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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医与《大公报》笔战始末 张德昌 宣统三年（1911年），正值中国社会激烈变革之际，天津发生了一场中医界与《大公报》之间的论战，其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前所未有。 《大公报》率先发难 清末以来，现代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中医权威地位受到挑战，社会上关于中医废存的争议不绝于耳。宣统二年，东三省发生鼠疫并向京津蔓延，许多人感染死亡，官方采纳西医的防疫方式，中医因与防疫体制不协调而遭冷遇。 1911年春节过后，从正月十一开始，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天津《大公报》连篇累牍地发文，抨击中医“妄传方药、任意错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天津中医妄造猫尿治疗鼠疫之方：“近日鼠疫发现，天津医生不假思索，发明许多奇妙方法，莫如猫尿一种。解者曰：‘医者意也，鼠本畏猫，故以猫尿治鼠疫必神……’若取演进之义，与其用猫尿不如用狗屁！”另一则消息则直接影射医药研究会会员路子华： “昨据友人报告，鼓楼东费家胡同刘君锡九，十四日午前忽染时疫，其势甚急，请中医路某诊治，路某坚云可治，服药转重，至晚六钟毙命 ……”这些报道和时评，引起天津中医同仁的极大愤慨，中西医双方积怨已久的矛盾由此而激发。 中医界愤起辩诬 天津中医“猫尿治疗鼠疫”和“路某致人毙命”之说纯属子虚乌有，《大公报》就此做了更正，然而丑化中医的影响却难消除。自正月十八日开始，天津中医药界知名人士丁子良、程子萀等五十六人联名致书《大公报》，一是为中医路子华辩诬，要求澄清事实，恢复名誉；二是为中医整体辩诬，要求对虚假新闻、恶评中伤做出解释。 《大公报》也不甘示弱，先是以《亦有质问数条请速答复再正式辩白》进行反诘，矛头直指中医的合法地位和存在价值。继之以《奉告自称中国医士诸君》质疑中医药防治鼠疫的能力，并指责对方“布局设法，以图报复”。就这样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笔战的文章刊登在《大公报》《天津商报》《正宗爱国报》《醒华日报》等诸多媒体上，众多读者也纷纷参与，舆论场一时硝烟滚滚。 双方互怼升级 丁子良，时任天津医药研究会会长。英敛之，是《大公报》创办人，兼任总理和编撰。两位名士是这场论战双方的领军人物， 他们并无个人恩怨，起初还保持着比较理智的绅士风度。随着论战的升级，两位主将亲自上阵，就变得意气用事，势不两立了。 丁子良正月二十四日在《星华日报》上发表告白，邀约英敛之“开正式文明谈判，并请公正绅商及本区巡警局区官旁听，届时勿忘早临赐教”。而英敛之在《民兴报》登函断然拒绝：“诸君登广告、散传单自负理直气壮，然仆反复自思，亦未觉理屈词穷。此外一无可言，无暇斗臭。”诸如此类，你来我往，都不甘示弱。 笔墨战不了了之 双方矛盾登峰造极，引起社会各界极大关注，纷纷呼吁：“唯望两造从此收兵，亦社会之幸也！”为了促成团结合作，保障防疫大局，以《民兴报》主笔刘孟扬为首的天津绅商居间调停。二月初二日，经过众人斡旋，这场历时十九天的笔战暂告休止，打赌之事也不了了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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