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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四合院我住过几个，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个。那还是1950年的春天，我跟着表姐从老家――河北省永年县来到北京，投奔我那在北京火车站（前门楼子斜对面）工作的父亲，他当时住在菜市口东面一个叫闫王庙街（解放后也叫延旺庙街）的小胡同里，住在我姑奶奶家。我记得是门牌42号，这是个坐西朝东的四合院，有前后两个院子，前院东西南北四家，穿过边墙的小过道，里院是西南北三家，因隔成前后院中间的这家门朝前院开，所以后院没再开门。 我那年才8岁多，父亲给我报了附近米市胡同一所私立小学念三年级，上学后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我的口音就全变成北京味的了，对这前后院的情况也有了些了解，加上前院的徐湘云是我同班同学，给我说了不少每家每户的情况，一个多月，我对这个院就门儿清了。 先说前院，徐湘云她们家是住邻街的东房，她们家可以说是前院最好的房，规整的三间大瓦房，一边过道是通邻街的大门，另一边是她们家的杂物间，也叫储藏室，但没放什么东西。她的爸爸是跑买卖的，妈妈是绣花店的师付，爷爷原先是帐 房先生，现己和奶奶赋闲在家，家里只有她这么个女孩儿，我看她和家里人穿的都比较讲究，我去她家写作业时，徐奶奶总要给我倒香喷喷的茶水喝。我记得她们家八仙桌上有个叮当作响的大座钟，两边有两个大掸瓶，另一张桌子上是个大话匣子（电子管收音机），各种家具都很整齐，所以我认为她们家是院里的富户。北房是个一间半的小屋，旁边是院里的厕所，北屋只住一个我叫张婶的女人，这个人较胖，很白净，烫着发，一笑就露出嘴里的两颗大金牙，在家也总爱穿着花旗袍，我看她什么活儿也没有，成天坐在屋里听话匣子、嗑瓜子，我只要下学路过她家门口，都会被她拉进去塞给我瓜子吃，她有时也出去打打麻将，听说她是一个给有钱人开车的司机的二太太，是这个男人从什么春楼里把她给接出来的，隔三差五的到她这儿来一趟。跟北房对面的南房也是一间半，房屋的旁边是个老北京的人力压水机，前后院的人用水都得提着大筒小筒到这儿来压水。南屋住着一对30多岁的夫妻，但没有孩子，王叔是个瘸子，王婶是外地人，他们俩就靠给人家洗衣服挣钱过日子，晴天的时候满院子都搭着他们洗的衣服，我记得他们家屋里很简单，只有一张床两个方凳和一个破柜子，我感到奇怪的是床旁边的白墙上有不少血道子，离床越近的地方血道子越密，后来姑奶奶告诉我，那是咬人的臭虫被他们捻死在墙上的痕迹，好家伙！本来人就穷，还被这些寄生虫吸食这么多血液。西房和东房一样，也是三间，但房比较破旧，房一边也是个杂物间，里面堆满了东西，房另一边是通后院的过道，房门前有较宽的廊子，便于家里人活动。西房这家是做糖果的，我己记不得做糖的程序了，只记得他家做的是象老北京糖瓜那样的一种糖，一盆一盆的软糖放在那里，变硬后做成小块儿装好箱放在廊子下，然后被人拉走。这家四口人，男主人姓周，络腮胡子大秃头，整天光着膀子，脖子上搭条毛巾，她媳妇是个大嗓门，经常说男人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他们家小男孩叫小喜子，有五、六岁，牙黢黑，可能是小时候吃糖吃多了，只要是谁说让他吃糖就使劲地摇头，孩子的姥姥和我姑奶奶很谈得来，姑奶奶常去这家串门，只要我去找她们，姥姥就会从盆里揪一块软糖塞给我吃。 再说说后院吧。后院的这三家，要说房子最宽裕的还得说是西房，房前也有廊子，而且立柱、门和窗户都刷了新漆，屋里也有许多新家具。这家主人姓李，穿一身褪了色的干净旧军衣，很少在家，听说在区政府上班，他家搬来时间不长，因以前住过一个国民党的小官已经逃走了，所以才换了新主人，他家里人说话口音很重，说话听不太懂，所以和街坊交往也很少。北房一间半，住着姓裴的老两口，他们靠粘合江米人玩具，沿街叫卖来糊口，到现在我看这种手艺己经失传了。我和姑奶奶住南房的一间半，我爸爸在单位住铁路宿舍很少回来，所以平时只有我们祖孙二人在家，我记得吃西红柿、鲜灵灵的小萝卜都是那时才开始的，有时早上我在后院就能听到沿街卖菜人的吆喝声，一口气叫出他菜车子上的所有菜名，下雨时能看到卖菜人穿个梭衣，头顶一个带尖的竹编的帽子，捂着一支耳朵在叫卖，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挺有诗意的。天傍晚时则能听到催各家各户倒垃圾的摇铃声，再加上白天让人推头的叉子声、磨剪子磨刀的、卖小金鱼的吆喝声…，真是挺令人回味的。 那时买东西有件事令我难忘，有一天姑奶奶给我5分钱，让我去买猪肉，说要肥瘦都有，我真怕买不到，到了肉铺，我只小声说了句“买5分钱肥瘦”，没想到掌柜的手起刀落，拉了片肥瘦都有比纸厚不了多少的肉片，包在半张荷叶里给了我，那时虽然物价低，可5分线也能买肉，真是没想到啊！ 好了，儿时的记忆先说这么多吧，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在这里我祝天下所有的孩子们节日快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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