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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笠谷老师按： 昨天朋友圈出现一文:'歙砚PK端砚'云云。好事者博眼球而已，徒惹口水。翻出这篇旧文聊供同道参考(文见本人2012年文物出版社所出《名砚辨》一书。配图有调整)。打一油湊趣： 谁不说俺家乡好 人说山西好风光 谁人背后不说人 谁人人前不自夸 张三最爱黑龙尾 不碍李四宝紫端 萝卜白菜味不同 环肥燕瘦任喜欢 赵婆钱婆王麻婆 各人各卖各家瓜 王谢风流各自夸 ―—端歙争“魁” 争魁古已有之 世人论诸砚短长，之所以有所偏颇，多因“田忌赛马”之失。 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如柳公权论砚“以青州石末为第一”；唐彦猷排名“以红丝石为天下第一”；东坡推誉凤咮“坐使龙尾羞牛后”；米颠所谓“紫金石与右军砚无异，端、歙出其下”之类，常被后世诸砚拥趸引作争胜的资本——实则，有些只不过是前贤的渲染文字罢了，不必太过较真。 “宋四家”中，苏、米兼美端歙，算是“中间派”；黄山谷《砚山行》云“碧云色夺端州紫”，可拉入“拥歙派”；蔡君谟虽曾誉歙石“肯要秦人十五城”，却又有“龙尾至精者，可次端石”语，亦差可归入“拥端派”。客观而言，史上“拥端派”名人举不胜举，远多于“拥歙派”。端砚专著也远多于歙，首部论砚专著《苏谱》评歙州龙尾石“亦亚于端”。“拥歙派”则以欧公为旗帜，《欧谱》名言：
后人多据欧公此说为歙胜于端张目，实此一时彼一时，以宋时端石下岩，与歙水坑石相较，或为实情，若以清时歙老坑比之端西洞，则绝不至“龙尾远在端溪之上”。南宋叶梦得云：
北宗仁宗年间，歙守钱仙芝尝复开南唐歙石老坑，欧公所见当为彼次所开佳石。南宋时南唐老坑或早断采，故叶梦得所见或非歙溪上品，无怪乎时人对欧公所评不以为然了。 “从来端歙难优劣”——宋代砚学大家高似孙，在其《宋江都砚》诗中下此断语（见高氏《疏寮集》）。持论较公允，或许可代表南宋初时人对端歙的“专业评判”。 “骨肉”相争 严格意义上的“端歙之争”，乃发生于清代乾嘉年间。 纪晓岚有三则砚铭，对时人“拥端”“拥歙”两派观点有记载：
《纪谱》绿端砚砚背铭文拓片 坚老、柔腻之争，各立门户，两派观点争锋相对，各执一词，高下难决，可见清中期“端歙之争”的激烈程度。 纪、刘、铁、金诸京中玩砚大佬，鉴石水平一般。铁冶亭、金听涛（名士松，号听涛。乾隆时官至兵部尚书）推崇“柔腻”与刘石庵取石“坚老”之争，正是端石柔嫩、歙石坚润的特性之争；虽两人并未明言专点端、歙，但无疑可作“端歙之争”看。 “世故老人”纪晓岚的评砚也甚圆滑，虽一把“余皆谓然，亦皆不谓然”之“稀泥”和的不错，但终也并未道出“然”与“不然”之自家见解。视同意铁冶亭“嫩石细润用之最适，钝则别换”之说，又以绿端“坚老”反驳金听涛“柔腻”之论，对端、歙材质的认知可谓泛泛，未必得其要领…… 端、歙特点不同，各有千秋，各擅胜场。两石色品之微妙变化，石质之微弱差异，工艺之地域差别，乃至各自于砚史上影响力的消长，皆极不易辨白者。 端坑先出 砚史成说：端砚始自唐高祖武德年间(619-626年)；歙石始自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相差百年左右。 所谓“端出武德”之说，据目前可知文献，最早似为清人黄钦阿《端溪砚史汇参》及计楠《石隐砚谈》所引自“东坡云”——其结论应是从坡公言所藏许敬宗端砚“真四百年物也”推断而来。实则许敬宗唐高宗时方去世，故徐氏砚未必够武德时物。 又，南宋叶梦得在其《避暑录话》中，据北宋李世衡所藏一方“天宝八年”伪铭唐端砚，质疑许敬宗砚“真赝亦未可知”。但许氏砚早已不传，无从考辨，故叶氏之疑当永远无解。 无论官方考古发掘及民间私出，今日皆偶有唐端出世，但尚无发现可确证必是初唐端砚之实物。 “歙出开元”说，北宋《唐谱》（唐积《歙州砚谱》）记之。陶谷《清异录》亦记开元时萧颖士已评说歙砚，晚唐咸通间诗人李山甫《古石砚》诗赞歙砚云“何啻值千金”，可知晚唐时歙砚已甚名贵。今合肥唐墓出土之“开成五年（840年）箕形歙砚”，为可定年份最早的歙砚标准器。 中晚唐之刘禹锡《唐秀才赠端州紫砚以诗答之》云“端州石砚人间重”；李肇《国史补》云“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显然当时端砚已相当有名。以古代岭南交通中原之不便，能取得“人间重”、“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影响，须经相当长时日之传播方可达到。 从文献之可信度、准确性来说，端也应先于歙名世——因为刘禹锡等人乃当时人说当时事，直接证据；而陶谷乃五代宋初人说唐人事，间接证据。 今人有举明人李竹懒所言“端溪未行，婺石为首”为歙先于端的根据，然竹懒明时人，去唐已远，臆断罢了。 今人亦有据《西清砚谱》“王廞壁水暖砚”馆臣解文“质理紫润，绝类端石”，及“晋玉兰堂砚”馆臣云“似端石”，以之证明端石始于晋时。且不论两砚确否端材，只砚本身应是赝品，遑论其他。 （两砚之考证见拙著《赝砚考》第一篇《乾隆内府二晋砚——南朝风流无此样） 故尔，虽然“端出武德”之说尚属东坡一家“孤证”，但从唐人说端诗文看，端比歙略早当合情理。而且，鉴于东坡于砚学的造诣，我辈有理由相信坡公鉴藏许敬宗砚的眼力。 因此也可认定，在可信服的考古新证出现以前，端先出于歙的成说尚不可功摇。 端溪族众 若以古代门阀比之端、歙，则堪堪可比之为魏晋南北朝的“王、谢”两族——端为“王”，歙为“谢”。 同为当年世族高门，王氏历代人丁兴旺，人才辈出，而今竟成中华第一大姓；而谢氏则自东晋以后，日渐式微，闻人寥寥。王、谢之消长，与端、歙的盛衰轨迹颇为相类。 端石于中晚唐已“人间重”，歙石唐末亦“值千金”，声誉相近。但至南唐，歙石独步天下，其享盛誉称至尊却比端石还早。何以宋以后端石声名大盛，砚林成其“一统天下”？究其因，自然有歙石产量少，采石时断时续，而端溪名坑众多，采伐不绝之原因。此由乾隆内府所藏端、歙古砚两者数量之不成比例，可见一斑。 在今日各行各业都动辄称尊的大背景下，端州之所以被挂牌“砚都”，固有端材名高的原因，相对歙砚而言，难免也有“砚多势众”的客观因素存在。 蔡襄《砚记》记端州崔之才:“家畜石工百人，岁入砚千数。”可见北宋时端砚产量已大可观。屈翁山在《广东新语·石语》中，记清初端州砚坊盛况：
曾主讲端溪书院之乾嘉时期名学者全祖望，亦有《黄岗石户》诗记乾隆时端州制砚业：
端溪坑口多，品种全，产量大，因之用端者、识端者、誉端者也多。自宋叶樾《端溪砚谱》以降，朱竹垞、高固斋、吴兰修等论端专著达数十种之多；论歙者，只唐积、洪景伯、徐毅等寥寥数家而已。故歙砚从实物的流传至文献之传播，其影响皆远不能与端砚争锋。 若连石之真面貌也无缘得见，自然莫名其石之妙处所在，此歙石受委屈之难免也。 端品美艳 当然，如果端石只倚仗量大也并不能压过歙石；尤其重要者，更在于端石石品的丰富美艳略胜于歙。 歙石以灰黑基调为主，色斯朴素。石品有金星金晕、银星银晕、罗纹眉子、彩带玉带、鱼子鳝黄等；虽从中又可细分出若干种，实不过罗纹、眉子、金星几大类而已。鳝黄鱼子，色较华美，用则软糯不下墨。罗纹系列，研用较果较佳，又不耐观赏。色、质最佳者，当推“庙前青”，为歙石极品。 端石以紫色为主，紫本华丽之色、富贵之色，所谓“紫气东来”。石品有青花、蕉叶白、天青、鱼脑冻、冰纹、石眼、火捺（胭脂晕）、金银线等；从中亦可细分若干品种。其中端“眼”之奇，为人津津乐道；娇艳欲滴之胭脂晕与清高飘逸之冰纹冻，尤称逸品。 斫云楼藏清余甸铭（林在峨刻字）青花砚 砚见刊林在峨所撰《砚史》 若就石材之玩赏角度而言，端石温润，名品如青花、胭脂晕等，多须细细品赏方能领略其微妙之美；质细软，所谓“孩儿面”“美人肤”，宜于时常把玩，与之“肌肤相亲”。而歙石坚润，名品如眉纹、金星等，多“大块文章”“泼墨写意”，宜陈之案几，览其律动，味其韵致，“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以人比砚：端如风流浪漫之文学家，犹如李太白、东坡公，可与之把酒言欢，谈风论月，可爱、可亲；歙如淡定玄远之哲学家，仿佛庄子、老聃，可纵迹深山访道，顶礼问学，可敬、可佩。 《高笺》所引用北宋直臣陈了翁（陈瓘，字莹中，号了斋）《歙砚诗》诗云：
金线不论，言歙石罗纹胜过端石鸲鹆眼，恐认同此说者寡矣。 民国时粤人学者邓实先生，在所辑《美术丛书》中云：
此观点不无道理，即便同出名坑之石，质量亦有云壤之别，何况杂坑者。只是所举之例有失之偏颇，未必妥帖，盖美若西施即便是天生的“石女”（闭阴女子），帅若潘安即便沦为去势的“寺人”（太监），“实用性”虽失，“观赏性”尚有。反之，若东施、武大郎，“实用性”不缺，何人欣赏？ 歙宜功用 南宋初学者、徽州休宁人吴儆《竹洲集》收一《砚铭》云：
此论无偏向，但以“适用之为贵”为标准，则歙石略占优，盖端虽更好看，歙则更好用。 以地质年代论，端石形成于四亿年前的泥盆纪，泥质结构；歙石为距今十亿年的震旦纪，岩质结构。端石硬度在莫氏三至三点五度左右，抚之柔嫩，吴兰修所谓“以木声为上”；歙石硬度在莫氏四度左右，扣之清越，东坡所赞“玉德金声”。两者之别：端多“泥性”，偏软；歙多“石性”，偏硬。端、歙上品发墨皆细，歙因含“锋铓”（石英）较多，下墨更快（驼基石下墨快而发墨粗；松花石下发墨细而下墨漫；洮河石下墨、发墨皆远在诸石之上，只细润稍逊端歙）。欧公“拥歙”一重要前提：“手摩之索索有锋铓者尤佳，在端溪上。”言歙之胜端正是下墨快、发墨好。 或云：歙虽更下墨，然出墨较端为粗，因歙细腻不及端。此实外行语，盖歙顶级佳石，其细腻恐比端老坑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石质坚润则不留墨垢，易洗濯，此又歙胜端之处。宋人《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八：“又涤端石，竟日屡易水，其渍卒不尽除；歙石一濯即莹彻无留墨，亦一快耳。”徐毅《歙砚辑考》所述尤称详备：
徐氏为歙石张目，乃亲自各取端歙研用以作实验所得出之结论：
米颠评砚：“器以用为功”——单以此论，歙在端上。 歙工简雅 以工艺论，相对端歙两地本土砚艺而言，歙应胜于端。 清初施闰章《砚林拾遗》评粤地本土端工：
此所以见之古文献的古代砚艺名家，如：黄宗炎、王岫君、吴门顾氏、王子若、朱龙、吾进、吴育乃至陈端友，以吴越人为多，而谢汝奇、董汉禹、杨洞一则为闽人。端州史上竟难觅一本土名家（传世阮元遗砚中，刻者有一端州人“老工梁振馨”）。今日传世相当部分良工古端，多是取石岭南而成砚于江南者，如朱竹垞即“购水岩石百余”运归江南，后请人琢制成砚。甚至粤地名流取砚也以苏工为重，如著有《砚书》一卷的清初南海名士陈子升，即对所得两方苏州专诸巷（吴门顾氏砚雕世家居此巷）“苏作”端砚推誉极高。
清嘉道时粤地书画名家佛山人谢兰生(字里甫)所制砚，乃文人砚中上上品，无疑为粤人砚艺之奇峰，然谢氏亦只算得一端工“票友”。 端石名高，端州却少良工名于世，原因在于古时粤地学术文化相对落后，诸艺皆少根柢。粤工的格调，可从“广式家具” “岭南画派”味之。 歙地自五季两宋以来文风鼎盛，称“东南邹鲁”“文物之邦”，诗人画家辈出。“徽州三雕”（竹木石）及“徽派版画”“徽派刻书”“徽派篆刻”等有名于世，种种文艺皆影响砚艺，所以歙工以尚雅为宗。又因歙石为板岩，不宜镂空圆雕，宜以简朴取胜，不作琐刻。因此，歙工之品味，在于“徽雕”与“新安画派”之间。 史上歙砚名家，自一代宗师南唐李少微及弟子周全以降，尚有汪复庆、叶瓖、葛启森等名传于世。  歙石竹节抄手砚。此砚竹节池边之清雅，与砚上大片银晕之飘逸相得益彰，逸品之谓也。《龟阜斋藏砚录》所刊。  明歙石蝉样砚。此种砚式，造型写意，线条简玄练，搁笔、蓄墨皆极便利，为歙工之代表性样式。所见多有大材，今人多定为“宋歙”，实以明代所制为多。又此种蝉形歙砚以鱼子、眉纹较常见，此砚却墨堂金晕灿烂生辉，甚为难得。《古名砚》所刊。 今日诸砚工艺皆割裂传统，多成“石雕”，歙工亦难免俗，只主流尚以简约为宗，近年来更是兴起一股取法宋、明砚之风气，日益回归传统。反观粤工，虽也不乏少数砚人借鉴吴门派、徽派及传统文人派端工；但普遍仍是繁雕琐刻，而且借助今日雕刻机械之便利，千镂万钻，其“弥工弥俗”似乎更有愈演愈烈之势——多少端材尤物，在今人庸手刀下“香消玉殒”！ 古歙大佳 凡古物之美，沉着之美也，浑朴之美也，沧桑之美也，是为“内美”。其包浆中岁月之遗痕，尤为迷人。 歙砚石品，大率皆“粗线条”，如金晕、金星、眉纹、玉带等。故歙石古砚，虽墨锈斑斑，土沁驳蚀，亦不掩其品色之轮廓清晰。尤其金晕，经长期氧化，其晕不仅日辉灿灿不减，且更加浑厚，宛如舞动之金箔。又，古歙表面多呈一种氧化形成的“银星”“银晕”，更添异趣（此为古歙特点，它砚少见。松花古砚偶有之，甚少，且不明显）。 古端则不同。端之石品本以细艳胜，新品气足神完，美不胜收。然端材松软，易被墨锈土沁侵蚀，传世古砚，多因石色加深而趋于晦暗；出土之物，石色又趋于灰白而失精神，石品因之“黯然失色”。即便当初炯炯有神之鸲鹆佳眼，也难免“老眼昏花”。极品如微尘青花之类，新石且须沉水方显，旧石更是“雾里看花”。 再者，歙石因坚润易洗涤，古砚皮壳不易剥蚀，对石品之观赏性破坏不多。古端因细软，磕损也常较古歙为多，对石品的观赏性大有破坏。尤其年分较高、品相较差之出土古物，观之无复当初之美妙可言。    斫云楼藏南宋虞仲房铭三足眉纹歙砚 虞似良，字仲房，南宋诗人、书法家。官兵部郎官、泉州市舶司长官。诗作《横溪堂春晓》入选《古诗三百首》。其隶书与著名词人张孝祥行草皆极为时人所重。有《篆隶韵书》行世。 歙石又有一种与古砚性质相近之水冲卵石。因岁月之冲刷，溪水之浸蚀，致使石形圆浑，石色厚重，非它种可及。此种卵石，即有古砚之古雅，又无古砚之尘垢，兼具古今之美，乃歙石上上妙品，此更端溪等他砚所少有。 所以，端溪新砚，固美艳妙不可言，但古端有夺色之短，而古歙反有增彩之妙。 古歙又多有名坑大材，如明代蝉形砚之类。端也偶有大砚，多杂坑凡品。 歙石坚老，古歙尤体现此“贞石”特质，诚“老当益壮”，老树开花，愈古愈坚，愈古愈美！ 南唐端之“冤” 从中晚唐刘禹锡、李肇等人诗文中，可知当时端砚已名重于世；然则，何以五代时却反而沉寂无闻，遂使歙砚独家名噪天下？ 南宋赵希鹄所撰《洞天清禄》云：
赵氏此因“端石断采”致使歙石显贵之说，被后人普遍采用，实此说当非南唐歙石独大之要因——歙石“冠天下”，乃得“天时、地利、人和”之故。 南唐时，歙石名坑如眉子坑、罗纹坑已面世。端石下岩至北宋时始采，至清时大西洞、张坑所出方为极品。又，歙州与国都金陵不远（明时徽州乃属南直隶）。端州地属南汉，远在岭外，且属敌国，南唐即便欲取端石，也鞭长莫及。且史称南唐文艺之盛，为五代诸国之冠，南唐奄有吴楚大部，乃“上国”，故歙砚名声宜于扬誉四方。南汉只一“蕞尔小国”，历代国主又多是荒淫残暴之君，端砚自然难免埋没一时。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南唐李家与南汉刘家之文艺修养，本也非一层次——占得种种先机，歙砚不“冠天下”也难！ 事实上，五代时端石上品未出，歙石则诸品多已大备，只以此论，彼时端之处歙下风也算不得有多冤枉。 吴笠谷制端石东坡觞月砚 常见一谬说：因南唐李家喜歙，故端石在彼时受到冷落，此纯属不悉五代史之想当然尔，原因如前所述——南唐李主对端石鞭长莫及。此讹说连明代号称“博物君子”的李竹懒（日华）亦未识破，其《味水轩日记》记：
显然，竹懒所见必伪，盖南汉端州州守与江南李家“八杆子打不着”，恐不必纳贡上岩端砚与李家国主。 端溪难为兄 歙溪难为弟 以感性论端歙，从来不乏前人经典妙语：
此施闰章《砚林拾遗》中名言，为后人论端歙所必举。施氏乃以砚石品色比仿人之形象：风流学士，自然风度翩翩，潇洒自如，神气清朗；清寒道士，仙风道骨中蕴涵出尘之姿，洞达爽发，非俗世浊夫所易亲近。
——此宋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后录》中评端歙心得语。德人，以德服人，温和敦厚；俊人，俊迈洒脱，顾盼炜如——邵氏此以砚石材质比拟人之秉性也。 或又有“端石如艳妇，千娇百媚；歙石如寒士，聪俊清癯”的比喻。“艳妇”以色质胜；“寒士”以气格胜，此正与铁冶亭所推誉之“肉”，刘石庵所崇尚之“骨”相对应。 我以为用“环肥燕瘦”品评端歙，也极恰当：杨妃丰腴，以性感风韵胜；飞燕苗条，以秀骨风致胜。虽是“各花入各眼”，以大众影响论，杨贵妃则远比赵飞燕更为家喻户晓，此可谓正如今日端、歙之名气排位。 若以性情论，相对而言，端砚色暖质糯，偏于阴柔之美；歙砚色寒质坚，更具阳刚之气。
吴笠谷製歙石唐伯虎小像砚 要之：端石以产量之多、石品之丰、历史之承续、著述之丰富，诸般皆占优，今日“夺魁”确也是名至实归。反之，歙石尤如遗世独立之高士，固有一种朴素清傲之姿，但其内敛默然不及端之潇脱可人，故今日名声让端一头，也极自然。 以歙之“上驷”对端之“上驷”，可谓端溪“难为兄”，歙溪“难为弟”，但端有“三大名坑”之众，歙之孤单落寞，势所必然。 吾品端而用歙 通观砚史，歙石除南唐时曾经一度“为天下冠”外，砚林长期皆以端石为首“论贵贱”。以各时期之影响论： 唐代：端始于初唐而中唐已为“人间重”；歙始自盛唐而晚唐时“值千金”，虽各有千秋，端略为优。 五代：端因战乱隔阂，南汉割据一隅，少为中原所闻；歙得地利，因唱“独角戏”而得一枝独秀。 两宋：端宋初也成贡品，影响恢复；歙北宋中期佳坑复采，尚可与端相抗埒。后期宋徽宗诏采端石，得石颇丰。南宋理宗时，歙守尚有贡砚之事。但总体而言，宋时端似已略占上风。 元代：端歙皆平平无可说。元初歙有因采石坑塌人亡而断采之事。端或采石未断。 明代：端已明显占得前位。虽歙尚有批量大材出世，但名气或已难与端相比。以质论，明代歙砚应不输与端。 清代：端诸如“张坑”等名坑大出；歙则时采时断，日渐式微，端稳坐“头牌”，独领砚林风骚矣。 近代以降：端之名在歙前已成定局，且此排名恐是长时期内之“终极”排名。 客观而言，南唐以来，歙石“以寡敌众”与端石相颉颃千余年，自有不输端溪、傲视砚林的独特之处在。 我乡清人胡瓶庵（字太舒，名宝瑔，号饴斋，晚号瓶庵。雍正举人，官至河南巡抚。善词翰）有诗评端歙（《林史》卷九）：
若一定要为端歙排个“座次”，我虽歙人，与乡人胡瓶庵观点相同，聊且作个客观的“投降派”：“拥端”——只是必须特别指出的是，端歙之差异，不过如田黄与鸡血之别。端虽总体上略呈“上位”，个人却更钟情于歙；此或在于，歙石对于我而言，内心深处的那份故乡情愫之外，更缘于骨子里对歙石那种清高气质的偏爱。 故而，我对“端歙之争”的基本态度，是为——新石喜端，古砚爱歙；玩赏采端，研用取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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