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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福财表叔（散文） 杨登云 我敢肯定地说，在我的记忆里，福财表叔是我们村最穷的一个。 每年春节我都要回老家。今年回家，我给自己增加了一项活动，备几份小礼，分别走访村里健在的老人。福财表叔快八十岁了，当然是走访之列。我知道他家困难，准备礼物时特意多加了一袋大米和一桶香油。这天，来到福财表叔家，刚敲开大门就让我大吃一惊，青瓦白墙的正房修葺一新，两厢耳房错落有致，照壁上“耕读传家”四个大字熠熠生辉，是地道的“三坊一照壁”风格。院子里欢声笑语，十多张似熟非熟的面孔上溢满喜悦。见我造访，福财表叔笑盈盈地从堂屋里迎了出来。只见他着一身全新深灰色套装西服，白色衬衣一尘不染，一件大红色鸡心领毛衣，一看就知道质地非常不错，活脱脱就像一个退休在家的机关干部，完完全全与我记忆中的他判若两人。 说起福财表叔，在我们村曾经也算是个人物呢。当年，全村人都穷，只是福财表叔家要更穷一些。记得那时，哪怕再穷，每家每户都要在土墙上糊一块白石灰，用红色或黑色油漆写上规定的标语。福财表叔神不知鬼不觉地与村里的一个老文化人琢磨了两天，在自家的墙上写了“身居茅屋，胸怀天下；脚踩污泥，放眼世界”几个大字。虽然茅草房破烂不堪，但在白石灰的映衬下，几个黑漆大字非常耀眼。就凭这个别出心裁的举动，他当上了生产队的政治队长。以后几年时间，生产队长、贫协主席都由他“一肩挑”。每天派活派饭，集中开会，只要他在自家茅草房上的大喇叭里吼一嗓子，没有一个敢不听的。 虽说他在村里呼风唤雨，威风凛凛，家里却十分贫困，当然那年头，贫穷也不丢人。福财表叔育有五女二男，生活负担重，当时生产队的粮食按人头分配，他也不吃亏。只不过他从来不开垦“自发地”，搞点额外的粮食，靠分配的粮食根本就填不饱一家老小的肚子。小时候，我经常到他家玩耍，印象中，七个表兄妹年纪小的很少有穿衣服，寒冬腊月里就像一堆腌菜罐散放在火塘周围，浑身上下尽是灰。 邻村人都说，我们村山好水好，净出子弟的后生，好看的姑娘，确实不假。大表哥大我两岁，长得很帅，白白的皮肤，高高的鼻梁，深邃的眼睛，还真有点中西混血的模样。我俩一起读到小学三年级，他便辍学回家，整天鼓捣生产队的那台“军号牌”收音机。几年下来，还真学会了修收音机的手艺。后来，我外出读书，他也背上简单的工具，走村串寨，云游他乡。据说凭着帅气和手艺，入赘过好几个人家，生育了好几个子女，就是很少回老家。几个漂亮的表姊妹也都学着她们大哥那样，出落一个出走一个，远的嫁到河北、山东，近的也到邻县做了媳妇。家里就只剩孤零零的老两口蹒跚度日。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生产队不存在了，福财表叔生产队长的头衔也就成了历史。没有了“官衔”的他顿时一蹶不振，别人在责任田里挥汗如雨，他却整天窝在铺上。即便是好心的亲戚帮他在责任地里下了种，他也不会去薅锄，结果草比苗壮，秋收季节连一箩糠秕都收不到。年复一年，他家的生活水平远远落在了全村人的后边。按他自己的话说：“那几年，我什么都不如人，就是瞌睡比别人好得多！” 八十年代中叶，大理州扶贫工作全面展开。生活的现状决定了福财表叔就是我们村当然的扶贫对象。可他就像“扶不起的阿斗”，年年扶贫年年贫，生活不见有新的起色。进入本世纪，国家加大扶贫开发力度，还要求实施精准扶贫。福财表叔第一个作为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被录入联网系统，仍然是全村的头号贫困户。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看到今天的表叔，我没有说出口的话是：肯定是扶贫政策帮了他的忙。难怪只要谈到扶贫，他便神采飞扬，如数家珍：危房改造、产业扶贫、劳务输出、结对帮扶......他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果不出所料，在和他交谈中得知，五年前，政府出钱把他那间住了近半个世纪的破草房翻新成了瓦房。为解决收入来源问题，负责结对帮扶的县民政局张局长多次来到他家，帮忙协调了小额贷款，还出点子让他养土鸡。想不到养出来的鸡相当好卖，尤其是村里传统的“乌鸡白凤绿耳朵”几乎可以卖双倍价钱。那年，小老表长大成人，县里来人把他领到农技中培训了两个月，送到广东打工去了，说是工资比公务员还高呢。一来二往，不仅吃穿不愁，家里还有了点积蓄。大表哥也带着妻儿回来了。两三年间，出了点钱，投了点工，新盖了两间耳房和一面照壁。如今，家里确实变了样，逢年过节，远方的女儿都会回来探望二老，买来的新衣穿不完，带来的酒水喝不尽。去年，老两口还跟随大女儿到河北家里玩了一趟，可住了不足一个月就回来了，说是大地方人多车多乱麻麻呢，天上空气污糟糟呢，不习惯。说到高兴处，福财表叔不时绘声绘色，手舞足蹈，声如洪钟，满脸幸福。末了，不无感慨地说：“人这一辈子啊，就是一样通样样通，一样顺样样顺。这几年，全托共产党的福，硬是牵着扶着背着让我过上了好日子。我算是明白了，国家帮我们，顾我们，就算是别人背你么要晓得搂紧呢！” 离开福财表叔家，回眸凝视那扇朱漆大门，不由得暗暗祝福：愿人如其名，福多财旺！更愿惠通和畅，国阜民丰！ 作者系大理州政府法制和政策研究办公室副主任、彝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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