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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恐怕要改变一下观念。城乡经济整体获得发展，农民因专业化水平提高而富裕起来，赶得上城里人，这才是发展的目的。 此外，还有另一种对土地确权改革的担心，即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以后，农民的自主权增强了，农村会不会有大量土地兼并出现？土地过度兼并集中后，出现大量农民流离失所怎么办？ 这种思维恐怕还停留在旧的传统农业经济时代。旧时代的土地兼并是政治腐朽的后果。单靠市场关系，旧时代农村只能出现“五口百亩之家”的规模。当下中国农村，土地要素的真正报酬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不到10%，以后还会越来越低。农民收入最终要在规模经营基础上，靠资本增加和技术进步。即使是在农业发达国家，农民取自农场的收入占其总收入也只是在20%左右，其中土地要素报酬又是一个零头。 以村庄政治方式解决改革“真问题” 事实上，各地在此项改革中，均遇到一些共有的难题。例如，土地存在权属争议，确权时难以找到合法合理依据；承包地或股权确权登记颁证到户时，涉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问题，有地方梳理出相关具体情形达数十项之多等等。其实，这些问题本来就存在，并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引起的。此项工作的初衷正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难在它本来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拿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判定来说，经济合理性的边界本来就很模糊。如规定某某年之前出生的人口，有权获得承包权或股权，这个年份怎么确定才合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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