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脉相承历久弥新——献县千年艺术之旅
2016-06-15?作者：杨蕊?沧州文化研究
一个偶然的缘起，开始全面品读和探究沧州地域遗存的一个个文化痕迹，关注诸多历代临池翰墨、究心丹青者一段段有趣的奇闻轶事。说是偶然，其实自有其必然性，因为其中承载着最初对艺术的自我认知。
沧州这片丰厚的艺术土地，鲜有人去发掘，而面对历史，任何人都只是一个观者。在对沧州文化艺术历史的探寻中，屡屡看到“沧州”二字，时时带来诸多感动，每次发现对沧州书画人物的记载，无论只言片语，还是长篇累牍，不禁心中怦然，便极力期望还原那段历史的真实。但当于卷帙浩繁中一遍遍浏览有关沧州的散忆流影，当把一腔热情投入自我复制的历史影像中，并试图耐心地拼接起来时，才恍然找到隔世的互融。
?????单桥浮雕?季札挂剑
而在此期间，沧州地域上那两千年前汉代河间国的古风遗韵，最先引起我的好奇——
怀着对千年文化的敬畏，带着夏末的热情，走进献县这片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有着与往日迥然不同的心情，更添了几许期待与向往。此刻，深知献县这片土地承载着沧州深厚的书画艺术历史，随着后来更多亲近这片土地，已经开始循着前人的脚印探寻，并渐渐为之着迷而自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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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河间国始建于西汉文帝前元二年(前178年)，今日沧州的献县、河间市、泊头市、东光县均属古河间国，这里曾是声名远播的儒学文化中心，自北宋置府以来，素有“京南第一府”之美誉。古河间国诸多文化的传播地，便在以国都乐成(今献县河城街南）为中心的今沧州地域，而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发展了儒学文化，沧州文化历史的淳厚也在这时彰显得更为突出。
献县便因这献王（前171－前130年）而得名，因其儒士之风民间多称其为“献书王”,他的睿智是在经历秦“焚书坑儒”后发展了儒学。
赶到位于河街镇西八册屯村西的献王陵时，已经夕阳西下了，透过暗红色的天光看去,更多了一份肃穆和庄严(图一)。浓密的树丛掩映下，矗立着献王陵碑，碑记中简单记载了献王刘德的一生，读着此碑，不禁想起道光年间献县人董式愈所书的《献王陵碑记》，时光倏忽，今日已不得见。
这里只是献县汉墓群诸多陵墓中的一座，占地面积3.9万平方米，东邻曾“凿壁偷光”的汉代丞相匡衡的陵墓。
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卷九中记载：
河间献王墓，在献县城东八里。墓前有祠，祠前二柏树，传为汉物，未知其审，疑后人所补种。左右陪葬二墓，县志称左毛苌，右贯长卿。然任邱又有毛苌墓，亦莫能详也。或曰：苌宋代追封乐寿伯，献县正古乐寿地，任邱毛公墓，乃毛亨也，理或然欤。
汉武帝建元初年，献王所建的君子馆、日华宫置客馆二十有余，赵人毛苌博士在此授经，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毛苌被封为“乐寿伯”。元代王恽有《毛苌封乐寿伯》咏之：
风雅三百，一归无邪。弦歌音眇，孰为传耶。温温乐寿，汉初名家。训传首出，遂正而葩。敦厚之风，永煽幽遐。
毛公当时的活动范围，以今河间市为中心，西边的高阳县、南边的献县、北边的任丘市皆有迹可循。今日站在献县毛公亭上远眺，耳边似能听到诗经的诵读声。
1966年，献县商林乡柳椽村村民耕地时，牛腿陷入地中，竟发现是一个汉墓，挖出大量带有“君”字的汉砖(图二)，“后多毁损，村人不知爱重，砌为灶台，年深日久，磨蚀殆平”，有的垒了猪圈和墙基，还有一大部分作为打井石料砸碎填了井。虽然今日献县民间仍藏有此砖，但已屈指可数了。后来陆续发现“君子砖”（图三）、“君子长生砖”（图四）等，各砖之文，浑古简劲，皆在篆隶之间。
清代方朔所撰《河间献王君子馆砖》跋中说到：
????汉河间献王君子馆二字，道光乙巳，予旧得拓本于琉璃厂，旁有苗学植小印，知为苗仙露明经旧藏所拓。
由此可知，最初发现汉“君子砖”者为肃宁人苗夔（1783－1857年），初名学植，号仙露，清代金石、文字学家。后人在君子馆旧址发现上有隶书“君子”二字的汉砖，近代美术家李浚之以其为献王筑君子馆之遗物，著有《君子留真谱》行世（图五）。著名文物鉴定家史树青先生曾为此汉砖拓片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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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皇帝为巩固皇权，曾为分封诸侯国刻制玺印，但至今未见实物，只发现“河间王玺”（图六）封泥一块，现藏上海博物馆，为河间国第一任国王文王刘辟彊时所用。
2001年，献县乐成城址钓鱼台遗址发现一块完整的封泥，上有“河间御府”（图七）四字，泥质灰陶，圆形，直径约2厘米，印面为阳文篆书，现藏献县文保所。时任献县人大副主任的朱惠民先生为此赋诗一首：
献王城址鹊莺啼，百姓扶犁耕作畦。
怀古远来田垅上，偶然拾得汉封泥。
历经千年，此封泥完好无损，这是幸；但不知经历千年，会有多少书画印迹或毁于风雨或深埋地下，这便是不幸；然幸与不幸，又作如何区分呢，岁月能告知今人的，只有好好珍惜现有的，才能回复历史给予人类的恩惠，才能留存灵光逐渐消逝时代的艺术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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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东汉第十一位皇帝灵帝刘宏（156－189年），出身并不显赫的皇族，是河间孝王刘开曾孙、解犊亭侯刘淑孙、刘苌子，登基前生活在河间国（古河间治在今献县河城街），其父、祖墓（敦陵、慎陵）均在今献县境内。沧州历史上有关书画篆刻人物的记载，便是从这位皇帝开始的。
《东汉会要》卷十一记载：
灵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
这位荒淫无度、纵情任性的皇帝颇有雅致，南国曾进献荷花大如盖，名“夜舒荷”，高一丈有余，荷叶夜舒昼卷，一茎有四莲丛生，因叶子在月亮出来后舒展，又名“望舒荷”，其作《招商歌》七言咏之：
凉风起兮日照渠，青荷昼偃叶夜舒。惟日不足乐有馀，清丝流管可玉凫，千年万岁嘉难逾。
但不知宋司马所作转宿篆，那似莲花未开之形，是否得此自然之妙谛，可有此莲之舒展。
灵帝长书法，多习草书，卫恒《四体书势序》称：“汉灵帝好书，世多能者”，亦善鼓琴，喜吹洞箫，这些艺术特长正印证了“亡国之君多才艺”的古谚，其夜夜笙歌，过度损耗了生命，只活了短暂的34年。我们且不说灵帝刘宏从光和元年（178年）一直持续到中平六年（184年）的公开卖官，以及在宫中设街市自作商贩、修建花园般的裸游馆与宫女嬉戏等荒唐之举，单论他不经意中做的一件对中国文化艺术极为有益的大事——
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
这个鸿都门学，是中国最早学习、研究文学艺术的学府，在世界上也是创立最早的文艺专科大学，东汉灵帝便是第一个以才艺取士的皇帝。鸿都门学是政治斗争的产物，意在以辞赋、小说、绘画、书法等文学艺术形式，与太学和东观所代表的士大夫儒学文化中心相抗衡。鸿都门学虽然设立时间不长，然不少士人“以虫篆（书画艺术）小技见宠于时”，这一时期出现了擅长鸟虫篆和八分书的师宜官、梁鹄、毛弘等大书家，蔡邕、张衡、刘褒、赵岐等画之高妙者，让一直被视为末技的书画至汉代有了长足进步。《蔡邕传》中记载：
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
这便是著名的《熹平石经》，隶书，字体方平正直，中规入矩。而南阳张衡59岁时亦曾在河间国为相，3年后辞职，献县至今还有张衡读书台遗址。
无论如何，鸿都门学的出现都是挣脱体制的桎梏而试图实现文艺觉醒的标志，这是个突破，也是个飞跃。今日踏上灵帝曾经行走的这片土地，我们回看其“乱而不损曰灵”的谥号，刘宏统治的时期确实是相当的乱过，其堂叔汉桓帝刘志也是34岁亡，这叔侄俩的统治时期是东汉最黑暗的政权，诸葛亮《出师表》中亦多“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之慨。在张角农民起义大军的呼喊声中，我们很难看出这位荒淫皇帝“乱而不损”的境界，以此回顾今日沧州地域遗存的率意之笔以及高官显族之洋洋大篇，我们还是简略复原了一段那个崇尚自由审美时代的古风遗韵。
三
?历数献县书画名人，遥远的北齐数学家、天文学家信都芳是一位狷介自守、无求无物、忘我工作的学者，将浑天、地动、漏刻等仪器绘为《器准图》，这种器物艺术便是今日的实用美术。
唐代的尹元凯（？－727年）工书善琴，人称“博物君子”,垂拱四年（688年）所篆《美原神泉诗碑》（图九），书写下盛世“君子怀淡交，相从涧之底”的文人情谊,是唐代传世篆书中较为重要的作品，现存陕西省博物馆。
明代的程鉴，万历年间任献县训导，县里留有《儒学题名记》碑刻。同在万历年间任左都御史的陈瓒，少有异才，过目不忘，献县淮镇圈头村有其晚年书碑。陈瓒的后人、被称为“清三百年来一大家”的陈苾（1794－1842年）一生勤奋，刻印过万，著有《万石山房印谱》（图十）《六十甲子心经摩兜坚箴》《宴桃李园序》《摹汉云台官私印》等，直刀篆刻下艺术人生的辉煌，每每有“高丽贡使来，必问其之刀艺”，于史册留有盛名。好友崔士元(1850年前后在世)善书画，曾为陈苾《万石山房印谱》题长句。还有一位篆刻家陈祺龄（1796－1836年），诗书画印俱绝，《锄月庐藏印》中收录其篆刻作品。
在献县学者朱惠民先生家，看到安宛手札（图十一），娟娟字迹，不禁慨叹于这位武进士雅好丹青的韵致。安宛（1704－1774年）有“铁笔”美名，书法有汉魏遗韵，不轻与人书，得者宝藏之，其父祖皆善书画，笔法米氏父子，是纪晓岚外祖家。一本小楷折子——《闲邪公家传》（图十二），是刘肇域(1855年前后)所书，其十六岁举秀才第一，父刘其年与大伯刘书年皆长于书法。
“瀛州七子”之一的戈涛（1716－1768年），是著名的文学家、方志学家，书法驰骋笔力，自成一家，尤其匾额书写得遒劲（图十三）。后世的戈革（1922－2007年），更是才气冲天，中国石油大学的教授，主攻石油物理，蜚声海外。著译诗文，书画篆刻，无一不精，行书有朴拙气，辑有《金庸小说人物印谱》（图十四），张伯驹、顾随、钱钟书、杨绛、于光远等先生都有其刻制的印章。
曾为民国众议院议员的张濂学颜最有成就，其小楷风行一时，有《张中卿小楷字帖》流行于世，朱惠民先生藏有其所书《邓禹传》（图十五），虽为残本，然可见笔情墨韵。其子张岱年（1909－2004年），中国现代哲学家、哲学史家，90年代初为新修《献县志》题签，虽久疏临池，下笔自有风韵。
朱先生收藏的一幅郑梓行书（图十六），这位同治三年的举人，笔底有骨力。一折陈煜（1857-1886年）的《论佛行书》（图十七），下笔沉着有力，笔画收放有度，疾徐错落，饶有风致。陈葆泉（1862-1937年）曾为民国《献县志》编辑，工书，尤擅行楷（图十八），其撰写的碑文、书丹民间时常得见。半农居士倪星垣（1867－抗战前），善草书，以书法、楹联（图十九）为远近所知，朱惠民先生影印出版其《联语粹编》八卷，为倪氏手稿。一幅刘雨芝（1905－？）的工笔画蝶，栩栩如生。
如今，献县诸多书画人物的作品粗粗览过，只得窥其一斑，不能尽数，心中空怀尊崇，借献县千年的地气，得以会晤一个个“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的书家墨客，以心中之笔素描下他们的精彩，留与后人观瞻……
怀着对先哲的种种敬意，走在古老的单桥上，阳光熹微，衬托得这座“善人桥”愈加沉厚而稳重，如今新桥的落成，缓解了单桥的使用压力，远远看去，荒凉中却更多了几分凄美的风致。踩在桥中央宽厚的石板路上，似时光回转，行人穿梭而过，昔日的繁华如海市蜃楼般真切呈现。造型朴厚的石猴石狮在讲述一个个故事。循着轧满车辙的石板道看过去，那62块栏板上精美细腻的浮雕，更是让人惊叹四百年文化艺术的魅力：季札挂剑（图二十）、苏武牧羊、八仙庆寿、舜耕历山……
此时，看一群无忧的孩子奔跑在单桥上，他们可知这座画桥上雕刻故事的寓意吗？如今艺术经过民间的传阅后更为饱满，播之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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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沧州文化研究会理事，沧州日报社美摄部主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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