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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满楼 1932年1月28日，为了转移“九一八”事变的压力，日军在上海再次挑起冲突。令人吃惊的是，日军这次对准的不仅是军事目标，而且还把魔手伸向了文化目标。 就在事变次日上午，日军战机飞临位于上海闸北的商务印书馆的上空，随后恶狠狠地连续投下6枚500公斤重的炸弹。 满是图书、纸张、油墨的商务印书馆被击中后，很快就燃起了熊熊烈火。在冬日阴霾的天空下，此刻的北上海，唯见“飞灰满天，残纸堕地”，一片末日凄凉景象。 据事后的记载，这场大火一烧就是数日，商务印书馆内的印刷厂、编译所及附属尚志小学等统统付之一炬，化为灰烬。 而在商务印书馆总厂被炸毁后的第四日即2月1日晨八时许，苦心经营三十余年的商务印书馆附属东方图书馆又复起火（疑遭日本浪人纵火，或战火波及）。 一时间，“火势燎原，纸灰飞扬”，这所荟萃中外古籍善本并号称“世界第三、远东第一”、“中国藏书量第一”的图书馆为之灰飞烟灭。 目睹此情此景，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为商务印书馆操劳半生的张元济不禁潸然泪下， “呜咽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其沉痛地表示： “工厂的机器设施，毁了都可以重建，惟有数十年辛勤搜集的几十万册图书，失而不可复得，这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悍然攻击他国一纯粹的文化事业，如当时外媒的评论，“此种惨酷灭绝人道之手段，纵在正式交战国之间亦极罕见。”日本军国主义不可理喻之行为，令中外震惊、人神共愤。 张元济 商务印书馆被炸毁后，上海日本侨民联合会会长河端却声称： 日军是为了“自卫”，因为“商务印书馆不但为排日宣传之中心，且当冲突时为闸北中国军队主要防御地，轰击日军而落入公共租界内之炮弹即大都由此方面发出。故商务印书馆之被毁，在文化上因甚觉可惜，而在战略上观之，则在当时固绝对必要者也。” 对此，商务印书馆予以断然驳斥：“本馆教科书采用外交史材料意在供给事实，中国国际事实有历史价值者颇多。本馆编译方针向主真实，有时因真实之故开罪他人，在所不免。” 至于所谓“阵地说”，“日军飞机掷弹轰炸之前，本馆总厂及各附属机关中绝无军队或便衣兵士踪迹，战起翌晨，日机即绕厂低飞，频频投弹，驻厂看守之人非但无法灌救，且亦不敢逗留，但在离厂之前佥谓中国兵士绝未入内。” 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经调查后也表示：“就本报所知，当沪变期间，凡沿租界边疆十余处以观察闸北战事之各中立国军事观察者均能出而证明该馆厂屋并未被华军用为堡垒，该馆厂屋深处华军防线之内，且于战事初起之第一日即被炸毁。后来华军被迫后退时，确曾用该馆颓垣为战壕，然战事初起时该馆厂屋并未被用，则确系显然之事实。” 那么，日本为何非要炸毁商务印书馆？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商务印书馆在唤醒民众的爱国意识方面可谓不遗余力，而这，正是日本对商务印书馆“狠下死手”的原因所在。 作为辅证，当时日军除了轰炸烧毁商务印书馆外，上海三友实业社也同样被蓄意焚炸，其原因非常明白： “三友实业社为我国唯一大规模之国货制品与销售之经营，因我方排日货，日人恨之已久，故当沪案发生后，即将三友实业社焚毁，其残暴行劫，巳达是高峰。” 如此可见，但凡战前日人所忌恨的，必在其挑起的冲突中施以报复，并予以毁灭。日人用心之如是，世人又岂能不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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