环境问题的产生给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首先，绿洲土地的沙漠化导致地表为沙丘所侵占，土地生物生产量急剧下降，土地滋生潜力衰退和可利用土地资源逐渐减少。乾隆《镇番县志》曰：“今飞沙流走，沃壤忽成丘墟，未经淤者遮蔽耕地，陆续现地者节次耕之，一经沙过，土脉生冷，培烘数年方熟。”在本区方志中，因沙压水冲要求豁免赋粮的耕地，从顺治年间直到清末民初不绝于载。明末清初，民勤县因沙患竟到了“五谷枯槁，岁不丰登”的地步。沙患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清末民勤人卢生华所写的《祭风表》这样描述道：“迩来狂飕肆虐，阴霾为灾。黑雾滔天，刮尽田间粒子；黄沙卷地，飞来塞外丘山；鬻女卖儿，半是被灾之辈；离家荡产，尽是沙压之民。此田之播种无资，将来贡赋安在？此诚念上帝之痛念，而下民之哀诉者也……征之风必扬沙，乃知箕离于月，拔苗逐种，怨气与风气交加，呼天吁地，号声与沙声并烈。侵伤于斯为甚，饥馑因而荐臻，未有如今日者也。”
  
  　　与此同时，严重的沙患也使河西许多军事重镇和要塞处于废置不定之中，有的完全成为废墟。历史上河西许多军事重镇大都处于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边远地区，如石河下游西沙窝古城、黑河下游居地区古城等。这些城镇曾为巩固国防，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保障走廊安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就是由于不断受到沙患威胁而最终废弃。如历史上有名的镇番城（今民勤县），史称“南蔽姑臧，西援张掖，翼带河陇，控临绝塞，地形陡绝，戎马之场也”，而至明代嘉靖时这里已是“风沙壅积，儿与城埒”。当时的都御史杨博无不忧虑地说：“万一猾虏突至，因沙乘城，岂惟凉、永坐撤藩篱，实甘肃全镇安危所系。”清初虽经整修，但到道光年间又成为“楼顷砖落”的沙漠孤城，咸丰时“环顾四周，西北则飞沙壅堞，东南则腐土委尘，残垣断墉，径窦豁开，除西城及东北隅有数十丈均被沙淤尚存城墙外，余皆坍平，车马往来，直成通衢”。同治四年（1865年），陕甘回变，回军蜂拥城下，此城内外已“沙碛枕藉，高于城齐”，已无复昔日之险要。而其他一些昔日恃为险要的军事要塞，也因长期风沙的侵袭，大多变成了残城破垣。如镇番城东二十里东安堡，俗名四坝寨。明时为镇番外围重要之营堡，乾隆时“倾圮，沙淤无居民”。许多重要的隘口，至清代“沿边墙垣倾圮者，十有七八，沙淤者十有二三，听民之便，随处皆通衢，不特无所谓隘口，并闇门亦属无用矣”。完全丧失了军事防御的功能。
  
  　　其次，由于大片天然林木和草地的湮灭，导致祁连山等地天然水源涵养林的蓄水功能大大削弱。河西走廊农业与生活用水主要来源于祁连山冰雪融水，明代陈棐《祁连山》诗云：“四时积雪明，六月飞霜寒，所喜炎阳会，雪消灌甫田。可以代雨泽，可以资流泉。”《重修肃州新志·山川》曰：祁连山“峰峦高耸，四时积雪，春夏消释，冰水入河，以灌田亩，郡人赖之。”《高台县志·舆地志》亦曰：“此山峰恋极峻极同，四时白雪盈巅，如银堆玉彻，望之皎然。盛夏冰消，水灌黑河，利溥张（张掖）、抚（临泽）、高（高台）、毛（新鼎）等县。”但是，由于历史时期祁连山区林草资源的大量破坏，不但使走廊内“泉减水弱，而浇灌渐难”，“夏水不潮，常若涸竭”，而且也造成水土流失，使本来就干旱少雨的河西地区水源短缺更为突出。与此同时，水资源的短缺又是引起土地沙漠化的主要因素。这种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其所带来的后果也愈来愈严重。
  
  　　第三，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特别是无节制开垦和过度放牧引起的耕地和草原退化增加了裸露土地的面积，为沙尘暴提供了额外的粉尘物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沙尘暴频率和强度，给河西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一些正史和河西方志中自明清以来有关沙尘暴的记载很多，如明正德“十六年十一月辛酉，甘肃行都司黑风昼晦，翌日方散。嘉靖元年九月己巳，大风霾，昼晦。八年正月戊戌朔，风霾，晦如夕。二十六年七月乙丑，甘州五卫风霾昼晦，色赤复黄。二十八年三月丙申，风霾四塞，日色惨白，凡五日。三十年正月辛卯，大风扬尘蔽天，昼晦。四十年二月己酉，亦如之。四月癸巳，大风雨，黄土昼晦。四十三年三月望，异风作，赤黄霾，至二十一日乃止。隆庆二年正月元旦，大风扬沙走石，白昼晦冥”。正统“十三年四月戊戌，陕西、甘肃冰厚五尺，间以杂沙，有青红黄黑四色。弘治十年三月己酉，雨土。十一年四月辛巳，雨土”。弘治十六年四月，“甘肃昏雾障天，咫尺不辨人物”。万历三十五年正月“肃州阴霾障天，狂风愈月，至二月初二日起，雪大降，深丈余，凡山川禽兽死者不可胜数”。乾隆二十一年（1757年）六月古浪“黄气自西北起，大风昼晦，室中点灯，其风气融人皆郁热”。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山丹“天红，大风大雨，昼晦，雨着衣成泥瘢”，同日镇番“大风，飞沙蔽日，黑雾滔天，约三四时止”。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今天。
  
  　　三、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
  
  　　古代河西走廊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规模的不合理、无节制的开发是环境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
  
  　　河西地区自西汉设郡后，其大规模的开发由此而始。但纵观历代开发经营河西之模式，似乎大都以军事目的为先导，农牧经济为后续，汉唐如是，明清亦如是。因此，为解决军需不济、转输困难等而在河西展开的屯垦活动和为解决劳动力不足而进行的移民实边等措施几乎历代都推行。然而，由于历代在河西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屯垦大都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大多数垦区都分布在边远绿洲且战之略位置十分重要的地区，如汉唐时的番和、居延、冥泽、敦煌等垦区。而这些地区恰恰处于沙漠边缘或内陆河下游，随着中上游地区的渐次开发的人口的增加，用水量增大，这样就使得下游垦区来水量减少，许多已开垦的土地因得不到灌溉而荒颓。同时由于屯垦只考虑短期效益而乱砍滥伐周边林草植被，从而使屯区不断遭受风沙侵袭，最后逐渐沙化。前文所述石河下游民勤西沙窝绿洲、黑河下游居延绿洲等，就是因此而演变为沙浪滚滚的无人区的。
  
  　　再者，河西一些地区由于人们无节制的开发，超越了环境所能承受的限度，使环境资源失去了再生和可持续供给的能力，从而导致本区环境趋于恶化。以唐代为例，唐前期是河西历史上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由于唐政府在河西进行大规模的屯垦，河西走廊的耕地面积已达330万市亩（折合今亩），这一数字相当于1994年本区耕地面积565.98万市亩的58%，相当于今天河西报表耕地面积810万市亩的40%，突出反映了唐前期农业开发的力度。无怪乎古人言：“屯修于甘，四郡半给；屯修于甘凉，四郡粗给；屯修于四郡，则内陆称苏矣。”然而，由于水利及其他措施没有跟上屯垦的需求，导致些地区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唐中叶后河西许多地方“顿化为龙荒沙漠之区，无复昔日之繁荣矣”。
  
  　　（二）频繁的战乱是环境问题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原因
  
  　　古代河西走廊由于其东接秦陇，西通西域，南依祁连，北控大漠的军事地理优势，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是我国历史上战乱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频繁的战乱不仅给河西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也诱发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其中最为严重的后果便是百姓流亡，大片土地的荒废。如东汉时期为镇压人起义，“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五凉时期，河西境内政权更迭，战乱频仍，大批劳动力被征兵打仗，致使水利工程年久失修，土地荒废，许多地方“连年不收，上下饥弊”，土地资源的荒颓十分严重。最为典型的是明代，由于河西“斗绝羌胡之中，孤悬河湟之外”，三面皆番夷戎虏之地，虽设卫所，无险可据，“番鲁不时侵扰，居民日渐流徙，地土率多荒芜”。嘉峪关外更是“夷羌杂处，寇掠无时”，导致“防守不设，耕种难也；累遭残破，生聚难也”。至正德后，明廷只好放弃嘉峪关外于不顾，导致关外城池堡寨及周围农田无人屯戍，任其荒败。前文所举以锁阳城为中心的绿洲，一方面由于水源缺乏，另一方面就是由于战乱而逐渐荒颓，到清初完全沙漠化。
  
  　　（三）人口的激增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发展的基础，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活动，必然使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由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系列环境问题。纵观古代河西环境变迁的历史，环境问题的产生归根到底是由于人口不断激增而致。特别是环境问题较为突出的明清时期，政府为全力经营河西，一方面从内陆移民，增加劳动力，另一方面派驻大量军队戍守。仅明前期甘肃15卫所的兵员就有10万人以上。同时，明清两代相继进行赋税制度改革，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一千多年的人头税逐渐取消，人口的自然繁殖不再受到国家政策因素的太多制约，河西同全国一样人口空前激增。到清朝前期，河西人口已达291334户，近200万口。到后期人口数量更是直线上升。然而在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的情况下，人口的激增在河西一些地区已超出了土地资源的承载能力，但人们为求生存，必然进行掠夺式的经营，由此而引发更为严重的环境问题。《续修镇番县志》曾这样记载：“（今）民日众而土不广，以三倍之地养五倍之人，人与地两相比例超过之数已有二倍，此二倍之人垦田无田，垦地无地……有可耕之人无可耕之地，其病源已昭然可见。”可谓深刻反映这一时期经济衰退的主要根源，同时也揭示出河西环境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原名《古代河西走廊环境问题初探》，载《甘肃高师学报》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