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蜀史料 《蜀诵》弁言与绪论
整理：钟永新
整理者说明：本资料出自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为一部贯通古今，涵盖整个四川区域的地方史”（刘开军语）。全书刘咸炘以事为目编纂，注重政事风俗与表彰蜀学精神，具体分析梳理了蜀中政事风俗的特点，风俗特色的形成因素，蜀文特盛和蜀学之弊，进而指出蜀学如何复兴，并述及蜀隐甚多及迁移情况。 作者刘咸炘简介：刘咸炘（1896—1932）字鉴泉，号宥斋，出生于成都纯化街，四川双流县人。祖父刘沅，父亲刘梖文，字子维，均为蜀中知名学者。刘咸炘幼承家学，勤奋好学，先后从兄咸荥和父亲学习。博览群书，精擅史学。历任成都敬业学院、成都大学、四川大学等校系主任或教授。勤于著述，已成书的共235部、475卷，总名《推十书》。
附录原文： 《蜀诵》弁言与绪论 刘咸炘 弁言 甲子七月，搜集吾县文献，因遍翻宋世杂记，其间牵及蜀中故事，比勘贯串，亦有所得，亦不忍弃也，别书为一册。吾蜀《通志》甚陋，体例不整，搜讨未周。考证之功，论述之识，皆蔑如也。张介侯愤而作《蜀典》，然仅及唐前；彭磬泉采唐以后杂记为《蜀故》，体例陋甚，不能成书。及今重修，尚非易事。吾固不胜其任，而补缺拾遗之一得，亦有取焉。言地志者不出两途，一征人文，一考山川古迹。夫人文虽重，必有所由成，作史者岂但集碑传而已耶！山川名称屡变，古迹基址多湮，附会而实之事等课虚，弊如指鹿。既为末务，亦鲜成功。若夫政事风俗，太史之所掌，训方之所诵，此必待识者推求而说之，乃言地者皆忽焉所不解也。吾今所录颇留意于此。《周官·地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夏官》：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今取其意，名曰《蜀诵》。 绪论 丙寅十月十三日 方国者一国之史。章氏之论，素所服膺。史法既亡，志焉得善。后史纪、传、表、已如编类书，况方志四体不立而本沿类书之法者乎？一代有一代之时风，一方有一方之土俗，一纵一横，各具面目，史、志之作，所以明此也，否则唐与汉类，燕与越类矣。后世史家虽偏浅不能知远，然于一朝面目犹必略知，而后可以铨配成书。方志则并政事沿革亦不能详。夫论一朝者以一朝之兴废为纲，则道一方者必以一方之治乱为领。此且不知，尚安望周闾里而综文化耶！今日治史，于唐后大势，怠观正史，而袁氏《纪事》，赵氏《札记》，反可假为纲条，志则并此无之，何怪生其土而不能道其故者之多也。二年以来，缀缉乡故，始志仅在掇拾以备志遗，及所览益多，所见益大，既论土风大略，而时地治乱人文盛衰之故，悉有条贯可以疏通。因欲综合成篇，以事为目，上仿机仲，下拟云松。顾采览未遍，勒定无期，爰先挈论大要，用代目录。亦以其间事条，半苦烦冗，吾力不能，亦或不及。揭斯端绪，能者或从之也。 吾撰《蜀土俗略考》，以汉《地理志》贯《常志》及隋、宋二史。综其大略，凡有三端：一曰肥饶生淫泆；二曰柔弱偏厄，轻巧而好文；三曰贵慕权势。凡祸乱、风俗、人才、学术之故皆不越此。计蜀中人文之盛期凡三，而祸乱之大者亦有三：初盛于汉，至晋世而有李氐之难，唐遂衰矣；再盛于宋，至末年而有蒙古之祸，元遂衰矣；三盛于明，至末而有流寇之祸，近世遂衰矣。大氐祸乱之烈生于俗蔽，而人文之盛亡于兵灾。三者相关，其因则土风为大。审斯三厄，贯以三端，而蜀之史乃可以道矣。 肥饶淫泆，致兵祸之由也，奢风起于重商，变在周、汉之际。太史特传货殖，列当时大贾，而蜀得三人（巴寡妇、卓氏、程郑）。秦旌巴清，崇奖兼并。而常道将论蜀奢侈，谓染秦化（详引于《土俗略考》），可以见矣。二汉更代，兵祸不烈，论其效应，殆在氐难乎。唐世虽屡有夷患，而流寇不及，且为天子百官避难之所。王、孟割据，祸亦不烈。宋虽有皤、顺之乱，而金兵亦不及（袁桷《清容居士集》曰：蜀自孟氏以来，无兵革斗争，文士迭至。至元丰时，为翰林学士者十余人），且为南宋之藩篱。邵尧夫命其子孙徙蜀避难，人服其先见（见《清波杂志》及《困学纪闻》）。迨宋之末，则蒙古三入，战争历数十年，蜀人受祸最酷。推原其故，则自唐以来，偷安习奢，皤、顺小乱，张忠定犹致慨于侈极祸作（《悼蜀》诗，载《全蜀艺文志》），至宋而益盛，游乐之侈，与汴、杭二都相鼎足（卢求《成都记·序》曰：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较其要妙，扬不足俟其半）。观费氏《岁华纪丽谱》及陆游“不死扬州死剑南”之句，可以概见。明末寇祸最惨，记载亦详且著。其由已基于俗蔽，欧阳直论之痛矣。惟宋事颇晦，《三卯录》（当时记兵乱之书），见袁桷《史母传》既不存，《纪丽谱》亦太简，学者所当搜缉以垂鉴戒者也（已撰《广岁华纪丽谱》，拟撰《宋末四川兵祸考》）。 蜀之文章特盛，所谓好文之风，而柔弱亦与相连。柔弱者，能文而不能武也。宋世疑蜀人喜乱易叛，张次功、唐子西、王庆长皆有辨雪之言（张氏《蜀梼杌·序》，唐氏《辨蜀论》，王氏《辨蜀都赋》）。王辟之亦存公论（《渑水燕谈录》。以上详《宋初治蜀考》）。历代观古今，蜀不能以武胜天下，而文则常开天下之先，若汉之马、扬，唐之陈、李，宋之三苏是也。宋六家，蜀与江西各得其半。其后蜀文不扬，而江西直传至近代，称为古文家乡。顾江西之承宋开明，任绝续之统者，固吾蜀侨人虞文靖也。然蜀学亦自有大弊焉。能深而不能广，喜约凿而不能博贯，工于虚衍其简，而短于实考其繁，此则所谓褊阨者，山势使之也。苌弘，周之执数者也（《淮南语》），子云好深湛之思而作玄文，后沿其风，若王长文（晋，见《华阳国志》），卫元嵩（后周）、文轸（宋）皆继《玄》有作，而注《玄》者亦以章詧、陈渐（均宋）为详。邵氏之传，谯（定）、张（行成）最著。其后传邵学者，亦多得之蜀中（如王卿月、廖应淮）。以上均见《宋元学案》。自汉之经师赵宾说《易》，独为诡异，而东汉时蜀经师多兼明图纬，汉师说之不坠，亦李鼎祚收集之功也。程伊川得易学于成都篾叟，袁道洁得程学于富顺酱翁。明世经学最衰，蜀独有熊过、来知德，皆以《易》名。伊川谓易学在蜀，张孝达谓蜀士喜言《易》，盖其深玄之风然也。深玄必入神异，而术数本通仙灵。自东汉经师已多异术（如杨统、杨由、段翳等，《范书》皆入之《方技》）。葛洪《枕中书》称梁、益之风清贞，故多仙人。《仙传》所载古仙，蜀人为多。盖山川阻深，则避世之士聚焉。神仙窟宅，往往而是。道教兴于汉季，正一张氏实为大宗，阴君丹诀流传亦盛（丰都阴长生）。五季道教，杜氏为宗。宋以来之南宗初祖张氏，亦得诀于成都。沿及明世，学者犹多好之（如任瀚、赵贞吉父子）。夫凿附之蔓说贱于学林，而修养之隐诀则贵于人海，有所短必有所长，此又未始非蜀之可以傲他方者也（神仙术数拟撰《三异录》）。若夫广博之学，蜀亦未始无之。隋前史学最盛，成书今存者，蜀得其二。承祚、道将皆称良才。宋世学者于本朝故事文献缀辑最为详备，而蜀实为其大宗。巽岩（李焘）、秀岩（李心传）古今并重。他如范淳夫之佐编《通鉴》，王季平之独记《东都》，史炤之释文，吴缜之纠缪，地理则范子长（双流人，撰《州郡考》最博，已亡），碑传则杜大珪，典故则李攸、彭百川，今犹为考据者之所凭借。盖版刻本始于蜀中，宋为最盛，甲于杭建，藏书家亦不少（已撰《宋世蜀刻书藏书考》），流传易则编录多也。惜经乱以后，此风顿衰，藏书亦散（元将纽得书甚多。李高牟氏藏书亦随其人而侨浙）。秀岩之学，由牟应龙而传之柳贯（见应龙墓碑与待制行状。应龙，井研人，巘之子。巘妻为心传外孙，应龙及见心传，闻其文献，贯从而受之。以上详《宋史学论》）。浙东遂与蜀代兴，为宋、明文献之大宗矣。蜀学复兴，必收兹广博以辅深玄。自明以来，北方朴质，守关洛之肤壳，南方考据词章，华采之极，亦已疲矣。蜀介南北之间，兼山川之美，宁知后此不光于华夏乎！ 夫人文之不能长保，固由祸乱。他方则续而不绝，衰能复兴，蜀独不然，则士大夫轻去其乡致然也。所谓慕势利之风，实非蜀所独有，而蜀且似与相反。世言闽、蜀同风，而孙孟文（光宪）辨之，举蜀有不仕以为证（见王得臣《塵史》）。通观古今，蜀之隐者实多（隐逸，拟撰《三异录》），盖亦由于褊阨，孙氏之言非私也。然其仕者则好以官为家而不归首丘，谓之贵慕势利，固非全无影响矣，晋世李特之乱，三蜀流民奔迸南下，入荆州者十余万户，杜韬在其中。后流民起兵湘州奉韬为主，陶侃攻走之。城中金宝溢目，应詹一无所取，惟取图书。郭允韬《蜀鉴》论之曰：岂有贼而载图书者乎？此皆梁、益流徙之衣冠也，悲夫！又曰：蜀士衣冠不务，纠乡闾为讨僭逆守坟墓之计，乃轻脆易惊，率然东下，陨踣异乡，陷于诛死之罪，亦蜀土质永鉴与。又论李寿纵獠曰：蜀之衣冠流徙荆湘，而名郡乐郊皆为獠君，至唐末而患犹未已也。文物之不逮于两京，几数百年，职此之由，又论始兴王鉴为益州刺史曰：蜀之士大夫狼狈于杜韬之流徙，空虚于蛮獠之冲突，非复两京之旧矣。为益州刺史者，类无岂弟之政，一始兴王粗好文学，而蜀人已归之。刑峦所谓蜀之民望文学风流，亦复不少，率居山谷，不获仕进，则流风民俗，岂尽泯哉。又曰：昔先正吕汲公之叙《华阳国志》也，其言曰：先自汉至晋初逾四百岁，士女可书者数百人，可谓众矣。复自晋初至于周显德仅七百岁，而史所书无几人，忠魂义骨，与游尘野马同没于邱原者多矣。观唐溪邛州一孔目、王先成彭州一军士，而致堂胡氏拳拳进之，蜀之才遗逸之久，如汲公之言，真可惜也。郭氏诸论，可谓挈矣。顾汉后宋前蜀中人文之不显，自是风化之衰，未必有而不显也。盖人文之盛，必在平世，遭乱而犹不衰，必其人爱敬乡土，故家文献犹存。苟其不然，必至于无可传。易惊徙，好隐居，乃蜀人之本性。李特之乱，故家既已流徙，虽有龚壮、谯秀、范长生、常璩等孑遗之民，而半隐山林，何能播其风俗？至于唐世，虽久承平，而其时风俗习尚门阀，夸远代之望而轻土断之籍。故子玄裁邑里之篇，退之有钓游之慕。人文难考，此为大因，又况重以南诏之乱耶？宋世世家，其先多随唐僖以迁，而汉以来之遗族绝少，斯可见矣。至于宋世，亦沿唐习。陈止斋尝言：国初以科举诱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由是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与林中简书》）。全绍衣亦谓：宋人多轻去其乡，贤者不免。（《困学纪闻·笺》）此皆实录，而蜀人为甚。宋初显官多居汴、洛，苏氏子孙终于金华。及南都邈远，仕者多挈家以侨东南，取近京师，而蜀又有三卯之祸，袁桷谓：端平蜀破，衣冠大姓顺流下东南至江陵，十不存一二，皆舟触崖崿，瞬息以死。淳祐蜀益蹙，避兵东南，其物故与端平无异（《清客集·许世茂墓志》）。李庭谓：兵兴以来，蜀中士大夫夷灭殆尽，间有漏网者，往往落入彀中，至陵辱不可胜言（《寓庵集·跋文子堂家传》）。郭氏所谓卒然东向陨踣异乡者，乃不啻为之谶焉。其文献之仅存于东南者，亦不百年而散失，虞文靖公尝流连而致慨者也（以上详《世族表序》）。至于明世，则官阀徒盛而文学不隆，流寇之乱，不及转徙而罹杀戮。一二遗民亦在东南（如费经纬、吕潜、余楍）。夫盛世之文献既亡于乱，而经乱之后又无人收拾，既乱时之事，文亦多不可考。小东之诗，不编雅什，式微之咏，寄在卫风。高参政之诗仅存于集（高斯得《耻堂存稿》有《纪蜀乱诗》），史夫人之咏徒有其目（史绳祖之妻作《锦官百咏》，亦侨居经乱而怀乡之作。见《梅磵诗话》）。安汝止、王翥之奇作见于《谷音》，家铉翁、文本心之零章载于《天地间集》。虽祸乱之致然耶，抑或纪录之怠也？夫蜀之多文，以江源也，而峻谷急湍，奔趋出峡，渟洄漪涣，乃在五湖。滔滔东流，人文亦随之不返。天耶，人耶？亦可慨矣。 自记曰：此篇之成，颇为得意，非独烦碎考证，积而通贯之可喜也，乃在足明方志自有方志之精神，与国史异也。国史记注之上，更有撰述，撰述之上，更有贯通之识，为文之主而存于文外。自章先生出，而撰述之道大明，贯通之识亦已有端绪，惟方志则止粗有记注之法。章先生所撰，成撰述矣。而贯通之识仍未之见。盖缘向来于方志止视为国史横剖之一部分，以为一方不似一代，无所谓自成面目者，既无其事，作者何由强造一贯。吾今以土俗贯论，豁然无碍，乃知方志固与国史各有一贯。十五《国风》百篇之书，本非同物。特古之方志不传，汉《地理志》以下并言风俗者亦希，郡县志书又徒填泛誉之词，土俗面目，多已沦亡，故不可说耳。此篇之成，较章先生更进一步，但世人真知章先生之说者已少，尚安望其知我耶！ 此篇成时，抄送通志局，宋芸翁颇为赞许，手加评识，传观于局中。 ——《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87-602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