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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始，西方兴起了文献学与史学等其他学科相结合的书籍史研究。与传统的书籍史相比，新兴的书籍史注重将其视为整体史的一部分，更注重用社会史、文化史的方法来研究书籍，并且注重开发以往书籍史涉略较少的领域（如传播、阅读等），进而通过书籍来研究社会、历史。因此，学术界把这种书籍史称为新书籍史，或直称为书籍社会史。最近十几年，国内有一些学者对之作介绍，而且，也有一些学者学习其方法来研究中国的书籍史。但是，这些介绍和研究，更多是一些文献学研究之外的学者所为，而专门从事文献学研究的学者反而对这种新变化视而不见。本人认为，新书籍史的出现，是西方传统文献学发展的内在需求与突破，正可以为我们的古文献学发展提供诸多可以借鉴的启发和思路。
一、西方的新书籍史
以下主要就本人目前所读到的论著并参考相关介绍[1]概述西方新书籍史的基本情况，并附之以本人的评价。 1、概述 学界公认西方新书籍史研究兴起于法国,而且一般均以1958年费夫贺(Lucien Febvre)与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合著的法文版《印刷书的诞生》为标志。该书采用了统计学、社会学的方法,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欧洲印刷书出现的背景及其生产经过、发行、消费、社会影响等情况，深入分析了书籍作为商品的传播方式，以及书籍与社会文化变革之间的关系，打破了传统目录学的研究方法与模式,揭示了新书籍史研究的发展方向。费夫贺是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而马尔坦是其学生，是著名的文献学家。该书是费夫贺策划的，因精力有限，他邀请马尔坦合作，并成为主要撰稿人。他们的合作，从现在来看，似乎是历史的必然。它很好地诠释了文献学（西方多称为目录学）与史学的合作，并预示着其合作必将成为书史研究的新方向和典范。自此以后，西方书籍史研究即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书籍史时期。 上世纪六十年代，法国高等研究实践院以弗朗索瓦·孚雷为首的学者合作出版了两卷本的《１８世纪法国的书籍与社会》。该书主要论述１８世纪法国书籍的生产、传播、分布情况以及与群体心态的关系。该研究继承了《印刷书的诞生》所采用的研究路径，将计量系列法大规模地应用于书籍研究，而且，将书籍出版发行与社会心态联系起来，希图借助研究书籍探明１８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演变[1]。 兴起于法国的新书籍史很快就得到了西方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学者的响应。例如，美国文化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979)即是一部影响巨大的新书籍史代表作。通过该书，我们了解到：启蒙运动是从一笔投机生意开始的；《百科全书》是出版史上最伟大的出版物之一，也是当时一笔最大的生意之一。这个故事本身就挺吸引人，而且其写作方法与一般的历史学著作也不同，类似于报告文学的写法。在书中，他根据详细的档案资料，论述了这笔生意的开展情况，进而分析了出版过程对启蒙运动的影响。可以说，这是一部关于书的传记，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此外，罗伯特·达恩顿还发表有一篇著名论文“什么是书籍史”(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提出了新书籍史上著名的“传播循环”模式(communication circuit)，认为作者、出版商、印刷者、销售者、读者是一个循环传播的过程[2]。 美国文化史学家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stein) 花了十七年时间写作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1979)也是一部书史巨著。该书涉及印刷史、技术史、文艺复兴史、宗教改革史、欧洲史、传播学等诸多方面，对诸多学者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其将印刷机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联系起来，认为印刷机从中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促成了这些历史巨变。她所展示的宏观视野，将书籍、印刷机与整个社会的巨变联系起来谈，很有震撼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罗杰·夏蒂埃(Roge Chartier)撰写了《近代早期法国印刷品的文化功用》(1987)，主编了《法国出版史》(Histoire de l’edition francaise,四卷本)和《西方阅读史》(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West)等大部头书籍史著作。其主要贡献是将书籍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推进，尤其是在对阅读史领域开拓上。与之前简单地通过书籍的统计来分析集体心态不同，其指出了从书籍到心态之间种种复杂的变量：读者读什么类型的书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怎么读。由此开始，读者与文本的关系成为了书籍史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 正如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在《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指出并详细论证的：印刷文化与科学有着紧密的联系。欧洲的科学革命也是拜印刷术之赐。关于这一点，在《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中有集中的讨论[3]。该书基于书籍史对科学书籍的进化性描述与文本分析，探讨了书籍与科学发展的相互推动作用。 此外，相关的著作还有很多，读者可参考《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所附的“西方书籍史参考文献”，《书史导论》所附的参考文献以及何朝晖在该书译序中补充的一些参考文献。 综上所述，新书籍史发展的基本情况如下： 其一、研究范围 书籍是什么？书籍是一种商品。从商品的角度，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它的产生、流通规律。 书籍如何创作？书籍史也关注书籍是如何写出来的, 也就是书写史。与此相应的是关于“作者”的研究得到很好的开展，如作者的身份、权益，作者与书籍、读者的关系等都得到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书籍是如何生产的？从手抄本到印本，是一场革命。书史学者对此十分重视，因此，书籍史简直就如同印刷文化史。 书籍是如何流通的？学者展开了对销售网络、盗版、国家审查制度等研究。 书籍如何被阅读？由朗读到默读，由集体阅读到个人阅读，均意味着书史上的巨大转变。围绕阅读史，研究者展开了对识字率、不同阶层读者的藏书偏好、特定地区的阅读取向等主题的研究。阅读习惯、阅读方式及阅读大众集体心态的变化等等问题，目前均成为书籍史研究的重点。 其二、研究方法 年鉴学派应用计量方法研究法国书籍与社会史，直接推动了新书籍史研究的兴起。此后，书籍史研究更是融会了传统目录学、文化史、文学批评理论、科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等理论，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 其三、研究结果 在西方，新书籍史逐渐发展为一门成熟而独立的学科，一门为诸多人文社会学科所关注的显学。一些大学开设有这门课程，并出版了多种教材，成立了一些书籍史研究中心，开过多次研讨会，至于相关的著作则更多[4]。 2、评价 新书籍史现在还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中，要作定评还为时过早。以下谨就本人之认识，对西方新书籍史作一简要评价： 其一、扩大史学研究和文献学研究的视野，提供了将两者很好地结合的研究模式。新书籍史著作突破了早期印刷史研究的分析方法与问题意识，将研究推进至社会史、文化史领域,开拓了阅读史、传播学等重要论题,并以这些论题为切入点,探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近代科学的兴起等欧洲近代史的基本问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史学和文献学研究的视野。 其二、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这是新书籍史的特色之一。其所采用的方法有年鉴学派的计量方法，文学理论上的文本分析方法，以及社会学、心态史、观念史等方法。 其三、提升了书籍史的地位。书籍史从来没有如此被重视过，也从来没有被认为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其四、将阅读、读者、文本等讨论引入书史研究中，很有启发性。例如，罗兰·巴特提出“作者之死”的文本批评思想，否定作者对文本的权威性与创造性，认为作者一旦将作品交给社会，作者就不复存在。这对书籍史研究有很大的启发。一些学者据以探讨读者问题，指出文本的意义不在于文本本身，而在于读者对之的期待。 其五、新书籍史研究本身也在不断发展中，也存在很多争议。即便是在目前，其中一些观点还有待商榷，例如：A、欧洲中心观[2]。西方学者谈书籍的历史，基本谈的是欧洲的书籍史。至于中国，偶而提到，但绝少，而且也不够重视。可以说，中国在新书籍史研究中仍处于边缘位置。B、一些方法也应检讨和改进。例如，计量方法是新书籍史研究的一种惯技，但是，有的学者将这一方法不断扩大其适用范围，进而用到思想史、心态史研究上，则不一定合适。C、新书籍史研究越来越强调主观的作用，有逐渐淡化书籍本身的趋势。例如，书籍应该是新书籍史的中心，是一切问题的起源和直接导向，但是，新书籍史更重视书籍的产生、销售、流通、传播与阅读的过程，以及在这些过程中衍生出的诸多问题，而忽略了书籍本身。可以说，新书籍史的表现是：重文本，而轻书籍；重读者，而轻作者；重过程，而轻结果；重理论，而轻考证；等等。书籍往往被过于主观地加以推理、构想和诠释，其最终结果必将是“书籍之死”。D、新书籍史研究是从传统文献学发展起来的，最后还要反哺文献学的研究。而现在的研究，其研究距离传统文献学越来越远，似乎成了新书籍史学者自说自话的一套东西。
二、 西方关于中国的书籍史研究
受新书籍史研究的启发，西方一些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也以社会史、文化史、阅读史为切入点，开拓出了中国书史研究的新视野，其中包括了加拿大学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美国学者周绍明(Joseph McDermott)、包筠雅（Cynthia J. Brokaw）、周启荣(Ka-i wing Chow)、贾晋珠(Lucille Chia)等人。 1、概述[3] 1996年《清史研究》（Late Imperial China）第17卷第1期推出了中国书史研究专号，这是美国学术界关于中国书史研究的较集中展示。法国书籍史家夏蒂埃为该期撰写了长篇导言。该期的作者包括卜正民、贾晋珠、周启荣和包筠雅等人，他们均为著名的书史研究者。 2005年, 包筠雅与周启荣共同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印刷与图书文化》(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2005)出版。这本论文集收入了包筠雅、周绍明、贾晋珠、马兰安(Anne E. McLaren)、何谷理(Robert E. Hegel)、柯丽德(Katherine Carlitz)、罗友枝(Evelyn S. Rawski)、安妮·伯卡斯-查森(Anne Burkus-Chasson)、孟久丽(Julia K. Murray)、徐小蛮等十位学者的论文。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晚明至清的图书出版情况进行了探讨，包括城市与乡镇的图书出版与市场、阅读群体的构建、晚清畅销书、满文书籍的出版等多个主题。 在以上西方中国书史研究学者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包筠雅。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教授包筠雅代表作为《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书业》。作者通过多次深入的实地调查，获取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从一个在国内较少人关注的四堡的刻书入手，分析了其刻书之风的形成、销售路径、刻书种类等。与传统的研究不同，她的研究更倾向于书籍社会史而不是印刷史。例如，她认为，四堡是一种区域类型的象征，虽然地狭偏僻，但代表着清代书籍渗透地方社会的深度和广度[4]。 周启荣。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周启荣教授的代表作《近代早期中国的出版、文化与权利》，从书籍生产成本和书价探讨起，认为明代的中国书价比西欧的便宜，士大夫普遍能买得起书。在此基础上，作者探讨了书籍出版在明代的地位、科举考试与出版的商业化等问题[5]。此外，周氏在《浙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一期上发表的“明清印刷书籍成本、价格及其商品价值的研究”一文，秉承了其前书的主要思路，从书价、印刷成本、藏书目录和存世刊本四方面分析了明清印本书的书价，认为明清时期刊本书籍已经成为一般百姓的消费品。 周绍明。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周绍明教授的代表作为《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中译本为何朝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该书从一个不起眼的鞋匠的读书生活入手，探讨了从宋代到清中叶雕版印刷业兴盛时期的书籍生产、发行、阅读、流传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正如本书书名所示，书籍史，实则应该是书籍社会史。中国的书籍史如何书写，本书的思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启示：吸收了西方书籍史的方法与视角，中西比较的方法，长时段的考察，书籍、阅读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等等。 贾晋珠。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河滨分校贾晋珠教授的代表作为《印书牟利:福建建阳的商业印刷者》。该书通过对宋、元、明时期福建建阳民间坊刻作个案研究, 探讨了这一地区书籍出版的具体流程、图书贸易、与江南经济圈的关系，以及不同社会阶层读者的阅读取向等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和评价建阳坊刻在中国书史中的地位[2]。 卜正民。卜正民发表在《史林》2003年第3期的《明清时期的国家图书检查与图书馆贸易》一文，利用明清时期若干文字狱案件的材料,研究了书籍的生产、流通和官方查禁等问题。卜正民认为，没有西方的出版物审查制度，清代图书可以自由出版印行，而且乾隆只是依靠官僚机构进行事后的查禁，显然对于印刷术发达的中国来说，无法有效地加以控制。此外，卜正民还在《明代的社会与国家》一书中对明代地方学校藏书进行过颇有价值的探讨。其主要依据地方志材料，讨论了地方官学的藏书数量、种类、来源及其象征意义等问题，在宫廷与私家藏书之外开拓出一条新的藏书研究路径。 2、评价 其一、西方书籍史研究范式在中国的应用。其研究的内容、方法、观点等，与新书籍史如出一辙，例如，计量的方法、个案研究与长时段的研究相结合，与经济、社会、文化联系紧密。相对来说，其较少关注书籍本身内容的研究，而更关注以此为切入点来探讨中国社会。 其二、重新探讨了一些历史问题，有启发意义。与新书籍史对印刷文化史的重视一样，研究中国书籍史的学者也十分关注中国印刷文化史的研究。例如，他们关于印刷术的起源、推广，活字印刷的应用、存在的问题等，提出了新的解释，值得重视。 其三、拓展了传统文献学的研究范围。例如，他们关于图书流通中下层环节、书价、图书审查制度、印本数与抄本数的比较等方面的研究，均是我们以前关注较少的。 其四、西方学者关于中国书史的研究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包括：A、有些结论不一定正确，例如，周绍明、周启荣等学者均认为明清时期书价并不昂贵。又如，对明清时期中国的识字率，西方学者往往也作过高的估计。B、计量的方法，在中国书史研究中有很多局限性。例如，书价、识字率、印书数、成本等，均需要统计数字，但在中国这方面的材料并不好找。因此，他们采用的一些较模糊的数据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其结论还有很多不确定性。
三、新书籍史对古文献学研究的启示
书籍史研究提供了文献学研究的新思路，开创出文献学与史学等学科结合的一片新天地，让人有豁然开朗之感。 1、书籍史提供了研究历史的新角度 新书籍史通过书籍来看整体的历史，而不是书籍本身的发展史，为研究历史提供了新思路。事实上，文献学研究完全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对历史的发展提出自己的解释。例如，关于中外图书流通，我就曾提出，中国历史是从“赐书”到“接受赐书”的历史。又如，印刷史中的资本主义在西方体现得特别突出，围绕活字印刷所展开的一系列活动，简直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模型。但是，在中国则没有这样的体现，这是为什么？因此，我们也可以从印刷史的角度对中西资本主义的产生做出自己的解释。总之，文献学可以有更大的作用，也有更多的研究空间。 2、作为整体的书籍史 目前国内学界关于文献学的概念有诸多不同的认识，本人认为，文献学是研究有关文献生产、流通、收藏与整理的学问。这种文献学是整体的文献学，是研究文献的一生的，包括其从生到死的过程。既要研究这四个环节，也要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一认识，可以从新书籍史中得到支持，而且新书籍史比我走得更远，还特别重视阅读（有一种观点认为阅读也是传播或流通）。 A、对流通的关注。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书籍史应纳入传播交流史中。我们传统文献学只是强调整理与收藏。本人认为：我们要动的、活的文献学，而不要死的文献学；文献只有放在流通中考察，才有生命。这样，就能扩大文献学的研究视野，书价、书商、书坊、书船、行业公约、行业神、公私流通、流通渠道（赐、赠、购）等等，都能进入我们的研究范围。 B、注重阅读、接受。就西方书籍史发展而言，目前正在由书籍史研究转向更为强调读者角色的阅读史研究。那么，我们文献学研究者是否也应多关注一下阅读史呢？ 3、眼光向下 我们的传统文献学，其实一直以来都是精英文献学、藏书家的文献学。文献学研究的书，也是精英的文献，是精英眼中的文献，不是普通民众眼中的文献。其实，藏书家的藏书，并不能真正反映通行书的情况，有时甚至是相反。这也促使我们思考：藏书是否等于藏书家所拥有的全部书？藏书目录是否反映了藏书家所有的书？那么，文献学的视野是否可以向下看，关注更多的普通书籍的生产、流通、藏读情况呢？事实上，新书籍史研究更关注藏书家藏书之外的书，也就是那些不是为了收藏的书，如善书、一些小册子、通俗读物、商业书、通俗类书等。他们研究更多的可阅读的材料，而不只是经典，并据此来看一个时代。 另外，新书籍史也促使我们关注那些与图书有关的下层人物，如印刷工人、书贩等。 4、书籍是商品。 书籍是什么？我们传统文献学给人的印象是，书籍更多地体现为文化的载体。但是，新书籍史强调书籍的第一要义是商品性。《印刷书的诞生》第一卷题目就是“书籍，这种商品”，并以此为出发点探讨图书生产的市场化运作、作者权益、版权法、市场化写作等等。可以说，西方自印刷术兴起，其书史即充满资本主义气息。由此也启发我们思考：书籍一定要流通起来，才有价值；书籍不是为了收藏而生产的，而是为了阅读、流通、买卖而生产的。 5、新方法 A、计量的方法。尽管计量方法在中国书史研究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因为我们传统文献学特别缺乏通过数字来说明问题的意识，这一方法的应用（如关于出版的成本、书价、印书数、识字率等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我们研究中的一些缺陷，并给我们诸多启发。B、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法。古文献学研究完全可以借鉴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分析文献生产、流通、收藏、整理与阅读等问题。 总之，新书籍史带给我们很多启示和思考的方向，值得我们文献学研究者格外地重视。当然，其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也需要注意加以甄辨和避免。
参考文献： [1] 洪庆明.从社会史到文化史：十八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研究[M].历史研究,2011（1）. [2] 于文.西方书籍史研究中的社会史转向[M].国外社会科学,2008（4）. [3]〔英〕玛丽娜·弗拉斯卡-斯帕达,尼克·贾丁.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 [4] 梅洛.何为书籍？何为书籍史？——出发点与展望[A].韩琦,（意）米盖拉.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5] 张志强.海外中国出版史研究概述[J].中国出版,2006（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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