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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今年是德裔导演刘别谦诞辰120周年，尽管1924年他锤炼出“刘别谦笔触”的重要作品《回转姻缘》就在中国上映了，但今天提起这个名字，我们还是很陌生，可能还有人会误以为他是不知名的民国导演。事实上，刘氏身后追随者甚众，人们可能想不到自己在影院里开怀大笑或者心有戚戚焉的时候，是在享用这位从未听说过的导演留下来的遗产。
他从柏林来
早年在看了刘氏的“四艳史”、《真恋假爱》和《笔友俏冤家》等精巧玲珑的喜剧小品后，我没有查证，就轻率地把他仅仅归类为王尔德风俗喜剧在好莱坞的实践者：用机锋来撑场子，演员表在银幕上不用翻页，片场搭起几个室内景就够了。但很快我惊讶地发现，一部讲述欧洲电影的纪录片诙谐地提到，战后德国电影的繁荣与其高效有序的群众演员不无关系，而几个大牌导演中，最擅长在片场调度大规模人群的，便是刘别谦。
| 《笔友俏冤家》（The Shop around the Corner） |
恩斯特·刘别谦，犹太人，1892年生于柏林。19岁时，父亲期望他继承裁缝店的生意，他却在轮演莎士比亚、席勒、萧伯纳作品的剧团里跑起了龙套——显然，他成为极少数有最终剪辑权的好莱坞导演时，早年的这些精神给养为他的作品打磨出了高雅的光泽。
1913年，他开始在片场兼职，渐渐在银幕上有了自己的固定角色和套路：一个好心的犹太乡下人，总是以办蠢事始，以交好运终。慢慢地，他也开始尝试编剧与导演。战争来了又走了，活下来的都是赢家。意大利一直缓不过劲来，再无力拍摄其擅长的“人海战术”史诗片，而市场仍然在呼唤这类电影，于是德国接了这一棒，刘别谦执导、波兰裔女演员宝拉·奈格里主演的史诗片《卡门》(1918年)、《杜巴里夫人》(1919年)和《安娜·柏林》(1920年)连连大卖，这对黄金搭档有了国际声誉。
| 《卡门》（Carmen） |
| 《杜巴里夫人》（Madame Dubarry） |
在魏玛德国的黄昏，德国的影人开始大批向美国迁徙。1922年就挪窝的刘别谦是一个成功的先行者。1924年，他凭借《回转姻缘》在好莱坞站稳了脚跟，有了独步江湖的“刘别谦笔触”，从此专注于欧陆风情的喜剧片。在有声片出现后，他不仅没有被抛下，还“先声夺人”，用《璇宫艳史》(1929年)、《赌城艳史》(1930年)等“四艳史”将19世纪末欧洲流行的轻歌剧引入了电影。
| 《璇宫艳史》（Love Parade） |
上世纪30年代，他已经是享有充分创作自主权的导演，佳作迭出，还一度出任派拉蒙的制片主管。不过，在1943年的《天堂可待》之后，他身体状况不佳，创作力衰减，屡屡半途将导筒交与他人。1947年，《穿貂皮大衣的女人》尚未完成，他就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只可意会的“笔触”
究竟什么是“刘别谦笔触”？后人莫衷一是。
电影百科网站列出了一些影评人和影史作者的说辞。学者葛里格·费勒认为，刘氏的笔触是一种叙事手法：“打断剧情的更迭，将注意力集中到某个对象或小的细节上，以慧黠、风趣的方式评论主干内容或突然揭示其与主干内容的关系。”
这是一种主流的说法。公认的“刘别谦笔触”集大成之作《真恋假爱》有几段有名的例子。香水商柯连夫人爱上了她的男秘书加斯顿，她找秘书助理莉莉谈话，安排她5点按时下班，自己则约了加斯顿共进晚餐，她不知道这两人是一对意欲敲她一笔的鸳鸯大盗。从5点开始，整个晚上的戏份几乎都是一只小座钟和画外音完成的。莉莉不甘心离去的关门声，柯连夫人的邀约，两人出门，莉莉打来却无人接听的查岗电话……此时无画胜有画，很像是中国传统文人画里的“留白”，镜头缺失的比镜头表现的更引人遐思。
| 《真恋假爱》（Trouble in Paradise） |
还有不少人认为那是一种意趣：“世故、风格化、微妙、风趣、迷人、雅致、令人愉悦、优雅的若无其事及放肆的情色味道”，“在影片最快乐的时刻，融入辛辣的悲伤”。这是王尔德和萧伯纳的风尚喜剧留给刘别谦的遗产。
从这个角度看，以物喻事的镜头语言运用并不明显的后期作品，比如《戏谍人生》，也没失去“刘别谦笔触”。片名直译为“生存，还是毁灭”，饰演王子的男主角在台上念到这段独白，坐在前排的飞行员就“得令”出发，去后台密会主角的妻子，而正当两人你侬我侬之时，有人破门而入宣布战争爆发了，生与死成了一个“真问题”。
| 《戏谍人生》（To Be or not to Be） |
在美国社会整体处于上升期的爵士时代与在银幕上逃避现实的大萧条时期，刘氏喜剧大行其道，而在战时把生死存亡与后台韵事勾连在一起表达，小情小爱的欲说还休中包孕大情怀，并不为处在战争阴云下的观众所理解，尤其是电影拍摄结束后、上映前发生的珍珠港事件，简直是这部电影宣发的灾难。
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在我看来，“刘别谦笔触”本质上是一种作者意识。他相信，镜头应该是有主观意识的，它应当把观众变成同谋，一起用一种反讽的眼光审视人物。据说他是在看了卓别林的《巴黎一妇人》(1923年)后得出了这一结论。
| 《巴黎一妇人》（A Woman of Paris） |
他的镜头，也就是他在电影中的作者人格是如此世事通透、人情练达，人物的一点小心思都逃不开他的嘲弄，但他从来不贬低他们，不拉他们上道德审判席，而是任其在剧情逻辑里展露自己的天性，并报以宽容。正是这一点将他与美国中产阶级主流价值观拉开了距离；也正是这一点，而不是他承袭的舞台传统让他与同时期的喜剧片区分开来。
| Louise Brooks的flapper形象。 |
这也是他镜头下的女人与20年代风行的“时髦女郎”和30年代后神经喜剧常见的豪放女继承人形象的区别所在，后者无论怎样外观豪放，内在还是纯洁的闺中女孩，而刘别谦刻画的是女人，是极少数在银幕上几乎可以说是真正被平等视之的女性角色。在一个晚宴上，一个英国演员喋喋不休地谈论传统女性的美德，最美的就是她们没有美感的单纯与谦逊，刘别谦听得很不耐烦，用浓重的德国腔打断说：“谁喜欢那样？”而后离去。
人间不见刘别谦
刘别谦的遗产似乎随手可拾。
3月，电影资料馆纪念石挥的专题放映，桑弧导演的《太太万岁》(1947年)和《哀乐中年》(1949年)里，镜头特意对准一台收音机、一块怀表。出现在情妇家里的收音机在讲，“情义千斤，不敌胸脯四两”；而停走的老怀表，正是被迫赋闲在家的老校长心境的写照。这样以小物件委婉表意的桥段，显然是在向“刘别谦笔触”靠拢。桑弧本人也不讳言刘氏电影对他的影响，日本电影史学家佐藤忠男向他求证，他回答，“刘别谦我年轻的时候看过不少”。如果桑弧和小津安二郎的电影让你品出了相似的人生况味，别怀疑，那是刘别谦的味道。
| 《太太万岁》海报 |
4月，在质疑《黄金大劫案》情节过于儿戏的声音中，有人辩解说，《戏谍人生》(1942年)让希特勒1939年8月走上了华沙街头。影片的开场，编导说演希特勒的话剧演员不够像，演员情急之下走上街头，他几乎骗过了围观的市民，人群惊恐地停住了脚步，将他团团围拢，此时，有个小姑娘叫出了演员的名字，笑着请他签名。《黄金大劫案》有与《戏谍人生》相似的核心情节：同样是一部战争年代剧团演戏唬过敌人，不同的是一个是在封闭的室内——剧团搭景冒充盖世太保的办公室，一个是在开阔的荒野；一个是小姑娘也能识破，一个却是骗过了大批日本正规军。喜剧可以夸张，但夸张成科幻片就不可乐了。
| 《戏谍人生》的开场戏，“希特勒”出现在1939年8月的华沙街头被群众围观。 |
6月，金牌编剧诺拉·埃夫隆离世，缅怀她的文章提到她的代表作《电子情书》(1998年)往往会说，这是重拍了1940年的《笔友俏冤家》，书店取名“街角”是为了致敬——原作片名直译即“街角的商店”。她写浪漫喜剧的路数明显师承刘氏，笔下的都市红男绿女之间火花四溅的攻防战，看得到刘氏喜剧的框架。
| 《电子情书》（You've Got Mail）中的“街角书店”。 |
刘别谦的追随者当中，应该没有谁比他的“门徒”比利·怀尔德更得其真传。上世纪30年代后期，怀尔德开始在刘氏的班子里担任编剧，《蓝胡子的八个妻子》(1938年)和《异国鸳鸯》(1939年)的写作他都参与了。他的作者人格可以说是一张阴阳脸，一半是拍《贪婪》(1924年)的埃里克·冯·施特罗海姆，犬儒、阴沉、愤怒，行将失控；一半是刘别谦，时尚、风趣、无伤大雅的调戏、适可而止的讽刺。
| 《异国鸳鸯》（Ninotchka） |
但正是这样一位继承者坦言刘别谦是不可复制的。刘别谦的葬礼后，怀尔德与同行的威廉姆·怀勒有一段很有名的对话。前者慨叹：“再不会有另一个刘别谦了。”后者应了一句：“更糟的是，再没有刘别谦的电影了。”这两位大导演不是在讲溢美之辞，他们只是下了一个判断。桥段易学，情怀难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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