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河大合唱》角色交替的背后

shuzechi 2018-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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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不朽作品《黄河大合唱》诞生六十周年之际，田青先生撰写了《在<黄河大合唱>角色交替的背后》一文，在《黄河大合唱》中“黄河”角色的交替背后，挖掘出了中国人对“黄河”、对祖国的复杂感情和心理，并从潜意识的层面剖析了这部作品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深刻的思想内容，请读者欣赏。

在《黄河大合唱》角色交替的背后

文 / 田青

今年，是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不朽作品《黄河大合唱》诞生六十周年。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华民族争取解放和独立的伟大斗争中，这部杰出的音乐作品始终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号角。似乎可以这样说，在中国整个近代史中，还没有任何一部其他的大型音乐作品曾经像《黄河大合唱》一样如此震撼国人的心灵，也还没有任何一部其他的大型音乐作品曾经像《黄河大合唱》一样在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斗争史中起过如此重大的作用。它不仅以波涛般壮阔的激情通过黄河的形象讴歌了我们伟大的民族，展现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恢弘画卷，而且一直到今天，依然激励着中国人民为振兴中华而搏击、奋进。“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的歌声，在中华民族摆脱百年耻辱，重新崛起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会金声玉振、响遏行云，都会凝聚民族的意志，鼓舞民族的精神。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只要听到《黄河大合唱》的歌声，都会热血沸腾。但是，也许正是由于热血沸腾，许许多多不止一次聆听过这部作品的人却从来没有注意和思考过一个问题：在《黄河大合唱》中，“黄河”究竟代表着什么?

冼星海指挥黄河大合唱

许多人会说：这还用问吗?“黄河”始终是民族的象征、祖国的象征。但是，假如你再听一遍这部熟悉的作品的话，你就会和我一样困惑：在《黄河大合唱》中，“黄河”究竟是“父亲”，还是“敌人”？是“保卫”的对象，还是“决一死战”的对象？换句话说，在《黄河大合唱》中，音乐作品的“主体”——也就是音乐作品的创作者、歌唱者、听众，与“客体”，也就是音乐作品的形象——“黄河”，究竟是什么关系？

《黄河大合唱》共分8个乐章，在开始的第一乐章里黄河”便是以“敌人”的面目出现的。在歌唱之前的朗诵词里，已经将两个激战的形象——“船夫”与“黄河”引了出来：“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那么你听吧!”紧接着朗诵者激昂的声音，合唱队“展开了一幅壮大的幻想和现实的图画。”(见《黄河大合唱》乐谱前的“黄河本事”）在这一乐章里，歌曲的两个形象是十分鲜明的。一方是高唱“划哟!冲上前!划哟!冲上前!”的“船夫”，一方是“惊涛骇浪”、是严酷的大自然：“乌云哪，遮满天!波涛哪，高如山!冷风哪，扑上脸!浪花哪，打进船!”在这生与死的搏斗中，“船夫”们以“不怕那千丈波涛高如山，行船好比上火线，团结一心冲上前!”的气概，战胜了波涛，到达了彼岸。这两个形象的象征意义，用“黄河本事”的话说，“这象征着我们伟大的民族和人民，突破惊涛骇浪般的重重困难，终于取得辉煌的胜利。”在这里，“船夫”当然是“伟大的民族和人民”的象征，而“黄河”的惊涛骇浪，则是“船夫”的敌人，是革命的“重重困难”的象征。假如说“黄河本事”这段话的指向性还不够明显的话，那么，在这一乐章的最后一段歌词中，则更加明确地唱出了“黄河”所代表的是黑暗的势力和人民的敌人，也唱出了“船夫”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回头来，再和那黄河怒涛，决一死战!决一死战!”

油画：黄河大合唱——流亡·奋起·抗争

但是，在第二乐章里，“黄河”的角色变了，一下子，从民族的“敌人”，变成了民族的象征。从朗诵词“它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到唱词中“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从你这发源，多少英雄的故事，在你的身边扮演。”音乐创作的主体以火热的亦子之心，讴歌着“黄河”。在这里，选择男中音独唱的形式不是没有意义的，虽然歌词中提到“摇篮”，但人们仍然会从歌中得到—个强烈的印象，即在创作者的心目中，“黄河”是男性的，它更像是“父亲”，而不是“母亲”。歌中唱道：“啊!黄河!你是伟大坚强，像一个巨人出现在亚洲平原之上，用你那英雄的体魄筑成我们民族的屏障。……我们祖国的英雄儿女，将要学习你的榜样，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

曾经被某些版本删掉的第三乐章《黄河之水天上来》，是一段少见的“朗诵歌曲”。光未然创作的歌词，大气磅礴，起伏跌宕，一泻千里，但就像在全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矛盾一样，仅在这一段歌曲中，“黄河”的角色就有多层形象意义，集中反映出“黄河”的角色变化与交替。歌中，“黄河”先是“听者”：“黄河!……我们要在你面前，献上一首诗，倾诉我们民族的灾难。”然后，是“被歌颂者”：从“黄河之水天上来，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到“像烧着漫天大火，使你感到热血沸腾”。这里，既有对“黄河”实实在在的肯定：“这是中国的大动脉”，又有用诗意盎然的精彩对句所作的艺术描写：“红日高照，水上金光进裂；月出东山，河面银光似雪。”然后，词作者用“其实凉气逼来，你会周身感到寒冷”作了一个完全必要的过渡，更像川剧著名的“变脸”一样，笔锋一转，引出了“啊!黄河!河中之王!它是一匹疯狂的野兽啊，发起怒来，赛过千万条毒蟒，它要作浪兴波，冲破人间的堤防。”此时，“黄河”的角色又变成了“主体”的“敌人”，成了“被控诉者”；“于是，黄河两岸，遭到可怕的灾殃：它吞食了两岸的人民，削平了数百里外的村庄，使千百万同胞扶老携幼，流亡他乡，挣扎在饥饿线上，死亡线上。”接着，一句“如今两岸的人民，又遭到空前的灾难”，将“黄河”的角色超脱出来，变换成了“第三者”的形象，因为这一次的灾难不是由于“黄河”的暴虐，而是由于 “东方的海盗，在亚洲的原野，放出杀人的毒焰。”然后，“黄河”又担当起“目击者”和“见证人”的角色：“你亲眼看见，这五千年来的古国遭受过多少灾难……让累累白骨，堆满你的河身，殷殷鲜血，染红你的河面!但你从没有看见，黄帝的子孙，像今天这样，开始了全国动员。”在以饱满的热情歌颂了抗日将士们英勇战斗的事迹之后，“黄河”又被召唤回来，最终以为“主体”唱凯歌和为敌人唱葬歌的“歌唱者”的形象结束了这一乐章：“啊!黄河!你奔流着，怒吼着，替法西斯的恶魔，唱着灭亡的葬歌。你怒吼着，叫啸着，向着祖国的原野，响应我们伟大民族的胜利的凯歌!”

在第四乐章《黄水谣》里的“黄河”，和在第三乐章里相同，基本上是从“水又急，浪又高，奔腾叫啸如虎狼”的“被控诉者”转换为“妻离子散”的“见证人”形象。而在第五乐章《河边对口曲》和第六乐章《黄河怨》中，“黄河”似乎暂时被推向了幕后，它见证了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不屈的奋争和血泪的控诉。在这里；“黄河人”、“中国人”的形象终于自己走上了舞台，代替了“黄河”的形象，成为音乐作品的主题。

第七乐章《保卫黄河》与终曲《怒吼吧!黄河》是大合唱中最激动人心的段落，也是最重要的段落。虽然在《保卫黄河》的歌词中，“黄河”似乎仅仅是“被保卫”的对象，仅仅是“中国”的同义语；但在雄浑激越的音乐中，“黄河”最终升华为祖国的象征与中华民族的“图腾”，与黄河波涛般奔腾的歌声合而为一，与“万山丛中”的“抗日英雄”，与“青纱帐里”的“游击健儿”合而为一，与创作者、歌唱者、欣赏者合而为一；它与被侵略的中国人民一起咆哮，一起奋战，一起奔向胜利；当它“向着全中国受难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的时候，它已经不再是“旁观者”和“见证人”，更不再是“主体”的“敌人”，而是与主体同一、同在，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了。这两个乐章，是全曲的精华、高潮和神来之笔，也是整部作品最终赢得欣赏者认同的关键。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交响会-《黄河大合唱》

问题又回到了前面：为什么我们在聆听这部作品时，一次又一次地“忽略”了“黄河”象征意义的多重性和显而易见的矛盾?为什么我们对“黄河”从“敌人”变为“父亲”，又变为“旁观者”、“见证人”……并最终与自己合而为一时“见怪不怪”?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潜意识里，“祖国”从来便有着多重性。而我们平时意识不到“祖国”的多重性，只强调或显现其中主要的一面，这其实是教育的结果，这就像在心理学的分析中，“父亲”也具有多重性，但所有心理健康的人平时也都不会注意到一样。无论“忠”还是“孝”，都是教育的产物、文明的塑造。

毫无疑问，在《黄河大合唱》以及其他许许多多歌颂黄河的诗篇中，“黄河”经常是“祖国”的同义语，是国家与民族的象征。与此相同，“沅芷”、“澧兰”在屈原的诗中，也是故乡与祖国的象征。值得思考的是，在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心中，故乡与祖国也同样充满着矛盾。在屈原看来，祖国既是“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祖国，也是“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的祖国。对屈原而言，祖国既是洞庭湖畔参天的碧树，是长江中浩淼的烟波，是南国和煦的阳光，也是人民的哀伤和君王的暴行愚见；既是大自然美丽动人的景色，也是老百姓愤懑怨恨的声音；既是哺育他、给了他奶汁和欢乐的母亲，也是令他“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苦痛之源。人们不难想象，当他“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时候，当他为民众的痛苦、国家的命运而“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而至曙”的时候，当他终于愤而赴死、投身汨罗江的时候，他心目中的祖国是一个多么复杂、矛盾的概念。

屈原投江

当然，不仅仅是屈原，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在几乎所有爱国主义诗人们的作品中，我们都不难发现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从“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杜甫，到“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陆游；从“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岳飞，到“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稼轩；从“披发佯狂走”，悲问：“破碎河山谁收拾?”的李叔同，到“进着血泪”，高喊：“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的闻一多。古往今来，似乎别无例外。对祖国的痴爱，常常与愤怒、忧伤、悲怨、冤屈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在某种程度上讲，似乎．“爱之愈深，恨之愈深”的话有—定的普遍性。当然，这令多少仁人志士扼腕跌足、哭天抢地、切齿酸心甚至不以命相抵便不足以说清的“恨”，更多的是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恨”；是一种不刨心沥胆便难以明志的“恨不得”的“恨”。这的确是令人难以理解，也没有道理，但又是清清楚楚、无可奈何的历史现象。人们真想问一问历史：为什么屈原不沉江、司马迁不遭刑，他们的爱国之心便不能被肯定和承认呢?

甚至也不仅仅是“黄河”，其他的有关民族与祖国的象征，也有着多重性和矛盾的象征意义。比如长城，在现代，我们一般将其视为民族的骄傲。但在历史中，它既是国家统一的标志，也是秦始皇暴政的铁证；既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表现，也是中国历史上保守与闭关锁国的重大措施。君不见，一曲《孟姜女哭长城》，代代相传，吟咏至今，其实充分反映了千秋万代的民意。“龙”是又一个例子，假如说“长城”的形象对外是民族伟力的象征，对下则是封建统治者专政的象征的话，那么，“龙”也一样，对老百姓，“龙”是皇权与压迫者的象征；但对外，“龙的子孙”，又是民族的标志和充分体现了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自称。有趣的是，对这一点，《黄河大合唱》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实例。在第三乐章《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歌词中，词作者先把“黄河”比喻成“一条飞龙，日行万里”，而后，又在紧接着的句子里写下了“就是毒龙也不敢在水底存身”的歌词，使大“龙”里套小“龙”，使“善”的“龙”与“恶”的“龙”并存，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形象的矛盾性、对立性和多重性。值得注意的是，《黄河大合唱》的作曲者虽然早就逝世了，但与作曲家同样才华横溢的词作者却依然健在。在半个世纪中出版的许多不同版本中，音乐与歌词都有不止一次的修改，但在同一首歌词中存在两条“龙”这样明显的瑕疵，却始终没有修改。这个“忽略”，同样发人深省。

“黄河”还是“父亲”的象征和一种“图腾”似的的精神符号。随着社会学、心理学及医学的发展，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用不屑的态度提到弗罗伊德的“泛性论”。但是，他关于原始民族图腾的研究，以及他从儿童及强迫性心理疾病患者与原始民族心态、行为间的某种相似性出发所得出的有关图腾是“父亲”的影像和替代物的理沦，至今仍然被大部分学者首肯。弗罗伊德曾用他不无偏颇的理论分析了古希腊著名的悲剧《俄迪浦斯王》，并阐述了子——母——父之间形成的一种三角争爱的关系。他指出，幼儿为了独占母亲的爱，会将“父亲”视为“情敌”并对父亲产生仇视、恐惧的心理，这就是弗罗伊德有关“潜意识”理论中最有影响的所谓“俄迪浦斯情结”。

俄狄浦斯王

根据弗罗伊德的理论，“俄迪浦斯情结”就像其他许许多多存在于“潜意误解”里的东西一样，平时并不知晓。但是，“潜意识”里的东西，并不是不存在，它不仅深藏在潜意识里，也时常会在那里起作用。也许，我们对“黄河”角色变化与矛盾的视而不见，就像我们对“父亲”的心理一样，因为平时用“潜意识”的闸门关紧了对“父亲”的恐惧与敌意，以致毫不自觉。如果弗罗伊德的理论还有一点儿道理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忽略”的原因了：正因为有这样一种“情结”存在于我们的“潜意识”里，我们才可能在意识的层面认可和“父亲”一样复杂、矛盾的“黄河”。

在《离骚》最后的“乱”中，屈原抚着一颗不被理解的心悲愤地呼叫：“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他的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概念，便是“我爱祖国，但祖国爱我吗?”这是从古至今许许多多爱国者共同的悲哀，是有关“爱国”与“爱国者”的荒谬的怪圈和悖论。弗罗伊德一直天真地认为，只要合格的心理医生能通过精神分析的方法成功地将精神病患者深压在“潜意识”中的观念化为意识，那么，患者的病症就会消失。我真的希望能有一位心理分析家能把所有爱国者们压抑在心底的对“父亲”的怨恨释放出来，升华为一种积极的良性的力量。的确，那些菲薄弗罗伊德的人比这位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要少许多“错误”，但可惜他们没有发现，弗罗伊德的理论，其实对治国者们有着很大的益处。当前苏联的那些患着“狂热型爱国症”的人指天骂地的时候，前苏联的统治者不是把他们送到精神病院去做了一些可以帮助他们释放“力比多”的治疗吗?不过，不同的治国者们各有各的招数，对东方人来讲，西方知识分子们所信奉的“精神分析学”，其疗效未免太不显著了。

《黄河大合唱》有着超强的生命力，不但是因为词作者与作曲家的“我”在创作的瞬间与民族、与人民完完全全地融为了一个整体；还因为他们成功地找到了一个表现感情与艺术构思的最佳艺术形式。换句话说，《黄河大合唱》的成功一是因为作者的思想代表了大众的思想；二是因为作者写得好，因为作者的天才和作品本身的艺术质量。大家都知道，在抗日战争中产生的抗日歌曲除了《黄河大合唱》以外，还有许许多多。但六十年过去后，还能在舞台上演出并且还能感人的作品却少而又少。就是同样由冼星海创作的其他一些作品，也没有一首可以和《黄河大合唱》媲美。似乎可以这样说，《黄河大合唱》是那个时代艺术创作中最完美的作品，是当时抗日文艺的无与伦比的高峰。

在这篇纪念《黄河大合唱》花甲之诞的文章最后，我愿意特别指出，虽然这部作品产生在那样一个民族危亡的时刻，但在这部杰出作品中所体现的作者的思想，却绝不仅仅是民族主义的情绪，还体现了一种对民族仇恨的超越、体现了一种对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世界大同”理想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当然，这个思想高度在作品中是逐渐达到的。在作品的最后一个乐章中，当朗诵者对“黄河”大声疾呼，要“黄河”不仅仅“向着全中国被压迫的人民”，还要“向着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发出你战斗的警号”的时候，当全部8个乐章在一句“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的高唱中结束的时候，一种理想，一种“普天下”、“全人类”的理想，已经像一面旗帜一样在波涛般汹涌的旋律中高高飘扬了。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聆听《黄河大合唱》时依然热血沸腾的心理原因和根据吧。

原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