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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为薛龙春编《飞鸿万里：华人德致白谦慎一百札（1983—2000）》一书的前言，该书2018年1月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入华人德致白谦慎书札109封，并附录白谦慎致华人德书札若干，除了讨论书法与学问，通信中的大量内容皆与大陆民间书社—沧浪书社及当时书法界的状况有关，是一份值得重视的书法文献。《中国书画》杂志2018年1期特选发此文，以飨读者。 1983年12月6日，华人德写给留校任教的白谦慎的信。信封上的21楼，当时住着钱理群、温儒敏、董学文、李家浩、李孝聪、李开元、李强、彭小瑜等学者
华人德和白谦慎是1978级的北大同学，二人分别就读于图书馆学系与国际政治系，在校时因为喜欢书法，共同发起成立了学生书法社，分任正、副社长。1986年，华人德在全国第二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中被评为获奖作者第一名，白谦慎任本次展览评委，但随即赴美留学。此后，他们共同发起成立了全国性民间书法社团沧浪书社，以学术的尊严与艺术的独立为结社宗旨，这一民间社团在书坛享有很高的声誉。艺术、学术、沧浪书社，是联系白、华二人四十年友谊的重要纽带。
本书收入华人德致白谦慎109封信，主要集中于1987—2000年之间，其时白谦慎先后在美国罗格斯大学、耶鲁大学求学，继在西密歇根大学、波士顿大学工作，华人德则一直供职于苏州大学图书馆。因为通信不易，华人德的这些信通常写得很长，有些甚至达到六千余字。而从相隔周期来看，他们的信件往还相当频繁。
20世纪80年代，书法热席卷全国，各种展览与学术讨论成为书法向前推进的两翼，而市场的能动性也不断被试探与鼓励。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华人德与白谦慎对于书法与学问，对于自己在中国书法发展中将担当的角色，都有很高的期许，这些都反映在这批信札中。
总体上看，信札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二人在书法与学术上的交流，包括书法取径与创新的讨论、书法史料的解释与辨析、书法研究方法与角度的交流等；二是沧浪书社的成立与发展，包括新社员的吸收、资金的募集与赞助、主要艺术与学术活动的设计与开展等；三是书法圈各方面的信息，包括展览、研讨会及其评选方式，社会资源的介入与书法的市场化，书法组织的权力角逐等，这些信息反映出一个时期较为完整的书法生态。
阅读这些信札，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华人德、白谦慎这两位当代书坛代表人物在艺术与学术上的切磋，理解作为当代最重要的民间社团，沧浪书社十余年中大获成功的原因以及它后来的分化为何不可避免。20世纪的最后十五年，是书法发展最迅猛的时期，透过华人德的观察与评论，我们也能认识到那一时期书坛发展的动力与制约、进步与弊病。在这个意义上，这批信札不仅是史料，其本身也是一段历史。 1986年白谦慎出国前，华人德到上海为他送行 一、艺术与学术的交流
在早期通信中，华人德常常谈到自己的书法，如“寄上近来所写的几幅行书，自来京后，深为弘一、谢无量、冯友兰诸人书法的气息所打动，回苏后揣摩多日，作此体格”，华人德行书的这一探索，曾在东吴印社座谈会上“惊动座席”，（1985.12.07）也得到沈子丞先生的肯定，沈先生认为华人德的字很静，虽然接受的人不会多，但这条路子走下去很好。这让华人德对自己行书所走的路子更有信心。行书之外，华人德的篆书也不走寻常路，他临写诏版、权量、鼎、灯、洗、兵器等上面的铭刻文字，那让华人德感到“极有趣味”。（1987.01.05）他也希望白谦慎多写金文中的楚器或秦器，如楚王酓恙鼎、秦公簋等，篆文写权量诏版、汉铜器铭刻、新莽嘉量等，充分利用长锋羊毫的特性，以写细瘦者为佳，“用此等笔法去写甲骨则为易事”。（1988.01.30）
华人德的探索除了在取径上“不从门入”之外，在气息上也以“雅、静、清”为追求目标。当这一目标推及以动势见长的行草书时，白谦慎直言有一点看法，他认为华人德若学明末清初那几家的行草大轴，可能会有益处。“自兄到苏州后，越来越追求雅、含蓄、无火气，有些地方反不如过去的作品显得开张、生气勃勃。……兄要认识到自己所处的文化氛围的优点，同时要注意到这种优点本身隐藏的不足之处。”（1988.04.03）白谦慎在这里注意到文化氛围的优劣势正如手的正反面，他提醒华人德要有对环境的反思能力。
与华人德“学其原始，尽量免受近人影响”（1988.01.30）的创新方式不同，白谦慎主张尽力开阔眼界，留意新资料、新形式，他曾向华人德等苏州友人推荐郑丽芸所译《日本现代书法》一书（按：此书的日文原版亦由白谦慎提供给郑丽芸），并要求大家“有意识地思考一下中国书法在观念、技法、材料等方面的变革和创新问题”。（1988.03.22）这是比较早的在书法创作中强调将观念与技法、材料的变革作为一个整体的思考。
华人德对于白谦慎书法的批评，有可能正是白谦慎当时自认为的创新之处。1988年10月3日，华人德指出白谦慎“一张因写不下末行字小、且有漏字的，不宜作展览用。现书界展览作品喜涂抹勾乙，我觉得如自作诗稿尚不妨，如抄录古人诗，展览、送人均不宜如此，否则有草率不经心的感觉”，另外一件“道可道”三字，字虽好，总嫌不成句子。一件“吃饱饭了没有，吃饱了”，这句习用打招呼语，无甚意义，字亦不佳。“我的看法是俗语作为书写内容未尝不可，但应隽永，给人启发、回味乃佳，如古代学者语录，禅宗高僧的话，极通俗，然极深刻，入书甚佳。”从形式到内容，对白谦慎提供展览的几件作品直率提出了批评意见。在次年1月23日的信中，华人德建议白谦慎涉足一下汉魏，以强其骨，“世人无缘见到的好东西太多了，大可发掘”，仍是他一贯的采铜于山的创作思路。 在二人的讨论中，书法批评也是常见的话题。如白谦慎为《中国书法》所撰《谈谈华人德及其书法》一文，华认为“文中的批评和对书艺的探讨，以及提倡实事求是的书法批评风气，我想对扭转书坛不正风气，对读者都是有裨益的”。（1988.08.18）1989年，华人德针对全国四届书展上韩天衡一幅篆书（七字中有二字是别字）在《书法报》发表《评韩天衡的篆书》，在向白谦慎解释这篇逆鳞之作时，华人德自称试图通过有理有据的批评来去除一些耳食之徒的眼障，也使书坛多一份民主气氛。（1989.09.27）1993年，吴丈蜀愤然退出书法界，华人德在大年初一做了首诗寄呈吴老，以示声援，“我虽不清楚有无引发的导火线，现在书坛实不像样，吴老以其声望影响，在此时能拍案而起，不与屠狗贩缯者伍，是能使一些人稍稍受到震慑的”。相反，当时中国书法家协会领导佟伟在《书法导报》上登了润格，每幅字改为1000元，写招牌每字200元（去年润格是每幅字200元），并声明去年润格作废，华人德对此不以为然（1993.03.10）。 总体上看，进入90年代以后，二人讨论写字的内容渐少，讨论学术的内容大量增多，这很可能与白谦慎此际转入耶鲁大学艺术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有关。
自从决定以书法史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方向，白谦慎决心认认真真地读书，做学问。他计划先以明末开始，读书、收集资料，然后延至清代的碑学。先将这一段时间的情况摸熟。在这一时期的通信中，华人德常常回答白谦慎关于资料的咨询，他在图书馆工作，有近水楼台之便。如1993年3月10日，华人德在信中告知“三元”一词的有关诗文：“《佩文韵府》上收有多首，然三元非关举试事。兄可查阅《古今图书集成》经济彙编·选举典·及第部，中华书局影印本第六六三册，上面收有许多有关诗文典故，或可有用。”3月24日，他又给白谦慎寄上所要傅山《老足》诗和《昭代名人尺牍》中一通尺牍，并告知《国朝名人法帖》十二卷苏大图书馆未藏。1994年，白谦慎在准备《从吴大澂到毛泽东》一文，他请华人德为查《人民日报》（海外版）所刊登的《毛泽东藏书章》一文，华人德为这一篇文章，遍检1988—1991年该报，均未发现，并打算有空再翻1992年的。
白谦慎所要的资料，有时还是新闻事件，如1995年他请华人德委托张士东拍摄苏州红枫节书法庙会的照片，有时他还以书法媒体作为研究对象，故他也曾向华人德、潘良桢打听购买《书法报》的合订本等。今天看来，对这些资料的搜集，均与白谦慎对于书法社会学的关注有关。1990年夏，在写给华人德的信中，白谦慎详细介绍了社会科学中的计量分析方法，他计划以三个例子来说明计量分析可以运用到当代书法的研究中去。三个例子分别是地域书风、书法队伍结构变化、书法教育。这一研究视角在当时的华人德看来极为新颖。
在白谦慎确定研究傅山之后，华人德提醒他，“傅山可研究的面较广，书画可以一起写……傅山对自己的隶书自视极高，但就我所见的实丑怪难状，甚奇怪，然而其行楷中杂有隶法，又极古雅，可以研究。傅山祖孙三代皆有书名，儿孙的字也可搜集而附带研究”。（1991.07.28）在白谦慎研究傅山及晚明末清初写异体字风气时，华人德又建议：“黄道周、王铎、傅山等皆喜写古体、异体字，也是一时风气，兄现在在大量搜集和浏览傅山的作品，黄、王等人的作品肯定也看了不少，可以留心一下，将这些字摹录搜集起来，查出均取诸哪些字书或碑帖，加以归纳分析，或可找出规律，和占其一时之学术、风气。”（1993. 02. 23）华人德虽然并不研究傅山与明清书法，但他读书极广，又善贯通，同时有丰富的书写与鉴赏经验，故能从一些看似平常的现象中发掘出有价值的议题。这些能力至今都被白谦慎认为是书法史研究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在通信中，他们也就某一观点进行争论。1991年，华人德从潘良桢那里获悉，白谦慎一篇关于八大山人的论文，有八大的书法受碑学的影响之论点。他马上写信，指出碑学自邓石如始，八大的书法与碑学毫无关系。（1991.03.19）在稍后的一封长信中，白谦慎解释自己的文章并没有把八大描绘为清代碑学书法大师、先驱，只是认为，在清代碑学的酝酿期，受正在崛起的新的书法审美观的影响，八大在后期的行草中渗入了一些篆隶的因素。他特别指出，比起邓石如，傅山、郑谷口的隶书虽然幼稚，但这不等于傅、郑等没有尝试。“兄不认为郑是碑派书家，但不能否认郑受汉碑影响。……对于碑学，也似应有一更为宽泛的理解。清代对金石文字的重视，引起人们审美观的变化，即对古朴稚拙的美的追求。”在白谦慎后来的名著《傅山的世界》里，他对傅山及清初受金石学影响的临摹汉碑的风气进行了细致的考证与分析，并毫不犹豫将明末清初描述为碑学观念的萌芽阶段。
1987年，白谦慎在美国罗格斯大学读书时留影 1986年，白谦慎去美国留学时，国内正处于美学热的阶段，他对于书法美学也饶有兴趣，曾参与书法性质的大讨论。到了美国之后，他一方面加深对西方理论的学习，并力图以西方人熟悉的语言和他们进行对话。但他也真切地认识到，国内人崇尚理论，但自己到了美国之后，反觉得国故之可贵。“国内的年轻人不了解国外，乱起哄。其实，哈佛、普林斯顿一些著名的历史学教授做学问的方法相当传统，任你理论风吹东吹西，我自岿然不动。中国学问中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讲究平实，不哗众取宠。我在海外，关心西方理论动向，也提倡借鉴。但借鉴也好，学习也好，都要老老实实。”（1987.12.28）多年以后，美国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出现了许多荒唐的研究，受到学界的批评，都因为不重视传统的治学方法所致。在后来的研究成果中，白谦慎所显示的研究路径即有重视理论关怀的一面，但他的文献搜集、整理与分析功夫，丝毫不逊任何一位艺术史学者，这多少获益于华人德、曹宝麟、潘良桢等友人多年的影响与帮助。
这一时期，白谦慎也向华人德等人推荐熊秉明的《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一书，华在回信中说：“伦光兄已带到我处了，潘振元兄准备复印一本，以供苏州一带朋友传阅。”华人德后来的研究，立足于史学，却常有重要的理论贡献，与白谦慎不断传递来的西方学术的关切与动向等亦不无关系。白谦慎带给国内学术界的，还有学术规范问题。在编辑《兰亭论集》时，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提醒：“《书法研究》1983年第4期有许庆叔《兰亭真赏》一文，已提到《兰亭》、《圣教》比勘，曹兄（按：曹宝麟）文章应提一下，这是学者规范的问题。兄的文章在开头似也应对已有写经研究进行概述。丛文俊曾对我说过，大陆学界的人士对已发表过的学术著作不够关心重视，他的意见是对的，这个状况应改变。”（1999.10.09）由于身在海外，白谦慎与美国等地有广泛的联系，在中国大陆出版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形下，他常常向海外和中国港台地区推荐华人德等友人的研究成果。华人德的第一篇论文《谈墓志》，就是在他的推荐下，于1983年在香港《书谱》杂志发表。虽然华人德对于编辑删节不征求作者同意的做法稍感遗憾，但毕竟这是他第一篇学术论文。
在通信中，我们还看到，白谦慎一直希望华人德早日完成《碑刻史》，并争取在台湾出版（曹宝麟的《抱瓮集》由蕙风堂出版，也缘于白谦慎的推荐）。此后，白谦慎还曾向港台的杂志推荐华人德的《论长锋笔毫》与《评<语石>》二文。随着声名渐大，华人德在国内发表文章越来越容易，但此时白谦慎鼓励他将论文发表到海外的重要期刊，这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学术标准。1995年，华人德的名篇《论东晋墓志兼及兰亭论辨》经过同行匿名评审在台北《故宫学术季刊》发表，稍后，英文版亦由美国《中国中古史》发表。这些都扩大了华人德在学界的影响力。 （作者为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 【节选自《中国书画》2018年1期】 本文编辑：刘光 新媒体编辑：崔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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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伯乐书香小屋 > 《伯乐书法艺术馆（当代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