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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坻历来流传着：“宝坻县内有县；城内有庄；城外有城”的说法。就是说，在宝坻城西十里之遥，有一甘泉村，当地人将“泉”字读成
“县”音，因而称县内有县；于城区内东北角有一庄，名叫“苦熬庄”，因而称城内有庄；城南约十里处，有一古城址“秦城”，又有城外城之说。说起秦城，人人都知道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但是，它在此沉睡了多少年？它的兴衰经历知多少？为何称秦城？
有关秦城的传说很多，可是文献史料确很少。到后来，许多专家学者们，对此城也是“各出己见”。因此，对秦城的文化内涵和性质产生了颇多争议。
传说中的秦城
传说秦城，是唐王征东得胜回朝经过此地，为剿反僧在此筑城，唐王帅军每人兜一兜土筑城，取土地点是在今口东镇石各庄村北，石各庄村北确有常年积水芦苇丛生的大洼淀，这就是传说中建秦城而形成的洼淀。因此，土著人对此洼淀称“营淀洼”，又因唐太宗李世民初封秦王，所以，这座古城故得名“秦城”。
另外，传说秦城十年一献宝，所以秦城的传说故事也特别多，比如，《秦城烟柳》、《金马驹》、《照妖镜》、《翡翠高粱》、《绊马索》、《神奇的羽毛》、《甜瓜里的城门钥匙》等。
学术上的争议和史料记载
在学术上，有的专家写文章说秦城为右北平郡治，也有的学者将秦城定位为雍奴县治，但，这些说法都没有确切的依据和文献史料记载，只是推测而已。
在史料记载中，乾隆十年《宝坻县志》八景篇中载：“在县南十里，秦始皇并燕筑城治戌，唐太宗东征亦驻跸焉，旧志以太宗初封秦王故名秦城非也”古迹篇中载：“《方舆纪要》云，秦始皇并燕筑城置戌以则秦城所由名也”。
秦城遗址现状
秦城遗址位于天津市宝坻区钰华街辛务屯村西南0.5华里。古城残垣尚存，原为宝坻八景之一《秦城烟柳》。是华北地区保存较好的古城之一，现为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50年，开挖潮白新河时，堤压河占挖掉秦城的西南角。1974年西城垣北段建一火葬场时被夷平。20世纪70年代县武装部设弹药库和靶场时，挖到了仅存的城东门的瓮城。早年间认为的将成东北角挖开一个豁口，其余的城垣保存基本完好。城址总面积近50万平方米，城内的土地均为农田，城内和城外50米为古城址的文物保护范围。（图一）
图一 秦城遗址位置示意图
一、秦城遗址的文化内涵
1977年，天津市文物处和宝坻文化馆的人员，对秦城遗址进行了钻探，重点钻探了城垣外50米的范围。经钻探发现南、北、东三面城垣中部都有一缺口，在缺口部位还发现有路土层，这说明城四面各有一城门，并且城门外都有曲尺形的瓮城基址。
1989年和1990年，天津市考古队和宝坻文化馆文物组，对该城进行了试掘。共开4×4米探方45个，2×2米和2×24米探沟53个，加上扩方，共计发掘面积1200平方米。解剖了城垣的断面，发现夯土台基两处，灰坑一个，不同时期的儿童瓮棺葬47座，土坑木椁墓8座。
通过试掘得知，筑城以前有商周和战国早期文化遗存。古城及其使用时期的城墙、建筑基址和相关堆积，年代为战国晚期至秦。战国和秦文化层之上有汉代文化遗存，如：汉代的墓葬和瓮棺葬打破了战国和秦代的文化层，这表明此时古城已经废弃。西汉以后古城被水淹没，形成池沼相地层等。叠压在池沼相地层上还有辽代遗存。
二、战国至秦文化遗存
遗迹
1、城墙
古城的北城墙中部外折，平面呈不规则的四边形。北墙长910米，东墙长658米，保存最好，高5米余，南墙全长820米，东段残存335米，西段堤压河占，火化场用地，仅存部分墙基。四面城墙皆夯筑，结构基本一致（图二）。
南城墙，在南城门西侧开一南北向探沟（T28），横切城墙断面。去掉耕土和扰土层，显露出层土层夯的城墙，残高1.3米，墙基宽20米。分层夯筑，行层厚0.1至0.2米，夯窝圆形，直径1至1.2厘米，密集分布于每层的夯层上。夯土层中未发现遗物。
西城墙，在西城墙南段，于潮白新河的河滩地上开一东西向探沟（T12）。挖去河滩年复一年的淤土后，夯土城墙残高2.8米，墙基宽19.3米，分层夯筑而成。夯层清晰坚硬，每层夯面上皆密布圆形夯窝，夯窝直径6至8厘米。夯土层中出土有少量灰陶细绳纹残片，红陶釜残片及炭渣、红烧土块等，皆皆为战国早期遗物。
东城墙，在东城墙北端开一条东西向探沟（T11）横切城墙，发现城外坡，表表土和扰土层厚15—115厘米。土质松软，出土沟纹砖、白瓷片、绳纹灰陶片等辽代遗物。城内坡表土和扰土层厚0.95—1.4米。土质亦松软，出土了红烧土、灰陶豆把和灰陶绳纹残片等汉代遗物。
城墙夯土残高2.35米，墙基宽12.8。夯层厚15—30厘米。每层有密集的圆形夯窝，夯窝直径6—8厘米。夯土层中出土了战国早期的灰陶纹绳片一块。
北城墙，在北城墙东端豁口处开一条南北线探沟（T10），横切城墙，去掉表土和扰土层显露城墙夯土层。强残高2.25米，墙基残宽15.8米，北面被现在的公路所占压。层土层夯，行层厚30厘米，密集的夯窝圆形，夯窝直径6—7厘米。
城东门口两侧墙，现在墙基宽22.1米，残高5.25米，外坡陡直，倾斜度15°.
城门和瓮城
城垣四面设门，皆位于城墙中部，今已成豁口。试掘中清理了东门、北门两处。
东门，经发掘得知，原城门口宽3米，路面下亦为夯土，门口外设瓮城。瓮城是由门南侧的城墙接出，呈曲尺形，东西长26米然后折向北42米，北端和城墙之间为出口，宽7米。亦是层土层夯筑成，夯窝夯层与城墙略同。瓮城墙基，宽12—14米，瓮城内部，东西宽14米，南北长15米，平面略呈方形。瓮城内和门口两侧出土大量筒瓦板瓦和双龙纹等半瓦当残块，这表明当时城门设有瓦木结构门楼建筑。（在20世纪70年代开挖潮白新河截渗渠时，在南门处也出土了大量板瓦、筒瓦和瓦当）。
2、夯土建筑基址
城内北高南低，平均落差1.6米，地面散落陶片到处可见。试掘中发现夯土台基两处，皆在城内中部偏西北高地之上。这块地方种庄稼不长，而且草也不长，当地人称这块地方“金銮宝殿”。只因表土层下有三合土夯实的台基才不会长庄稼和草。
F1（T85—T91）在清理着两个探方时，去掉表土层，发现东西长16.1米，南北宽7米，长方形的夯土台基。黄花土，夯窝不紧密，残高8—20厘米。其下为黑色垫土层，亦是夯土层，后15—70厘米，夯土台基之上有一层厚0.5—1米的灰土层。同时出土大量筒瓦、板瓦和虎纹、双兽纹、山字纹三种半瓦当。陶器有：豆、盆、罐等，并出土铜印一枚。台基上发现汉墓4座（m51—m
54），表土层下开口，打破夯土台基。
F2（T93—T97），位于F1正北9米处，即表土层下为夯土台基，残存东西长12米，南北宽10.5米，由于人为的破坏较甚，夯土台基成不规则的长方形，夯土层厚度仅存5—15厘米。夯土下为生土。基础上亦是灰土层。同样出土有板瓦、筒瓦和半瓦当与陶器等。
F1、F2两座建筑基址南北相邻，出土了同期的遗物，夯筑方法相同，应为同时期的一组建筑基址。打破建筑基址的墓，个别墓坑深仅存0.2—0.3米，可见原基址较高，大部已被自然的和认为的破坏掉，故未见其它与建筑有关的遗迹。
3、灰坑
在这次试掘清理过程中，只发现一个灰坑，编号H1，位于城中北部高地之上，开口于T82③层下，打破重土。灰坑为筒形，口径约1米，四壁垂直，深0.7米，底平，填土松散，浅灰色，出土许多瓦片，其中有两件烧变形的完整的板瓦。
遗物
1、陶器
以泥质灰陶为主，另有加贝壳的鱼骨红陶、夹砂灰陶。多轮制，绳纹为主，亦有一定数量的弦纹。器型有：钵、罐、盆、簋、网坠、豆。（图三）釜、深腹盆、折腹盆、瓮、浅腹盆。（图四）
图三 出土陶器
1、6.钵 2、4、10.罐 3.浅腹盆 5.簋 7.网坠
8.纺轮 9、11、12、13、14. 豆
图四 出土陶器
1、6、8、10.釜
2、3.深腹盆 4.折腹盆
9.瓮 11.浅腹盆
瓦当22件，较完整者7件，可分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两种。纹饰有：虎纹、饕餮纹、重山纹、山云纹、卷云纹、柳编纹、双龙纹、双鹿纹等八种图案，均为半瓦当。
虎纹瓦当
泥质灰陶。瓦当面为一只虎，伏身回首，作张口吼状，身后有一串圆圈。瓦当面宽16、高7.8厘米、边框高1.3厘米。
饕餮纹瓦当
瓦当饰饕餮纹与卷云组合，瓦当面宽16.5、高8.8厘米。与燕下都出土的饕餮纹半瓦当相同。
重山纹瓦当
泥质灰陶。当面以五道凸线组成重山纹饰，因残无法量出尺寸来。
卷云纹瓦当
泥质灰陶。当面正中以一道横线连接两朵卷云纹，两侧各饰一朵小卷云纹，府边饰一排锯齿纹。瓦身绳纹，当面宽16，高8厘米。
双兽纹瓦当 泥质灰陶残。宽边，图案仅存一翘尾奔跑的神兽。
双龙纹瓦当 泥质灰陶。边窄，龙作飞舞状，首尾摆动，前爪昂起，后爪伏地，姿态生动。（图五）
图五 瓦当拓本
1、3.饕餮纹瓦当
2.卷云纹瓦当 4.虎纹瓦当
5.双兽纹瓦当 6.重山纹瓦当7.双龙纹瓦当
柳编纹瓦当 泥质灰陶，无边框，纹饰为压印而成，瓦身饰细绳纹。面宽16，高8厘米。
双龙纹瓦当 泥质灰陶。边窄，龙低首伏爪，取取卧状。当面宽15.5，高8.3厘米。
双鹿纹瓦当
泥质灰陶，窄边，当面正中一棵树，树两旁各一奔鹿，头顶之上各饰一椭圆形纹，宽14厘米。
山云纹瓦当
泥质灰陶，当面饰几何形两道凸线组成重山型纹。山峰两侧饰小卷云纹。宽12，高7.5，边宽2厘米。（图六）
图六 瓦当拓本
1.柳柳编纹瓦当
2.双龙纹瓦当 3.双鹿纹瓦当 4.山云纹瓦当
板瓦
出土最多，但多为残片，复原6件。以泥质灰陶为主，少量夹砂灰陶。瓦背面以竖向细绳纹、断续绳纹、斜向绳纹为主，也有在瓦的两端饰弦纹。正面多素面，亦有少数菱形或方格纹。皆长方形，长43—45、宽34—37厘米。也有的板瓦长40、宽33.5厘米。还有长33.5、宽33厘米。（图七）
图七 出土板瓦、筒瓦
1、2、3.Ⅰ式板瓦
4、5.Ⅱ式板瓦 6.式筒瓦
筒瓦
出土数多，复原5件。泥质灰陶，绳纹为主，亦有弦纹，背面多素面，有少量瓦饰不规则的方格纹或菱形纹。可分四式。
Ⅰ
式：泥质灰陶，残，比其它筒瓦短而宽，中部略宽，两头略窄，宽18、高10厘米（图七.6）。
Ⅱ
式：泥质灰陶，此型较多见，瓦面弦纹带绳纹，通常40—41、宽15—16、高8、子口长3厘米。其中有一块带虎纹瓦当的筒瓦，与其形制相同，唯有子口顶端呈斜坡状。
Ⅲ 式：泥质灰陶，残，瓦身中部饰绳纹，子口端饰弦纹，有钉孔，孔径2厘米。
Ⅳ
式：仅见子口一段，瓦型略大，子口长4、宽20、高9.5厘米（图八）。
图八出土筒瓦
1—5.Ⅱ式筒瓦
6.Ⅲ式筒瓦 7、8.Ⅳ式筒瓦
2、石器
石斧 1件采集，黑灰色岩石制成，横断面呈椭圆形，双面刃，刃部有砍砸痕。长18、刃宽7厘米。
刮削器
城墙夯土层中出土。燧石制成，暗灰色半透明体，两面皆拔痕，打击点明显，弧心波，边缘单面有修整痕，长3.9、宽3.3厘米。
印范
1件（采集），石质双面印文。扁方形，边长2、高1.5厘米。阴文正书，并刻有界格，一面刻“泉州丞印”，一面刻“范阳丞印”，具有秦印特征。
3、其它
同印章
1件（F1），方形，鼻钮，边长1.2、高0.8、钮高0.4、孔径0.2厘米。阳文篆书（长启）二字。
刀币
13枚，其中二枚（T34）出土于东门口路土层，余者为集品，皆为燕明刀，刀身与刀柄有明显的；磬折，“明”字眼睛状，刀柄末端环状孔，刀柄中间两道弦纹及刀柄内轮廓线均深入刀身。刀币长13.7厘米。 
图九
出土遗物1.“长启”印；钤本
（F1）2、3.印范（采集）4.刀币（T34）
瓮棺葬
在试掘中，共清理了比西汉稍早的翁棺葬3座。编号：W5、W6、 W56,分别位于城东北角和东门口南
墙的内坡上，开口于汉文化层以下，并打破城墙的夯土层。葬具有红陶釜、灰陶瓮、为当时儿童的葬具和葬式。
W5
位于城东北角城墙内坡，T8西汉地层下开口，打破城墙夯
土，墓口距地表0.25米，墓坑椭圆形，长1.03、最宽处0.53米。葬具有两个红陶釜套盒。瓮棺内残存头骨、肢骨和上颌骨，随葬陶纺轮一枚。
W6
位于城东北角城墙内坡T8，西汉地层之下开口，打破城墙夯土层，墓口距地表9.55米，椭圆形墓坑，长1.6、最宽处0.82米。瓮棺内残存头骨、肢骨等，无遗葬品。
W56
位于东门口南侧城墙内坡上，扰土层开口，打破城墙夯土，墓口距地表0.35米，墓坑椭圆形，长1.32、最宽处0.75米。葬具由一灰陶大瓮和两个红陶釜相接套合而成。馆内幼儿骨骼一具尚存，无随葬品。
图十 战国瓮棺葬
1.W5 2.W56
3.W6
葬具 有瓮、釜、、两种。瓮3件，可分二式。
Ⅰ式：2件，均为泥质灰陶，短领微侈，直腹、环形底，通体饰弦纹和断续细绳纹。W6.1口径31，高73厘米。W6.2器口被打捍，器身为椭圆形，腹经42、残高47厘米。
Ⅱ式：1件（W56），泥质灰陶，短直领，斜折肩，深直腹，环形底，领饰两道弦纹，肩部饰弦纹数道，肩以下饰断续绳纹，口径27、高61厘米。
釜 4件，均为夹贝壳红陶，俗称鱼骨盆‘可分二式。
Ⅰ式：2件，敞口，口沿平出上折，尖圆唇，深直腹，环形底，腹部饰细绳纹，W5：1、口径36.5、高35厘米。W5：2、口沿下饰不规则横竖向绳纹，口径36、高34厘米。
Ⅱ式：2件，敞口，口沿立折、尖唇，筒形深腹，环形底，通身饰密集的粗绳纹，印痕浅，局部抹光，W56:3，口径33、高30厘米。W56:2、口径32.5厘米。
纺轮
1件，W5:3，加贝壳红陶陶片磨制而成。椭圆形，中心对钻成一孔，直径3.3、孔径0.6厘米。
图十一 战国瓮棺葬具及出土遗物
1、2. Ⅱ式陶釜（W56:2、3）3、8. Ⅰ式陶釜（W5:2、1）
4. Ⅱ式陶釜（W56：1）5、7. Ⅰ式瓮（W6:2、1）6.陶纺轮（W5:3）
三、汉代文化遗存
遗物
一、陶器
试掘中在汉文化层出土的陶以泥质陶为主，少量夹砂灰陶，加贝壳红陶，多绳纹，亦有一定数量的素面和弦纹。主要器形有：陶罐、陶盆、陶碗、陶壶、陶瓮、陶釜、陶瓶、陶豆、陶磨、陶纺轮、陶网坠等。
2、铁攫 3件，长方形，两面刃，顶部作长方形銎，用铁打制而成。
图十二出土遗物
1、13.陶罐
2、3、9.陶瓮 4、8.陶盆
5.陶磨 6、7.陶釜 10.铁攫
11.陶壶 12.陶碗
14、15.豆把 16、17.纺轮 18.陶网坠
二、
土坑墓
试掘中，发现土坑墓8座。分别位于城墙内坡和北部高地F1建筑基址上。
1、位于城墙内坡墓葬3座，编号M1、M3、M7，皆位于城墙内坡，打破城墙堆积土层，M1在T、3层下开口，打破T、4层下开口，打破T1、5层，故M3早于M1。M7在T5、4层下开口，这三座墓葬，从墓葬形制上看应为同一个时期的墓。
2、位于城内北部高地F1建筑基址上的墓葬5座，编号M51、M52、M53、M54、M9。单人葬4座，双人葬一座。4座单人葬，于表土层下开口，打破F1夯土台基。墓葬平面为长方形。棺最大2.8×9.9，最小2.2×0.85米，头部上方有的没头箱，以放置随葬品，M54头箱保存较好，头箱长方形，长1.3、宽0.85米。均为仰身直肢，头向北。M53、M54为二次葬。器物组合为壶盒、罐盆、瓮壶盒三种。M9为合葬墓仅一座，位于城内北部高地上，表土层下开口，打破T58、2层战国文化层，平面为长方形，两椁两棺，东西并列放置，头箱内放置随葬器物，仅见陶罐，肢骨保存基本完好。
图十三 西汉土坑墓平面图
1.M3
2.M54 3.M9
3、随葬器物
在八座墓葬中6座有随葬品，以陶器为主，亦有铜矛、铁带钩等。陶器均为轮制，泥质灰陶居多，少量夹砂灰陶。基本组合有：壶盒、罐盆、瓮壶盒以及仅见罐四种，多为素面，亦有局部饰饰纹、弦纹，个别饰物上饰红黑彩绘。
随葬器物有：陶罐、陶壶、三足陶盒、陶瓮、陶盆、铁刀、铜矛、铜簇等。
图十四 西汉土坑墓出土遗物
1、2、5、6.陶罐3、4.陶瓮7、11、12.陶壶8、9.铁刀10.铜簇
13、15、16.陶盒14.铜矛17.陶盆
三、瓮棺葬
在试掘中共清理汉代瓮、棺葬44座。其中W10打破W35;W38打破W37。除一座W2葬于城东北角城墙内坡，耕土层下开口，打破T1西汉地层的瓮棺外，余者43座均为城东门口内的道路上。路东西向，由碎瓦片铺成，宽4—5米，略高于两侧地面。路东高西低，现存路土28米，路西段大部被沼泽相黑土覆盖。瓮棺打破路土，其中有35座压在黑土层下面，只有东部高处的7座瓮棺不在黑土层分布范围内。墓口距地表25—80厘米、南北向38座，东西向5座，墓坑椭圆形。大多数使用红陶釜套接做棺，亦有用灰陶盒、钵等，多数瓮棺葬内无随葬品，只两座瓮棺W34；W19内各随葬陶纺轮一件。；尸骨多已朽，个别还存有头骨、牙齿和肢骨（图十五、图十六）。
图十五 西汉瓮棺葬分布图
图十六西汉瓮棺葬平面图
1. W46
2.W43 3.W29
4.W2 5.W24 6.W12
瓮棺葬具，红陶釜的形制组合可分为三种：第一种，均为Ⅰ式釜，南北向。第二种为Ⅱ式组合。第二组合与第一组合的瓮棺交叉分布，虽然排列密集，却无叠压，其年代应当相近。第三种组合为Ⅲ式釜，共2座，均为东西向，属于第三种组合的W10打破第二组合的W35，表明第一、第二种组合应早于第三组合。
城东门口内废弃的古路上，埋葬的43座儿童瓮棺葬，打破战国晚期的地层，因此，其年代上限早不过汉代初年。Ⅰ、Ⅱ式红陶釜与T66，第四层西汉地层中出土的红陶釜相同，第一、二种组合的瓮棺，以及T66,4层西汉地层，皆被汉代沼泽沼泽相地层叠压，此沼泽相底层的形成应与汉代发生的水波东有关。所以其下限不晚于东汉早期。第三种组合的瓮棺，器形明显有别于Ⅰ、Ⅱ式釜，而与天津市武清区兰城遗址西汉晚期地层中出土的红陶釜相同，综上所述，秦城始建年代为战国晚期，秦统一中国后亦使用过此城，该城废弃于西汉初期。
图十七
汉代瓮棺葬具
1、2.Ⅰ式陶釜（W23、W29）3、6.Ⅲ式陶釜（W10、W12）
4、5.Ⅱ式陶釜（W24、W35）7、8.陶盆（W43、W2）9.陶钵
（W46）10.陶瓮（W2）
四、秦城遗址中的商周遗物
通过出土遗可知，该古城是建在商周遗址之上。20世纪70年代，村民烧砖瓦在城内取土时，曾出土过商周时期的遗物有：陶环、。融甗腰、；鬲足等，遗物出土位于城内北部高地偏西。在这次试掘中，于城西北高地，亦出土了早于古城的遗物，内涵两个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主要见于T3、T69、T54等地层。
一、商时期遗物
出土遗物，以夹砂褐陶为主，其次为泥质红陶、灰陶、多细绳纹，局部抹光。主要器形有：鬲、罐、盆、甗、碗等。这些陶片可复原的只有一只陶碗（图十八）。
图十八 商时期陶器
1、2、9、10. 鬲口沿反腹部和足
3、5、8.罐底和口沿腹部
4、6. 甗口沿及甗腰7.陶碗，11.划纹陶片
二、西周时期遗物
以夹蚌红陶和夹蚌灰陶为主，亦有泥质灰陶。夹蚌陶均饰粗绳纹，泥质陶多为素面，主要器形有：鬲、鼎、纺轮等。
鬲可分三型。
A型，宽口沿平出，方唇，鼓腰，腹部饰粗绳纹，夹蚌灰陶，沿面有一道凹弦纹。
B型，夹蚌红陶，口沿外翻，沿面有三道弦纹，腹部饰粗绳纹。
C型，泥质灰陶，瘪裆，素面
鼎 仅见足部，夹蚌红陶，马蹄形。
纺轮 利用废陶片磨制而成，夹蚌红陶，一面饰粗绳纹，椭圆形，对钻孔，直径5.5厘米。
图十九 西周时期陶器
1、6.A型口沿 2.B型鬲口沿3、4. 鬲足
5.C型鬲裆 7纺轮
五、辽代文化遗存
辽代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城内北部靠近北城墙下的高地之上，以T15、T16为代表，黄褐色土，土质松软，含有红烧土块和渣，深达一米多，出土有白资片，沟纹砖等辽代遗物。
一、遗迹
清理残窑址一座，位于城北门口东城墙内坡，窑打破城墙夯土层而建，平面呈椭圆形，直径4.8米。南面建火膛，用沟纹砖砌成梭形，火膛门在正南，为长方形孔。北部和中部为窑炕，窑炕为两层，下层用黄土做成，高出火膛0.5米，上层用沟纹砖垒，呈“炕形，”只砌出沿部，其余部分填土，窑残高2.25米
二、遗物
陶盆，泥质灰陶，敞口外翻，腹壁斜直，平底，饰弦纹，口径47.5、高24、底经23厘米。
滴水
滴水残块1件，周边是圆点，直径15厘米，另有“绍圣元宝”铜钱1枚。
三、墓葬
在城外东北约50米，清理了一座长方形小型砖室墓，长1.3，首款0.55，尾宽0.37米。沟纹砖平铺交错垒砌，随葬器物有：泥质灰陶双耳罐1件，白瓷碗2件，“开元通宝”钱一枚。双耳罐圆唇，鼓腹，平底，肩部有桥形双耳，口径20、底经、高29.5、厘米；瓷碗乳白色，施半釉，敞口，玉璧底，口径21.5，底经8.5厘米，其一高5.6厘米，另一高8厘米。
六、结 语
在试掘中发现的，古城址出土遗物和文化层叠压即打破关系上看，此城始建年代应在战国晚期。依据是，城垣的夯土层中含有灰陶绳纹罐残片和红陶釜口沿等战国遗物，其中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是南城垣夯土层中出土的明刀币，刀身与刀柄呈磐折。是燕国地区最常见的刀币形制。燕下都（今河北省易县南）遗址44号墓出土的刀币67枚，其中66枚属此类，同同出铁器等皆为战国晚期。灵寿“中山”古城内出土多种尖首刀和“明”刀币，独不见此刀币。因此，被认为其铸造年代应在（公元前296年）赵灭“中山”以后。沧县肖家楼一次出土刀币一万多枚，也不见此类刀币，说明其磬折刀币铸造年代应是乐毅代齐（公元前284年）以后。由此可见，秦城的营建应在“中山”
乐毅代齐以后到燕国灭亡之前。另外，城内出土遗物也证实了战国晚期之特点。两处建筑夯土台基之上出土大量的筒瓦、板瓦，并饰有九种不同纹饰的半瓦当，及红陶釜、深腹盆、折腹盆、灰陶豆等，多见于燕下都13号遗址战国晚期文化遗存。秦城遗址F1建筑基址，出土的“长启”印的鼻钮，它的穿孔和钮都较细小，这是战国期私印的典型制法。
秦城内还出土了具有秦代特征的遗物，如深腹盆、饰山形纹的半瓦当等，这些遗物与赤峰蜘蛛山出土的同类遗物相同，并有秦始皇廿六年诏书陶量共存。在秦城还采集到一枚，刻有界格秦印风格的汉早期石印范。虽然秦城遗址出土秦代特征的遗物不多，但和秦王朝有着密切的联系。
秦城废弃于西汉初期，依据是：在试掘中，城内出土许多座打破战国文化层的西汉墓葬。随葬品以高领罐和矮领罐为组合的现象，在京津地区常见，此类墓在北京昌平雪山出土伴有西汉半两钱，昌平史家桥这类墓被定为西汉初期。而秦城遗址的西汉墓打破战国建筑夯土台基，城东门内的西汉儿童瓮棺葬打破战国时期的路土层，这足以证实，该城的废弃年代为西汉早期。亦可说明，秦秦始皇与统一中国之后，也曾使用过此城。综上所述，可知秦城始建的相对年代和废弃的相对的年代。也证实，秦城的使用年代并不是很久，如果按战国晚期（公元前296—汉初公元前206年），此城使用的时间不过百年，但距今已是两千余年的历史了。
前文提到，有的专家学者，对秦城的看法各出己见，在学术上，有的专家写文章讲，秦城应是“右北平郡治”；有的学者将秦城定为“雍奴县治”。据1982年版《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标注，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右北平郡治于今蓟县“无终；”《中国考古》教科书中载：“据文献记载：西汉时辽宁地区曾设郡、县40多个，在已发现的汉代城址中，如北平郡址，即今宁城县黑城子城址。城址位于老哈河上游西岸‘平刚’”。这一记载与《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无误。东汉时，右北平郡治友迁到今丰润县“土垠”。目前从秦城的试掘到文献记载，还未曾发现，右北平郡治于宝坻秦城为郡治的遗物和迹象。
另外，秦城是否雍奴县治。据文献记载：“自西汉早期以来，汉政权在这里陆续设置了两个县，即雍奴县、泉州县。”在试掘中，以证实，秦城废弃于西汉早期，雍奴县不可能在废墟之上。并且额，在这个时期，秦城已成沼泽水城，是不可能成为雍奴县治。《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清楚的标注：泉州故城位于今天津市武清杨村西南“城上村”。雍奴县故城位于今武清区崔黄口镇西南“大宫城”。
秦城的由来，因史料的贫乏，很难将它的真实面貌弄清楚。从试掘，到《宝坻县志》简短的记述，综合起来看非常吻合，该城它既不是“右北平郡治”，也不是“雍奴县治”，更不是城镇井肆。正如《宝坻县志》所载：“秦始皇并燕筑城治戊；唐太宗东征亦驻跸焉，旧志以太宗初封秦王故名‘秦城’非也；”古迹篇中记载：“《方舆纪要》云，秦始皇并燕筑城治戊以则，秦城所由名也”。
试掘中只发现了辽代的窑址，并未发现唐代任何遗迹遗物，也未找到有关唐代其他文献史料的记载。《宝坻县志》对秦城的简短的记载，非常明了的道出，秦城的年代和他的文化的内涵。“治戊”就是防守的军事要地屯兵之城池。“秦始皇并燕筑城”，是讲，秦城始建于燕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亦修建使用过此城，故而得名“秦城”。
通过试掘，更近一步认识了秦城的文化内涵，为研究宝坻地域的历史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真实史料。
2011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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