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李侃良:中华探源(5章炎帝黄帝蚩尤氏)

 山乡武侠 2018-01-18
第五章 蒂之帝:炎帝时代
   提要1、距今约7000年时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之“五帝”时代(古“帝”字本意即花之“蒂”),并形成了三大父系部落姓族(此时的母系氏族,多以“女儿族”或“妻族”与其共存):(1)诞生于渭河南岸支流之姜水流域的”姓炎帝神农族(对应于仰韶前期的半坡文化)。(2)诞生于渭水北岸支流之姬水(即古漆水,源自甘肃天水清水县)流域的”姓黄帝族;后沿汾水、桑干河迁徙于燕山之南北麓定居发展(对应于北福地二期与赵保沟文化)。(3)其前身为山东后李文化,后向南部之苏皖淮河流域发展的”姓太昊族(对应于北辛文化)。(4)在今天长江下游的吴越之地,这时已出现了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但其为何姓族无考
   2、活动于黄渭与汉水广大流域的炎帝族,因其继承了女娲、伏羲之中心祖地并对犂耕农业的重大贡献被称为神农氏,在这一时代处于主导之地位。炎帝族内发展为四大支族(1)主族夸父族,为鱼图腾,领地在渭洛汾流域;(2)祝融族,为火图腾,领地在豫的黄河之南及汉水流域;(3)共工族,为水图腾,领地在黄河之北豫冀交界处之古“江地”;(4)蚩尤族,为鸟图腾,是炎帝族进入东部北辛文化之淮地,并与太昊族联姻衍生之九黎鸟族。
   3、第一次炎黄之战发生于距今6500-6400年左右。(1)第一阶段:生于“江地”的共工族(对应于大司空文化),迫于黄河水患向南迁徙,与黄河之南的祝融族发生战争。因战争失败的共工族后北退到河套地区(即传说“共工怒触不周山”)。(2)第二阶段:水患消退后,部分共工族又返回“江地”。这次与其一起南下的还有黄帝虎族(对应于后岗文化)。但黄帝虎族南下“江地”后又跨过黄河,发生争夺炎帝祝融族领地之战(见华阴横阵遗址人骨迭压的二次葬)。被战败的祝融族被迫南退至江汉流域(对应起始于距今约6400年的大溪文化)。(3)第三阶段:占居黄河之南的黄帝虎族,后被炎帝夸父族(“愚公移山”传说中称其为“博父”)击败,又逼退回“江地”(见距今6400多年的濮阳西坡45号墓贝塑龙虎图),大战就此宣告结束。此后定居“江地”东部 “空桑”之黄帝虎族,与东邻的太昊母系氏族同婚,变而以鸟为图腾,遂成为后世黄帝族之少昊鸟族。
   4、第二次炎黄大战发生于距今6200-6000年之间。(1)第一阶段:处于淮地的九黎蚩尤鸟族,因遭黄河特大水患而逼迫向西迁徙,并大败夸父鱼族占领了渭汾流域大部分领地(见史家村与姜寨二期迭压的千人二次葬)。蚩尤鸟族由此代夸父鱼族而成为炎帝族新的首领(见出土之鹳鸟衔鱼图)。(2)第二阶段:到了距今6000年时,蚩尤族又以炎帝之名,先伐空桑之少昊,后直逼北地与黄帝族大战于涿鹿。黄帝族在轩辕有熊氏(熊族)首领的带领下,绝地反击,杀蚩尤族首领于中冀,夺取其“阪泉”之都,蚩尤族南逃江汉,夸父族亦因败而“弃其权杖”,黄帝族遂入主中原黄河流域。
   第一节 仰韶文化及其周边文化之考古发现
   一、仰韶文化,是继承老官台、白家村、裴李岗、磁山等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前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为黄河中下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因1921年安特生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首次发现而命名。持续时间大约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间。仰韶文化的中心,在考古上已公认是在陕西华山地区。其影响范围东起山东,西至甘肃、青海,南抵江汉,北到河套内蒙古长城一线,而分布最为密集的中心地区在陕西关中与山西、河南交界一带。当前已发现仰韶文化的遗址共5213处,其中以中心地区的陕西省最多,共计2040处,占全国的仰韶文化遗址数量的40%,其次是甘肃省1040处、河南省1000处、山西省1000处、河北省50处、内蒙古自治区约50处、湖北省23处、宁夏回族自治区7处、青海省3处。仰韶文化长达两千年的发展,既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阶段,也是原始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仰韶文化可分为:早期阶段(距今7000-6000年);中期阶段(距今6000-5000年);晚期阶段(距今5000-4500年)。由于晩期阶段已属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转化阶段,故本文将其划为“前龙山文化”,放在以后再予介绍。现在先来介绍仰韶文化早期阶段的考古发现情况。
   (一)半坡类型(约距今7000-6000年间):主要代发掘遗址有,西安半坡,临潼姜寨一期,华阴横阵,宝鸡北首岭,晋南下冯村、郑州大河村等。
   1、聚落仰韶文化早期阶段,社会经济比原始农业初期阶段有了更大的发展。各地氏族部落在河谷冲积平原与盆地周边阶地上,营建了大大小小的氏族聚落,过着比较稳定的农耕定居生活。这里土地肥美,有利于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取水和交通也相对方便。聚落拥有一定规模、且建筑的布局整齐有序。其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一期聚落保存较完整:居住区在中心,外围绕一周大壕沟,沟外部为墓葬区和窑场。早期的房屋以圆形单间为多,后期以方形多间为多。中心广场有一座大房子为公共活动的场所,其他几十座中小型房子面向大房子,形成半月形布局。这一聚落房子朝向中心广场的统一布局,则表明当时维系氏族团结的血缘纽带根深蒂固。
       2、墓葬此时反映人们意识形态的埋葬制度已经初步形成。仰韶文化居民死后按一定的葬俗埋葬,小孩实行瓮棺葬,女性厚葬和母子合葬时有出现。墓中多有陶器、石器等随葬品,多为长方形土坑墓,盛行单人仰身的直肢葬,但合葬墓和二次葬占一定比例,人数不等。其华阴横阵遗址二次葬合葬墓中多达80余人,骨骼摆放零乱且有刀斧砍砸痕迹,显然是与一场战乱有关。
  3、工具、产业形态半坡类型文化是一个以较发达的农业为主的文化,粟的遗存在各重要遗址中经常发现,临潼的姜寨一期遗址,还发现了另一种耐旱作物黍。同时,人们还掌握了蔬菜种植技术,半坡遗址的一个陶罐里装满了已经炭化的白菜或芥菜之类的菜籽。已采用土地轮休的耕作方式,改变了焚而不耕,播而不锄的原初状态,并由原始锄耕进入先进的耜耕(犁耕)农业阶段。生产工具以较发达的磨制石器为主,常见的有石锄、刀、斧、锛、凿、箭头、纺织用的石纺轮等,骨器也相当精致。这时的石斧大多形体厚重,横断面呈椭圆形,适于砍伐林木以开垦荒地。并开始采用木质及骨质、石质的耜、耒等工具挖掘土地,收割农作物则用两侧有缺口的长方形石刀和陶刀。加工粮食使用石磨盘、石磨棒和木杵、石杵等。家畜饲养业比新石器时代早期也有一定进步,饲养的家畜有猪、狗和羊,马的骨头也有少量发现。鸡骨发现较多,可能也已经驯化为家禽了。
   4、手工业与制陶仰韶文化的手工业经济逐渐发达,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已开始出现。在各个部落里,氏族成员从事的生产劳动主要是以性别和年龄为分工的,手工业生产中的一些专业性技术,由氏族内部长期从事并积累了一定经验的成员承担。当时的手工业生产,主要是制陶业和制石、制骨、制革等。由一些陶器上留有布和编织物印下来的纹路,可见仰韶文化已有编织衣物的手工业产生。仰韶文化制陶业发达,前期的陶器多是泥条盘筑法手制成型的,仅用慢轮修整口沿。陶器种类有钵、盆、碗、细颈壶、小口尖底瓶、罐与粗陶瓮等。“葫芦口”尖底瓶是半坡类型文化的标志器。不少出土的彩陶器为艺术珍品,其造型优美,表面用红彩或黑彩画出绚丽多彩的几何形图案和动物形花纹。其中人面鱼形纹、鱼纹、蛙纹、鹿纹,还有陶塑猪、陶埙等,也是半坡类型文化的最明显特征。在半坡等地的彩陶钵口沿黑宽带纹上,还发现有50多种刻划符号,已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质。图:半坡类型特征器物、半坡出土人面魚纹彩陶、半坡出土的鹿纹彩陶、姜寨一期出土蛙纹彩陶、姜寨一期二音孔陶埙。
  (二)易县北福地与安阳后岗一期类型(距今约8000-600年)
   1、北福地文化遗址北福地文化遗址位于河北易县易水北岸台地上,处于太行山、衡山、燕山三山交界处与华北平原结合部的环渤海地带,其史前时代属黄河下游地区。1985年调查发现了这处早期遗址,并进行了试掘。1997年、2003年、2004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连续三次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为三个阶段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北福地一期:距今约8000~7000年。文化面貌与其年代大体相当的伏羲时代前仰韶的磁山早期遗存和燕山南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具有许多相似之处,故在地域上也填补了此南北二支文化之间的空白。北福地二期:距今约7000-6700年。遗存的主要特征,以釜、钵与支脚为典型陶器,除夹砂夹云母陶外,还有不少的泥质灰陶和红陶器。其年代已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前半段相当,但略早于后岗一期文化。以此也可推断应为南邻后岗一期之来源地。北福地三期:未见完整的文化层堆积,主要文化特征以双耳壶、敛口钵等为典型陶器。其年代应在距今6700年之后的半坡类型的后段。二、三期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房址、灰坑,和以玉器、石器、陶器为祭祀物的祭祀场遗址。特别是发现了大量刻陶假面具,面具图案有人面和兽面的猴、猪、猫科动物(虎、豹、狮)等。每种面具四周都有小穿孔,应为系戴时穿绳之用。陶刻面具具有写实性、象征性和装饰性融为一体的艺术风格,成为史前具有图腾意义之原始艺术精品,也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史前面具作品。在上述祭祀场中,还摆放了一件大型石耜,即石制犁头,长46cm,通体被磨光。这种制作精细的大型石耜,是我国新石器早期遗址中第一次发现。这一石耜不论是属于原始人的祭物,还是被祭祀的对象,都表明了这个祭祀场是为了祈求农业丰收而设置,也表明犁耕已在原始农业中的重要地位。图:祭祀场出土祭器组合(中为石耜)、遗址刻陶面具之一。
   2、安阳后岗一期与大司空村遗址后岗一期文化,发现于1931年。该文化主要分布在豫北和冀南地区,已发掘的有河南安阳市北郊后岗、高井台子、同乐寨,河北武安县赵窑等。发现的后岗一期文化的房屋都是半地穴式的。石器以磨制石器为主,打制少。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1987-1988年,发掘发现了该文化类型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45号墓,距今年代为6460年左右。墓室的结构为竖穴土圹,东、西、北三面各有一个小龛,墓主为一壮年男性,身长1.84米,仰身直肢葬,头南足北,埋于墓室正中。另外3人分别埋于墓室东、西、北三面小龛内。在墓室中部壮年男性骨架的左右两侧,用蚌壳精心摆塑一龙一虎图案。龙图案摆于人骨架的右侧,头朝北,背朝西,身长1.78、高0.67米。龙昂首,曲颈,弓身,长尾,前爪扒,后爪蹬,状似腾飞。虎图案位于人骨架的左侧,头朝南,背朝东,身长1.39、高0.63米。虎头微低,圜目圆睁,张口露齿,虎尾下垂,四肢交替,如行走状。虎图案北部的蚌壳,形状为三角形,好象是人为摆放的。在这堆蚌壳的东面,还发现两根人的胫骨。西面龛内的人骨头部有刀砍的痕迹,显然为战争一类的非正常死亡。安阳地区又同时发现与半坡文化联系相对密切的大司空村遗址。由于在不同遗址中,发现大司空村文化层与后岗一期文化层二者有交互叠压现象,有的大司空在下层,有的又后岗一期在下层,于是谁先谁后便成为考古学争论不休的难题。事实上共工与祝融之战及第一次炎黄之战的秘密就藏在这里。这也充分反映了这一古称江地的地区,是新石器时代北方、中原、山东三大文化区之间交流、碰撞、融合频繁的地带,文化地理区位关键,是研究三系统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重要地域。图:西水坡45号墓葬龙虎图。
   (三)史家类型与伊川缸(距今6200-6000年)
   1、史家类型遗址史家遗址位于陕西渭南城区南约15公里史家村的湭河西岸二级台地上,面积约2万平方米。是1973年在湭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的。在文化层中发现窖穴4个,仰韶文化墓葬43座,人骨架733副(除52具为儿童外,已判明性别的成年男女为男441具、女224具,男女之比约2:1),随葬陶器155件,石器29件,骨角器2件,还有大量动物骨骼。这些墓葬绝大多数系二次合葬墓,性别、年龄混乱。随葬品较少,系集体随葬,非个人陪葬品。史家遗址的发掘,对于仰韶文化的序列填补了一个空白。它介于半坡早期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之间,时间在距今6200至前6000年前后。其经历200年后半坡类型便为庙底沟类型所取代,史家类型也就消失了,故知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新类型。史家类型以渭南史家遗址为代表,分布地区与半坡类型相同但范围相对较小一些。主要遗址有姜寨二期、华县元君庙等。陶器的种类和特征与半坡类型相似,有小口溜肩尖底瓶、葫芦形瓶,细颈壶,大口深腹瓮等。陶器装饰彩绘花纹为圆点、弧线组成的几何图案,其鸟鱼合璧的动物图案十分特殊,制作工艺和艺术水平在半坡类型的基础上又有提高。学术界对于史家遗址及类型给予广泛注意和研究。大多认为史家墓地的情况不大正常,几十座多人合葬墓基本上都是二次葬,且人数众多,男女比例相差也过于悬殊。加之与其同时期的西部仅距20多公里同类文化之姜寨二期墓葬,亦为千人以上的二次合葬,故推断两处所葬人骨,主要可能是这一时期大的原始战争中,其失败方集中死亡之所葬人口。图:史家类型人面、鸟、魚纹彩陶。
   2、“伊川缸”考古发现“伊川缸”是1965年在河南伊川县白元乡土门遗址最早发现, 此后于河南偃师苗湾、巩县赵城、禹县谷水河、鲁山邱公城,南召二郎岗、密县马鞍河等仰韶文化遗址中,均有出土。其范围可扩大到平顶山、郑州、三门峡以及陕西等地。土门遗址位于伊川县城东南2.5公里的土门村。在该遗址中,文物工作者出土了一些陶缸,缸内发现了一些骨头碎片,且缸的底部都有一个小指粗的小洞。根据这一发现,经考古专家研究确认它是古人用来放置尸骨的瓮棺, 这个小孔的用途就是作为死者灵魂出入的通道。只是伊川仰韶鹳鱼石斧彩陶缸缸口径最大不过40厘米、高不过50厘米,显然是无法装下成人而只能跟 “成人二次葬”有关。“成人二次瓮葬”是将已腐化旳死者遗骨,异地迁来再次埋葬。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流行于半坡文化晩期、即史家类型时期河南中西部的伊河流域之周围特定区域。伊川缸是伊洛河流域史前文明的见证,也是我们了解史前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和不可多得的实物。在缸体上所绘的图案,被认为是中国画的雏形。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1978年在临汝阎村仰韶文化遗址墓葬中出土的一个“伊川缸”上绘的《鹳鱼石斧图》。图上绘有一只鹳鸟,口衔一尾大鱼,旁竖一个粗大的石斧。图高37厘米,宽44厘米,约占缸体表面积的一半,画面真实生动、色彩和谐、古朴优美,极富意境,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一幅陶画。
   二、现在介绍仰韶文化中期(距今6000-5300年)的考古发现。仰韶文化中期,是仰韶文化最繁荣的时期,并以庙底沟类型为代表。这一时期仰韶文化因素的分布范围更为广阔,但中心地区仍在以华山之下的关中东部、晋南和豫西。对比各区遗存的异同,可将庙底沟期仰韶文化遗存分为晋南豫西(即庙底沟类型)、关中东部(即华县泉护类型)、及关中西部、渭水上游、泾水上游及晋中等地区类型。
  1、夏县西阴村遗址西阴村遗址位于山西运城夏县西阴村。遗址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其范围西北隔鸣条岗近涑水河,东南隔青龙河依中条山。1926年被发现和发掘,是由中国自己的考古学家李济、袁复礼发现并首次独立主持发掘的第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遗址内所出土的大量彩陶片,以弧线、三角、圆点、黒彩露底方式所构成的连续花叶纹,十分特殊,被考古界命名为“西阴纹”。新中国成立后,于1994年进行了第二次发掘。遗址内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遗迹,有半地穴式圆形或长方形房址。出土遗物包括石器、骨器、蚌器和陶器等。陶器主要有釜、灶、夹砂罐、直口或敛口钵、葫芦口瓶、尖底瓶等。在1926年对西阴村遗址的考古发掘中,李济先生还发现了半个蚕茧,鉴定并确认是一种家蚕,为中国人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已懂得养蚕织丝提供了证据。图:西阴村遗址出土彩陶盆、黑彩红陶、花叶形圆点(西阴纹)、西阴村遗址出土葫芦口陶瓶(复原后的半个蚕茧)。
   2、陕县庙底沟文化遗址位于河南三门峡市西南约5公里的陕县南关火车站附近。是与1921年发现的渑池仰韶文化为同类型的遗址。1956-1957年为配合三门峡大坝的建设,考古人员在此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发掘。发掘发现庙底沟遗址内涵又分为两个时期:一期(下层)距今约6000-5300年,为仰韶文化遗存,命名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而二期(上层)则距今5300-4600年,属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性质的遗存,后发展为河南龙山文化,命名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其明确的叠压关系,解决了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年代早晚及源流关系。一期遗址中的“仰韶人”住的房子是方形,半地穴式,屋内有一保存火种与取暖用的圆形火塘。出土的工具以砍斫器、刮削器、石斧、石刀、石铲为代表。陶、石纺轮和陶上布纹的出现,表明纺织工艺的盛行。同时陶、石网坠和骨嫉的存在,又证实渔猎经济仍是辅助性的生产活动。以上的种种发现, 为仰韶文化中期的基本面貌和生产活动提供了比较具体的轮廓 。庙底沟一期彩陶要比半坡发达得多。据考古学家统计,半坡期的彩绘陶器大约只占陶器总数的2-3%, 而庙底沟期的彩绘陶已达到10-15%。它的分布也从关中平原扩展到整个黄河中上游,甚至北到内蒙、南到江汉平原都有庙底沟彩陶文化遗物出现。陶器的制作基本上是泥条盘筑,口沿多经慢轮修整。器形方面, 有钵、罐、孟、瓶、釜、灶、鼎、器盖、 器座等 , 其中以深腹曲壁的盆(钵)、碗尤具特色。小口尖底瓶则由葫芦形口变为了双唇子母口。纹饰通常采用花瓣纹、钩叶纹、豆夹纹、涡纹、三角纹、条纹、网纹和圆点纹等几何图形来装饰,这些纹饰交互组成的图案规范而富于变化,特征鲜明。亦有动物纹饰鸟纹、蛙纹的彩陶片出现,表明了它的时代性或地域性。形似绽开花朵的花瓣纹是仰韶文化彩陶的主要纹饰。花瓣纹有两类:一类是由彩绘实体纹组成,花瓣如半月形或橄榄形,由中心向周围展开;另一类是由多个内弧边三角纹相接而组成,以空白处形成花瓣图案,其制作方法与西阴纹相同。这种图案不仅在远古文化中独一无二,也使考古学家普遍认为它与华夏民族的称谓一定有着密切的关系。分布在陕西华山附近的庙底沟类型彩陶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大多呈现出一种多方连续的“玫瑰花”图案,考古学家称其为“华山玫瑰”。由于仰韶文化包括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多种类型,其彩陶装饰花纹带的主题纹样也各有不同。但以花为题材的构图,在几乎所有类型的仰韶彩陶中都可见到,这又显示出某种内在的必然联系和强大生命力。图:陕县庙底沟出土花辫纹彩陶盆、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彩陶钵、陕县庙底沟出土彩陶涡纹曲腹盆、文本框:花纹图案展开图、庙底沟花叶纹曲腹盆。
   3、华县泉护村遗址地处华山脚下,渭河南岸的泉护村遗址,是关中东部地区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类型)的重要代表性遗址,位于陕西省华县城东柳枝镇。1958~1959年,为配合黄河三门峡水库修建工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组成的黄河水库考古队陕西队进行了第一次发掘,1997年陕西考古所对该遗址又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发掘,获得了仰韶文化与上层龙山文化丰富的实物遗存,及其从早到晚经过“成熟、转折、退化”发展的3个阶段,其文化层迭压连续性清楚的全过程。泉护村庙底沟类型(即泉护村一期文化)的主要文化特征,包含绘有两种花卉图案、一种鸟形图案的彩陶盆(钵),并有“双唇口”尖底瓶、葫芦小口平底瓶和砂陶罐等5种陶器,特征十分鮮明。同时,通过对本地老官台、元君庙等遗址与该遗址类型发展走向的研究相联系,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以渭水——华山为中心区域的史前考古文化的序列与谱系,确立了其在涵盖北方半部江山的史前呈板块结构的文化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图:泉护村出土庙底沟类型特征器物与花鸟纹图案、鸟首蛇身鸟龙纹彩陶盆(下为:鸟龙逐日展开图)、华县泉泉护村出土陶鸟尊。
   主要分布在陕晋豫黄河中游地区的庙底沟文化,在其存在的千年间对周边地区文化的影响非常之大。庙底沟类型以中原为核心区,并以它最富代表性的花卉纹饰彩陶为特征,向东西南北四方扩散。西至青海,东抵山东,北至内蒙古中部,在燕山南麓和江苏北部都有其造访的身影,这种影响一直越过长江,最远到达洞庭湖以南地区。由于其覆盖面积辽阔,跨越文化障碍的穿透力强劲,从而掀起了中国史前非常壮阔的一次文化大潮。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传播,不仅只是一些纹饰题材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包含在这些纹饰中的图腾象征意义的认同。由彩陶向文化差异明显的南方两湖地区的传播,可以看出南北文化的趋同态势,这种文化趋同为一统文明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仰韶文化晚期,彩陶发展进入了一个阶段性的低潮。到了庙底沟二期,时间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彩陶便已经极罕见了。
   三、现在来介绍与仰韶文化同时期的周边考古文化发现
   (一)西边:大地湾仰韶文化与马家窑文化
   1、大地湾仰韶文化层(距今7000-5300年)。前边我们介绍过,大地湾是一个由多层文化组成的遗址,最早距今8200年,最晚距今4800年,有3000多年文化的延续,其规模之大,内涵之丰富,在我国考古史上亦属罕见。其最早的下层是前仰韶文化,亦即女媧和伏羲文化。“大地湾文化”一般是特指遗址最下层的这一早期彩陶文化。而这一层的上面还有这一遗址另一主要遗存,即与下层面貌迥异的仰韶文化层。由于仰韶文化层确凿无疑的来源于华山脚下的中原,从而反证了其下层最早也不是“西来”而是“东来”的。该遗址的仰韶文化层,亦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早、中期,分别对应为半坡类型期、庙底沟类型期加以介绍:
   A、大地湾半坡类型期(距今7000-5900年)。这一期发掘出被称为“陇原第一村”的较完整的原始氏族村落。这个村落几乎与半坡和姜寨遗址一样,都是以广场为中心,房址呈扇形分布,周围以壕沟环绕,平面为向心式封闭格局,展示了神奇的原始生活面貌。这一时期出土了一批绚丽夺目的彩陶,其中不乏艺术珍品,如成系列的情趣盎然的鱼纹盆、蛙纹壶等 。图:仰韶文化层早期彩陶壶、黑彩、红陶、鱼纹;仰韶文化层早期鱼纹彩陶盆;仰韶层早期蛙纹壶。
   B、大地湾庙底沟类型期(距今5900-5000年)。这一时期出现了宫殿式的大型建筑。如编号为 F901的大房子遗址,总面积达420平方米,由主室、东西侧室、后室、门前附属建筑四部分组成。其中主室达131平方米,地面是料礓石泥和人造陶粒轻骨料制成的混凝土,硬度相当于100号水泥。F411号房子地面还绘有一幅非常生动的地画,是我国目前最早的原始地画。这一时期彩陶主要是花瓣纹、蛙纹,还出土了一件国宝级人头型器口瓶。人物短发留海,面部造型准确,比例协调,身着抽象的花纹饰,她也许就是当时母系社会的氏族首领或者祖先形象。图:将造型、雕塑、彩绘艺术;彩陶瓶绘卧蛙纹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的人头瓶。
   2、马家窰文化(距今5000年)。与陕晋豫地区的仰韶文化晚期(如仰韶文化西王村类型)彩陶数量明显减少、彩陶发展已经趋于衰落的情形,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距今5000多年,甘肃地区的彩陶艺术继续向西边的青海、南方的四川强劲发展,不仅顽强的生存下来,而且将其推向了最辉煌的峰巅,使其又延续达近千年之久。这就是具有地方独特风格的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在继承石岭下类型的纹饰特征和风格的同时,以精美流畅的线条,充满动感的图案,清新雅丽的风格,在我国大地上创造出了迄今为止最为辉煌的彩陶艺术。如果我们把石岭下归入前马家窑文化谱系,马家窑文化彩陶就形成了相互衔接的四个阶段,即: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
   A、石岭下类型石岭下类型彩陶既具有仰韶文化的特征,又具有马家窑文化的特征,是一个过渡性的文化类型。对其文化归属,学界尚存争议。石岭下类型彩陶被发掘以来,人们通常把它划归马家窑文化早期类型。图:仰韶文化晚期石岭下类型彩陶瓶涡旋纹、变形鸟纹。
   B、马家窑类型马家窑类型彩陶的主要特征是:胎体为泥条盘筑法制成,表面经压磨抛光。饰彩部位增多,出现较丰富的内彩和满身彩;纹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涡旋花纹,水波纹,变形鸟纹,网格纹等。还有仿生的蛙纹,鸟纹,舞蹈纹等特殊纹饰,颇具特色。文本框: 马家窑舞蹈纹彩陶盆文本框: 马家窑蛙纹彩陶盆;马家窑玫瑰花尖底瓶(变为平口丰肩);马家窑类型彩陶盆涡旋花纹;马家窑叶花纹彩陶壶水波纹、网纹;边家林期彩陶壶俯视出现黑红彩;锯齿纹细腰葫芦纹(开始向半山类型转变)。
   C、半山类型半山类型彩陶胎体轻薄精致,色彩艳丽,图案繁缛精美。直口直颈壶的口部有一对带锯齿的小附耳;颈部弦纹、锯齿纹是半山类型的最主要特征,锯齿纹通常作为划分半山类型的重要标志。图:半山类型彩陶壶黑红彩、四球纹。
   D、马厂类型马厂类型彩陶的特征:彩陶总体比例增大,约占到60%以上;器型双耳小罐逐渐增多,由矮胖变为瘦高 ,下腹收紧。并出现了方形器,带流壶,彩陶杯。晚期旋切裁盖罐等器型,为前期所不见。纹饰,以四球纹(球中也饰有花纹)、变形的蛙纹为代表纹饰。马厂类型末期已是距今4000多年的中原龙山文化后期,彩陶制作趋于粗糙,纹饰也趋于简单,标志着此时的马家窑文化已逐渐走向衰落。图:马厂类型彩陶壶侈口瘦腹丰肩;马场类型彩陶罐红陶衣折纹、纹黑(四球纹显示与半山类型承接关系)(旋切罐盖是这一时期发展出来的新工艺);蛙纹壶(中间圆纹为花的变体);马厂类型彩陶杯黑彩折纹、橙陶衣;通体磨光、高柄上部刻有人面。
   (二)南边:大溪文化(距今6400~5300年)。中原仰韶文化的南邻,是大溪文化。大溪文化为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因1959年最早发现于四川巫山县瞿塘峡东口长江南岸与大溪河交汇处而得名。其分布,东起鄂中南,西至川东,南抵洞庭湖北岸,北达汉水中游沿岸,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西段的两岸地区。距今年代,约为6400~5300年。大溪文化初步可分为两个地区类型。其一,长江沿岸的鄂西、川东地区,如大溪、红花套、关庙山等地的遗存,可称为大溪类型。彩陶的器形和彩纹,明显受庙底沟类型的影响。其二,洞庭湖西北岸地区,如三元宫、丁家岗、汤家岗等地的遗存,可称为三元宫类型。其很少发现受庙底沟类型彩陶影响的迹象。大溪文化流行红烧土地面房屋并较多使用竹材建房。居民以稻作农业为主。在房屋建筑遗迹的红烧土块中,经常发现稻草、稻壳印痕。红花套遗址的稻壳印痕经鉴定为粳稻。除饲养猪、狗外,鸡、牛、羊也已成为家禽家畜。石器中两侧磨刃对称的圭形石凿颇具特色。有很少的穿孔石铲和斜双肩石锛。偶见长达三、四十厘米的巨型石斧。同时,有相当数量的石锄和椭圆形石片切割器等打制石器。制陶业方面,以白陶和薄胎彩陶最为突出,代表了较高的工艺水平。在白陶圈足盘上,通体饰有类似浅浮雕的印纹,图案复杂精细。薄胎细泥橙黄色的彩陶单耳杯和圈足碗,胎厚仅1~1.5毫米,绘以棕红色的多种纹样,显得精美别致。共发现300余座大溪文化的墓葬。葬式一类为直肢葬,另一类为屈肢葬,下肢弯屈程度很大的跪屈葬和蹲屈葬。绝大多数墓有随葬品,最多的30余件,女性墓一般较男性墓丰富,有的石镯、象牙镯等饰物,出土时还佩戴在死者臂骨上。在几座墓里发现整条鱼骨和龟甲,有的把整条鱼放在死者身上、嘴边或臂下。以鱼随葬这一罕见习俗,应与以鱼为图腾的炎帝族南下有关。而在湖北黄冈黄梅焦墩遗址,还出土了用鹅卵石摆塑而成的龙,科学测定距今约有6000年的历史。这条摆塑龙是在预先铺好的红烧土台面上,用色彩各异、大小不一(5~8厘米)的鹅卵石按照构思设计好的图案精心摆塑而成。全长7米,高2.26米,龙首高昂,张嘴吐舌,长角后扬,尾端上卷,背部有立鳍,腹部有四足。龙身呈波浪起伏状,颗颗卵石像层层鳞片鳞光闪闪,形态生动,威武雄壮。这一发现轰动全国,被称为“长江流域第一龙”。大溪文化与仰韶文化比较,也明显存在互相交流影响的因素。大溪、关庙山、红花套等处发现的圆点钩叶纹和花瓣纹的彩陶罐、垂幛纹彩陶钵片、“双唇口”尖底瓶片等,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南下影响所及的实物例证。至于大溪文化与时代稍晚的屈家岭文化的关系,两者当是先后直接继承发展而来的。图:大溪文化玫瑰花纹彩陶豆。說明:湖北省枝江關廟山出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復原,高約13.5厘米,口徑15.7厘米泥質紅陶。胎厚0.5厘米。外表和器腹內均施紅衣並經磨光。平折窄沿,深腹碗形,喇叭形圈足,足沿全殘缺。腹部塗較厚白衣,彩陶筒形瓶上繪黑彩平行條紋、弧線三角紋和紅彩斜線紋,構成四瓣對稱的五朵白花。图:彩陶罐薄胎细泥彩陶碗;文本框: 印纹白陶盘[汤家岗遗址出土]
   (三)北边:赵宝沟文化与红山文化
   1、赵宝沟文化(距今6800-6000年)。赵宝沟文化,是1982年在敖汉旗东南发堀中与兴隆洼文化同时发现的另一新的考古文化,因首先发现于内蒙古敖汉旗高家窝铺乡的赵宝沟村而得名。其距今6800-6000年左右,与兴隆洼文化前后衔接,并在西辽河流域取得支配地位,后对红山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赵宝沟村遗址面积约9万平方米,已发现的房址和灰坑有140 余处。房址平面呈方形或正方形,皆为半地穴式建筑,成排分布。居住面积一般为20平方米,个别大房子达100平方米。与兴隆洼文化相比,赵宝沟文化的聚落规模明显增大。生产工具中,石器的主要特点是磨制器与丰富的细石器共存。最典型的是顶部打出凹缺的尖弧刃石耜(犁头)、钻孔的扁平体石斧,还有弧刃石刀、磨盘和磨棒等。赵宝沟文化的发现,明晰了这个地区考古学上的文化区系,反映了7000年前 赵宝沟文化所代表的赤峰先民,主要从事农业定居生活,并进入先进的耜耕农业。陶器为手制,主要纹饰有拟动物形纹、抽像几何形纹和之字形纹。赤峰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件陶凤杯。特别是在小山遗址出土的尊形器上,首次发现由猪首蛇身灵物、生翼的鹿纹灵物、与神鸟组合的“灵物图像”。飞鹿肢体腾空,背上生翼,长角滫目,神态端庄安详;猪龙为猪首蛇身,尖吻上翘,巨牙上指,眼睛细长,周身有鳞,神鸟奋翼冲天,巨头圆眼,顶上生冠,长嘴似钩,三种灵物都引颈昂首,凌空翻飞。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较为高级的神灵崇拜观念。图:赵宝沟出土的陶凤杯、赵宝沟文化玉篐、玉猪龙,猪、鹿、鸟纹尊形器(小山遗址出土)。
   3、红山文化(距今6000-5000年)。红山文化是继赵保沟文化之后,在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流域兴起的又一农业文明,距今6000-5000年,延续时间达千年之久。最早发现于1921年,1935年对内蒙古赤峰红山后遗址进行了发掘。 70年代末又在辽西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发现遗址近千处。图:红山文化重要遗址分布图。红山文化是与同时期中原仰韶文化相交汇产生的发达文明,全面反映了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和内涵,极富生机和创造力。房址为方形半地穴式,分为大型与小型。主要从事农业,还饲养猪、狗、牛、羊等家畜,兼事渔猎。磨制石器和细石器共存,细石器工具发达,还有磨制和打制的双孔石刀、石耜、有肩石锄、石磨盘、石磨棒和石镞等。其烟叶形、草履形的石耜、桂叶形双孔石刀、横截面呈长方形的磨制石斧、磨光石铲,都是富有特征的先进农耕工具。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红山文化的陶器多为泥质,筒形罐代表了红山文化陶器的基本器形。横“之”字形纹和直线纹是红山文化具有特征的纹饰,由细绳纹组成的菱形回字纹已初具雷纹特征。“红顶碗”式的钵与后岗类型的同类彩陶相似,说明二者之间有一定渊源关系。已出现结构进步的双火膛连室陶窑。玉文化在红山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已具备了专业化、规范化,工艺水平十分高超。出土有玉猪龙、玉人、玉龟、玉鸟、玉蚕、兽形玉、勾云形玉佩、玉箍形器等。龙题材是红山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内容,这一“图腾”性的纹式图案从红山文化早期一直延续到它的晚期。其中出土自内蒙古赤峰红山的大型碧玉C型龙,周身卷曲,吻部高昂,毛发飘举,极富动感。在朝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发掘中,不但出土了泥塑的熊下颚和熊掌残体,还出土了双熊头三孔玉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的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是1981年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八十年代中期,经过对辽西东山嘴牛河梁遗址的发掘, 发现了距今大约5500年前的大型祭坛、女神庙、积石冢 “金字塔”式建筑。圆形祭坛旁出土的雕塑人像中,有与真人一样大的泥塑女神头像,眼珠用两个晶莹碧绿的圆玉球镶嵌而成,显得双目炯炯。还有在中国首次发现的立体圆雕裸体妇女玉像,有些胸前的乳房突起,有些则是躯体具有孕妇的特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重大发现,代表了已知的中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平,被称为“东方文明的新曙光”。1973年敖汉旗和翁牛特旗小河沿类型的发现,为红山文化以后的发展找到了有力的线索。小河沿文化其分布区同红山文化基本一致,已是取代红山文化的一种新文化。图:泥塑女神头像、牛首、兽形玉;翁牛特旗三星他拉中华第一龙玉猪龙、玉鸟、玉龟、黄玉蚕蛹、岫岩青玉勾云佩、红山玉马蹄玉箍、玉臂环、玉鐲、彩陶罐、彩陶座。
  (四)东边:北辛文化与大汶口文化
  1、北辛文化(距今7300-6100年)。北辛文化主要分布于环鲁中南的泰沂山系南、北两侧一带,除胶东半岛以外包括了山东省的大部分地区,并向南发展到江苏北部。是继后李文化之后黄河下游及淮北海岱文化区早期的文化遗存。目前已发现遗址60多处,主要有山东滕县北辛、兖州三因、泰安大汶口、江苏邳县大墩子、连云港市二涧村和淮安青莲岗等。碳14测定这种文化的年代在距今7300-6100年之间,一般认为早期约在距今7300-6800年,中期距今6800-6400年,晚期距今6400-6100年,后成为山东大汶口文化的源头。北辛文化已形成完整的聚落,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建筑,墓葬流行长方形土坑竖穴墓,葬具佷少。北辛时期的经济以农业为主,饲养业、手工业和陶器制作业均有所进步。从出土的石铲、石斧、石磨盘、石磨棒、鹿角锄、蚌镰和窖藏的谷物来看,当时的农耕生产从耕作、播种到收割、加工已有一套较为完备的工具,原始农业已初具规模。从出土的家猪型动物骨架和鸡、狗等动物遗骸来看,当时的畜牧养殖业从雏形进入发展期。从出土的陶网坠、鱼镖来看,当时的捕鱼技术已相当高超。从出土的骨针、石纺轮来看,当时开始用野生纤维和动物绒毛进行纺线或编织,北辛先民由身披兽皮过渡到穿衣的文明阶段。制作石器、骨器、牙器、蚌器、陶器已有专门分工,手工业在北辛时期已开始较为发达。从出土的陶器来看,全部陶器都是手制的,制陶烧陶技术已比较先进,陶质有夹沙陶和泥质陶和少量黒陶,主要有鼎、釜、豆、罐、钵、壶等,纹饰有附加堆纹、划纹、指甲印纹。从出土的盖鼎、指甲印纹钵、红陶壶和鸟兽鬶来看,这些器物不仅讲究生活的实用性,而且还讲究审美的艺术性。图:北辛文化陶器、三足盖鼎;北辛文化鸟、兽、鬶。
  2、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300-4500年)。大汶口文化,因发现于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泰山及其周围地区,东至黄海之滨,西至鲁西平原东部,北达渤海南岸,南到江苏淮北一带。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校正后得出数据,大汶口文化年代距今约6300-4500年,延续时间达2000年左右。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遗物特征,可以区分为早、中、晚3期,分别与仰韶文化的早(史家类型)、中、晩期相对应。大汶口文化的早中期阶段基本上只分布在山东和苏北地区,向北到达鲁北地区,其南界不过黄河,显然是在北辛文化基础上又由南向北的退缩。晚期的分布范围已经向西扩展到了淮阳一带,河南和皖北亦有发现。大汶口文化以农业经济为主,主要种植的是粟。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磨制石器,中晚期已大量使用磨砺精良的穿孔斧、刀、铲等,收割工具有骨镰和蚌镰,还出现了有肩石铲、石镐和一些鹿角锄。加工谷物的工具则是石杵和石磨盘、石磨棒。这个原始部落集团从早期起,家畜饲养就比较发达,各遗址出土有大量猪、狗、牛、鸡等家畜家禽的骨骼。中期以后的大汶口墓地,用猪随葬的墓占1/3以上,胶县三里河一座墓中随葬猪下颚骨多达32个。大汶口文化的社会经济在中期以后有了全面、迅速的发展。白陶器、玉器、象牙器的出现和快轮制陶技术的应用,说明一部分手工制作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部门。陶器生产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早期均为手制,中期已开始使用轮制技术,有了少量的轮制小件器物;器类增多,出现了实足鬹、背壶、簋形器等;彩陶数量增多,且花纹繁缛,其中圆点、弧线以及勾叶纹,与仰韶文化庙地沟文化类型相似。晚期已使用快轮生产大件陶器,如大汶口墓中就随葬有轮制的大陶盆,反映了制陶史上的一大进步。黑陶和白陶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制陶业中出现的两个新品种,反映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显著进步,特别是白陶的出现意义重大,它为中国后世瓷器的制作奠定了技术基础。制陶原料有了新的来源,发现了坩子土,用以烧制一种质地坚硬、胎壁薄匀、色泽明丽的白色、黄色、粉红色细砂陶器,统称为白陶,这类细砂陶器有袋足鬹、三足盉、觚形器、宽肩壶和镂孔圈足豆等。这时所烧制的薄胎磨光黑陶高柄杯,代表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为以后山东龙山文化蛋壳陶的问世准备了条件。大汶口文化还发现有仿动物造型的陶制工艺美术品,其中造型独特生动的鸟形陶鬶,是上承北辛文化,并下传为山东龙山文化的代表器。制石、制玉业较发达。早期就已大量生产出磨制精致的石器,较多地使用穿孔技术。中期以后,石器的造型更加规整;器类、器型增多,出现了系列工具,在一些墓中随葬有成套的大、中、小型石锛;还出现了制作精良的玉铲,并有更多的玉、石装饰品,包括以不同形状的单件组成的串饰。制骨工艺十分出色,早期墓中出土有精致的小件骨雕品,如邳县大墩子遗址有一串10粒的雕花骨珠,刘林遗址有刻有猪头纹样的牙质饰物;有的獐牙钩形器的器柄刻有纤细的花纹;至中、晚期,剔地透雕技术和镶嵌技术已趋于成熟。大汶口的透雕十六齿象牙梳、花瓣纹象牙筒和镶嵌绿松石的骨雕筒等,代表着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骨工艺的最高水平。
   大汶口文化墓葬发现的较多。早期葬制以单人葬为主,也有较多的合葬,合葬以同性合葬和多人二次合葬为主。随葬品的情况男女也不相同,男性多生产工具和手工工具,女性多生活用具。中晩期同性合葬墓数量很少,二次合葬墓也相比前期减少,而大量出现一对年龄相当的成年男女及小孩合葬墓,人骨架排列一般是男左女右。有的成年男女合葬墓的葬式是男性仰身直肢,女性则侧身区肢面向男性,随葬品大都在男性一侧。随葬品的多寡不一较之前更加突出,多者达六十余件,寡者则一无所有。富有的大墓,不但随葬品多,而且很精致,并用数量较多的象征财富多寡的猪下颌骨和猪头随葬,甚至用整猪、整狗随葬。中晚期以后发现有木质葬具,在有的成人墓的随葬品和儿童瓮棺的葬具中还使用了带有各种陶文的大口尊。这些陶文是表达有明确意义的刻符,形、义一目了然,所以它又非普通的刻符,可能是已发现的较早的汉字刻文。大汶口文化的居民普遍盛行对成年男女青春期拔除门齿和对枕骨进行人工变形的习俗,成为流行于古代中国东方、南方的拔牙习俗的发源地。在王因、大墩子墓中的骨骸上,还发现颌骨异常变形的现象,有数例在变形处置有小石球或陶球。颌骨内缩变形当是由于长期口含小球所致,这也是大汶口文化所独有的奇特习俗。图:陶鸟鬶(山东莒县大朱村出土);文本框: 刻符拓片文本框: 刻符拓片;大汶口文化彩陶豆、壶、钵、觚。
   (五)东南方:河姆渡与马家浜、崧泽文化
   1、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5300年)。河姆渡文化是中国长江流域下游地区古老而多姿的新石器文化,因1973年首先在浙江省馀姚县的河姆渡被发现而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及舟山岛,经科学测定,为距今7000-5300年。河姆渡文化分早、晚两期。早期约为距今7000-6000年,晚期约为距今6000-5300年,与仰韶早、中期的半坡、庙底沟类型相对应。由于河姆渡文化遗址多背岗面海,最后可能是因发生海侵而消亡。河姆渡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形式,是高于地面的干阑式榫卯木结构建筑,它是长江以南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与北方地区同时期的半地穴房屋有着明显区别。这种使居民能够临水而居,通风透凉,既可防潮湿、防洪水、又能防止野兽侵袭的“干栏式”建筑,是中国南方传统木构建筑的祖源。尤其是榫卯技术的运用,把中国榫卯技术的历史推前了2000多年,被考古学家称之为7000年前的奇迹。除建筑外,在遗址第二文化层还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水井遗迹。河姆渡文化的社会经济是以稻作农业为主,兼营畜牧、采集和渔猎。1987年的发掘中从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稻壳遗存,据发掘报告所载其厚度近1米,总量达到150吨之多。河姆渡文化的农具,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大量使用耒耜。骨耜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銎,出土时还发现安装在骨耜上的木柄。遗址出土骨耜有170件之多,与数量巨大的稻谷堆积物相对应,说明河姆渡农业已从采集进入到耜(犁)耕生产阶段。此外,还出土了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农业生产和谷物加工工具。出土的动植物遗存有橡子、菱角、桃子、枣子、葫芦、薏仁米和菌米植物,以及猪、狗、水牛等家养的牲畜等。河姆渡部落的原始手工业比较发达。木器制作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并被广泛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出土300多件木器中,最为重要的是纺织工具和木桨。纺织工具有木(陶)纺轮、齿状器、木机刀、卷布棍、木(骨)梭、匕等织机附件。木桨共8件,采用整块木料加工制作而成,柄部为圆形,桨叶呈柳叶形。有桨必有船,说明早在六、七千年前,河姆渡先民就划桨行舟,用于捕捞和与邻近氏族之间的交通往来。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出土陶片40万件之多,完整的和可复原的陶器1221件。黑陶是河姆渡陶器的一大特色。早期种类比较单一,各种器物均为手制。到了晚期,有些器物已经用慢轮进行修整,出现了三足器等工艺复杂的新产品。较为特殊的有灶和盉两种。陶灶发明后,解决了木构建筑内煮炊防火问题,是后世南方居民一直使用的缸灶的前身。陶盉形似酒壶,前有冲天管状嘴,后为喇叭口,中间以扁平半耳环连结,制作精细,多数专家认为这是一种酒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原始艺术品不仅数量大,而且题材广,造型独特美观,令人叹为观止。饰品有璜、管、珠、环、饼等,大多用牙、玉和莹石制成,晶莹美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双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长16.6厘米,宽5.9厘米,正面中间阴刻5个大小不等的同心圆,外圆上端刻有熊熊的火焰纹,象征太阳的光芒,两侧各有一只引昂勾喙的鸾鸟,拥载着太阳。整件器物图像布局严谨、雕刻技术娴熟、形象逼真传神、寓意耐人寻味,是河姆渡原始艺术的精品。出土鸟形圆雕4件,其中有一件完整器,柄端雕出俯首的鸟头,圆目勾喙,似鹰类猛禽,羽毛感强烈,其上有透孔,作穿绳佩挂之用。陶器刻画作品,内容包括太阳、月亮、花草树木、鱼鸟虫兽等,代表作品有稻穗纹陶盆、猪纹陶钵等。这些带有刻画艺术的陶器,出土时基本完整,应是祭祀用品,推测原始宗教意识已在先民中萌芽。图:河姆渡标志:“双鸟朝阳”纹图;河姆渡干栏式建筑遗址现场、干栏式建筑复原图;河姆渡猪纹陶钵、河姆渡文化陶盉。
   2、马家浜文化(距今7000年-6000年)。因1959年发掘的浙江省嘉兴市马家浜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的太湖地区,南达浙江的钱塘江北岸,西北到江苏常州一带。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始于距今7000年,到距今6000年左右发展为崧泽文化。图:文本框: 骨铲。马家浜文化,居民主要从事稻作农业,多处遗址中出土了稻谷、米粒和稻草实物,经鉴定,已普遍种植籼、粳两种稻。还饲养狗、猪、水牛等家畜,渔猎经济也占重要地位,常发现柳叶形的骨镞、石镞、骨鱼镖、陶网坠等渔猎工具,以及陆生、水生动物的遗骸。在一些遗址中还发现有野生的桃、杏、梅的果核和菱角等,这些是人们从事采集活动的例证。发现多处房屋残迹,亦为榫卯木结构,有的房屋室外还挖有排水沟。石器的磨制技术较高,器类以弧背石锛为主,有孔石斧大都呈舌形,主要应是加工木器的工具。玉石器制造技术发展较快,许多遗址都发现了制作精美的玉器,主要有玉块、玉环、玉镯等装饰品。这一时期的玉器工业发展,为其后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辉煌成就奠定了基础。纺织业发达,在草鞋山遗址发现了距今6000多年的5块残布片,经鉴定,原料可能是野生葛、麻。这种葛麻纤维织造的罗纹编织物,远比普通平纹麻布进步。纬线起花,密度是每平方厘米经线约10根,纬线罗纹部约26-28根,地部13-14根。花纹有山形斜纹和菱形斜纹,组织结构属绞纱罗纹,嵌入绕环斜纹,还有罗纹边组织。这是中国最早的纺织品实物。马家浜文化的手工业生产发展不平衡,玉石器制作技术和葛麻纺织技术水平较高,而制陶业的发展尚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考古发现的陶器有釜、鼎、豆、罐、瓮、盆、钵、盉等,还出土了陶质的炉、箅、三足长尾鸟形陶壶。这些陶器均为手制,主要是夹砂陶器,泥质陶器很少,器表以素面不加装饰的为多,也没有彩陶。炉箅的出现,是马家浜文化的一大发明;宽檐陶釜(或称腰沿釜)、釜形鼎、喇叭形圈足豆和腹部有一对牛鼻式双耳的陶罐、带嘴平底盉,则是马家浜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图:玉玦、喇叭口陶豆;文本框: 三足鸟形壶陶器(草鞋山遗址出土)。
   3、崧泽文化(距今约5800-4900年)。崧泽文化,以首次在上海市青浦区崧泽村发现而命名。上承马家浜文化,下接良渚文化,距今约5800-4900年,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重要的文化阶段。于1958年由农民挖塘时发现古物,然后于1961年和1974年两次有计划地发掘,共发现崧泽文化遗址4处古墓100座,出土各类文物800余件,证明崧泽距今6000年前就有人类居住活动,是上海最早的祖先。典型遗址除崧泽外,还有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常州圩墩、浙江吴兴邱城、海宁坟桥港等。崧泽遗址位于上海市西部青浦县城东约4公里处,地处太湖东岸。根据考古,青浦区境于7000年前已经成陆,当时的崧泽村濒临东海,是一片海拔甚低的沼泽之地,西南等处有山陵、土墩、林木茂盛,是适于远古人类生息的地区之一。这里于6000年前,人们谋生已由极为原始的渔猎采摘转为以畜牧和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了。生产工具以使用比较精致的石器为主,有宽面穿孔石铲、长方形穿孔石斧、扁平和长条形石锛、小石凿等,此外还有陶纺轮、陶网坠,很少发现骨角器。从发现的出土稻谷和稻叶看来,为人工培植的粳稻、籼稻,并已从锄耕进入犁耕阶段。在崧泽发现的两口6000多年前的水井,均为直筒,井壁光滑,工艺也较先进,其形制沿用至今。不少墓地陪葬品丰富多彩,表示6000年前的崧泽人生产、生活、文化发展已达到一定阶段。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嘉兴南河浜遗址的发掘,还首次发现了崧泽文化的“祭台”,并较好地揭示了这“祭台”的形成过程,这对进一步认识崧泽文化特殊陶器的内涵提供了难得的信息。手工业生产较之马家浜文化时期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尤其在制陶业方面开创了快轮制陶,陶器的器型规整,种类较多。灰色和黑色陶器有较大比重,是用还原焰烧制的方法产生的,这在马家浜文化阶段极少发现,而这时已跃居主要地位。各种陶器仍以素面为主,纹饰有堆纹、弦纹、压划纹、镂孔和彩绘等。其中压划的绞丝纹以及由圆孔、弧边三角孔组成的带状镂孔图案十分美观,特征鲜明。常见的陶器中豆、鼎和壶在早、中、晚各阶段变化多样,表现出制陶工艺的发展过程。许多陶器有花瓣式的圈足,有的壶、罐腹壁连续折成瓦楞状,都是崧泽文化陶器的鲜明特色。在崧泽文化的遗存中,已不见马家浜文化盛行的腰沿釜、牛鼻耳罐等。1990年嘉兴大坟遗址出土的前胸开口之人首葫芦陶瓶,十分罕见。近年来又出土了一批以往从未面世的陶器,如塔形壶、鹰头壶、兽面钟形壶、鸟型三足盉、六足陶龟、三口器陶等。图:人头葫芦瓶、弓背扁足盆形盖鼎;崧泽文化陶三口器、彩绘陶豆、锥足釜形盖鼎、黑衣灰陶双层镂孔壶、黒陶刻纹盖罐
   四、当我们将如此丰富多彩的仰韶文化,及其周边文化的考古全貌介绍给你后,如果再联系前边旧石器时代考古与前仰韶文化考古的介绍,你一定会感到强烈的心灵震撼,并对中华民族整体发展成长的足迹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感知。这就是:在石器的制造方面,它由简单粗糙的打制,经过较长时期的打制与磨制混合阶段,逐渐向更多的精细磨制以及钻孔石器过渡;它由适于挖掘、漁猎的三棱器、砍砸器、网墜、魚杈、石球、石簇等,向适于农业、稻谷加工、以及木构件加工的磨盘、斧镰、刀铲、锛凿、耒耜等方向发展。除打磨外,至于他们在坚硬的石、骨、牙、玉上,到底运用什么手段进行如此精细的切挖、钻孔和刻划,至今仍是个谜。
   在聚居地和房屋的建造方面,一般都选址定居于平原、山间盆地四周的河边阶地上,既便于耕作出行、又利于取水和抵御水患。房屋构造多由地穴式、半地穴式向平地式以至干栏式,由圆形、圆角形向长方形,由单间、多间、大型议事建筑向外有壕沟、内以公共广场扇形向心布局、以及窑址、墓地功能分区的方向发展过渡。凿井的发明,为原始先民日后改变依赖临水而居、开拓更大生存空间,创造了前提条件。
   在产业经济方面,由原始原始农业及采摘经济、漁猎经济,向定居的家畜家禽驯化饲养过渡;由粟、黍、籼稻、粳稻单品种,向蔬果等多品种栽培种植过渡;由刀耕火种,锄耕、向耜(犁)耕的先进耕作方式过渡。
   在原始手工业发展方面,陶器的发明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制作技术经历了由粘贴法、泥条盘筑法到慢轮修整和快轮制坯,由低温到高温、还原焰焼法;其工艺由红陶到黒陶、灰陶和白陶,由加砂、原胎、素面到细泥、刨光、陶衣、彩绘、刻划、雕孔、揑塑;其器型和功能由单一到复杂,由生活日用品到祭器、神器和美伦美焕的艺术品,其发展脉络十分清晰。榫卯结构的木工制作,养蚕和缫丝,以及纺织机具和结构复杂的纺织品的发现,都反映了当时的手工制作技术已发展到令人称羡的高度。至于各地出土的人物、动植物的刻纹、彩绘、雕件、摆塑、面具,以及尖底形、葫芦形、连体形、多口形的神秘器物,它们所反映的真正内函与古人的真实思想和精神世界,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以上只是整体的粗线条的一个介绍和小结。距今7000至5000年长达两千余年的仰韶及周边文化,是近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发现的中心和主体内容,尤为丰富和复杂,对此考古界和历史界的学术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由于考古发现的只有“物”,无法确定“物”背后的“人”,因此造成这些研究成果只是片断的“物”的历史,而不是创造历史“主体”的“人”的历史,故而很难成其为历史。缺乏“人”的历史,是因为没有找到具体的历史创造者“人”,而不是不存在创造者“人”。正由于如此,当仰韶文化的“华山玫瑰”花图案,以它強劲的生命力向四周文化扩散时,考古学家终于发现了华山脚下“华族”的存在;当兴隆洼、赵保沟、红山等传承有序的文化,其石摆龙、陶纹龙、玉猪龙等实物被密集的发掘出来之后,考古学家又断定“龙族”起源于燕山之北的辽河流域。由于这些结论并非揭示它们内在联系,还是以单方面就事论事给出的,结果当中原的蚌壳龙、鸟龙,湖北的卵石龙相继出现之后,特别是面对东西南北出现的各有自己特征和面貌的文化,考古界又得出了更为省事和讨巧的结论,即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说”。这一学术观点不仅否定了此前中华文明起源的“黄河流域中心说”,而且目前实际上在考古界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要指出这些简单甚至片面结论的不成熟之处,十分容易,因为他们连这些文化所处时代都尚未明确,故遑论对错。要知道考古界对于仰韶及其周边文化,过去一直界定为母系氏族社会,也有的说是处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时期,后来又有人提出了属于父系氏族时代的观点并得到许多专家的认可,但至今仍尚无定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连这些文化到底是属“三皇”的女娲伏羲之母系氏族时代,还是属于进入“五帝”的父系氏族时代都未搞定,这样不知时代背景和人物主体的研究结论,便失去了它应有的意义。我们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強人所难。因为面对仰韶及其周边文化这一中国考古的主体发现和丰富实物遗存, 如果我们再不能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明有所发现、有所结论,那就如论如何也说不过去。这里的要害还是思想方法问题。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象被打碎的绘有复杂图案的器物,考古只是挖出了它的残缺不全的器物及图案碎片;而口口相传的历史传说,才是古人力求让其后代记住的这一器物和图案的全形,考古挖掘的器物及图案残片正好证明了这这器物与图案的真实存在。“三皇”之后的“五帝”时代特別是炎黄时代,是中国神话传说的主体,当我们将这些考古主体和传说主体予以整合,炎黄时代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便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第二节 炎帝时代
   一、我们在前两章的“华之源”与“龙之脉”中,面对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后各地出现的“前仰韶文化”,通过以华山地区为中心的华胥女娲与伏羲诞生地从C型到O型圈的发展以及向四周的扩散,吿诉了你一个母系氏族社会的女娲时代和伏羲时代。现在我们又面对仰韶文化及周边文化考古所提供的丰富而关系复杂的遗址遗物,为了找到它们各自对应并相互往来密切的众多主人公,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这一挑战不仅来自必须对其上下左右的时空对接,以及人物与复杂历史事件的对接,而且来自与这些或绘或塑的“会说话”的“图腾”对接,因为那怕是一个小小细节对接的牴牾或失误,都将会导致全盘崩溃。然而战胜挑战所带来的却是新的突破和惊喜,因为它将会明确告诉我们,从这里我们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的炎帝时代和黄帝时代。那么,先让我们从炎帝时代与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及史家村类型的对接开始吧。
   在伏羲时代结束之时,我们曾告诉过你“伏羲没,神农作”的传承关系。神农就是炎帝,我们常是合在一起称“炎帝神农氏”。那么,炎帝神农到底生于何人,长于何地?这一点历史传说相对较多。据唐司马贞《三皇本纪》载:“神农氏,姜姓以火德王。母曰女登,女娲氏之女,感神龙而生,长于姜水,号历山,又曰烈山氏”。又据《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载:“神农,母娲氏之女安登,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帝。承庖羲之本,以火德王,故曰:炎帝”。这些典籍所载的传说,已将炎帝神农的身世说得一清二楚。对此,我们不但能够十分明白的将其与半坡类型的考古几乎无缝对接,并通过对接还获得了更多新知和对一些千古之谜的破解。
   (一)关于对母族的对接“母曰女登,女娲氏之女”,这里既告诉了神农之母的名字叫女登(或安登),又进一步强调她是华胥女娲族之后,有些典籍还明确告诉这个母族名叫“有蟜氏”。“蟜”字偏旁为虫,说明这个氏族的图腾为一种虫类动物。这就让我们联想到半坡(姜寨一期)出土彩陶上生动的蛙纹形象。因为蛙(或蟾)在古代一直代表月亮之神,月相对于日为“阴”,故而成为母系氏族的图腾。这便为当时母系氏族的存在,提供了证明。同时半坡还出土了一种葫芦口的尖底瓶,并成为半坡文化的标准器。过去包括我们的教课书都将其称为实用汲水器,并解释说其空时倾倚便于汲水,灌满水后自然复正,十分科学。后来有人提出质疑并做了实验,一则尖底在实际生活中实在不方便随时置放,二则实验中注满水后反而立即翻倒,倒是仅留半瓶之水时方才复正,显然汲水器之说实难成立。孔子当年入周公之庙而每事问,当见到这样的尖底瓶时便问其为何物,管庙之人回答叫“侑器”。后来当他了解到这一器具“空则倚,满则覆,中则正”的特性后,便将其“”字解释为“右”,称其为时时提醒人防骄戒满的“座右之器”(即座右铭),这一解释对后世亦影响也极大。现在看,不论是实用之汲水器,还是“座右之器”,都是一种误读,都没有理解它的真实用途。如果联想到尖底瓶特制的“葫芦口”(到后之庙底沟时变为“双唇口”),以及《山海经》中所记一些氏族叫“女娲之肠”这样奇怪的名字;还有甲古文“”(奠)与“”(酒)二字中之“酉”(酉)的活脱脱尖底瓶的象形、会意和读音(you),你就会知道管庙之人从口口相传中告诉孔子的“侑器”(即神祐之器)是正确的。原来尖底瓶是炎帝神农氏族所供奉的“祖神之器”,这个祖神既是葫芦口所代表的伏羲,更是尖底袋形“女娲之肠”(实为女性子宫,后来变为双唇口更为具象)所代表的创生人类的始祖母华胥女娲。这也对应了神农炎帝之母有蟜之“蛙”族,是华胥女娲之女(即后世女娲),其交待是十分圆满的。
   (二)关于对父族的对接“神农,母娲氏之女安登,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帝。承庖羲之本,以火德王,故曰:炎帝 ”。这里既明确告诉神农炎帝的父族叫“少典”,又说神农炎帝之母是“感神龙而生帝”,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所谓“安登”作为“少典妃”,所说的其实是两个共存的父系氏族与母系氏族联姻的胞族关系。这个名少典的父系氏族既然是“龙族,当然神农炎帝就一定是以葫芦(半坡不仅有“葫芦口”的尖底瓶,还出土有许多彩陶葫芦瓶)为代表的伏羲的后代。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再来看“承庖羲之本,以火德王,故曰:炎帝。”这句话的深刻內涵:
   其一,它告诉我们炎帝神农不仅是华胥女娲的后代,而且是葫芦伏羲“龙族”的传人,同时也是以火为德的“太阳族”的成员。如果再联系到传说炎帝神农“人身牛首”(或头长牛角)是因少典父族以牛为图腾,而半坡的彩陶以魚纹为主体说明他自身又以魚为图腾,这样炎帝神农的身份与祖族遗传密码的图谱,便全息地反映了出来。
   其二,当我们了解了炎帝神农的祖谱,再来读“承庖羲(即伏羲)之本”这句话,原来它是在明确的告诉你炎帝神农是伏羲的第一继承人,因为他是一直守望在华胥女娲与伏羲诞生之地的嫡传子孙。这样再来看“葫芦口”尖底瓶的“祖神之器”为什么首先出现在半坡文化地区,其中的道理便不言自明了。
  (三)关于对时代的对接如果我们连系半坡蛙纹与魚纹同绘一器并相随西传,以往考古界关于半坡以至仰韶文化到底属父系还是母系氏族社会之争,便可得出结论。半坡既然作为炎帝神农的遗址,它必然是已进入到了父系氏族社会,只是它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纯粹,那样截然分开,而是母系氏族在这个时期甚至以后很长时期仍然存在。这从后边我们还将告诉你的炎帝乃至黄帝不少女儿族的传说中,可进一步得到证明。这样看来,半坡类型乃至整个仰韶文化遗址所发现的母子葬和女性随葬品有时较多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只是在此之前出现的“太阳族”与“月亮族”的关系,此时已不再是以前伏羲时代的以葫芦兄妹相称,而是以“太阳族”的炎帝神农开始为王为帝的。因而这时的母系氏族,便有时称作父系氏族的妻族,有时也称作父系姓族的女儿族了。
  (四)关于对地域和年代的对接“神农氏,姜姓……长于姜水,号历山,又曰烈山氏”。由于上古之族群的姓氏包括名号,多以生地(广义为繁衍生息的生存之地)命之,以使其族群的徽记更为确切而传之久远,这一约定俗成的做法一直延续至今。所以通过炎帝神农的姓氏与名号,我们完全可以找到他繁衍生息之地域的大体范围。那么姜水、历山、烈山,又都在什么地方呢?其实这一寻找古人踪迹的方法,历来一直都在沿用。由于传说中明确告诉炎帝神农生于姜水或长于姜水,故为姜姓,所以一般都认为炎帝神农的故里就在姜水流域。姜水的具体位置,一说是宝鸡市渭滨区的清姜河,明代所撰《大明一统志·凤翔府·古迹》中记载:“姜氏城,在宝鸡县南七里,城临姜水。神农氏母,为娲氏之后,曰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感神龙首而生炎帝,长于姜水,即此”。一说是郦道元和近代学者郭沫若、翦伯赞等认为的:岐水即姜水,岐水在今岐山县之东。传说之地名,古今多变异,本来难得考实。
   以上两说孰是孰非,不必过于拘泥,其实二者所说都在凤翔府地的宝鸡境内,都为渭水中上游的支流。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炎帝神农族早期活动的地方或发展到的西部领地就在宝鸡一带。历山是中条山东端隆起的主峰,海拔2358米,是山西省南部最高的山。南临黄河谷地,北倚汾渭地堑,地跨翼城、垣曲、阳城、沁水四县,总面积为100平方公里。境内峰峦叠翠,高距云表,保存着华北地区仅有的一片原始森林,是将自然风光与古人类文化融为一体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与其毗连的太行山之南麓,是位于河南焦作沁阳市的神农山风景名胜区,亦因相传炎帝神农在此播五谷、尝百草而得名。所以我们也可将这一地区理解为炎帝神农族早期活动的北部领地。烈山在全国有多处,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现在,历朝历史学家和历史文献都肯定记载,炎帝神农故里为随州之烈山,其位置在湖北省随县北四十里厉山镇九龙山南麓。春秋《国语·鲁语上》:“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三国时韦昭注:“烈山氏,炎帝之号也,起于烈山。《礼记·祭法》以烈山为厉山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亦注:“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弃即周人之先祖)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其实真正的注脚,是因烈山位于橫亘汉江与长江之间、西接巫山、南濒三峡的神农架之东端,是神农架的组成部分。神农架就是因神农在此“搭架采药,遍尝百草,为民治病”的传说而得名。随州烈山有神农洞、神农宫等遗迹,已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问祖的圣地。这样我们就为神农炎帝找到了其南方的活动之地。
   当我们将以上传说中的炎帝神农繁衍活动之领域,与属半坡文化类型的遗址分布地域相比照,真是若合一契。它不仅确证了半坡文化类型遗址的主人就是炎帝神农,而且由其自西至南至北的活动区域,恰恰也反证了炎帝神农正是由C型发展到O型圈的以华山之下“河洛之地”为中心的伏羲族之直接继承人。炎帝神农与半坡类型的关系确定了,炎帝神农历史年代的千古之谜便终得破解,它就是科学测定的半坡类型遗址的起止年代:即距今7000至6000年之间,这是毫无疑问的。“伏羲没,神农作”,这便是我们通过炎帝柛农传说与仰韶半坡文化的时空对接,为中华探源所找到的又一个大的坐标系。
       二、如果我们将这一坐标运用到半坡类型实物,发现与炎帝神农更多传说的对接,不仅使这一坐标的构建更为充实,而且使我们对炎帝神农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创造的认识更为明确,对中华民族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历史足迹了解得更为明晰。
   1、中华农耕文眀的创造者炎地神农所在的渭汾下游以及黄河中游与汉水中下游的冲积平原,正是秦岭南北气候与土壤条件最适宜于发展农耕的优生区。在神农氏的诸多事迹当中,最为人们称道和熟悉的是植五谷果蔬、制耒耜、始教民耕种一事,这也正是神农氏之被称为“神农”的原因所在。“农”字的首次出现,完全体现了炎帝“立农”之伟大创举的历史性意义。三国时曹植曽写下著名的《神农赞》,道:“少典之子,火德成木。造为耒耜,教民播谷。正为雅瑟,以畅风俗”,突出强调的正是这一点。
   其一,焚山林、垦草莽,扩大种植面积,使农耕上升为主导产业。炎帝神农之所以又名烈山氏、厉山氏,实际反映的是这一时期开始大规模的以火焚山、以斧开山,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大幅度提升的历史业绩。火焚山林草莽的遗迹我们在考古遗存中难以寻觅,但“以火德王”、“以火名官”的记载可为其作注;而这一时期巨大锋利石斧的大量出土,则为垦林拓荒造田提供了实物证明。
   其二,发现并培植新的作物品种,把原始农业提升到新的阶段。晋王嘉《拾遗记》:“炎帝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及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 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所谓“丹雀衔九穗禾”、“天雨粟”,一方面反映了新的农作物都是由天然野生品种经人工培育而来的过程,另一方面传达了其新品种穗大、粒饱、产量高,甚或包含了多品种问世的信息。关于“五谷”的解释,因是古今以来不断培育递增的,故至今说法不一。联系此前已有粟、黍、稻、稷的种植,此时经过新的选种培育及新品种的出现,相信这时的“五谷”除后世从西域引进的小麦、玉米外,大多已经问世了。除粮食作物外,果蔬品种的培育也是神农的一大贡献,这从半坡出土陶罐内所藏白菜或芥菜籽、以及其它遗址大量出土的各种果核看(不排除有野果夹杂其中),大致是可以肯定的。
   其三,发明耜耒新的农具和新的耕作方式,标志农耕文明的“犁耕农业”从此问世。《周易·系辞下第八》;“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白虎通义》记载:“古之人民皆食兽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劳作,神而化之,使民易之,故谓神农也”。耜与耒到底为何物,因其取材木质而易朽,神农所在之地未见实物出土。然从周边文化遗址出土的石质或骨质的耜耒实物看,耒即用以掘土的铲类,耜就是用以翻犁的犁头。关于神农族为什么要以木质制造耜耒,可能一方面是由于其所在的中原地区多为土质疏松的黄土地,便于耕作;但主要原因还在于,不论是异质耒头还是异质犁头,其安装固定都具有很大难度,而用同一的木质一体制作,问题便容易解决得多。从刀耕火种到锄耕农业、再到犁耕农业,是原始农业向农耕文明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当耜耕这一先进的耕作方式传播到周边土质坚硬的红土、白土或黒土层的地区,其耒头和耜头便改造为硬度更大的石质和骨质,就是必然的了。至于传说中以神农“人身牛首”而说此时已“驯牛以耕”,似乎不无道理,但要从这时已驯化家养之牛而找到牛耕的物证,却几乎是不可能的,故且不作定论。
   2、中华医药之祖以神农命名的南部神农架(烈山)和北部的神农山(历山),都是我国保存古生物品种最为丰富的绿色宝库,在这两地关于神农尝百草、创医药的神话,流传久远,至今不衰。《史记·补三皇本纪》谓:“神农氏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尝百草,始有医药”。《淮南子·修务训》亦谓:“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晋干宝《搜神记》卷一:“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后世传言,神农乃玲珑玉体,能见其肺腑五脏,因能化解药毒”。中国自古就有“药食同源”的传统,医药概念正是伴随着探索培育食用野生动植物的过程中形成的。原始农业兴起后,出于寻找更多更好的农作物种类的需要,人们在尝食植物的同时会更加注意了解植物的特性,不仅注意有无毒性、可吃不可吃,更会注意了解植物的不同种类、不同部位,还有动物的不同种类、不同器官的苦辣酸甜之味,以及寒温滞泻等特性,从而形成医药概念,这应该就是神农氏发明医药的历史真相。相传中国的植茶及饮茶,就是从神农时发现而开始的。我国以神农命名的最早的中草药大典《神农本草》,就是自神农以来数千年间长期中草药医疗实践的总结集成。
        3、以物易物,始开市贸在民间传说中,炎帝神农氏姜姓部落以农而立族,故称 “农姜”。他不仅制耜耒、播五谷、植蔬果、创医药,传说还有煮盐、凿井、牛耕等种种发明,说明以社会分工为标志的农耕文明已初具雏形。于是他又初开物贸之先河,创立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周易.系辞》)之区域性的集市交易规范,使得物品交换的集贸市场也初具雏形,故炎帝神农氏又被视为中华贸易业之祖。
   4、文明之光,人文初祖物质文明的发明创造,必然带来文化创造的滥觴和兴盛。其一,原始文字符号的创造文字的起源与发展有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成熟汉字是商代“甲骨文”,但甲骨文的发展水平决非其初始阶段,对此考古的不断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破解线索。裴李岗文化的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8000多年前龟甲及骨、陶上刻划的17种原始文字符号,使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字最早的源头。又经过千年的发展,我们又在仰韶文化前期的半坡等类型遗址,看到了距今7000至6000年更多的陶刻文字符号。半坡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了大量具有文字性质的刻画符号,这些刻符大多保留在彩陶上,发现有100多例、50多种,被称为 “半坡陶文”。姜寨二期遗址发现于1972年,位于半坡东边的临潼骊山脚下,属于半坡类型及再晚一些史家类型的仰韶文化遗存。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有字形刻画符号共计130多例、近30种,其结构比半坡刻符更为规范和复杂一些。这些符号,已接近汉字的固定形状,是汉字的原始形态,被称为“字形刻画符号”。在原始社会还没有文字时,人们最初就是用这些刻符来标识和记事的。图:半坡遗址文字刻符;姜寨二期遗址文字刻符。
   其二,音乐与绘画的滥觞史传神农“作五弦之瑟”,故曹植诗赞“正为雅瑟,以畅风俗”。此时之瑟虽无实物出土可证,然从半坡文化出土的陶埙,再籍其之前伏羲时代贾湖遗址出土的大量骨笛,似当信其非虚。出土可证之艺术创造却有其绘画造型之美,这就是半坡彩陶的横空出世。考古将“前仰韶文化”出土的在口沿饰以一圈黒红彩的器物就已称为彩陶,然而名副其实的彩陶是半坡彩陶的问世。当你看到半坡彩陶盆神秘而艺术化的人面鱼纹、蛙纹、鹿纹等艺术品之时,当你了解了这些艺术的创作者就是炎帝神农族之时,其心灵的震撼是无以言表的。当然它们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产物,而是饱含原始先民浓烈而丰富的精神寄托之作,是原始先民手制的传达历史文化信息的历史画卷。在没有文字之前,我们正是凭借对其绘画等“图腾”之作的正确解读,才使这些远逝的历史和所表达的丰富精神世界,得以复活与再现。
   其三,祖宗崇拜与自然崇拜的肇始中华民族具有尊祖重根、慎终追远的传统品德,这个传统肇始于炎帝神农。与其说伏羲时代对于葫芦(花之果实)的崇拜,是对母系华胥祖族崇拜的延续,不如说它更多的是反映对人类来源的原始哲思;与其说伏羲时代对于龙的创造和崇拜,是对同祖同宗的族群血缘记忆,不如说它更多的是反映对族群团结兴盛的精柛寄托。然而当我们真正理解了“葫芦口”尖底瓶的真实寓意之后,这一祖神器在炎帝神农族中的广泛传播和神秘存在,便成为其尊祖崇祖的历史明证。不仅如此,当我们在以后的论述中告诉你,还有那些彩绘的蛙、鹿、鱼、鸟等其实就是祖宗崇拜的图腾谱系,炎帝神农族作为华胥女娲和伏羲诞生地的第一继承人和祖地守望者,其崇祖敬祖的精神冲动和内在自觉更加彰显。中华民族更有自然崇拜的传统品格,这一传统也肇始于炎帝神农。《史记·补三皇本纪》谓:“神农氏作蜡祭”。蜡祭(蜡,读zha乍,又读cha岔),为古代十二月祭百神之称。《礼记.郊特牲》谓:“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把“万物”作为“百神”来祭拜,实际就是对大自然崇拜的肇始。如果说“巨灵擘山导河”、“女娲炼石补天”,是原始农业产生之前原始初民 “天人合一”观念的反映,那么自炎帝神农肇始的对大自然的“蜡祭”,便是“犁耕农业”诞生之后“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和深化,它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更为神秘和庄严了。炎帝对农耕文眀的创造性贡献和对自然万物之百神的“蜡祭”,使后世将其尊为“农”神,故名“神农”。继承了他的事业并为农耕文明做出新的贡献的后世之“后稷、后土”之族,人们将其尊为“稷神”(即谷神)和“社神”(即土神),这便是“社稷”的由来。对“祖宗”和“社稷”的祭祀,成为数千年来中华农业文明的两大精神支柱。
   其四,天文历法与河洛文化的发展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根深叶茂,泽润神州,是华夏文明之源、之根。上古时期,传说伏羲画八卦、神农作历法,他们都为河洛文化的创立和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 炎帝神农作为伏羲在河洛故地的继承人,之所以能够在农耕文眀的创造中做出如此巨大的业绩,必然离不开对天象历法的继承和创新。那么炎帝神农所创立的历法到底存在不存在?如果存在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呢?1959年河南伊川县土门遗址出土了6000多年前的“伊川缸”,上面有黒白彩绘的日月运行、一年四季的历法图案,为伏羲及炎帝神农时代的易经八卦与天文历法图,提供了目前所见最早的实物。图:一年中的四季、二至、二分、四时、八节。
   上图右边的红陶缸,共画了上弦与下弦对称的十二对半圆,每一组对称半圆相连处有十二个实心圆相间,其绕缸一周,形成一个循环图。说明这一历法已是以月缺月圆一次定为一个月,并以十二个月定为一年而不断循环的。左边红陶缸上画的太阳更为特别,其上有五只精心安排的“眼睛”,可能寓意“眼观天象”。但它巧妙的用中间的竖眼将太阳等分为二,又用周边的四只眼角对接处将太阳等分为四,如果你再以中间眼球为圆点向周边四个眼球作连线,又可将太阳等分为八。这就明确告诉你,十二个月的一年中,太阳的运行又分为二至(夏至、冬至)、二分(春分、秋分)、四时(春、夏、秋、冬)、八节(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其实在没有文字的那个原始时代,这些节令的命名都是以八卦的符号来标识的。于是这一日月历法图,又实际展现给我们的是:一划开天地、太极生两仪(阴、阳)、阴阳生四象(春、夏、秋、冬)、四象生八卦之万物的易象“演天图”。古传,自伏羲创立易经八卦后,又经历了《归藏易》、 《连山易》,才发展到《周易》,故有“三易”之说,然这些在历史上都成为了无法确证的谜。考其炎帝神农之名,不仅有“烈山”、“厉山”、“历山”之号,而且亦有“连山”之称,所以《连山易》便应是炎帝神农时代所创之易了。面对土门伊川缸“日月图”,不仅使我们看到了炎帝神农时代所创造的历法,而且对从伏羲到炎帝所创造的实实在在的哲理化的河洛文明,有了更具体而深切的感触。
   第三节 炎帝神农与周边文化
         当我们把炎帝神农的时代、地域等自身内容作以基本定位之后,现在再来以炎帝及半坡文化为坐标中心,通过与周边文化之间传播往来关系的探索,从而建立起炎帝时代的大坐标系,并给你一个由平日众多耳熟能详神话传说所复活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么,炎帝神农的半坡文化到底是怎样向四周传播的呢?前边我们提到过伏羲时代向东发展时,伏羲女儿洛神的传说故事。直接印证这一传说真实性的,是黄河向东创造出中原冲积平原后而稍晚出现的新郑裴李岗文化。无独有偶,炎帝神农的向四方繁衍传播,也有许多炎帝女儿的故事。
   一、炎帝神农向西的传播印证这一传播史实的,首先是考古发现的文化层叠压关系十分明确的长达三千年历史的甘肃大地湾遗址。其最下层的“前仰韶文化”,反映的是伏羲族向西发展的千年历史。而叠压其上的中层,则相对应的是仰韶时期的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由于仰韶文化不同时期彩陶图案的独特性,当中层发掘的彩陶上由具象到抽象的各种生动的鱼纹和蛙纹不断发现,于是由半坡文化所代表的炎帝神农,其西进的历史足迹便大白于天下。如果我们把女娲、伏羲族的向西发展,作为以华山为中心向外发展的先后两次冲击波,炎帝神农的到来就成为了第三次的冲击波,它给这里带来的既有先进的犁耕农业文明,更有已发展了的河洛文化。中国西部繁衍至今的羌族,过去一直称其为“姜农、姜羌”,实际上就是从这时起西传所诞生的姜姓炎帝的西部后裔。炎帝神农向西发展的历史,在神话传说中也有体现。故事说炎帝有一个名叫“女娃”的小女儿,一天在一棵桑树上玩耍,遇见一位会飞的神仙,便把她带到西边一个遥远的地方去了。害得炎帝爷伤心的不得了,把自己女儿离去的那颗桑树命名为“帝女桑”。这位会飞的神仙是专管下雨的雨师,名叫赤松子。听说他为了下雨,要吃一种叫“冰玉散”的东西,他和西王母关系不错,常去昆仑游玩,随风雨而上下。西王母应是比伏羲来到西方还要早的定居于此的女娲族。
   证实这一传说的,是大地湾仰韶文化层也出土的鱼纹和蛙纹彩陶。这一蛙纹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它在此后不断向西发展的马家窑、半山、马厂等文化遗址中反复出现,形成奇特的彩陶文化现象。前边说过,蛙和蟾是月亮族母系女娲的图腾,并以此与父系炎帝太阳族相对应。所以,传说和考古实物的结合既明白无误的告诉我们,进入炎帝父系时代后仍是与母系女娲族“双轨制”的;而且也让我们看到西王母文化传说的历史渊源。从赤松子与昆仑西王母的亲密关系,到周穆王西巡与西王母的宴会,再到唐时还向唐天子朝贡的西域“女儿国”,都说明了炎帝女儿母系氏族在西域广袤地区的长期历史存在。
   二、炎帝神农族向东的发展,情况相对要复杂得多。先说炎帝神农族向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区的发展。证明这一发展的,是在黄河之南裴李岗文化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郑州大河村半坡类型文化,和在黄河以北磁山文化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安阳大司空村半坡类型文化。从历史传说的祝融与共工族的关系及其他们之间所发生的战争(其战争的具体情况,后文再详细介绍),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这一时期的早期,其黄河以南至湖北江汉之间的烈山、神农架地区的真正主人,是姜姓炎帝族的祝融集团部落;而黄河以北的历山、神农山的豫北冀南地区的真正主人,是姜姓炎帝族的共工集团部落。这就使我们对炎帝神农族的认识又深入了一步,原来姜姓炎帝神农族的内部是由不同图腾的氏族部落集团组成的。具体说,南方的祝融集团是以火为图腾的“火族”,北方的共工集团是以水为图腾的“水族”。而西部半坡的鱼图腾,也并不是整个炎帝神农族的图腾,而是另一个一直代表炎帝的更大“鱼族”集团的图腾,它的名字叫夸父(这一名字,在后边炎黄之战后的“夸父追日”传说中,才会出现)。《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互人之国,人面鱼身,炎帝之孙”,可能说的就是炎帝夸父鱼族西迁的一支。至于炎帝神农全族的图腾应该为牛,因为不仅炎帝,凡是炎帝姜姓的部族(包括祝融、共工等),在传说中都是以长角的牛首出现的。而且我们在后边马上就要介绍到的与炎帝同为“兄弟”的姬性黄帝族,也是以长角的牛首出现的,可见牛图腾才是炎黄两大姓族共同的父族图腾。其实牛图腾族,也只是以太阳为图腾的父系氏族的一支,故炎帝、黄帝的名字也都与太阳有关。这些极其复杂而细微的姓氏与图腾传承关系,只有从这时开始,便都在历史传说中有条不紊的逐一表现了出来。而且只要你留意,他们许多也将会得到出土实物的印证。
   以上介绍的夸父、祝融、共工三大部族集团,还不是炎帝神农族的全部。下面,我们还将向你介绍炎帝族继续向东海方向发展出的另一大部族集团,他的诞生与最早进入东海地区的太昊伏羲族有关,与考古上的北辛文化有关,也与炎帝女儿“精卫填海”的传说有关,他的名字叫:蚩尤前边介绍过,伏羲时代向东发展出的裴李岗和磁山文化所在地,是黄河向东所创造出的新的冲积平原,而它的东部这时还应是大陆架向外沿伸的一片浅海。距今8500年前的女娲和伏羲族,唯一能向东继续发展的,是越过浅海来到泰沂山系北麓面海的临淄一带才落脚的后李文化。那么,今天的华北黄淮平原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使其露出海平面的呢?显然它不是由于海平面的下降,因为自一万年前的末次冰川期后的气候暖化,再也没有出现过使海平面下降如此之大的气候条件。而唯一的解释是黄河继续东流入海,而经千百年的泥沙冲积而逐渐形成的。其实今天对华北黄淮海平原成因的科学解释,也正是这样给出的到了距今7300年时所出现的北辛文化,就是黄淮平原自西向东、由北而南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早已来到泰沂北麓后李文化的太昊伏羲“鸟族”人,这时越过泰沂山脉开始向南发展而逐步形成的。证明北辛文化的主人为伏羲“鸟族”的,是北辛文化出土的代表性陶器:三足鸟形鬶。
   当然,同时参与并进入北辛文化的,还有自西向东继续发展的炎帝神农族。炎帝神农族向东海方向继续发展的历史,是炎帝的另一个女儿溺死东海,化为精卫鸟,衔木石以填东海的神话传说告诉我们的。《精卫填海》的故事内涵比较复杂,但如细心理解它告诉我们的是,向东发展的炎帝的女儿族最终化为精卫鸟,其实是说它变为了一种“鸟族”的父系氏族。这一理解,正好与炎帝有一个姜姓头长牛角并以鸟为图腾的名叫蚩尤的父系“鸟族”,一直活动于东部黄淮地区的传说相吻合。我之所以把这两个衔接起来的传说敢于作为历史,其底气来自于炎帝族东进北辛文化地区的这些传说,为后来双墩遗址的考古发现所证明。1985年考古发现的双墩遗址,位于安徽省蚌埠市双墩村,起始年代在距今7000年之后,是目前淮河中游地区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骨角器、蚌器、红烧土块建筑遗存、动物骨骼等,既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也有大批刻画符号和泥塑艺术品。其600多种具有文字性质的刻划符号,基本上都刻于陶碗的圈足内,并有多为半坡才有的鱼纹、鹿纹、猪纹和一种“四叶花”纹等逼真的动植物形象出现。在所有的出土文物里面,最引人注目的是,还发现了一个拳头大小的陶塑人头像。头像面部有对称的5点装饰图案,额头正中有一象征太阳的同心圆纹饰,塑造手法粗犷、简练,写实中有夸张,风格神奇怪异,很有原始艺术的趣味和神秘感。研究刻画符号的专家们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双墩的刻画符号与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宜昌杨家湾、秭归柳林溪等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刻画符号相比,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所有这些考古实物,都明白的告诉我们,这时的炎帝神农族已经发展到黄淮平原的腹地,并和太昊族一起,成为北辛文化的重要成员。至于塑像本身就是炎帝神农、还是炎帝女儿族所化的“鸟族”茧尤,我们这里先就不便妄加判定了。图:陶塑人头像、鹿形刻畫符號、豬形刻畫符號(右为双猪图)、太阳纹、太阳纹、四瓣十字花纹、文字刻划符号。
   三、炎帝神农向南的发展我们知道,距今9000-8300年前,在长江以南出现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是华胥女娲南下所创造的古老文明。到了距今6400年时这一地区才出现了大溪文化。那么在这相距两千多年的时光里,这里还发生了什么?而新出现的大溪文化又是什么人创造的?其实填补这一空白的,还是传承有序的神话与传说。女娲的先期到来,随后接踵而至的必然还有伏羲族。这一过程虽在考古中已有一些证明,至于与此更晚的炎帝神农族向南的发展,神话传说当然更不会缺席,这就是无人不知的巫山神女的故事。
   中国古代神话中广为传颂的巫山神女,是本名瑶姬的炎帝二女儿。因旅居巫山,而终身未嫁。当大禹疏导长江三峡时,她在飞凤山麓,授九卷天书予大禹,并派其部族相助治水,遂使大禹“导波决川,以成其功”。水患消除后,她毅然决定守望于巫山,为行船保平安,为生民造福祉,日久天长,她站在长江岸边的身影化为了俊俏的神女峰。后人感其 “佐禹治水有功于三峡黎民,因而将其祀为正神,竖碑立祠永远奉祀。战国时的宋玉陪侍楚襄王游于云梦高唐,作《高唐赋》与《神女赋》追述其事,将其描写为“旦为朝云、暮为行雨” 美貌仙女的文学形象,千古传诵。《巫山县志》记载:“赤帝女瑶姬,未行而卒,葬于巫山之阳,故曰巫山之女。楚怀王(注,襄王之父)游於高唐,梦与神遇,遂为置观於巫山之南,号为朝云巫山神女的传说与此前炎帝两个女儿的传说一样,它再次透出了两个重要的信息:其一是炎帝时代仍有母系氏族并存;其二是炎帝族的向外发展多是以母系“女儿族”为先遣的。至于传说说其终身未嫁的“未行而卒”,显然是强调它始终未改母系“女儿族”之身,这与她的大姐最后化为父系的精卫“鸟族”是有区别的。这样的描写,既与两三千年后她的女族助大禹治水相衔接,也与今天西南少数民族中的母系氏族的存在相吻合。这些问题搞清楚了,现在我要告诉你,巫山神女所在的地区,不是别的就是彭头山以至大溪文化所在的地区。这样,起于距今6400年的大溪文化主人,就既有巫山神女的炎帝女儿族,又有从紧邻神农架南下的炎帝神农的祝融族,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至于祝融族大举南下的具体原因,后文还将重点说眀。今天南岳衡山最高之主峰,名为祝融峰,就是对南下祝融族的历史记忆和永远纪念。
   四、在炎帝神农半坡文化的东南方向,有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它们的产生时间与半坡文化几乎同在距今7000年前。这两个文化的起源以及与炎帝族的关系,在神话传说中找不到直接的反映。但从出土遗物中,不论是稻作农业还是耜耒先进农具的使用(出土实物既有石耜,亦有木耜),显然与裴李岗的稻作技术与后来炎帝神农发明的耜耒和犁耕农业,都有渊源和传播关系。处于长江下游的河姆渡与马家浜文化,以及由马家浜文化此后发展而来的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过去考古界一直认为都是长江流域独立发展的文化,并将其作为中华文明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多元发展的证眀。特别是干阑式榫卯结构的建筑、先进的木质纺织工具及葛麻织物残片的发现,还有大量稻谷在考古中的第一次出土,都强化了这一观点。
   但联系北辛文化太昊“鸟族”的起源之地,与这里河姆渡文化出土的“双鸟朝阳”纹玉饰、马家浜文化出土的三足长尾鸟形陶器来看,不可争辩的说明它们都是起源于中原之地的“鸟族”伏羲“鸟族”伏羲的图腾,在周边文化的反复出现,使我们联想到中国历史上的东夷“鸟族”,联想到古代传说中的金乌代表太阳、金蟾代表月亮。原来所有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早在伏羲时代葫芦兄妹的“双轨制”时,我们的祖先就将父系的伏羲称为太阳族,将母系的女娲称为月亮族。当然伏羲的太阳族和女娲的月亮族,内部都不会只是一个图腾,而是有更多的子图腾来区分他们后已发展了的新的血缘支系。只是鸟族和蛙(蟾)族或因他们的族群发展较早较快、或因他们的族群与后世的主体族群关系直接,因而便成为传说中太阳族和月亮族的代表性图腾了。本节关于炎帝神农与周边文化的关系,就先介绍到这里。其实在半坡文化的东北方向与它处于同时期的,还有燕山之北的赵保沟文化,和燕山南麓的北福地类型遗址。半坡文化与东北方这些遗址的联系,从当地出土的骨耜、石耜(并将其作为祭祀之物)中即可知道。由于这两个文化都与马上就要正式出场的黄帝族有着直接的关系,因而最好的办法是将其放在后面一节,与“炎黄之战”一起介绍给你。
   第四节 炎黄之战
   一、凡我中华民族皆言必称炎黄,并以炎黄的子孙而骄傲。然而炎帝和黄帝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们之间究竟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特别是从古至今流传甚广的“炎黄大战”的故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些问题不回答,我们的史前史就无法建立起来。《国语·晋语》载:“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这里所说的“生”,是说黄帝和炎帝都是生活于渭河流域一带的少典氏伏羲太阳族和有蟜氏女娲月亮族联姻所繁衍的后代,因而也可以称为同根的兄弟。传说炎帝和黄帝兄弟都是以长角的牛首出现,这说明他们的父族少典氏正是“牛族”的伏羲,它是与同为太阳族但一直以“鸟族”为图腾的伏羲太昊族相区别的。“炎帝以姜水成”,是说炎帝在渭河南岸的一支流上即姜水岸边长大,因而以姜为姓。“黄帝以姬水成”,是说他在姬水岸边长大,因而以姬为姓。姬水在于何处,历史上尚无定论。但按其与炎帝兄弟族的关系,有人推断当为渭河北岸的另一条支流即古漆水,其发源于今陕西麟游县西北部之甘粛清水县,在今武功县汇入渭河。漆水与姬水的名字,应是相通的。后来,黄帝又率领族人东进,渡过黄河,顺着中条山和太行山的西麓进入汾河谷地,再向东北迁移,沿桑干河到达今河北燕山南麓的涿鹿附近。那里有由桑干河、洋河冲积而成的适宜农耕的宽阔谷地,附近还有可供狩猎的山林,环境非常优越,于是就定居了下来。早期的黄帝族北进路线,之所以沿太行山西麓的汾河而上,是因为那时太行山东麓沿海的华北平原尚未形成,实际上还是一片浅海。这一点从《山海经》中关于定居这里的早期黄帝族,其“鹍”与“鹏”的神话及海的环境描写,完全可以反映岀来。
   黄帝族定居的涿鹿一带, 正是产生于距今7000年的北福地二期文化所在之地。我们之所以认定北福地文化的主人就是黄帝族,是因为这一文化出土的独特动物面具,正与我们后边马上就要讲到的涿鹿之战中,黄帝所率领的部族为熊、罴、貔、貅、狮、虎等相吻合。原来姬姓的黄帝族与姜姓的炎帝族一样,他的内部也是由此后不断繁衍的不同图腾的集团所组成。这些不同的动物面具所展现给我们的,正是各个集团以之命名的图腾实物。黄帝族的领地并不局限于涿鹿的北福地文化,还有他此后“北逐荤粥”、越过燕山创建“轩辕之国”而产生于距今6800年前的赵保沟文化。赵保沟文化的前身,是燕山北麓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这是一个产生距今8000年阜新查海石摆龙的古老文化。告诉我们这两个文化衔接与传承关系的,不仅是地域的重合,还有赵保沟文化出土的会说话的陶纹绘画和动物雕塑。特别是在小山遗址出土的尊形器上,刻画由猪首蛇身灵物和生翼的鹿纹灵物、并与神鸟组合成的“灵物图像”:其飞鹿肢体腾空,背上生翼,长角滫目,神态端庄安详;猪龙为猪首蛇身,周身有鳞,尖吻上翘,巨牙上指;神鸟奋翼冲天,巨头圆眼,顶上生冠,长嘴似钩,极其生动。这三种刻画的猪、鹿、鸟等灵物,在前边的半坡及其他文化中已多次出现。它表明了赵保沟文化前身的兴隆洼文化,正是先后来到这里的龙族伏羲的“猪族、鹿族、鸟族”等的共同创造。赵保沟文化的这类尊形器的多次出土,说明它像半坡炎帝族的尖底瓶一样,都是铭记历史、崇祀租宗的神器之物。赵保沟文化还出土了许多玉雕件,不但有玉猪龙、玉龟、玉鸟、还有能够反映黄帝族的玉勾云佩、玉蚕、牛首的玉兽雕(此地后来的红山文化还出土了陶塑熊肢残体和“双首熊”玉件)等。同时这里还和北福地文化一样,出土了从炎帝神农族传来的先进石耜犁头。所有这些出土实物,都把黄帝族到来之前与之后的渊源关系及其历史踪迹,和盘托出。
   二、至此,我们把距今7000-6000年之间几乎所有的考古遗址及其真正的主人,一一对应地找了出来,从而使每一单独的考古和片断的传说,开始缀连为一体。这一缀连所描绘出的,正是一张中华文明由女娲伏羲时代以至炎帝神农时代,其如何从渭河流域再到黄河流域、然后再向四周逐步发展的衍生图。从这里,我们也终于弄清了整个黄河流域其西部之炎帝、东部之太昊、北部之黄帝,这三大部族的所在方位和历史渊源。接下来我们要开始介绍的两次炎黄之战,就是因黄河母亲河在下游不断形成和寻找入海走向过程中,所搅动的构成中华民族主体的三大部族之间,为争夺生存空间所发生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战争与融合的全过程。我们发现第一次炎黄战争的线索,来自于这三大部族中间结合地带的安阳后岗一期文化与大司空文化的交互叠压。还有后岗文化发掘的距今6460年前的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所出土的蚌塑龙虎图,及有刀砍痕迹的头骨,说明了墓主人是来自黄帝部落的“虎族”,并且是死于一场战争。
   显然,发生于炎黄领地结合部的战争,必然是一场炎黄战争。那么,这场战争的发生原因及其始末,又是什么样的呢?原来从时间点上看,它的诱因是来自于炎帝族内部的一场共工与祝融的著名战争。据《山海经·海内经》:“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袄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此文告诉我们的是,祝融与共工同为炎帝裔、及其他们之间的传承关系。至于他们之间的战争,《史记·补三皇本记》是这样说的:“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淮南子·天文训》将这场战争描写得更为具体:“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是说失败的共工,怒而用头去撞不周山,支撑天的柱子折了,系挂地的绳子断了。于是天向西北方向倾斜,所以太阳、月亮、星星都朝西北方移动;地的东南角也陷塌了,所以江河泥沙都朝东南方向流去。
   其实原始社会所发生的战争,大多都是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前边我们说过,祝融所居是黄河之南的郑州大河村文化,共工所居是黄河之北的安阳大司空村文化。相传“共工人面蛇身朱发”为水神。《左传·昭公十七年》说:“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管子·揆度》说:“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故作为“水族”之水神的共工,其名字实通假于“洪江”二字,所以他所在的这一地区历史上亦称为“江水、江地”。这里作为黄淮海平原初创时的一部分,与南邻的北辛文化地区一样,既是黄河泥沙不断沉积所创造的沧海桑田的面海平原,也是黄河入海古道未定型前的洪水灾患多发地区。所以共工与祝融之战的真实原因,应该是这时因黄河改道向北而在“江地”突发的一次大的水患,迫使丧失生存条件的共工族渡过黄河大举南迁,从而与人口发展更快也需要向外发展的祝融族之间所发生的“水火不容”的遭遇战。战争的结局是共工族的南下受阻,又被迫掉头北上,一部分留在了黄帝族所在的涿鹿地区,一部分逆桑干河继续西进,来到晋陕之北与内蒙之间的河套地区,始才定居下来。我们之所以这样说,不仅因为《山海经》中关于“不周山”和“共工之台”的地理方位就在这里,而且也为这里所发掘出的这一时期大同“马家小”与河套“鲁家坡”等仰韶文化遗址所证明。由于这场战争不仅是中华原始社会发生的最早一次战争,而且是发生在最大的炎帝族的内部,因而传说将其描写为失败的共工怒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的大事件。至于“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过去我们一直都是作为神话按字面的原意理解的。现在看“天倾西北”其实是有实指的,它的寓意就是告诉你,支撑炎帝族之天的共工族从此流落于天之西北;而“地陷东南”的寓意就是告诉你,支撑炎帝族之天的另一祝融族也因此次战争而迁徙于东南。当然这一结果要等我们将这场战争的后一段解读之后,真相才会大白。其实神话传说中的一次战争,往往表述的是一个内涵更为丰富、历时更长的大事件。
   后岗文化濮阳西水坡45号墓所反映的,是黄帝族此后也来到这里而接续发生的一场战争,时间点是在距今6460年前。当然一起回到这里来的还有再次返回故土的共工之大司空村文化。这说明这一地区的水患消退之后更大的绿洲再次出现,留在涿鹿的共工族便与黄帝的“虎族”一起来到这里,与祝融族又发生了一次绿洲争夺战。由于新的战争有黄帝族的南下介入,因而战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便是我们要告诉你的第一次炎黄之战。这场战争的初期是黄帝虎族的大胜,他不仅与共工族全部占领了黄海平原的新绿洲,而且自己又一直打到了黄河南岸的祝融族及夸父族之广大领地。证明黄帝族这一胜利成果的,不仅有这一时期半坡文化华阴横阵村遗址百余众骨骼摆放零乱且有刀斧砍砸痕迹战败牺牲者的二次葬,更有因战败迫使南下的祝融族于距今6400年新建的大溪文化。这便是传说“地不满东南”其寓意的真正所指。
   这场战争的最后,是被形势所迫的夸父族的介入,要知道华阴横阵遗址所在之地,正是夸父族所丢失的领地。告诉我们这一战争过程和结果的是“愚公移山”的传说。故事所说的愚公之家的所在之地是王屋山和太行山,这个山名至今仍在,它应是位于安阳西邻炎帝神农族所在的中条山与太行山交界的历山之“神农山”之阳。愚公所要挖掉的挡在他家门前去路的大山,正是寓意黄帝族南下后对愚公故地领土的侵占、割裂和阻隔。故事最后出场的是被愚公移山精神所感动的大神博父(即夸父),是他臂胁两山抛于他处,终于使愚公之愿得以实现。这样夸父族最终收复了自己以及祝融的失地,并将黄帝族阻挡回了共工族原先的领地之内。这个结局既有郑州大河村遗址后期出土的鱼纹陶片,证明了此地后为夸父族所收复,也是西水坡45号墓埋葬黄帝虎族之地为什么在黄河之北的濮阳所告诉我们的。发生在大约距今6400年之前的这场长达百余年的战争,其结果:一是使炎帝族内部各集团之间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二是使黄帝族在南下中展示并扩大了自己的实力,并开始与炎帝族有了更直接的交往。正是这场战争,天下大势发生了悄然的变化。
   三、第一次炎黄战争之后,开创了炎帝族与黄帝族之间长达二百余年(距今6400-6200年间)的和平相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南下的黄帝“虎族”一方面与一起返回故土的共工族东西分治(共工族在西边的林县、辉县一带,黄帝“虎族”在东边的濮阳而接近曲阜泰山一带);一方面与东邻曲阜一带的太昊族逐渐融合,使其成为既是太昊“鸟族”、又是黄帝“虎族”的新的部族集团,他的名字叫少昊《帝王世纪》载:“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谓之穷桑帝”。少昊,亦称少皞、少皓,也是古代的五帝之一。他的独特起源与南邻早已存在的蚩尤族一样,历史上一直众说纷纭,原来他们俩都是与太昊“鸟族”融合的产物,所以很难为后世所理解。《逸周书·尝麦解》:“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 对于这一段没头没脑的话,过去一直不知所云。现在看,它是说在炎黄(二后)之间战后一段和平相处(乃设建典)的这一时期,处于主导地位的炎帝(赤帝),对自身东部相邻的蚩尤族与黄帝少昊族之间,亦和亦御的情势掌控与安排。
   然而天不遂人愿, 到了距今6200年前后炎帝族又发生了由内乱引起的与黄帝族之间的第二次战争。其实历史传说上的炎黄大战,所说的都是指这场第二次战争。所以,同一篇的《逸周书·尝麦解》,紧接着又道:“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遂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也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又说:“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以上是关于这场战争发生的起因及始末,但由于介绍都过于概括笼统,因而怎么看都不像是炎黄之间的战争,而是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但结果却是黄帝取代了炎帝神农,而成为了“天子”。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要真正弄清这场战争的真相,还得借助于考古。到了距今6200年前的时间点上,处于黄河与淮河之间的北辛文化突然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退缩为原来它的北部泰沂山地之大汶口文化。造成这一大变故的原因十分清楚,它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黄河,又一次的决堤改道而使南部的黄淮平原变为了一片泽国。黄河这次的夺淮入海,一直延续到大禹治水时才得以治理,因为在此期间的2000余年中这一广大地区就很少再发现先民生活过的遗迹了。丧失生存条件的蚩尤九黎“鸟族”,在大的灾难面前举族西迁,于是便占领了半坡类型夸父“鱼族”所在的绝大部分地盘。
   能够证明这一蚩尤族西迁并战胜夸父族的考古,有两件:一是距今6200年前,半坡类型的地区几乎全部为史家村类型所代替。不仅史家村遗址及姜寨二期遗址出土的千余具人骨叠压的二次葬,说明了这里曾发生过又一场大战;而且出土陶纹上增添了新的鸟纹及鸟逐鱼纹,也说明了因这场战争这里有了新的主人——“鸟族二是河南临汝地区阎村出土二次葬的“伊川缸”上所绘的鹳鱼图:一只雄壮有力的鹳鸟,口衔一条奄奄一息的鱼,旁竖一带柄巨斧的权杖。它显然是在宣告:这里的“鱼族”主人已被胜利者的“鸟族”所战胜而取替。取代半坡类型的史家村类型历时达200余年,并在晋、陕、豫地区留下了许多蚩尤的遗迹与传说。史载亦说蚩尤曾都于晋南运城之阪泉,为“阪泉氏”。说明炎帝部族最后200余年的共主不再是夸父“鱼族”,而是蚩尤“鸟族”了。
   如果我们以上所说的只是炎帝族自家的一场内乱或内战,那么它的后半部分便是在其史家村类型末期的后数十年中,蚩尤所代表的炎帝族北伐空桑(即穷桑),大战少昊,并继续北进涿鹿的一场炎黄两大部族的大战了。历史上传说的炎黄大战,其实都说的是这场时隔数百年后的炎黄第二次战争。对于这场炎黄大战,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这样描述的:“炎帝(注:这里的炎帝已是蚩尤)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如果说司马迁所述是根据传说所作出的概括,以下我们将更多的传说予以缀连,你将看到的便是这场战争曲折的全貌:“阪泉氏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路史》)。“兄弟八十一人,并人身牛蹄,铜头铁额。耳鬓如剑戟,头有角”(《太平御览》》)。“蚩尤逐帝(榆罔)而居于涿鹿,遂封禅号炎帝”(《路史》)。“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九战不胜”,“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黄帝乃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以别四方”(《太平御览》)。“有係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东海中有流波山,其上有兽,状如牛,其声如雷,其名为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之以雷兽(雷神)之骨,声闻五百里”。“蚩尤铜头啖石,飞空走险。(黄帝)以夔牛皮为鼓,九击止之,尤不能飞走”(《山海经》)。黄帝终“执蚩尤,杀之于中冀,用名之曰绝辔之野”(《逸周书》)。“有宋山者,有木生此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所化也”(《山海经》)。又传“战执尤于中冀而诛之,爰为之解”(《路史》)。这里的“解”就是断其头颅,使其身首异处。后世将蚩尤被“解”之地,名之为“解州”。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也说:“解州盐泽,滷色正赤,俚俗谓之蚩尤血”。山西运城解州,亦谓阪泉之地,今有蚩尤村存焉。蚩尤由黄淮入主中原,为阪泉氏,起兵于阪泉,战败被解于阪泉,于是宣告第二次炎黄大战的结束。
   四、与第一次炎黄之战相比,第二次炎黄之战才真正称得上一次全局性的大战。由于蚩尤当时已为炎帝部族的共主,所以参与战争的不仅有蚩尤的九黎族,而且有渭河流域的夸父族,及江汉流域的祝融三苗族。而黄帝族一方参战的,既有其共主轩辕有熊氏所带领的燕山南北熊、罴、貔、貅、貙、虎的所有部族,当然也包括称作“应龙”(会飞的龙)的少昊“鸟族”。同时远在河套一带“共工之台”的黄帝女儿族“魃”,东海之中的“夔族”,黄河北岸的“雷族”,还有助战蚩尤方的“风族、雨族”,也都在战斗中发挥了各自的威力。而且《太平御览》还说:“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黄帝归于太山(泰山),三日三夜雾冥,有一妇人人首鸟形,黄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妇人曰:吾元(玄)女也,子欲何为?黄帝曰:小子欲万战万胜。遂得战法也。”这与民间传说黄帝得九天玄女所授天书秘笈而战胜蚩尤的故事是相通的。说明处于泰山的太昊“鸟族”之母系,也是参与了这场战争的。这样看来,除过东南偏远的马家浜与河姆渡人外,当时所有的族群几乎都卷入了这场战争。
   对于两次炎黄战争的起因,过去多以争帝、逐帝、作乱、侵伐等过度的政治性解读为主导。现在看对于原始社会早期的战争,这些解读都未免有些勉强。事实是不论是共工与祝融之战、蚩尤取代夸父而为炎帝之战,还是这次几乎是搅动全局性的炎黄之战,实际上都应是因大的自然灾害所导致的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这一点我们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风神)、雨师(雨神)作法,黄帝女儿族“魃”(旱神)及河伯“雷神”助战,等曲折的神话描写中,似乎可以推断出蚩尤炎帝族的北犯,是因这一广大地区的黄河泛滥造成的洪灾所迫;而黄帝族的举族南下,是因这里反复遭受的风灾(沿海骤风、台风)、雨涝水灾、以及西北部女儿族发生的严重干旱所致。但不论怎么说,这场对于生存空间的争夺和族群大迁徙,都必然是以群体性的战争形式出现的。战争的最终结果,是原来相对弱小的黄帝族代替了炎帝神农族,并成为了天下新的更大的共主。
   蚩尤炎帝族的失败,所导致的不仅是蚩尤九黎族的南迁,与他一起被迫南迁的还有被占地区的部分夸父族和三苗族。炎帝族各集团的纷纷南迁大溪文化地区,使其成为我国南方地区新的开拓者,他的后代子孙苗、黎、彝、瑶等从此便成为了这里新的主人。能够证明这一历史的不仅有自古至今的湖南炎帝陵,而且还有口口相传至今的“夸父追日”的著名神话传说。《山海经·大荒北经》与《海外北经》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毕沅注:邓林即桃林也)。其《中次六经》又曰:“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广员三百里,其中多马。”《水经注. 河水》云:“湖水出桃林寨之夸父山,武王伐纣,天下既定,王巡岳渎,放马华阳,散牛桃林,即此处也。其中多野马,造父于此得骅骝、绿耳、盗骊之乘,以献周穆王,使之驭,以见西王母”。
   过去,我们常为夸父这位巨人发下宏愿,要和太阳赛跑并一定要赶上太阳,这一既有些傻气但却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业所感动。现在看它的深刻内涵,原来是要通过夸父族群这一炎帝部族的主体,来反射炎帝族的伟大精神和伟大业绩,并对他的最后谢幕给予纪念性的总结和交待,以便传之后世,让他的后代永远记住这位伟大的先祖。这一神话传说所提到的地方,无论是西方的禺谷(即屈原诗句中的“崦嵫”山下太阳落入的“虞渊”),还是他痛饮的黄河、渭河,甚至还有他未来得及赶到去喝的北方大泽(即瀚海,在雁门山的北边,古人认为是候鸟“解羽”换毛的最北边),和尚未提到的炎帝女儿溺死的东海(即太阳出生的地方),都是他一生追赶太阳、披星戴月、筚路蓝缕所开拓的广袤家国之山河。夸父倒下的巨大身躯化作一座大山,《山海经》称其为夸父山。它所在的位置,西与华山相连,向东到达河南灵宝一带,山之北正是与他一同倒下的权杖(弃其杖)所化的连绵百里的纪念林:桃林寨。它告诉我们的是,夸父轰然倒下之地,即为华山所在黄渭流域之中心的原来炎帝族的领地,其今“权杖”已易他人之手,一个长达千年的伟大的炎帝神农时代由此宣告结束。
   第五节 帝者蒂也
   一、以上,我们将仰韶文化之半坡类型(包括史家村类型)与周边文化,其距今7000-6000年长达千年间的各自主人公悉数找到,并经过炎黄之间的两次战争演绎了出来。本节作为全章的小结,是对这千年的社会性质作以交待和定位。本章的总题目之所以冠以“蒂之帝”,可能令你一开始有些莫名其妙,当你看了全章的内容相信已开始悟出其中的道理。原来古之“帝”字篆体就写作:帝、帝。它完全是具相的花蒂全形,上面像花的子房,中间像花萼,下面下垂的是叶片。所以“帝”的本义,就是花“蒂”,古时实为一字。花蒂所托的,先是花,后是由花所结的果。这就告诉我们,伏羲时代之后的这一新的父系氏族时代,不论炎帝族、黄帝族、甚至太昊族,以及他们族内的各图腾集团如祝融、共工、蚩尤、少昊等,为什么都可以称其为帝?原来我们后世将其看作神圣且神秘的“帝”字,在当时所指不仅十分单纯,也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它就是要告诉自己和世界:我的根就在华胥女娲的“花族”,我就是“花族”世代繁衍的“花”的子孙。这一点,不论是作为女娲和伏羲第一继承人的炎帝族,为什么将“葫芦口”尖底瓶供为祖器,还是其他各族的祖地源流及相互传承关系,都充分地给予了明证。说到“帝”,我们不得不弄清它和“皇”的关系。
   原来所谓的“皇”都带有一种根性意义,它所强调的是与天地一起之创生和肇源;而相对的“帝”则是宣示自己对“皇”的继承性,但又自觉承担起继往开来之责任。明白于此,我们对至今关于“三皇”与“五帝”的各种不同表述,就会心中有数,杂而不乱了。“皇”与“帝”因交替而重合的现象,主要体现在炎帝神农身上。按照概念的分析,”的概念应在“帝”的概念尚未产生之前的伏羲时代。然而事实却是,对于伏羲之后的炎帝神农,历史上既称其为“帝”,又将其列入“三皇”之序列。不仅如此,组成它的古老的祝融和共工帝,有些史书也将其列入了“三皇”序列。
   要弄清这其中的原委,我们只要参照与炎帝同时代的东方太昊族的名号演变,就会真相大白。我们现在知道,太昊族应该是最后一个来到东方后李文化的“鸟族”风姓伏羲,随着黄淮平原的最初形成,是他把后李文化向南发展而创造了北辛文化。北辛文化与半坡文化几乎是同时代的,但北辛文化的主人太昊,我们却一直称他为伏羲。只是到了两千年以后我们才开始将太昊称为“东帝”,从而使最后一个伏羲也进入了“帝”的序列。明白于此,鉴于这一时代处于过渡时期的特点,加之炎帝神农对于农耕文明所做出的开创性、历史性的贡献,因而将其也归入承接女娲、伏羲的“三皇”序列,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任何一个新开创的时代,都既有它明确的时代特征,又必然有一个过渡的痕迹。这一双重的特征表现在炎帝神农身上,正说明了承接“三皇”的“五帝”时代,不是起始于黄帝而是起始于炎帝,这时的黄帝族只是炎帝时代后起的一个成员,一个小兄弟。因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在距今7000年前开创的炎帝时代,中国的历史就已进入了“五帝”时代。
   二、对于炎帝时代的定位,还必须回答第二个问题,即这一时代到底是已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还是仍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对于我们已论证了进入“五帝”时代的炎帝时代来说,照理说这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但我们之所以将其作为问题郑重提出,是因为包括半坡类型在内的整个仰韶文化,在考古学上一直存在着母系与父系的学术之争,所以必须给予答复。考古界认为不仅半坡类型的千年,甚至整个仰韶文化长达两千年的历史,都属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学术观点,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墓葬常发现母子葬,并有女姓厚葬的现象存在,而相对在墓葬形式上却很难找到“夫妻葬”父系社会的影子。坚持属父系社会观点的虽然后来逐步成为主流观点,但立论的只是房舍的布局、结构,以及直到晩期男根祖器陶塑陪葬品的出现等,但其对墓葬现象并未能给于合理解释,所以还是不能作为定论。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以往的学术探讨中不少人都已发现炎黄族与仰韶文化的许多对应关系,但却无人敢于明确地将其与已进入五帝父系氏族的炎黄相联系并作为它真正的主人,而是将炎黄族的出现由距今7000年前,推后两千年直到仰韶文化结束之后的龙山文化。其实到了龙山文化,你便再也无法找到与炎黄相对应的考古遗址的身影了。这便成了许多中华探源者的最大谜团和心结。
   现在看,母子葬和女姓厚葬的出现原因其实很简单,那是因为这一时期本身就存在着母系氏族,只是在我们的观念中主观地认为父系社会就不应该有母系氏族的存在罢了。相对难理解的倒是,既已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但父系氏族“夫妻葬”的丧葬形式为什么在墓葬中却很难发现?这就使我们联想到这一时期的葬制多为单人葬和特殊的二次葬,如果除去上面提到的几处特殊的与战争有关且人数众多的二次葬外,这一普遍存在的现象就一定与当时的婚姻制度与丧葬习俗有关。我的推论是这样的:其一,如果这时的母系氏族,由“走婚”开始进步到外族男性在女方家族的定居与半定居,但男性死后是不可能葬于女家的,这便就有一个死后一定回归自己生族二次埋葬的问题。其二,同理如果这时的母系女姓出嫁给伏羲族男性,从而使其向父系社会过渡,应该说一定也会有一个死后回归自己母族二次埋葬的问题。其三,如果以上男女皆回归生族的丧葬制度已成为上传的普遍习俗,那么在父系氏族之间因嫁娶形成的“前对偶婚”,由于其初始阶段不可能就是后来成熟的“一夫一妻制”,因而女姓死后完全有可能仍遵其习俗而回归自己出生之氏族埋葬。我们之所以这样推理,不仅是这一女姓回归母族埋葬的习俗后来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曾经保留,更是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极而言之即使是在更早的伏羲时代,早已存在的父系氏族为什么也没有夫妻男女同葬墓的出现。所以,如果以上按照古时“双轨制”下婚姻和丧葬习俗的推理成立,那么要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寻找普遍的夫妻合葬墓,就显然是不可能的了。至于夫妻合葬墓一直到接近龙山时代才开始逐渐出现,是因为那时的中原已经进入到了父系氏族社会晩期的“单轨制“时代。
   通过以上的论证所要告诉你的是,从半坡类型的炎帝时代开始,中国就已经发生了又一次社会大转型,即由母系氏族社会转变为父系氏族社会了。只是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一下全部变为绝对的父系氏族,而是仍有在比例上不断下降的母系氏族长期相伴存在。历史的真实原本就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从来就没有过绝对分开的事物,所以它才会成为历史。
   三、当炎帝的时代,有了进入“五帝”和父系氏族社会这一前提概念,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距今7000年而进入“五帝”和父系氏族社会初始阶段的这个千年,到底是一个什么社会形态?前边我们已经论述过:旧石器时代是血缘族内群婚制,它的前一阶段是乱婚血亲群婚制,它的后一阶段是同辈血亲群婚制,所以它的社会形态只能叫原始群。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的最初社会形态,变为了“族外婚”的母系氏族社会,它的前一阶段是华胥女娲所开创的划时代的族外婚母系之“单轨制”女娲时代,它的后一阶段是母系族外婚向父系族外婚的“前对偶婚”过渡之“双轨制”伏羲时代。“双轨制”的伏羲时代,由于族外婚的硬件要求,它的社会结构是由氏族之胞族与通婚的外族组成婚族,胞族与婚族之间又因族外婚姻关系而结成同地缘的部落。所以,母系氏族社会的最后所表现出的,是“双轨制”的部落氏族社会形态的出现。
   父系氏族社会,是由母系氏族社会的最后阶段、即“双轨制”的部落氏族社会形态发展演化而来的。这一新的时代与母系氏族社会最大的区别,是出现了以父系逐渐发展为主体而后形成的“姓族”之部族。这一从“氏”到“姓”的自然演化过程,是以父系为主导的不同独立崇拜之图腾命名的氏族部落之间,因同一地缘长期交往生存而形成更大的生命共同体,即“姓族”。“姓族”的命名多以它的发源及生存地的地缘关系而得之。此后这些不同图腾以及他再新分蘖的图腾部落和再发展的更大部落集团,无论走到那里都以他的“姓族”为根,从而形成更大的“姓族”领地。所以这时的社会形态,就应该称之为父系“姓族”(亦称“部族”)的氏族社会了。有了这样社会具体形态的定位,原来仰韶前期的半坡文化(包括史家村类型)与同期周边文化的这一千多年间,其实是主要由三大“姓族”所构成:一是太昊“鸟族”的“”姓“姓族”(传说这一最后的伏羲和女娲族为“风”姓,故黄河北岸的女娲陵叫“风陵”,其地便叫风陵渡);二是黄帝“熊族”与“虎族”等(熊、罴、貔、貅、貙、虎)的“”姓“姓族”;三是炎帝神农的“鱼族”夸父、“水族”共工、“火族”祝融、“鸟族”蚩尤,所共同组成的“”姓“姓族”;当然还有马家浜、河姆渡等文化主人的更多鸟图腾“姓族”,只是我们已无法知道他们原来具体所“姓”之名了。由于这一个千年里,在所有花之蒂的“帝”者们中,炎帝神农不仅是最大的起主导作用的“姓族”,而且为这一时期所做的历史贡献也最为突出,所以我们也便称其为炎帝时代。随着炎黄大战所导致的炎帝时代的结束,新的入主中原的黄帝时代便到来了《中华探源》表(三)炎帝父系氏族社会仰韶文化早周边文化关系图表距今7000-600年的新石器中期前段

血缘部

(姓族)

各族诞生地之文化

距今约7000

第一次炎黄大战之变化

距今约6400年左右

第二次炎黄大战之变化

距今约6200-6000

炎帝族

炎帝神农,因生于姜水为姜姓,对应于仰韶半坡文化。活动范围在渭、洛、汾为中心的黄河流域及汉水的随州神农架以广大地区共有四大支族:

主族为夸父族,为鱼图腾。领地在洛汾流域。

祝融族为火图腾火鸟,领地在豫之黄河以南。

共工族为图腾,领地在黄河北之"江地

尤族为鸟图腾(鹳鸟),为后期于淮地与太昊族联姻衍生之氏族。

1、生于"江地"的共工对应于大司空文化早期),因黄河水患向黄河之南迁徙,发生共工与祝融大战。因战争失败北退到河套地区即共工怒触不周山

2、水患消失后,部分共族又返回江地(对应大司空文化晚期)

3. 与其一起南下"江地的黄帝虎族(对应后岗文化早期)又一直打黄河南部战败的祝融族南退江汉流域,形成大溪文化距今6400-5300

1、处于淮地北辛文化的鸟族蚩尤,因水患向西迁徙,打败了夸父族(鹳鱼图),占领了渭洛汾地区对应于距今6200-6000年的史家文化,并成为炎族首领。

2、蚩尤族以炎帝之名,先北伐空桑之少昊,后直逼北地与黄帝族大战涿鹿。后战败丢掉“阪泉”及渭汾黄河流域,南逃于江汉。

3、因战争失败,夸父族亦南下或西迁,原领地尽失渴死于追日途中,弃其权杖而然倒下

黄帝族

诞生于渭水北部甘粛天水的古漆水姬水之地,故为姬姓。

后沿汾河、桑干河北迁于燕山南北:对应于易水北福地二期文化和内蒙赵保沟文化距今6800-6000

与炎帝同为牛图腾,但黄族内,亦分为熊与虎两大支族。

黄帝虎族占居黄河之南,后因被夸父族击败又逼退回"江地" ,大战宣吿结束濮阳西水坡45号墓贝塑龙虎图)

虎族长期与东都太昊族通婚,成为了少昊鸟族对应于整个安阳后岗文化

 

有熊氏(熊族)轩辕黄帝于涿鹿大战战胜蚩尤,南下中原,统治了黄河流域对应为仰韶中期的庙底沟文化(距今6000-5300

原北部之赵保沟文化,至此也进入了红山文化(距今6000-5000

太昊族

其前身为后李文化,后向南部之苏皖淮河流域发展为北辛文化距今7300-6100

因淮地水患而使北辛文化渐次消失,太昊族迫使北退,诞生大汶口文化距今6200-4500

东南

各族

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5300

马家浜文化距今7000-6000

因东南各族地处边远,两次炎黄之战均未涉及。

及至黄帝入主中原,天下一统后,马家文化便发展为了崧泽文化(5800-4900

河姆渡文化延续不变。



 


































        段刚:黄帝帅虎豹熊罴战蚩尤考 _紫山剑客_新浪博客

   按语:惊闻段刚老先生于去年逝世,沉痛与感慨交集,怜惜与追思萦怀。老先生是魏县北皋村人,出身书香门弟,少年立志,刻苦求学,博览群书,尤于古文和书法见长。1946年就学国立西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结业,曾师从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汝弼先生门下治学。北京解放后出任河南安阳地委专署干部学校理科教师,并讲授《中国通史》,曾在夏衍直接领导下工作。由于其性格耿烈,敢于直言,1957年被打为右派,贬遣回乡劳动改造。1978年平反昭雪,被安排到邯郸县一中任教,1988年退休。晚年仍读书、习字,笔耕不辍,曾耗时3年为邯郸旧存最古老的一部县志—-明万历本《邯郸县志》进行断注,旁征博引,详实可信,令人叹服。段老先生一生坎坷,命运多舛,晚年凄苦无依,自号孤鹤,唯寻趣笔墨聊以自慰。《黄帝帅虎豹熊罴战蚩尤考》为老先生酝酿许久的书稿《古史辩》之开篇,惜大作未完竟驾鹤西归,故此文堪为先生之绝笔。本刊特此发表该文,以为迟到的敬挽。

   原文:中国上古史神话传说中,神话多为寓言,内蕴理念,或寓哲理。盖先民智识未开,遇有洪水猛兽天灾人祸自然巨变,往往无可解释,乃托诸神仙,造为神话。这在世界古代各民族历史中都有存在。西洋史希腊史中诸神之争尤多记载。譬如初民茹毛饮血,形同野兽,后来用火熟食,取暖防身,这是原始人进步的一个阶梯。

对于火种是怎样来到人间的,西洋人和中国的说法便不同。西洋人在希腊神话中说,火是由天神波罗米修斯从天国中偷来送给人世的。并且波罗米修斯因此受到天帝宙斯的严惩,割他肩背地球永世不得脱卸。而中国却在先民传说中直述燧人氏攒木取火。这不仅说明火是人类发明的,并且说明了取火的方法技巧,发明者的部族名号,并且把他推为五帝之一,有天下百余代。又如有巢氏教民棛木为巢以避洪水猛兽。神农氏教民树圪五榖以保障生活。

   伏羲氏作八卦萌发文字。女娲氏繁殖族性以表原始母系社会。如此均受先民尊崇,各为共主,有天下百代。神话多出自远古,对于人物具体事迹可陈。传说则为近古人物事迹多有传说。传说者,文字未显其功,先人事迹靠口耳以相闻,父传其子,祖传其孙,接代以相递也。故古史传闻时代已有事迹可靠,非同神话时代,难以稽考也。中国古史之传说时代自黄帝始,乃有五帝之说。自夏禹始有统一之国家形式,至于商始有文字记载,信而有微矣。关于古笈中记载黄帝帅虎豹战蚩尤之事甚多,今摘录有则以为佐证:1、阪泉氏蚩尤姓姜,炎帝之裔也。好兵而喜乱,逐帝(黄帝)而居于涿鹿,兴封禅(祭告天地)号炎帝(路史后记)。2、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躯,雕鹖鹰鸢为旗帜(列子)。3、蚩尤率魑魅与黄帝战于涿鹿,帝令吹甶作龙吟以御之(通典乐典)。4、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黄帝乃令风后作指南车遂擒蚩尤(太平御览引志林)。5、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孙冯翼皇览)

   上述资料在古笈中记载尚多。众人传播,谅非空穴来风。且黄帝乃西方山居各部族之首,而蚩尤自号炎帝,乃东方夷族各部之雄,两方在上古时代时有争战。涿鹿阪泉之战,实为东西方势力对抗决战之机。黄帝一战而胜,始为各部推举为共主。而战争期间为破敌大雾而造作指南车,实为中华民族智慧最早的萌发(据传为斗法机——认定北斗星之方向而制作)蚩尤战殁于冀州(涿鹿)而埋尸于山东之寿张县,足证蚩尤乃东方之族。而上述资料还有直称蚩尤乃炎帝苖裔。故黄帝之战蚩尤实为古代炎黄战争之著名战役也。此等史实在古代社会必广为传播,在文字尚未昌明之前,必然口耳相闻,父传其子,祖传其孙,蔚为大观。至有文字昌明之世。始得多方著录,各录异闻。

   对于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史迹,今日之史学名流专家教授多不认可。认为黄帝指挥虎豹熊罴貙狼作战,出乎事理常规,乃是古代神话传说的无稽之谈,不能成为史实,列为信史。这个问题关系甚大,影响深远,如果不能成立,中华民族的历史就要被砍掉一千多年。到商周时代始有甲骨钟鼎文字载记,中国历史就只能从这里开始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研究研究,深入细致底审查分析,加以裁定。这桩历史公案一定要作出科学底审定判决,传之天下,永垂后世。“黄帝帅虎豹熊罢以战蚩尤”不能成立吗?我看不仅是能成为史实,而且是最珍贵的史学材料,只用这一句话就能证明“黄帝战蚩尤”的历史的真实性,铁证如山。证明了中国上古史是翔实的,符合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并且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古代战争的场景。

   上述何由而知之?我且先在这里介绍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名叫摩尔根(mozgan)的,他著有一部《人类古代社会之研究》(《The study of ancient human society》)。他曾深入美国土著居民印地安人的原始部落,以实地考察初民的氏族社会的组织、生活、习惯和风土人情。发现在人类原始社会中,人智未变则迷信鬼神,常以自然物为其部落的保护神,并且制成偶像,虔心供奉,名曰“图腾”(jotem)。外国原始部落氏族社会是如此崇拜信奉他们部族的图腾(jotem),中国的古代的部落氏族为什么就不能够有他们自己氏族的图腾呢?黄帝居于西部山地,其地多为山居部落,原来崇奉的图腾(山神)往往就是猛兽灵兽,即熊罴虎豹狼貙是也。所谓虎豹熊罢就是山居各部族的保护神图腾,而虎豹熊罢狼貙就表示并且代表山居的各部落。黄帝是当时山居各部落的雄帅,指挥以虎豹熊罢为图腾符号的各部落去冲锋作战,这是完全可以讲得通的。

   我讲“虎豹熊罢”是山居各部族的图腾,还有旁证。古语云“韶乐一奏,百兽率舞”,韶乐是帝尧之乐章(一说是舜的乐章),各部落在中央共主的殿堂盟会,共主的乐章奏响,与会的用不同兽类形象做图腾的部落代表们自然都要翩翩起舞了。“韶乐一奏,百兽率舞”是顺理成章的事儿。“百兽”在这里并非指真正的野兽,是指用不同野兽作图腾的各个部落而已,百兽率舞者乃各部族代表跟着共主韶乐的旋律相率起舞。根据这个观点,许多历史事件都要翻案,重新解释。譬如,从前研究多桑的《蒙古史》,开宗明义第一章就说蒙古族的肇始是七匹灰色的狼。有专家们认为,这是侮辱蒙古民族。还说不准传布这类说法,以免引起民族矛盾。其实,这只是说蒙古族在草原上游牧生息,他们的祖辈信奉的图腾是草原上七匹灰色的狼。充满野性的群狼,在草原上是最凶猛的宿主,蒙古先民奉为图腾,祈求保护,是合情合理的。多桑就是蒙古族人,蒙人写蒙史怎会有侮辱祖宗之笔呢?

   在上古中国,西部山地各部族多以兽类为图腾,东部平原各部族多以鸟类为图腾。如在我国古籍中就有“简狄吞燕卵而生汤”,“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记载。商汤居东毫始于东方,东夷之人也。少皞氏生而五凤集于庭,因号凤鸟氏。春秋时代,有人问山东小国郯子“少皥氏以鸟纪官有诸?”答曰“有之。是吾祖也。”又传昭公十七年载;“少皞鸷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官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暦正也;玄鸟(燕子)氏,司分者也,(春分来、秋分去)伯赵氏(即伯劳),司至者也(夏至鸣冬至止);青鸟氏(鶬鴳)司启者也(立春鸣立夏止);丹鸟氏(锦鸡),司闭者也;鴡鸠氏(鹫),司马也(军事);鳲鸠氏(布榖),司空也(营建);爽鸠氏(鹰),司寇也(公安);鹘鸠氏,司事也(钦差)。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综上所述,则不仅以鸟为图腾,且进而设官能掌职权。

   总之,中国古代处于东西方的不同部落各自以兽类或鸟类形象作为自己部族的图腾,各方有斗争亦有联合。此种情况,实为中国古代历史之格局使然和客观事实。黄帝出师以虎豹熊罴貙狼为前躯,而上覆鸟帜(以鹰鶡雕鸢),表明其时必亦与东方大部族有联系而受其神明庇护。

    本站是提供个人知识管理的网络存储空间,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不代表本站观点。请注意甄别内容中的联系方式、诱导购买等信息,谨防诈骗。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一键举报。
    转藏 分享 献花(0

    0条评论

    发表

    请遵守用户 评论公约

    类似文章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