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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与明代宫廷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 古代国家形成后，围绕统治者的活动居住场所——宫廷形成了各种保障及服务，豢养动物以供观赏游戏或用于礼仪、祭祀，很早就成为这类服务之一。①中国宫廷园囿蓄养的动物中，多数产自本土，但也有不少是来自藩属及外国朝贡。其中有一种动物——豹，因其与中西文化交流紧密相关，并在不同朝代深入影响到宫廷贵族的生活，从而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宫廷养豹，最早可溯及西汉，除了观赏斗乐外，还用于殉葬。②新莽时，豹还被用来作战。③从唐代开始，猎豹和风行于阿拉伯世界的豹猎(cheetah hunting)通过朝贡贸易传入中国，为宫廷贵族所喜好。例如，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彩绘骑马带豹狩猎胡俑、章怀太子墓壁画骑马带豹狩猎图、懿德太子墓壁画驯豹图、金乡县主墓出土的彩绘骑马带豹狩猎胡俑，④以及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骑马带豹狩猎陶俑(图1)、骑马带猞猁狩猎唐三彩(图2)等，⑤都说明以猎豹作为狩猎辅助工具的豹猎，成为当时宫廷贵族最为时尚的运动之一。相关文献以及大量表现唐代宫廷贵族进行豹猎、猞猁猎的艺术品，一直为中西学者所关注。早在二战前，穆勒探讨中国古代文献中所记载异域禽兽的文章，就涉及猎豹；⑥随后福田幸次郎对波士顿美术馆中收藏的三尊唐代胡俑做了研究，指出其中一尊胡俑所持的葡萄酒壶呈猎豹造型。⑦近年来，张广达利用中西文献结合考古文物，对唐代猎豹和豹猎进行了极为精湛的研究，使我们对中西文化交流史中这独特的一章有了深刻的认识。⑧ 唐代以后，豹猎风俗偶见于辽代宫廷。⑨豹猎在蒙元时期，重新在宫廷贵族中流行起来。刘贯道《元世祖出猎图》(图3)描绘了元世祖塞外戈壁狩猎情景，图的右前方一色目骑者马臀蹲踞一头猎豹，这是元代宫廷贵族中豹猎的确证。党宝海利用中西文献，对蒙元时期猎豹进贡和豹猎活动的开展有较为深入的研究。⑩明代建国，太祖朱元璋欲“复汉官之威仪”，蒙元时期流行的豹猎活动戛然而止，加之洪武时期与西域联系陷于中断，猎豹从明朝宫廷贵族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洪武后的官书，也往往有意剔除豹猎的记载。故此，有的学者认为明代文献中没有猎豹记载，或即使有猎豹也仅仅用于宫廷典礼。(11)实际上，明代宫廷不但长期养豹，而且明代帝王进行豹猎也是客观存在的。贺凯(Charles Hucker)从一条间接的史料推断出明宣宗曾进行豹猎。(12)盖杰明从蒙元习俗推断养豹和豹猎是明代宫廷继承自前朝的传统，但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和进行深入论证。(13) 上述学者的研究颇具启发，但研究范围或不及明朝，或仅仅针对豹与明代宫廷的某一方面加以论述。在深入了解明代豹含义扩大的历史现象基础上，探讨豹在明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价值以及豹在宫廷中的作用等问题，却鲜有全面深入的讨论。近年来，明代宫廷中的蒙元(内亚)因素，成为明代宫廷史研究热点，研究表明在服饰、宗教、饮食、娱乐等多方面，明代宫廷都受到蒙元(内亚)文化相当程度的影响。(14)研究蒙元(内亚)文化对明代宫廷的影响，恰恰遗漏了豹与豹猎这一似隐实显的重要文化因素。明朝始自永乐迄于嘉靖时期，文献中所见贡豹牵涉地域之广、跨度时间之长、品种之丰富，都一一可考，这既显示明朝与当时世界各地文化经济交流的紧密性，也体现了明朝中央对边疆地区的掌控，同时又客观反映出当时豹分布的动物地理。明代宫廷养豹的目的是什么？流行于唐、元两朝的豹猎运动是否重新盛行？武宗时期豹房政治究竟与豹有何种关系？以及豹字铜牌上豹的形象如何产生？面对明代宫廷史料稀少的困境，(15)要深入回答上述问题并不容易，幸运的是现存多种文物、图像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 本文采取先正其名——界定豹一名在中国古代的意义演变和在明代含义的扩大，继之利用较为丰富的中外文献考察明代宫廷中豹的来源问题，再回到宫廷内部追索豹在明代宫廷中的境遇及影响。需要说明的是，对豹房政治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仅限于与豹相关史实及实物的讨论。 一、明代对豹的认知 “豹”这一名称仅为通称，具体可包含猎豹、金钱豹、雪豹等。(16)其中原产自非洲、中西亚的猎豹，(17)从唐代开始，还曾作为中亚诸国朝贡至中国的贸易品种，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媒介。在古代中国，对于猎豹这一中国境内所没有的物种，往往以“文豹”、“驯豹”、“豹”等传统称呼命名。与豹外形区别较为明显的猞猁(Lynx)，在明代普遍被称为“土豹”，进入豹的行列，而与前代迥异。本文讨论的“豹”，即建立在这种较为宽泛的传统语境之上，与今天动物学意义上的猫科豹属并不完全等同。尽管中国古代对于豹的种属认定无法达到今天动物学的高度，但也有相对固定的名词来对不同品种的豹加以界定，对这种界定的认知，是正确解读史料的前提。 除了文豹外，猎豹在明代又被称作金线豹。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豹的不同种属进行了界定： 西域金线豹，即猎豹。需要注意的是，猎豹在古代中国，往往以“文豹”的名称出现。“文豹”一名至迟自战国时即已出现，(19)到唐中亚九姓胡开始进贡猎豹后，方开始转化为猎豹之专称。(20)蒙元史料中，大多情形下亦以文豹、驯豹指称源自中亚的猎豹。(21)明永乐时期，中亚诸国贡入猎豹，实录亦多称为文豹。(22)猎豹全身毛色淡黄并杂有许多小黑点，与金钱豹通体遍布铜钱状斑纹有所不同，故曰“金线”。而且李时珍进一步指出金线豹产自西域，为明朝本土所无，这为我们将西域金线豹勘同于猎豹提供了可靠证据。《李朝实录》云明宣宗时：“中国以海青为第一宝，以金线豹为第二宝。”(23)可见金线豹在当时之名贵。金钱豹(Leopard)为豹属种中分布最广最常见者，以皮毛黄色通体遍布黑色斑环状如铜钱(“其文如钱”)而得名，历史时期在中国境内分布较广。(24)艾叶豹即雪豹(Panthera uncia)，皮毛通体呈灰白色，布满艾叶状斑环，历史上主要活动于亚洲中部高原地带，极难捕获。(25)另外一种明代文献中经常出现的豹是“土豹”。土豹之名，至少在蒙元时期即已出现，但并不普遍。(26)明代官私文献均习惯将猞猁(猞猁狲、失剌孙)称为土豹。(27)猞猁体型较小，有一对长着黑毛的尖耳朵，尾巴极短，外形与豹有明显差异。猞猁驯化后，亦可用于狩猎，唐代猞猁猎是与豹猎并行深受宫廷贵族喜爱的娱乐活动之一，出土文物中多有骑马带猞猁狩猎人物场景。明代宫廷中出现的豹，即李时珍所称金钱豹、西域金线豹(猎豹)和土豹三种。今天看来猞猁与豹是两种不同的物种，但 明朝人概称猞猁为土豹，明代宫廷中养豹数量最多的也是土豹，都说明当时普遍将土豹视为豹之一种。本文遵循“名从主人”的原则，在有关明代的论述中将土豹纳入豹的研究范畴，不再加以说明。 二、明代宫廷中豹的来源 明代宫廷中的豹，大体可以区分为来自海外各国朝贡贸易及明朝本土征收两种。从范围上看，豹的来源地区涵盖了东起朝鲜西至波斯湾的广大地域；时间上从永乐迄嘉靖初年，持续百年以上。 (一)朝贡贸易 1.朝鲜 《图书编》载朝鲜所贡方物有“马、苧蔓、豹”，(28)《明实录》等官书未见朝鲜贡豹记录。但朝鲜《李朝实录》中保留了不少相关资料。 宣德五年(1430)，宣宗敕谕朝鲜国王：“王国中所产诸品海味、嘉鱼及豹、大犬、海青、好鹰、白黄鹰，可采取进来。”(29)朝鲜方面虽有怨言，仍不得不遣人捕捉采办。分别于宣德五年贡土豹三只、宣德六年贡土豹十只，宣德七年贡土豹一次(数量不明)。(30)朝鲜方面为满足明朝的需索，除在境内捕获土豹外，宣德六年还曾向“野人”(建州女真)购买土豹二只。(31)至成化三年(1467)，朝鲜取消此项进贡。(32)自此明朝亦不再向朝鲜索取土豹，这恐怕与宣德后明朝在境内开始采办土豹有关。 2.帖木儿帝国 帖木儿帝国(Timurids)与明朝建立联系，始于洪武时期，但至永乐朝始趋于和平、紧密，迄16世纪初帖木儿帝国灭亡，与明朝双方遣使不断。(33)帖木儿帝国境内里海东部Ustyurt荒原至阿姆河(Amu Darya，Oxus)流域一带，迄16世纪，广泛分布着猎豹。(34)明代文献《西域土地人物略》中载把黑旦(Bagdad，今巴格达)出产金线豹，其地域亦在帖木儿帝国境内。(35)帖木儿朝学者撒马尔罕地所著《两颗福星之升起》保留了一件据明朝诏书翻译的波斯文本，该文本内容记录了永乐十三年(1415)帖木儿帝国沙哈鲁汗派遣Beg·Bukha(即《明实录》中之癿不花)至明朝进贡猎豹事，与实录可互为印证。(36)现存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一幅完成于公元1444年(正统九年)的帖木儿时期设拉子(Shiraz)宫廷花园宴会图为这一文化交流提供了注脚(图4)：图中绘有三位身穿官服的明朝使者席地而坐，在明朝使者旁边站立着的侍从牵着两头猎豹。(37) 从上述材料可看出，帖木儿帝国向明朝进贡猎豹，集中在永乐朝中后期十年间，永乐以后只有一次进贡记录。公元1447年，沙哈鲁去世，帖木儿帝国陷入内争外患中，而猎豹捕获、驯养需要消耗极大的成本，这可能是正统朝以后帖木儿帝国不再向明朝贡豹的重要原因。 3.东察合台汗国(别失八里、亦力把里)(38) 《明太宗实录》记永乐九年“别失八里王马哈麻遣使马黑麻等贡马及文豹”。(39)其时，东察合台汗国统治着今整个新疆地区和葱岭以西的费尔干纳盆地。(40)马哈麻汗所贡，应是来自汗国西部邻近阿姆河的费尔干纳一带所产猎豹。 《高昌馆课》中有四条资料涉及贡豹，均无年代，按照原文书排列次序摘录如下： 高昌地主哈尼克(阿黑麻之孙)……进贡金钱豹一项。(第42篇) 速坛阿黑麻王……进贡……金钱豹一项。(第56篇) 速鲁坛马黑麻王……进贡……金钱豹一项。(第64篇) 高昌国王阿黑麻……进贡……金钱豹一项。(第71篇)(41) 根据文书中出现的东察合台汗国汗名，大致可以推断出四条文书的年代序列大致是：第64篇为天顺末至成化初年，第56、71篇为弘治年间，第42篇年代最晚，当在嘉靖时期。(42)永乐九年所贡为猎豹(文豹)，其后所贡则为金钱豹。贡豹品种的变化，与15世纪东察合台汗国的分裂有着紧密关系。(43)汗国逐渐失去对向阳地(Mangalai Suyah，今新疆塔里木盆地以西、以南地区)的控制，从而与猎豹的传统产区——里海东部至阿姆河流域切断了联系。《高昌馆课》多次明确记载朝贡到明朝的豹为金钱豹，或许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今天新疆东部地区金钱豹已经灭绝，(44)但15、16世纪时还出产金钱豹。 4.忽鲁谟斯 忽鲁谟斯(Hormuz，今伊朗波斯湾霍尔木兹甘省一带)，13世纪至15世纪为地中海至印度洋国际贸易重要中转港口，(45)郑和七下西洋后四次均到达该地。宣德六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刻碑记事曰：“永乐十五年，统领舟师往西域，其忽鲁谟斯国进狮子、金钱豹、大西马。”(46)当时的大臣夏元吉、金幼孜对此都有记载。夏元吉《圣德瑞应诗》自注说：“永乐己亥秋，海外忽鲁谟斯等国遣使来贡麒麟、狮子、天马、文豹、紫象、驼鸡……等物，赐观于庭，承制赋此。”(47)郑和所记金钱豹，夏元吉则称文豹，何者准确？笔者认为郑和为七下西洋亲历者，对于西南亚物产风土非常熟稔，当更可信。从金钱豹到文豹、大西马到天马的对比可以发现，郑和记录更为原始，而夏氏则加以文饰。以此推测，夏元吉所用文豹一名，并不是本文前面所论述专指猎豹的文豹，而是应行文之需以指代金钱豹。 5.阿丹 永乐十九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派遣内官带领分遣船队抵达阿丹(Aden，今也门亚丁一带)，马欢《瀛涯胜览》：“国王即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令卖易。在彼买得……麒麟、狮子、花福鹿、金钱豹、驼鸡、白鸠之类而还。”(48)马欢在随后对阿丹国土产记述中，对麒麟、狮子、花福鹿等均一一详加描述，但对金钱豹则并未提及。由此推测，阿丹国之金钱豹与忽鲁谟斯所进金钱豹来源相同，当是中转贸易所得，这也与阿丹“边海、国富民饶”的经济特征相符。 据《星槎胜览》，西洋交栏山(Gelam，今印度尼西亚格兰岛)、天方(Meccah，今沙特阿拉伯麦加)、竹步(Juba，今索马里朱步河口一带)三国产豹。(49)天方、竹步较为可信，(50)前论忽鲁谟斯、阿丹通过中转贸易所得之豹，以地理之近，极有可能来自阿拉伯半岛之天方与东北非之竹步。 6.满剌加 满剌加(Malacca，今马六甲)自永乐元年与明朝建立联系后，迄正德年间为佛郎机(葡萄牙)所吞并，与明朝往来一直较为密切。(51)成化十一年，“满剌加国遣正副使端马密等，进金页表文并象、马、火鸡、白鹦鹉、金钱豹等物。”(52)成书于明代中后期的《西洋朝贡典录》、《明会典》等书所记录的满剌加贡品多达三四十种，其中不少物品都不是满剌加本土所产，这充分体现了满剌加作为国际贸易集散地的地位。(53)成化十一年满剌加的贡豹，也应在此时代背景下考察。总之，满剌加贡豹，与忽鲁谟斯、阿丹情形大致相同，豹都是来自中转贸易。 (二)本土征收 本土征收可分为相对固定或制度化的土贡及临时性的征收采办。 1.宁夏 宁夏为明代重要产豹区，宣德时宁夏土贡中就有“豹子”一项，其品种以土豹为主。(54)天顺元年(1457)英宗派人前往宁夏采办鹰豹，当地“预先采捕，以为常贡”，其后“采豹以贡，靡费甚多”，贡豹已经成为地方沉重经济负担。(55)正德五年(1510)宁夏发生安化王朱寘鐇叛乱事件，为了稳定局面，朝廷不得已取消了宁夏贡豹。(56) 2.凉州 正德二年，武宗命令分守凉州太监张昭于凉州一带捕取土豹，并令守备官领兵出境采办，造办数量“如先年例，土豹捕二三十只”。(57)分守凉州太监辖境包括镇番卫，后者是明朝重要土豹产区。(58)武宗对豹的喜好，竟然达到不顾边防安危冒险以官军出边墙外捕捉，且需要的数目达到二三十只，成为武宗时期明代宫廷豹来源的大宗。 3.榆林 正德十二年十月，武宗巡边至榆林，他给当地各城守备官发了一个谕旨：“取要活豹、大马、毡帐、黑花豹、天狗皮。”(59)榆林镇所辖靖边卫出产金钱豹，(60)武宗索要的活豹应是金钱豹。 4.居庸关 居庸关属燕山山脉，产豹。(61)正德十一年，武宗不顾惊动祖宗陵寝及边防安危，执意遣居庸关驻防边军捕豹。(62) 5.广东 广东土产有金钱豹。(63)《涌幢小品》谓：“正统初，有中官阮巨队奉命来广征虎豹。”(64)按，中官阮巨队等奉命往广东采办乃宣宗时事，此误记为正统，阮后于宣德六年被诛。(65) 6.奴儿干都司 在奴儿干都司境内，西部脑温江(今嫩江)流域之兀良哈等蒙古卫所，与东南部建州、兀者等女真卫所均向明朝贡土豹(失剌孙)。(66)《辽东志》载女真入贡程序：“每岁十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终止，陆续起送建州左右、毛怜、海西等卫夷人到司，督令通事审验发馆。随行左等六卫，挨月公宴。各夷赴京回还，亦行公宴伴送。”(67)可见奴儿干都司诸卫所土贡，行之已久，有一套完备的制度。(68)具体贡豹事例，有天顺六年兀者卫及嘉靖元年(1522)弗提卫(今黑龙江富锦县)两次进贡。(69)世宗以其“非常贡，却不受”。 明代宫廷接收贡豹或征豹最频繁的是永乐、宣德、正德三朝，这与明朝国力、对外交流及统治者喜好都紧密相关。宣德、正德时采办以土豹为主，而非分布更广的金钱豹，如从土豹易于驯化可以帮助狩猎而金钱豹很难驯化，以及猎豹获取全赖海外交易成本高昂来看，则其取舍恰好与宣宗、武宗好游猎之性格相符。从16世纪开始，随着帖木儿帝国灭亡和东察合台汗国的分裂，朝贡贸易贡豹陷入停滞。嘉靖继位力革正德弊政，宫内所养鸟兽“释放大半”。(70)宫廷养豹遂少见记载。 三、豹猎 明代诸帝，自永乐迁都北京后，几乎皆养豹。弘治、嘉靖两朝初年禁止养豹，(71)以崇节俭，但效果有限。万历、崇祯时期，据沈德符、宋起凤等人亲眼所见，宫中养豹并未中绝。(72)这也说明，豹在明朝宫廷中必有其存在的理由。 明代官书中豹在宫廷中的作用，是作为宫廷典礼中的陈设动物而出现。据《明实录》、《大明会典》记载，用豹作为陈列动物的宫廷典礼有：皇帝登极仪、皇后皇太子册立仪、百官称贺上表笺仪、论功行赏仪、皇帝冠礼仪等。(73)六种宫廷典礼仪式，前三种皆为吴元年(1367)制定，正旦朝会仪为洪武元年(1368)制定，论功行赏仪及皇帝冠礼仪制定于洪武三年，均是李善长等文臣于明朝建国前后制定。太祖以后，用豹作为宫廷典礼陈设的规定，就消失了。明朝建国前后所控制地域有限，很难有渠道获得豹；加之军事倥偬，亦非大行礼仪之时。由此推测太祖制定用豹作为宫廷典礼陈设动物的制度，或只是一种制度层面的设想，而从未获得实行。(74) 明代宫廷大规模蓄养珍禽异兽，始于迁都北京后，主要蓄养地在西苑及南海子，蓄养数量以万计。(75)这些禽兽主要供宫廷贵族观赏，其中的珍贵品种，还往往会集中公开展示，并命大臣作诗赋歌颂，以彰显国威。这种情形，多出现在永乐、宣德时期明朝国力鼎盛、对外交流频繁之时。如忽鲁谟斯等国之金钱豹、驼鸡，占城之大象，西域之狮子，乃至国内贡进之驺虞，就陈列于丹墀，令文武大臣、四方使节共同观赏，并命文臣作文纪念。(76)嘉靖七年，提督豹房太监李宽在报告中统计了历朝养豹数量： 李宽的报告显示正德时期豹数量接近一百余只，而永、宣年间“数多”。如果仅供宫廷观赏和展示，何需饲养百余只？“非今日之设，非系无益之物”，显然是另有所指。所谓立国以来的旧传统就是豹猎，这也是永、宣、正德三朝宫廷大量养豹的真正原因所在。 明代宫廷有无豹猎活动，学界意见不一，殊无定论。最早提出明代存在豹猎的是美国学者贺凯，他在《明代名人传》“朱瞻基”条中认为明宣宗从朝鲜征索海青及犬、豹，显然均是用于狩猎。(78)盖杰明根据嘉靖初年提督豹房太监李宽的报告、王世贞宫词以及现存豹房铜牌上出现“随驾养豹勇士”的文字判定，蓄豹和豹猎是明代宫廷传统，至武宗朝臻于极盛。(79)他们虽没有进一步深入论证豹猎，但仍给后来研究者提供了不少启发。 实则早在永乐时期，就已经进行豹猎活动。永乐七年三月，成祖在从南京北上北京途中举行的围猎中，就使用了豹猎。翰林学士胡广记录下之一场景： 紫髯胡儿饲玄豹，攫拿捷疾好牙爪。 锦裀驮得不动尘，过眼应空东郭逡。(80) “紫髯胡儿”指西域色目驯豹师，“锦裀驮得不动尘”恰恰点出豹猎的特征：当逼近猎物时，豹师放出蹲坐在马背上的玄豹，玄豹飞速跃出捕杀猎物后又跳回坐垫之上。(81)这一捕杀过程在瞬间完成，难怪胡广赞叹为“不动尘”，捕捉狡兔“东郭逡”自不在话下。显然，胡广诗中的玄豹，(82)无疑就是猎豹，源自异域的豹猎成为整个围猎活动中最为激动人心的场景。永乐时期与帖木儿王朝频繁友好的交往，保证了猎豹的稳定来源，尽管实录等官书中帖木儿王朝进贡猎豹最早是在永乐十一年，但胡广的记录无疑是可靠的，说明早在四年前，明廷就获得了猎豹和随行的驯豹师。宣德继踵永乐，喜好豹猎。《李朝实录》记载：“岁丙午，帝使内史田猎，侵扰民间。御史入奏曰：‘人主不食野兽，请毋使内史猎之，使其骄恣。’帝怒曰：‘尔使我毋食野兽，是野兽便于汝也。’即投畀猛豹绖龁之，不死，更斩之。”(83)既用于田猎，可知“猛豹”当为猎豹，丙午(宣德元年)距成祖死去不过两年，宣宗长期侍奉在成祖身边，喜好豹猎可谓是继承乃祖遗风。 在明代文献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豹猎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色目驯豹师的相关记载。自永乐始，礼部在北京接待的番夷中，就有“罕东卫养狮豹回回”、“养狮豹回回”等名目。(84)无疑，“养狮豹回回”和胡广诗中的“紫髯胡儿”以及明代文献中西域帖木儿帝国等处贡狮豹的“伴送人”都是指色目驯豹师。正德朝是宣德以后宫中养豹最多的时期。清河寺、西海子饲养“虎豹鹰犬”，还设有“养虎回回”三名。(85)所谓“养虎回回”，与“养狮豹回回”应是同一回事。王世贞《正德宫词》称：“红粉别依回鹘队，君王新自虎城来。”(86)“回鹘队”就是与“养虎豹回回”职责相近的一类人。(87)武宗下令从凉州、居庸关等地捕豹，出巡至榆林又要求提供活豹，这些豹进入宫廷后，经过“养虎回回”、“回鹘队”的驯服，应该可以满足他对豹猎的喜好。 除了数量庞大外，明代宫廷养豹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土豹在其中居于重要地位。宣德以后，明代宫廷中养豹以土豹为主，尤其是正德朝饲养土豹达九十余只。土豹(猞猁)驯服难度相对较小，亦可用于狩猎。帖木儿王朝崩溃后，从中西亚获取猎豹难度大为增加，而明朝境内分布较广的土豹，就成为猎豹的最好替代品。猞猁驯服用于狩猎亦源自阿拉伯世界，在唐代传入中国，猞猁猎成为与豹猎并行深受宫廷贵族喜爱的运动之一。蒙元时期大汗宫廷中除了猎豹，亦饲养数量不少的猞猁。 明代宫廷养豹并进行豹猎活动在明朝官书中被选择性失载，但它的影响却见于异域的记录。16世纪初，中亚商人阿里·阿克巴(Ali Akber)所撰《中国纪行》(Khitay Nameh)中多次谈到明代宫廷养豹。(88)关于豹的种类，他说：“在第五道宫院内，他们(太监和宫女)看养着一些狮子、豹子、猎豹、猞猁狲以及吐蕃狗。”(89)阿克巴明确记载了明宫饲养金钱豹、猎豹、土豹三种豹，吐蕃狗的记录在明代史料中也得到印证，(90)其准确性要超过一般游记，具有较高可信度。对进入明代宫廷的猎豹和土豹所获得的待遇，他写道：“狮子比马匹有权拥有十倍的荣誉和豪华，猎豹和狩猎用的猞猁狲各自有权获得用于狮子的一半荣誉和豪华排场。如此一支非常豪华的伴送队伍把他们从中国边陲一直护送到北京，沿着共分一百程的道路前进。”显然，他认为豹是仅次于狮子第二重要的进贡动物。关于进贡豹的给赐或对价：“一头狮子值三十箱商品……一只猎豹或一只猞猁狲则要奉献十五箱。”(91)对比会典记载的明代历朝进贡给赐额度，阿克巴记述的猎豹、猞猁狲和狮子给赐比例相对较接近弘治以前，总体是符合明朝实际状况的。(92) 永乐、宣德、正德三朝进行豹猎，既是统治者自身喜好的产物，同时也说明了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和紧密。 四、豹房、豹房公廨与豹字铜牌 豹在明代及其后享有大名，要归结于明武宗兴建豹房，经过种种渲染，“豹房”成为宫廷腐朽堕落的代名词，武宗也成为明朝最为荒唐昏庸的皇帝。豹房从正德二年开始兴建，迄正德十六年武宗猝死于此，共存续了14年。盖杰明、李洵一致指出，“豹房”与“豹房公廨”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前者是养豹之地，后者是武宗处理朝政进行决策的中心。(93)通常意义上说的豹房，准确地讲应该是“豹房公廨”。养豹的豹房与虎城毗连，位于太液池西北岸牲口房南、清馥殿北，记载相对明确。而豹房公廨的位置，则多有异说。盖杰明通过对《燕都游览志》、《万历野获编》、《金鳌退食笔记》、《乾隆京城全图》等明清文献加以排比研究，认为豹房公廨在“腾禧宫以北、赃罚库以南、蓄豹豹房与百兽房以西及皇城西墙西安门之十库以东一带”，“东西约阔二百米，南北长二百至二百五十米”。(94)这一结论严谨可信。 豹房公廨除了名称外，其政治内涵已经与豹无关。而将豹、豹房公廨联系起来的唯一实物是豹字铜牌。豹字铜牌，又称豹房铜牌、豹房勇士铜牌，明武宗时铸造，为豹房勇士佩戴的进出凭证。牌呈圆形、上端附云纹形柄及穿孔，正面铸一蹲坐豹，豹头上方自右至左铸“豹字某某号”，背面自右至左铸“随驾养豹官军勇士悬带此牌，无牌者依律论罪，借者及借与者罪同”6行27字(图5)。对豹字铜牌的研究，很少有人注意到其正面豹的形象。前文已述，猎豹尾长且双耳短圆，土豹(猞猁)尾极短、双耳尖长并长有一撮黑毛。这种明显的形象差别，在考古文物中可以得到大量印证，以下略举几例。一则是章怀太子李贤墓壁画中正下方骑士马背后的猞猁，它两耳尖长直竖，一撮黑毛隐约可见。再如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墓葬出土的鎏金猞猁纹银盘，(95)猞猁肌肉丰满体型略显夸张，但两只尖耸的耳朵还是明白无误地证明其为猞猁。在古代世界各国艺术史上猎豹与猞猁的形象，大致都体现了这一区别。欧洲文艺复兴早期意大利铸造的Leonello d'Este(1407—1450)纪念章的背面，刻画了一只短尾竖耳蒙面蹲坐于方垫上的猞猁(图6)。(96)相反，我们从表现猎豹造型或猎豹狩猎的文物中看，耳朵都是呈圆而短的。此种造型甚多，仅举其一例。18世纪印度莫卧儿王朝环海德拉巴城游行图中(图7)，猎豹双耳小而圆。(97)类似的中西文物例证不在少数，从中得出的结论是：猞猁双耳尖直竖立是中西艺术表现形式中相通的原则。而明代豹字铜牌上的豹双耳直竖，明显是猞猁(土豹)的形体特征，但同时却有猎豹的长尾。何以出现这样的艺术现象？里面又蕴含着什么信息？实际上，从明代宫廷养豹的种类变化，可以找到线索。宣德以后，明代宫廷养豹以土豹为主，而猎豹和金钱豹则数量较少。内府制作豹字铜牌，对应明代豹概念的扩大，在工艺设计上必然要兼顾种类不同的豹的形象。豹字铜牌上豹的形象，恰好融合了土豹尖长耳朵和猎豹、金钱豹长尾的特征。明代诸帝中，武宗在文化取向上最为特殊，他对蒙元、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均有浓厚兴趣。豹字铜牌上豹的形象呈现出的中西文化融合现象，与武宗正德时期宫廷历史背景有相当契合之处。 五、结语 如果将豹与宫廷的关系放在世界范围内，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从公元前15世纪的古埃及，到中古时期的阿拉伯世界及中国的汉、唐、元、明，直至近代印度莫卧儿王朝，在横亘欧亚非大陆的广袤地区，宫廷贵族养豹进行豹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豹及豹猎文化的传播，成为欧亚非古代宫廷之间文化经济交流的纽带之一，为我们提供了中西文化传播的实例。 唐、元两代，中外文化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大量来自异域的生物品种、文化习俗传入中国，流行于阿拉伯世界的豹猎文化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豹猎成为当时宫廷贵族时尚运动之一，留下了相当数量的艺术品和文学作品。明代宫廷的养豹和豹猎，与其说是受蒙元遗风影响，毋宁说是永乐时期开放政治之下中西文化交流短暂中断后再次恢复的产物。从贡豹来源地可以看出，明朝除了与西域诸国保持友好政治经济交往外，还极大地开拓了与东南亚、西亚乃至东非的贸易往来，这一点远超前代。永乐、宣德、正德三朝明代宫廷盛行豹猎，而永宣时期是明朝最为强盛开放的时代，正德时期宫廷又呈现出汉、藏、阿拉伯等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随着16世纪初帖木儿帝国的崩溃，中亚地区陷入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传统的中西丝绸之路呈现停滞状态，中国和阿拉伯世界豹猎文化的交流逐渐衰歇。最晚至十九世纪中后期，猎豹在中亚地区的生存境况日趋恶化而濒临灭绝。(98)明代则成为豹猎文化在中国传播的终结时代。从明朝不同时期的贡豹事例来看，明朝与当时朝贡各国交往的主调是和平友好的。 明代宫廷养豹和进行豹猎，尽管也给国家财政和边疆稳定带来了一定影响，但由此展现出的多元开放性，使我们对明代宫廷乃至明代的总体认识上又多了一个新的实例。 ①《史记》卷3《殷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05页；孔颖达等：《毛诗正义·大雅·文王之什·灵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25页；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17《地官司徒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01—602页。 ②《汉书》卷56《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16页；卷89《循吏·龚遂传》，第3638页；卷72《贡禹传》，第3070—3071页。 ③《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页。 ④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1期；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唐金乡县主墓清理简报》，《文物》1997年第1期。 ⑤郑珉中、胡国强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铭刻与雕塑》，香港：“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42—144页。 ⑥A.C.Moule,'Some Foreign Birds and Beasts in Chinese Books,'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no.2(Apr.1925),pp.247-261. ⑦Kojiro Tomita,'Three Chinese Pottery Figurines of the Tang Dynasty,'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ine Arts,vol.42,no.250,1944,pp.64-67. ⑧张广达：《唐代的豹猎——文化传播的一个实例》，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7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7—204页。关于猎豹传入中国的时间，本文取张广达的研究成果。另，薛爱华(Edward H.Schafer)和藤井纯夫对唐代豹猎亦有研究，张广达文中已加以评述，兹不赘引。 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宋真宗天禧五年九月甲申，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54页。辽代豹猎风俗最早为贾敬颜指出，参见氏著：《文豹白鹘之贡赐》，《民族历史文化萃要》，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79—181页。 ⑩党宝海：《蒙古帝国的猎豹与豹猎》，《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11)孙机：《猎豹》，《收藏家》1998年第1期；党宝海：《蒙古帝国的猎豹与豹猎》，《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12)L.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eds.,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1644,vol.1,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p.288. (13)James Geiss,'The Leopard Quarter during the Cheng-te Reign,' Ming Studies 24,1987,pp.1-38.中译本参见盖杰明：《明武宗与豹房》，《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3期。 (14)David M.Robinson,'The Ming Court and Inner Eurasia,'《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51—374页；David M.Robinson,'The Ming Court and the Legacy of the Yuan Mongols,' in David M.Robinson,ed.,Culture,Courtiers and Competition:The Ming Court(1368-1644),vol.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365-421.两篇文章内容多有重合，后者较详。另，卓鸿泽的《“演揲儿”为回鹘语考辨——兼论番教、回教与元、明大内秘术》(《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27—259页)也部分涉及这一议题。 (15)以《酌中志》为代表的明代宫廷史料，其所描绘的宫廷制度、事迹主要集中在万历、天启时期，而明代宫廷养豹主要在嘉靖之前。(参见刘若愚：《酌中志》卷16《内府衙门职掌》、卷17《大内规制纪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93—156页) (16)豹的属种划分，动物学界多有分歧，本文取《中国动物志》之划分法。(参见高耀亭等编著：《中国动物志·兽纲》第8卷《食肉目·猫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43—363页) (17)猎豹(cheetah)最早产地在非洲，后来通过阿拉伯半岛传播至伊朗、阿富汗，再进而到达中亚及印度北部。[参见David P.Mallon，'Cheetahs in Central Asia:A Historical Summary,' Cat News 46(Spring2007),pp.4-7]历史时期今中国境内未发现有野生猎豹，文献中也没有出产猎豹的证明，为动物学界所公认。猎豹与金钱豹、雪豹等属种的区别主要有三点，第一是猎豹爪只能部分缩回，没有保护性外鞘；第二是猎豹从眼角起有一黑色条纹；第三是性情温和很早就被驯化。(参见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vol.3,1995,p.148) (18)李时珍：《本草纲目》卷51《兽部二·豹》，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7—8页。 (19)郭庆藩：《庄子集释》卷7上《山木第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671—672页。 (20)《新唐书》卷2214下《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48页。 (21)猎豹又被称作驯豹，是由于其性格温和、易于驯化，西域进贡至中国猎豹，都是经过驯化后由专职驯豹师伴送而来。参见张广达：《唐代的豹猎——文化传播的一个实例》，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7卷，第177—204页；党宝海：《蒙古帝国的猎豹与豹猎》，《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22)《明太宗实录》卷140，永乐十一年六月癸酉，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勘本，1962年，第1690页；卷169，永乐十三年十月癸巳，第1884页；卷203，永乐十六年八月丁酉，第2101— 2102页。 (23)《李朝实录·世宗庄宪大王实录》卷63，世宗十六年三月戊寅，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4册，第338页。 (24)高耀亭等编著：《中国动物志·兽纲》第8卷《食肉目·猫科·豹属》，第346—350页。 (25)高耀亭等编著：《中国动物志·兽纲》第8卷《食肉目·猫科·雪豹属》，第360—361页。 (26)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户部卷之二·典章十六·应副豹子分例》，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70页。 (27)参见《大明一统志》卷89《外夷·女直·土产》云：“失剌孙，即土豹。”(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1369页)；李时珍：《本草纲目》卷51《兽部二·豹》，第7页。 (28)章潢：《图书编》卷89《国朝诸夷所贡方物》，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71册，第686页。 (29)《李朝实录·世宗实录》卷49，世宗十二年七月乙卯，第4册，第36页。 (30)《李朝实录·世宗实录》卷50，世宗十二年闰十二月七月丙午，第4册，第72页；《李朝实录·世宗实录》卷54，世宗十三年十二月癸卯、丙午，第4册，第151、152页；《李朝实录·世宗实录》卷58，世宗十四年十二月辛亥，第4册，第225页。贡豹时间，以朝鲜使臣出发时间为准。 (31)《李朝实录·世宗实录》卷54，世宗十三年十二月丙午，第4册，第152页。明朝方面却竭力掩饰，宣宗告谕礼臣说：“朝鲜贡献频数，已非朕所欲。……若鹰犬之类，更勿进献。”(《明宣宗实录》卷96，宣德七年十一月辛未，第2180页) (32)《李朝实录·世祖实录》卷46，世祖十四年四月丙午、辛亥，第10册，第302、303页。 (33)《明太宗实录》卷140，永乐十一年六月癸酉；卷169，永乐十三年十月癸巳；卷203，永乐十六年八月丁酉；卷210，永乐十七年三月丁未，第2127页；《明英宗实录》卷131，正统十年七月戊子，第2608页。 (34)C.E.Bosworth and M.S.Asimov,eds.,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vo1.4,The Age of the Achivement:A.D.750 to the End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Part 2,The Achievements,Paris:UNESCO Publishing,2000,pp.281-283.中译本(C.E.博斯沃思、M.S.阿西莫夫主编：《中亚文明史》第4卷下册《辉煌时代：公元750年至15世纪末——文明的成就》，刘迎胜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0年，第235—236页)将Cheetah(猎豹)误译作印度豹。 (35)《西域土地人物略》成书具体时代、著者尚无一致结论。日本学者海野一隆的研究最为深入，他认为该图编撰于嘉靖八年，参见氏著：「『陜西四鎮図説』所載西域図略について」，『東西地図文化交渉史研究』，大阪：清文堂，2003年，第3—32頁。 (36)参见邵循正《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原载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2卷第1期，1936年)，收入《邵循正历史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86—98页；刘迎胜：《永乐初明与帖木儿帝国的使节往来》，柏桦主编：《庆祝王鐘翰教授八十五暨韦庆远教授七十华诞学术论文合集》，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第109—114页。 (37)这幅细密画是费尔多西《列王纪》插图之一，展现了豹猎在帖木儿宫廷的盛行和被作为身份象征，A Princely Banquet in a Garden，Right Folio of Double Page Frontispiece from a Manuscript of the Shahnama by Firdawsi,1444,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38)明人及清初编修《明史》，对东察合台汗国的变迁缺乏了解，根据政治中心先后称其为“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亦力把里”(今新疆伊宁)、“吐鲁番”。 (39)《明太宗实录》卷123，永乐九年闰十二月壬戌，第1548页。 (40)魏良弢：《叶尔羌汗国史纲》，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8页。 (41)胡振华、黄润华：《高昌馆课》(拉丁字母转写本)，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8、107、122、136页。文书后篇数为整理者所加。 (42)《叶尔羌汗国史纲》附录二《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在位年表》，第213页。 (43)Mirza Muhammad Haidar Dughlat,A History of the Moghuls of Central Asia:The Tarikh-i-Rashidi,trans.Denison Ross,ed.and noted by N.Elias,London and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2,pp.89-90.中译本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1编)，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王治来校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5—287页。 (44)高耀亭等编著：《中国动物志·兽纲》第8卷《食肉目·猫科·豹属》，第348—349页。 (45)忽鲁谟斯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参见廉亚明、葡萄鬼：《元明文献中的忽鲁谟斯》，姚继德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29页。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前的行香碑中，忽鲁谟斯是唯一被提及的国家。(参见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泉州伊斯兰教石刻》，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5页) (46)《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第40—42页；《福建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碑》，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下)，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41—43页。前碑“大西马”作“西马”。《瀛涯胜览》等书记载忽鲁谟斯贡品并无豹一项，其原因或为忽鲁谟斯作为中西贸易中转站，其所贡豹来自周边地区，并非本地所出，故为见证过当地实情的马欢等人所忽略。(马欢著，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校注·忽鲁谟斯国》，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68页) (47)夏元吉：《忠靖集》卷2《圣德瑞应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40册，第495—496页。郑和以使臣自忽鲁谟斯出发时为准，故较夏元吉所记早两年。《名山藏》所记与此相同，当系迻录自《忠靖集》。(何乔远：《名山藏》卷107《王享记三·东南夷·忽鲁谟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020页) (48)《瀛涯胜览校注·阿丹国》，第55—56页。又见巩珍著，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阿丹国》，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5—36页。麒麟即长颈鹿，花福鹿即斑马。 (49)费信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前集第10页，后集第20、25页。嗣后《西洋朝贡典录》、《咸宾录》、《明史》诸书所载天方、竹步产豹，皆录自《星槎胜览》。 (50)勾栏山一条系抄自《岛夷志略》，非当时实情。(参见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勾栏山》，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48页) (51)《明史》卷325《外国六·满剌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416—8 419页。 (52)《明宪宗实录》卷141，成化十一年五月甲寅，第2624页。 (53)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卷上《满剌加国第五》，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1页；万历《明会典》卷106《满剌加国》，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76页。 (54)章潢：《图书编》卷89《各畿省府县土产》，第971册，第692页；《大明一统志》卷37《宁夏中卫·土产》，第646页；宣德《宁夏志笺证》卷上《土产》，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9页；弘治《宁夏新志》卷1《物产》，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第72册，第197页。 (55)《明英宗实录》卷285，天顺元年十二月辛亥，第6109页；《明孝宗实录》卷68，弘治五年十月庚戌，第1293页。 (56)《明武宗实录》卷67，正德五年九月庚申，第1474页。 (57)《明武宗实录》卷21，正德二年正月戊子，第597页。 (58)章潢：《图书编》卷89《各畿省府县土产》，第971册，第693页；《大明一统志》卷37《陕西行都司·土产》，第655页；嘉靖《陕西通志》卷35《民物三·物产》，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908页。 (59)谢蕡：《后鉴录》卷下，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10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253页。花豹，是鹰的一种。 (60)章潢：《图书编》卷89《各畿省府县土产》，第971册，第692页。 (61)王士翘：《西关志·居庸关》卷4《物产》，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3页。 (62)《明武宗实录》卷134，正德十一年二月戊寅，第2665页。《后鉴录》为武宗开脱，说这道谕旨为江彬“捏写”。 (63)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32《土产》，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第38册，第527页。 (64)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3《中官祈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8页。 (65)《明宣宗实录》卷85，宣德六年十二月乙未，第1961—1962页；《明史》卷304《宦官传一·王振》，第7772页。 (66)《大明一统志》卷89《外夷·女直·土产》，第1369页；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4《女直》，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744页；毕恭等：《辽东志》卷9《外志·福余泰宁等达达卫所贡物》，沈阳：辽沈书社，1985年，第471页。《李朝实录》记宣德年间建州女真声称奉旨捕捉土豹，除出售于朝鲜外，恐怕还要进献明廷。则奴儿干都司女真诸部之贡豹，当不会迟于宣德朝。 (67)毕恭等：《辽东志》卷4《典礼·女直入贡》，第408页。 (68)宣德后，奴儿干都司例行的驻军和巡江活动取消，奴儿干都司实际上已经失去军事职能，但其下属卫所与明廷的政治经济往来并未终止。 (69)《明英宗实录》卷337，天顺六年二月庚寅，第6885—6886页；《明世宗实录》卷12，嘉靖元年三月辛亥，第423页。 (70)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10《吐蕃》，第376页。 (71)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11《默德那》，第390页；卷15《撒马尔罕》，第487页。 (7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4《畿辅·西苑豢豹》，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06页；宋起凤：《稗说》卷4《虎豹城》，《明史资料丛刊》第2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6页。 (73)《明太祖实录》卷28上，吴元年十二月辛酉，第435页；卷28下，吴元年十二月乙丑，第449页；卷35，洪武元年十月丁酉，第640页；万历《明会典》卷45《礼部三·高皇帝登极仪》，第320页；卷46《礼部四·皇后册立仪》，第322页；卷47《礼部五·皇太子册立仪》第326页；卷53《礼部十一·论功行赏仪》，第343页；卷63《礼部二十一·皇帝冠礼》，第397页。 (74)又，“凡进虎豹禽鸟之类，到于会同馆，就令畜养之人喂养。具数奏闻，送所司收领，至期进内府丹墀内陈设”。(《诸司职掌·礼部主客部·朝贡》，扬州：广陵书社，2010年，第1882页)洪武初期尚未打通与西域联系，文献中亦未见到这一时期贡豹记载，所谓“进内府丹墀内陈设”，恐怕和上述典礼用豹一样，都是具文。 (75)据嘉靖七年内官监太监郭绅的报告，天顺、弘治、正德三朝宫廷蓄养禽兽，总数都在两万多只。(参见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10《吐蕃》，第376页) (76)金幼孜：《金文靖集》卷6之《瑞应麒麟赋》、《狮子赋》、《瑞象赋》、《驼鸡赋》、《黄鹦鹉赋》、《瑞应騶虞颂》等，皆是为此而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40册，第683—689、694页) (77)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10《吐蕃》，第377页。 (78)L.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eds.，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1644,vol.1,p.288.贺凯在文中，将朝鲜进贡给明朝的土豹(Lynx)误译为金钱豹(Leopard)。 (79)盖杰明：《明武宗与豹房》，《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3期。 (80)胡广：《胡文穆公文集》卷20《德州随驾观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二九》，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68页。 (81)猎豹的驯服及捕猎过程，参见埃及马木鲁克朝(Mamluks)猎师穆罕默德·伊本·芒格利：《论狩猎：本世界大人物们之与旷漠野兽的交往》，转引自张广达：《唐代的豹猎——文化传播的一个实例》，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7卷，第186—191页。 (82)“玄豹”一名出自司马相如《子虚赋》，与白虎连称。参见《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3004页。 (83)《李朝实录·世宗实录》卷41，世宗十年九月丁巳，第3册，第611页。 (84)万历《明会典》卷114《膳羞一》，第603页；卷115《膳羞二》，第604页。 (85)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11《默德那》，第390页。柯立夫指出，元代存在专门驯养猎豹的职业军户八儿思赤(Barsucˇin)。八儿思(Barsu)在蒙古文中指虎，柯氏所引文书中的八儿思赤(Barsucˇin)应译为虎户。正德时期的“养虎回回”是否蒙元时期虎户余绪，并无确证。(Francis W.Cleaves,'The Mongolian Documents in the Musee de Teheran,' Ha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6(June1953),pp.1-107) (86)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47《诗部·正德宫词第六》，台北：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年，第2400—2401页。 (87)盖杰明认为“回鹘队”系指豹房勇士中的西域、蒙古人，但回鹘可作回回、畏兀儿解，并不包括蒙古人。(参见杨志玖：《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元史三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 7—155页) (88)关于此书之版本及研究状况，参见钟焓：《阿里·阿克巴〈中国纪行〉的历史性与时代性——以对十二布政司记叙的分析为中心》，达力扎布主编：《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2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1— 222页。 (89)阿里·玛扎海里：《丝绸之路——中国一波斯文化交流史》，耿昇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8页。 (90)汉文史料中称之为“西番狗”。(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10《吐蕃》，第376页) (91)阿里·玛扎海里：《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第266页。 (92)万历《明会典》卷112《外夷下》，第596页。 (93)盖杰民：《明武宗与豹房》，《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3期。李洵对豹房政治进行了深入透彻的论述，参见李洵：《正德皇帝大传》，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70—94页。 (94)盖杰民：《明武宗与豹房》，《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3期。 (95)邵国田：《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金银器》，《考古》1978年第2期。 (96)Medal Bronze,The British Museum,M11,p21.75c. (97)Procession Outside a Walled City,N.d.Milo Cleveland Beach,The Imperial Image:Paintings for the Mughal Court，New Jersey:Grantha Corporation，2012，pp.184-185.莫卧儿王朝有驯养猎豹之传统，豹外出狩猎，往往盛装，有时用牛车或马车送往猎场。 (98)David P.Mallon,'Cheetahs in Central Asia:A Historical Summa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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