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婶的袋表
也斯
办公室的人都走光了，只有我还留下来钞完那份账目，电话铃忽然响起来。我拿起听筒。
「喂。」
「叫王主任听电话。」电话那端传来微微低沈的声音，带着命令的语气。我认出那是谁，几乎立即口吃起来。
「是，是李大婶吗？王主任走了。」
「什么时候走的？」
「五点钟，放工的时候。」
「笑话！现在还差点才到五时！」她猛地把电话摔下，我耳边立即响起胡胡的声音来。我的耳朵热热的，不晓得是由于挨了骂还是什么。我看看表，我的表是五时五分。回过头去，我们壁上的电钟也是五时五分。王主任一定是照这壁上的时间放工的。他这回可倒霉了。我默默地把腕表校回五时；想了想，又再把它校早一些。我一定要照李大婶的时间校好才是。
在我们工厂里，只有李大婶的时间是最准确的。没有人知道她在这里工作了多久，有人说她一开始就在这儿，又有人说她是老板亲戚。不管怎样，当我们公司还只是一爿小小的中式缝衣铺，只有几个缝衣女工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发展成为规模宏大的西式制衣厂，李大婶一直在这儿。没有人知道她的职位是什么，但如果说我们的工厂是一个大家庭，那么她就是握有权柄的严厉老祖母。她总是在这儿，颁布规则、施行赏罚。女工有什么投诉、职员有什么要求，多半直接谒见她。我们听到许多美谈，说她提拔新人、推行福利。但那只是传说。又有人对她判断是非的能力推崇备至，但那也是传说。至少我们太年轻，没有机会目睹她昔日的光荣。我们在这儿工作的时候，她的权力已经是至高无上的，我们也没有机会看到它经过考验。她已经是一个立法和执法的象征。我们都十分害怕她。不管有什么不对劲，她立即打电话来。只要听见那微微低沈而带着命令的声音我们就知道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了。
李大婶的时间观念正如她的是非观念一般严正不阿。她有一只永不离身的古老袋表，据说是她父亲传下的那些少数从清代传入中国的奇珍之一。那袋表的准确是有名的。在我们的几幢工厂大厦里，任何时钟的快慢参差，最后总是以李大婶的袋表为依归；正如人事上的任何是非，都以李大婶的判断为标准一样。李大婶和她的袋表，简直成了我们工厂里的一种法则。
所以第二天当我向王主任报告昨天李大婶来电的时候，他颇像吓了一跳的样子。尽管他还口里强硬，说什么依时钟办事的话，但他也显然心虚，对自己和我们办公室的时钟失去信心。没多久他就被传去见李大婶，他去了半小时左右，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大好看。我也不敢问他结果怎样了。
放工的时候，王主任果然没敢立即离去。他表面装作没事，拿文件翻来翻去，我当然也不拆穿他。他一直留到过了五时五分（那是墙上的电钟的时间，我的表，照昨天李大婶的意思改校，则是刚好五时），透了一口气，再磨多几分钟，见没有什么意外，便一溜烟走了。
我到了照我的表是五时五分（墙上的电钟则是五时十分）的时候，弄好了东西，也差不多要走了。
但电话却忽然响起来。是大婶，她要找王主任。
「他五时正走了。」我只好照实说。
那边没有说话。我害怕起来，问：
「请问……李大婶，你的表是什么时候？」
「现在才五时！」
我连忙把腕表校慢五分钟。我们这些普通手表实在不能信赖，你看，王主任这一回又碰壁了。
翌日王主任又被传去李大婶的房中，这一次他在那儿留得更久。我们会计部门的老冯和老朱议论纷纷，今天他们不再像往日那样讨论我们公司的缺乏福利、升迁的困难和工资的微薄，他们转而谈论王主任的遭遇。他们，正如我一样，虽然觉得这样对王主任未免过于严苛，但既然他误信了壁上不准确的时钟，那又有什么好说。我们就像其他小职员，只庆幸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心里盘算着如何为自己职位着想，以后留意清楚时间就是了。我们都对李大婶又敬又怕，也幸而有她作为一种标准，可供我们校正我们的时钟。我们当然应该遵从她的准则，正如老朱所说，我们打工，就有义务遵从别人的规则呀。谈到这里，王主任回来了，他的脸色比昨天更难看，我们当然就住口了。
王主任整天沈默着，他脸上带着一种委屈的神色。我低下头不去看他。反正工作已经够我忙的了。到了下午，修理部的经理（有人说他是李大婶的亲戚）带着一个技师来到我们的部门。我伏案工作的眼睛看到前面一只黑袜子。原来那位技师正脱了鞋子站到我桌上去校正墙上的电钟。那位经理拨了内线电话请示李大婶，然后看看我们墙上的电钟，就对那技师说：「校慢十五分钟才对。」
我看看自己的手表，虽然昨天才校正，但现在又不对了。我把手表再校慢五分钟，然后警惕自己，以后一定要格外小心，每天看自己的手表有没有违反李大婶的标准才好。
然后我听见那经理对电话里说：「会计部的时钟校好了，现在我们到厂房去。」
他们走了以后，我看见老冯和老朱一起举起手腕，对着墙上的电钟校好自己的手表。王主任起先迟疑一下，然后也照着做了。在沉默的办公室里，只听见一律的上表鍊的轧轧的声音。
从那天起，时间就成为我们办公室的热门话题。老冯第二天就说出他的内幕消息，说是因为公司接近每年加薪的日子，所以对职员的品行特别严格注意，而老朱则说他有另一个消息：说是因为不景气的影响，制衣业萎靡不振，公司要裁员，所以特别严厉云云。我听了这两种不同的消息，又喜又惧，不过我们这种小职员，自然是明哲保身为主。往日他们的工作都堆到我头上，在会计部我的工作最多，也是最迟放工的人。现在的情况好像不同了，到了五时，他们都没有离去的意思，还乖乖地坐在座位上。今天明明是星期三，但爱赌夜马的老冯居然并没有赶着离去，反而问：
「你说我们要不要打电话问问李大婶的时间？」
「对！」老朱不知怎的就赶着拨电话。我听见他说：
「是李大婶吗？我是会计部的朱吉明。请问现在是什么时间？」
然后他十分恭顺地说：「是四时五十五分？谢谢，谢谢你。」
他一点没有惊讶的意思。他立即脱鞋爬上我的桌子，把壁上的电钟校慢五分钟。
我只好也把手表校慢五分钟。唉，又不对了，也幸而老朱打电话去问问。这年头，你简直不能相信你的腕表。
在那边，王主任把手举起来，又放下去。他不知在迟疑什么。然后，他忽然一字一字地说：
「会──不──会──是──李──大──婶──的──袋──表──错──了？」
我惊愕地望着他，我料不到他会这样说的。而老朱和老冯两人，也不知怎的都低下头去，好像什么也听不见。没人听见最好，这样的话传出去可不是闹着玩的。而且，有什么理由怀疑李大婶呢？她一直维持道德和风纪，她又正直又严苛，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精神的再现，她的袋表，是出了名的准确的呀。
王主任说了这句话，也垂下头去。他看来也不好受。一定是这一阵子他挨了骂，心情不好，才会说出这样激愤的话来的吧。
第二天王主任也是整天不说一句话。整个办公室的气氛好像有点僵僵的。我很不喜欢这样，我们过去都是有说有笑的呀。过去，王主任有时会开玩笑地说：我们的工厂是中西合璧的呀，但却没有好处，只是兼有中西两面的坏处：比如没有什么西式的福利花红等的措施，却有西式的制度；没有中式的人情味，却有中式的人事关系造成的冗员呀。然后我们就会批评一下薪金的微薄，前途的黯淡等等。尽管说完大家还不是照样干下去？但这样说，心里头也好像痛快了。而我知道：王主任一向是颇尊重李大婶的，有时他吐了一顿苦水，又会说：幸而还有李大婶这样的人，维持一些公正的原则呀。现在，王主任只是沈默着，他什么也没说，或许他连这些想法也不得不推翻了。
我真是耐不住这样的沈默。日子好像特别的长，好不容易才挨到放工时份。大家收拾东西，我舒了一口气。王主任看看腕表，又看看墙上的电钟。五时零一分。他也变得犹疑了。他迟疑了一下，终于收拾好东西，下班了。
我那张老爷桌子的抽屉怎也关不起来。我用力去碰它，又诅咒它，又埋怨它怎么不一早退休。正在全力跟桌子抗争的时候，电话响起来。
老冯去接。只听见他说：
「走了。」
我立即知道：这一回王主任糟糕了。
我听见老冯问时间，然后又爬上去把时钟校慢五分钟。所以现在的准确时间，应是四时五十八分，而不是五时三分了。
原来还未到放工的时间。于是我放弃与桌子的挣扎，坐下来，继续钞写。
我放工后立即乘车往戏院去。我原来约了女朋友看五点半的电影。不料一去到，只见她转身就走，我追上去，她不理不睬，最后更把我痛骂一顿。我可不晓得是什么一回事。她说我迟到半小时。我看看表，我的手表，照公司的电钟照李大婶的袋表校的，现在是五时三十分；而她的手表、戏院大堂的时钟，都是六时，照戏院的守门员说：电影已开场三十分钟。想不到我终于成为这时钟问题的受害者。
但跟王主任的灾难比较，我的灾难显然就不算一回事了。
王主任第二天早上回来，立即就被传去。没多久他就回来，气愤地收拾东西离去。有人说他被辞退了。大家都没敢问他什么。有人说他怀疑李大婶的袋表的那句话也是得咎的原因之一。但是不是真的，或到底谁传出去的，大家也不大清楚。王主任收拾东西，一面撕着没用的废纸，冷静的面容掩不住他的愤慨。整个办公室里，寂静中只传来刻板的沙沙的撕纸的声音。最后他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他离开以后，我心里总感觉到好像有点什么不对劲似的，但也说不上来那是什么。过了一会，我听见背后传来絮絮的谈笑的声音，我听不清楚，但似乎是老冯戏称老朱为主任，彷彿王主任走了，他的职位就将为老朱所取代似的。
但过了几天，老朱也失望了。李大婶带着一位姓李的先生上场，把他介绍给我们。在介绍的时候，李大婶顺便说了一番义正词严的说话，说到服从纪律和尊重长辈的重要，特别说到守时是中国人传统的美德，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我想李大婶的话很有意义。在一所工业机构里，纪律是很重要的；王主任的遭遇似乎是过于不幸，但既然事已至此，我们做小职员的，不是见谁上场都照样做下去吗？倒是老朱，不知是不是因为觊觎那职位的关系，过后告诉我们说这位李主任原是李大婶的堂弟。不过我们都不知该不该相信他。
日子照样的过去，不同的是现在每天放工前李主任都会致电问清楚李大婶的时间，每天都是发觉我们的手表快了五分钟，连忙就照她的时间校正。每天工作完毕，致电李大婶，校正我们的腕表、然后再校正墙上的电钟，便成为我们每日的例行工作，就像等因奉此的公函一样成为每日工作的一部分，是一阙不可或缺的收场曲。而现在，每日爬到桌上依照李大婶的准确时间把电钟校慢五分钟，已经变成我的责任。而我当然也依照主任的命令，毫不怀疑地做下去，就像每日做任何指定的工作一样。我们会毫不考虑地照做的。
这样开始的时候没什么，一天一天过去，我们工厂逐渐就好像跟外面形成两个不同的世界了。各部门的同事开始误了公共汽车和火车的班期、错过电影的开场和在各种宴会上迟到，大家引起丈夫的怀疑和妻子的抱怨、没法接儿女放学又赶不上夜校。光是说我吧，我的女朋友由发脾气而至挺幽默地问我是否按照冬季时间办事到最后忍无可忍地跟我绝交了。但我能怎样说呢？我只好由李大婶那个著名的袋表说起，说到她的严正和时间观念的绝对正确。我举出许多历史性的例子，从香港沦陷时期的抗日而至近十多年工商业兴盛的发展，李大婶的袋表在我们机构中是扮演一个多么重要的角色。但是我的女朋友，她只是撇撇嘴，说我们全疯了，落在真正的时间之后还不自知。许多同事都有类似的烦恼，他们无法说服外面的人，叫他们相信李大婶的时间才是绝对正确的时间而外面世界不过是过速发展的幻象。外面的人不在我们的机构中，就无法感到李大婶的权威正确性。我们一半时间置身在机构中，另一半时间置身在外面的世界里，感觉到两种不同的时间标准，真是苦恼透了。
这样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们每天依照李大婶的正确时间放工出来，只见天色一日晚似一日。别人都上班的时候，我们还在家中睡觉；等到我们工厂放工出来，街道上已经静悄悄地没有人影，我对外间的夜生活不知有多羡慕，只好抱怨外面世界的时间观念怎么与李大婶的标准时间不同。大家的心里都差不多：有人坚持李大婶正确，唾弃外面世界的现实；有人开始如王主任一样怀疑起李大婶来；但这两者都是少数，大部份人还是照规则办事，有一天活干一天，偶然也埋怨一下运气不佳。
我们放工出来，每天街道上行人越来越少。起先人家以为我们是末班电影散场，后来更晚一点，人家以为是非法集会，出动警察来镇压示威。当我们在凌晨散向空无一人的街道，回到陋巷和新区，没有人相信我们是刚下班回来。男工经常被警察搜身，更常被匪徒在梯间箍颈抢劫；女工则无日不遇到侵袭。但这些事情发生得多，大家也理所当然地接受下来，彷彿这也是例行工作的一部份了。
尽管整所工厂的工作人员依足李大婶的准确时间上班下班，但整个制衣业的兴衰，却不是可以这样控制的。在不景气的影响之下，我们的生意淡了，订单减少，生产也减量，厂内的谣言越来越多。大家都传说，美国和日本，甚至东欧的财团可能入股，我们公司的旧貌眼看就要改观了。我也不晓得该不该相信这样的流言，直至这一天，李大婶命我把账簿拿去她房间，我果然真的看见一个陌生的中年人在那儿跟她谈话。她把账簿递给他，我呆呆地站在一旁等候，像一个小厮那样。他翻阅一些数目，又说了许多我听不明白的话。我呆呆地在后面倚墙站着，几乎就要睡过去了，最后只见他看了手中的腕表，说：「现在快五点了，我们改天再谈吧。」
我听了这话，不禁吓了一跳。心里想这家伙这趟可要挨骂了。在他背后，壁上的电钟（无疑是照李大婶的袋表每日校正的）现在不过是早上十一时。他的表，像外面世界的许多时钟一样，显然没有照李大婶的标准校正了。
我等候那爆发的怒斥。但却听不见什么。只见李大婶和蔼又慈祥地跟那人握手，笑着跟他道别，一句指正他的话也没说。我这就想：会不会是她听不见？照说应该不会的。但那又是为什么呢？她开门送那人出去，回来就坐下，没有理会我。我站在这后面，尽量发出一些小小的声音叫她知道。但她没有听见，只是专心翻着桌上的账簿。她一定忘记了我站在这儿，在她后面看着。过了一会，她把账簿合上，然后从口袋里把那只袋表掏出来，打开了，看了看，又放在桌上。她看着前面的空间，过一会，就掩着前额，好像头痛的样子，然后就在案上伏下来。我真的不知该怎么办，到底应该继续留在这后面，还是夺门走出去？现在看来，好像我是在后面窥伺别人的秘密了，但我不是有意的，我可以发誓，绝对不是有意的。只是我忍不住看见李大婶满头的白发，她刚才那犹如一个平凡多病的老妇人的神态，显示她的衰老的皱纹，这一切，跟我心中的坚决严苛的形象是多么不相称呵。
想到刚才的事，我的心就隐隐不安起来。怀疑像一头虫那样轻轻咬着我。刚才她为什么不指斥那外面的中年人，像她指斥我们厂里的人那样，以维持一种正确的时间观念呢？我真的不明白。是这引起了我的怀疑，使我这一向服从命令的人也开始思索起来。是这使我大着胆子，悄悄走前一步，看看那只著名的袋表。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正视那只袋表。它放在李大婶俯伏的头颅旁边，在那脆弱稀疏的白发的掩映之下，跟我想象的样子差很远。我只看见一只打开了盖的平凡的袋表，样子很古老，带一点油垢的污渍。也许因为时日太久了，表壳和时针都生了锈，字体模糊不清；老实说，那时针也不知是否还在动。我只看见，在那表壳的裂缝中，忽地钻出一头不知名的棕色小虫来……
一九七六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