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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作者在第六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青岛，2013）上所作大会报告，经授权刊登在《心理分析》期刊，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   John Hill 荣格分析师、训练分析师 苏黎世分析心理学国际学校教员 主要著作有《在世界的家里：归属感的声音和对称性》。 输12 “我们的灵魂有许多侧面，并非单一的存在。”这是荣格心理学中的核心理念之一，除了在一些自我觉醒的时刻，心灵的所有层面看起来都适合那个不可言喻的同一整体。关于这一点，《红书》向我们做了最清晰的阐释。在这本书中，荣格与他自己心灵中不同的次人格进行了对话，一共有22个之多：先知、失明的妇人、隐士、罪犯、精神科医生、勇士、魔术师、死神……所有这些，都代表了他未被发现的自我的不同侧面。这些内心角色拒绝被当作是观念、概念或者象征来看待，他们称自己“就像他们的主人一样真实”。《红书》呈现了一个人与他的灵魂之间的对话。在每时每刻，“我-你”关系都得到了保持，确保了荣格与之相遇的那些未知的内在角色的存在。这一过程最终被理解为积极想象。我们可以把 这一技术运用到释梦当中，特别是可以结合心理剧的技术。  让梦说话 首先，我想谈一些关于梦的本质和起源方面的问题。当我最初开始与我自己的梦工作的时候，我并不理解该如何解释他们。我只是安静地与我的梦在一起，让其中各种各样的角色得以呈现，最终被我们所持有的能量意识到。我并非要说我理解了这些梦，但是我在后来感到舒服了许多，更完整，更加深入自己的内心。这大概是50年以前。当时，我还在借用我自己的梦以及我的来访者们，练习这一方法。在走近梦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以概念式的解释开始。闭上我的眼睛，我只是让这些意象和声音在我的身体中浮现。渐渐地，我开始觉察到我的灵魂回应梦的方式。就是在那时起，释梦的工作便逐渐开始了。这一方法经常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对梦的完整且不曾预想的理解。 弗洛伊德认为，梦是由早期真实生活中遭遇的创伤经过巧妙地变形之后被创造出来的。荣格对梦有不同的理解，他认为梦是无意识创造性行为的结果，其中既包含个人性的，也包括集体性的素材。一种方式把梦理解为被扭曲了的语言，而另外一种方式则认为梦是未知语言的表达。无论我们认同哪一学派的理论，大多数对梦进行工作的心理分析师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即，绝大多数的梦是在超出自我控制范围以外的想象的过程中产生的。心理分析师查理斯·克罗夫特拒绝一切试图对梦的解释，他认为那是最机械的过程。这样的解释事实上忽略了创造梦的那个“人”或者说“媒介”。最好的诠释梦的方式是半梦半醒的自我之间的对话。梦并非是我们的身外之物，相反，它们是每一独立个体通用的正常功能的一部分。他们反映了一个自然人类创造比喻的能力，这一能力类似艺术性的能力，唯一不同之处是，这一功能只在睡眠中进行。  我们一定还记得，梦与其内容表达的是夜晚的意识。让它呈现，需要关闭白天意识的路径，包括我们平常的思维习惯和感官功能。梦的语言是私密的、个体独有的。梦必然会从我们白日里的清醒生活中选择残渣，作为其大楼的单元格，而做梦者对这些几乎没有意识上的察觉，它们却构成了梦的绝大多数的内容。梦中的思维将这些与其他一些信息集合在一起（大多数来自于长期记忆），形成一个具有独一性的叙述方式。它把暗藏的联系揭示出来，使我们觉察到我们自己零碎的部分，那些我们几乎从未认识到的部分。与记忆相似，梦中的时间顺序是被打乱了的，把过去的事情高度浓缩，好像它刚刚发生或者即将发生，如同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作品。梦与我们早期童年的内隐记忆有着紧密的联系，而这些记忆会影响成年后的行为、观点、情绪和身体的感受力。 梦是由熟悉与陌生共同组成的。当我们深入到夜晚意识之谜中，我们或许会觉得对自己是陌生的。梦中的叙述反映了自我意象，这些意象不受外部世界的束缚。尽管我们独自创造我们的梦境，事实上我们都是无意中创造的。我们不能控制我们的梦，也不能强迫自己去回忆。在睡眠过程中，梦的意识把人、事物、事件都集合在了一起，这些之前是互不相连的。梦允许我们第二次存在，在梦中，熟悉的和陌生的都嵌入到叙述性的内容里。他们使我们能够和我们的生活游戏，因为心灵的丰富的独创性能超越现实事件的记录。 解释的方法 当我们对梦有一些感受之后，分析师会试着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以便能强化白天意识与夜晚意识之间的联系。在此文中，我将把注意力放在角色扮演上，这可以被认为是积极想象的一种呈现方式。由于这一方法并不一定适合所有人，我想对通常的面对面的荣格式释梦做以简短介绍会比较合适。这一方式包括三个步骤：搜集相关事物，扩张法，并最终进行解释。 荣格搜集联想的方式是激励对梦的内容的回顾。分析师并不期待做梦者会以单轨道的形式联系过去，而是会考虑那些当做梦者回顾梦的内容时，同时出现在意识中的内容。梦的意象并不都是将过去的事件以面具的形式再现，而是会有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由内在情结所产生的，代表了夜晚意识的水平，一旦醒来，他们就会变成一种新的观念。
作为荣格分析师，我们不会一直摒弃弗洛伊德的有关自由联想的概念，这些概念能帮助分析师解开象征、凝缩、移位以及二次修订的关键之处，从而进入潜在的被压抑了的创伤。十分常见的是，意象能够呈现在叙述中，这会为我们关于冲突提供一个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而并不是关于曾经现实经历的简单变形。作为象征，他们表现出的是无意识的未知的内容，这些内容包含了一个内隐综合体，一旦变成意识，它将向我们提供一个平台去创造新的态度，就像荣格在超越性功能的概念中提到的一样。
有别于个人联想，扩张技术包括使梦可操作化，以及那些在童话、神话、仪式和“所有人文科学分支”中的梦的碎片中的叙事内容。扩张的主题从电影、文学、历史到当代事件都可以被强调。个人联想详细描述关于梦的主题，从而将它们与现实经验相连，这些经验多是被压抑或被遗忘了的。凭借扩张技术，分析师通常向来访者提供一系列关于梦的主题和象征的阐释，以试图将他们和在人类叙述性遗传的原型中普遍存在的主题相联接，而关于后者，来访者事先并不了解。 将梦现在时化，搜集个人联想，运用扩张技术，这些能够使一个人开始一段不同解释方式的对话。这需要将注意力放在一个人的意识水平上。分析师是否仅仅从意识的态度，从无意识，或从对做梦者的意识或无意识的识别来释梦？或者，是否对梦的解释源自于双方共同的无意识，同时，这一共同性已和意识态度相连？分析师释梦的方式中有五个不同的意识水平，同时做梦者的方式中还有另外五个水平。这五种方式中的任意一个都可以同时与其他方式以及对陪伴者的这些方式的觉察相匹配。  “水中之虎” 让我们回到这篇文章的主要议题：梦、积极想象和角色扮演。为了进入到这一接近梦的方式中，你需要放开自己，并让自己与生活融合在一起。以下是一个三十五岁日本男人的梦,作为精神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资源，这个梦帮我理解了亚洲人的嬉戏心灵（playful mind）： 在梦中，我看见一条巨大的鱼在黑色的水中游动。它看起来凶猛且有攻击性。我用雨伞砸它，使它与我保持一定距离。但这条鱼一次又一次地试着来咬我的雨伞。这对我来说是个很有趣的游戏，于是，我就这样逗弄着它甚至完全忘记了时间。然后，我觉得有人在上面看着我们。我抬起头，看见一个老人向我和鱼微笑。他站在一条路的边缘微笑着低语着：“如今，在欧洲，已经没有人有你这样的心灵了。”我问：“什么样的心灵？”他说：“这样嬉戏的心灵，让你能和一只‘水老虎’玩得这么久甚至忘记了时间。”之后，他离开了我们，不知所踪。我和鱼一起看着他离开，而我们都很意外，我们忘记了争斗。  事实上，在梦中，做梦者已经意识到，鱼象征着梦的世界，这种态度可以在其阿伊努祖先中找到。在我们讨论相关的联想时，做梦者发现雨伞是一个防御的态度，使他与梦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还认识到，那位老人象征着智慧。在扩充技术的帮助下，他能把这一形象与其祖先和文化中的圣人形象联系起来。 截至目前，做梦者对梦还保持着科学的态度。他会运用理性来解释自己的梦，而没有情感的卷入，用他的话说就是“不让自己沾湿”。他并没花很多时间来放松或者和意象游戏。他更倾心于西方世界的科学过程，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相信自己必须是严肃的、隔离的，并且以一种客观的方式应用心理学的解释，在这个案例中，这种神经质的产生症状的态度严重抑制了他的生活。 我始终对他和他的梦表示感激。很明显，这个梦揭示了一个内心非常本质的状态和梦中心灵的意图。这个梦提示我们，两种老旧的接近无意识的方式仍旧可以在他的文化中找到。梦中的心灵在这里表现得很调皮，是一个类似“愚者”（trickster）的形象，使他从日常生活模式的束缚中脱离出来，将他置身于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中。借用我们周遭的客观事物，我们梦中的心灵创造了一个平行的世界，一个反映人类生命的更深意图的世界。在意象的范畴内，人、动物和自然之间，意念和心灵之间，个体和宇宙之间，其实没有严格的分隔。 梦中心灵：一个嬉戏的心灵 游戏是人类与动物共有的，是表达性象征的源头。它表现了一种“生活乐趣”，通过这种“生活乐趣”，我们能以不同的方式运用我们环境中的客观事物来反映我们的创造性潜能。但是，所有的游戏都需要明确的设置，包括分析的游戏。 游戏需要一种包容性的结构来明确它自身地点和时间的边界，它们不属于平常的现实。在所有的游戏中，打破规则的人也打破了游戏时间的幻觉。他被放逐回普通生活。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认为人类这一行为的基础特质是一个动摇的过程，他们有韵律的节奏成为一种经验，将一个参与其中的人转化。 与梦相似的是，游戏保持了一种“看起来像”现实的需要。约翰·赫伊津哈（Jehan Huizinga）分析了游戏与仪式之间相似的形式，都包含了这些元素：秩序、紧张度、运动、改变和韵律。 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将玩笑嬉闹放在仪式过程的中心地位。在大多数本土文化中，仪式是一种表演，这种表演能刺激转化过程，给人类在一起笑与哭的能力。众所周知，游戏是一种创造性的元素，能促进孩子的发展进程。在温尼科特（Winnicott）看来，孩子的“过渡客体”创造了一个“看起来像”的现实，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来连接内在的幻想世界和外在的文化世界。这是一种双重现实，对孩子来说这既可以是一只泰迪熊、一条毯子或一个吮吸物，也可以是被孩子创造出来的其他事物（如，被爱的人）。  根据温尼科特的观点，这说明了孩子象征化能力首次表现，它能使孩子从对客体（如，母亲）的依赖上分离出来。 孩子开始获得更多的自治力和自由。这种接受对立和创造一个有意义的世界的能力是受到保护的。艾瑞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认为，孩子想像性的游戏能创造另一个世界，使他们获得对生活的掌控力。与被动地接受父母的决定和行为不同，孩子对自己、客观事物和其他人的部分掌控力使他化被动为主动，从依赖变得自信。通过“剩余现实”这一著名的概念，雅各布·莫雷诺（Jakob Moreno）他将这一原则应用到生活的所有阶段。心理剧作为一种工具使“现实生活中的可见维度”脱颖而出，并通过“空间、时间、命运中的潜在力量和生动的宇宙”使其具体化。 梦与角色扮演 我们都知道，意象体现的力量能够直接引发情感和感知，带来灵感，也能够调动转化过程。一个理性的概念很少拥有相同的力量。在我的实践中，我发现，角色扮演可以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过程，能够把游戏本能体现出来，也体现出梦中心灵的象征能力。这个嬉戏的，同时也是人格化的梦中形象紧紧地抓住了我们全部的注意力。这一象征变得鲜活实在，把我们与个体化和文化的模式相连，从而激发出一种从未预想过的对梦的诠释。现在，我将展示两个例子，向大家说明梦是如何明确并创造一个游戏的、象征性的过程。一旦转换成角色扮演，做梦者的夜间意识就会重新被激活。当扮演最终服从于意识的反思，一个最原始的意外的解释会浮现出来，而失去的那部分自我也会从遗忘中被拯救出来。 与蜘蛛的游戏 一个三十岁女士，在一个长期咨询中做的梦，如下： 我和另一位女士在我父亲地下室的工作室里。一只黑色的大蜘蛛一直朝我们爬过来。那个女士把蜘蛛弹开，蜘蛛却又爬了过来。我跟她说，杀死它。接着，她先是踩了上去，但是，就在她把脚抬起来的瞬间，它又活过来了。我告诉她，你要用力地踩碎它。她又试了一次，但是，蜘蛛又爬了过来。于是，我举起一支凳子，翻过来用凳子面砸向了蜘蛛。但是它又爬了过来，变得更大了，黑色的眼睛，红色的血盆大口。接着，和我一起的那位女士再一次尝试碾碎那只蜘蛛，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最后，她似乎是绝望了，甚至被这只不可战胜的蜘蛛咬伤了。  联想和初步诠释： 做这个梦的那段时间，这位女士正试着结束一段受虐的情感关系。她的伴侣总是控制所有对话，让她觉得自己是错的。甚至，有时男方还会动用暴力。这些糟糕的经历和那些梦促使她决定结束这段感情关系。她感到负罪感且不安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做决定的过程中，她有时会出现一阵阵的麻痹感，她把这种感受和她面对那个男人时的不愉快体验联系在了一起。 做梦的这位女士把蜘蛛解释为负性的母亲。接着，她又把蜘蛛和她的父亲联系在一起，具体是指她的祖母。她的祖母虐待她的父亲，打他并且不好好地喂养他。她深爱自己的父亲，并为他这样可怖的童年感到难过。并且，她还担心他忍耐愤怒的极限，从不敢和他吵架。她的哥哥长期虐待她，这使她没能建立起足够的自主性和人格边界。她的父亲和哥哥掌控者家庭，就像她的男朋友试图掌控她的个人生活一样。而做梦者的母亲是很软弱的。 通过角色扮演来诠释： 在多次讨论之后，对她的梦，我们形成了一个十分理智的诠释：梦向我们呈现了做梦者现阶段的不安全感，她的恐惧以及难以离开伴侣的困境。这一冲突的根源潜藏在她与父亲之间的矛盾关系中，她对父亲既爱又怕。这一矛盾会让做梦者时常感到肢体麻痹，影响了她在亲密关系中建立自己独立的立场。做梦者很难讲清她试图杀死蜘蛛的原因，但是，对于她的童年，她能感到清晰的无望的创伤，并认为最好的做法就是继续生活。在她的父亲和她自己的生命中的“消极母亲”是难以被征服的。这一结论让我们感到沮丧。做梦者简单地定义了梦中的陪伴者。她从情结的角度解释了她的梦。但我决定用另外一种不那么理性、但更游戏化方式来解释她的梦，这种方式也更尊重梦的陈述。 我们设了两把空椅子，一个代表做梦者，另一个代表蜘蛛。让我们意外的是，这个梦又被重新激活了，充满了活力。在扮演中，做梦者和蜘蛛讲话，而蜘蛛回应了她，说：“别碰我。请别杀我。我能帮助你。”这是我们未曾预料到的。或许，这只蜘蛛也并不是完全消极的。做梦者甚至感觉对蜘蛛有些爱意，并开始回想起对父亲的暗藏的同情。她哭了出来，并开始感到轻松。恢复平静之后，她开始了与蜘蛛的第二段对话。让我们意外的是，蜘蛛却说出了全然不同的话：“我要毒杀你。我要吃掉你。如果你敢进入我的领地，我会杀死你。” 我们结束了角色扮演并讨论在扮演中都发生了什么。很明显，与蜘蛛的两段对话代表了她与父亲以及与男友的矛盾型关系中截然不同的两个方面。但是通过扮演，她突然发现了一个与梦建立联系的新方式。她可以把蜘蛛作为自己的力量去感受，这种力量代表了她保护自己边界的潜能。随后，在另外一次角色扮演中，我们更加清晰地发现，蜘蛛代表了她童年的秘密：对父亲、哥哥和其他男性的隐藏的愤怒，一种在她的一生中挥之不去的愤怒。只有通过将梦中心灵的范围拓宽到清醒的生活中，并试着与蜘蛛的矛盾性做朋友，她才得以重新开启童年的秘密，并获得健康的自信，从而保证自身的边界，并在与男人的关系中做出决定。 扮演：一个有欢笑和泪水的游戏 一个三十五岁男人的梦，如下： 我在一个美食大赛中，正在准备菜肴。无论谁，只要他做的菜最好，就会获胜。这时，我看到一个14岁的男孩，他把东西搞得一团糟，并且不能很好地准备他的菜。我觉得他很可怜，走到他身边，对他说：“来，让我帮你。”于是，我就既准备了自己的菜又帮那个男孩准备了他的菜，他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并开始偷别人的食物。最后，大厨说：“看啊，这真是白忙活了。你真是把一切都搞砸了，你将不可以再参加这一比赛。”然后，我在彻底的绝望中醒来，哭喊着：“父亲，父亲，父亲。” 接下来，是第二个梦： 一个女人，她十分专横且有操控欲，她写了一封情书给我，并且对我有超乎寻常的注意。我并没做出回应。最终，事情愈演愈烈，然后，我告诉她，她的丈夫走了，留下我独自一人。 相关联想： 做梦者与他父亲之间的关系是不让人满意的。他的父亲事业很不成功，在生活中是个被忽视的人，并不能给予儿子很好的照顾，也没有帮助他进入现实的成人世界。做梦者从不觉得自己成为了一个男人。他总是试图对所有人都过于友善、乐于助人，而对令自己不适的感觉也不懂拒绝，他讨厌自己这样。做梦者开始对这些与第一个梦中相同的不舒服的感觉有所觉察。 第二个梦中的女人，让他想起了生活中的一位女性，这个女人每个周末都会邀请他去她家并和他谈论自己的梦。这是一位已婚女子，他感觉她是诡秘的、控制欲强的、强势的，同时她很想与他发生性关系。这位女士让做梦者想起了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就是一个很强势的女人，并且控制着整个家庭的感情生活。 这两个梦的发生都源自于有一天，这个女人（我们把她叫做“玛丽莲”）曾邀请做梦者去她的家中，与她的家人在一起住了三天。做梦者对她也像往常一样友好，并说：“哦，是的，我很乐意去。”但最后，他感觉十分的不自在，不想在那里呆上三天。这两个梦证明了他的不轻松，他可以感到第一个梦中那个反叛的男孩十分讨厌这个女人，但同时，当这个女人出现的时候，他又感觉到自己的软弱，这让他无法对这个女人说不。于是，他带着他的梦和问题来找我分析。 最开始，我们讨论了那个尚未决定的邀请： 分析师：你真的很想去赴约么？ 彼得：其实，两天就够了。如果是三天？我并没那么强烈的想法和他们住那么久。 然后，我要他闭上眼睛，感觉一下内心的感受，接着又问了他一遍：你真的想去么？ 彼得：十分确定，不是三天，或许两天很好。 分析师：你确定？ 彼得：差不多吧。 分析师：问一下那个反叛的男孩。他对这些是怎么想的？ 停了几分钟，彼得回答：不，我一点也不想去。 接着，我建议我们走近这一感受，去看一下我们是否能解决这一冲突。我们进入到这份感受中去体验，闭上双眼，想象着在电话两端通话。运用心理剧这一技术，我扮演“玛丽莲”，那个控制欲极强的女人。
于是，分析师“玛丽莲”打给了“彼得”，说：怎么样，你周四过来吧？我们把所有事情都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床铺，食物都已经安排妥当。你可以过来做一顿大餐。（做梦者是位专业厨师）我们还可以吃点冰淇淋。 彼得：对不起，我去不了。 玛丽莲：为什么呢，彼得，为什么你不能来？我们很想你过来。我克服了所有困难为你准备了这一切。 彼得：真对不起，我最近特别忙，恐怕我真的没办法去。 玛丽莲：你周四很忙么？ 彼得：是的，我周四很忙。 玛丽莲：那好吧，那我周五早上接你怎么样？ 彼得（用很微弱的声音）：那好吧。
我们把这叫做第一熔点。接着，我们又重新来一次。 玛丽莲：哎呀，我把周末用的所有东西都买好了。我还买了冰淇淋。床暖暖的。我会去你那里，周五早上去接你。 彼得：不，我真的不去了。 玛丽莲：为什么？你不再喜欢我们了么？ 彼得：哦，不不，我喜欢你们。只是真的有事，我去不了。 玛丽莲：你为什么不能来？ 彼得：是这样，我有另外一个预约。是的，我周五晚上有个事先约好的事情。 玛丽莲：那彼得，那个事情什么时候结束？ 彼得：恩，我想要晚上八点钟左右才能结束。 玛丽莲：那好，那我八点半去接你。 彼得（很疲惫的声音）：那好吧。 第二次扮演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又开始了第三轮。 玛丽莲重复着她的邀请：我把所有事情都准备好了。冰淇淋买好了，床铺也准备好了。 彼得：不，我不会过去。 玛丽莲：但是…… 彼得（愤怒的声音）：不，我不会去！
在这一次扮演之后，做梦者说：“是我梦中的那个14岁的小男孩，他最终把他的不情愿说了出来，他是一个要强于玛丽莲的人。这是我身体里的一种雄性的力量，而这一部分却从不敢对我的母亲或父亲说不。现在，对于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周末，我有一些线索了。”  过了一周，做梦者再次过来做分析，我问他周末过得如何？他回答说：“她又给我打了电话。星期六的早上我过去了。但是你知道周六的晚上发生了什么？我被梦中一阵很大的惊叫声惊醒，听见那个声音喊着：“用香草冰淇淋阉了你！” 有趣的一点是，对这位来访者的工作，关于他梦中的心灵，我们只工作到周五晚上。当做梦者和他身体里的那个有着反叛精神的小男孩建立联系之后，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已经做到位了。在夜里，他梦中的心灵持续地以一种游戏的态度进行着，那是一种他已经开始却又搁置了的状态。一个愤怒的梦嘲笑他又在星期六投向于“玛丽莲”，在那一天我们没有考虑到角色扮演。 诠释： 以上对话说明了游戏态度中的核心部分是梦中未公开的潜藏的部分。而分析的包容性和保护性为来访者提供了一个想象的时间和空间，从而与平常现实分离开，在分析的过程中，可以使来访者看见一个浓缩的童年、成年和未来的生命工程。一个“好像是”的现实世界被创造了出来；“玛丽莲”成为一个过渡客体，“彼得”可以和她在一个潜在的空间里游戏。“玛丽莲”在这里便是一个掌控型的母亲和一个独断专行的父亲的浓缩，作为一座桥梁，连接做梦者的被动和自信的需要。游戏在是与否之间的反复使坚固的结构得以放松。欢笑（香草冰淇淋）和眼泪（无法说不）都是过程中的一部分。最后，惯常行为与游戏间的紧密联系在他对父亲的需要上表现得很明显。 渐渐地，我明白了，我的即兴表演一般的角色扮演，无意识地回应了做梦者梦中对父亲绝望的呼唤。像我们已经提到的，面对母亲的专制的影响上，这个男人的父亲没能给予儿子积极的支持使之平衡。作为一个年仅14岁的男孩，他失去了男性力量 的榜样，而本该他需要认同的。他没有能力在压力下保持自己情绪的稳定，特别是在女性面前。做梦者最终把他的面对邀请的无力拒绝和自己的深层问题——父亲角色的缺失相连。他最终明白了这个梦，这个梦将那困扰他一生的失败感带入到他的意识中。 梦中最后对父亲的呼唤激发了我去体现一个合适的象征形象来满足他的需要。也许有人会认为以上的对话是一个戏剧性的表演来满足移情的需要。不考虑意识化的决定，我发现自己被拉入了梦中的夜间意识的领域，同时扮演了一个“强势的父亲”，这一角色坚持把梦中的感觉一次次地重复，直到他对那个充满诱惑的“玛丽莲”感到不适，最终他能够把自己和那个年轻愤怒的男人联系起来，然后学会拒绝。  通过反复地游戏化的角色扮演，来访者开始给他的那个“反叛的男孩”以空间。的确，这一象征形象可以被理解为荣格所说的超越性功能，是被分析者和分析师之间的游戏对话的媒介。它的活力取决于分析关系中分析师与来访者保持紧张对立关系的能力，这样，新的象征就能从无意识中浮现出来。在“彼得”和“玛丽莲”的角色扮演中，“反叛男孩”的重要性进入了意识中，也因为他，来访者有了力量去对抗依赖的关系。 从角色扮演的游戏中，我认识到一种被困在理想化移情中的危险。被分析者所有过于友好的取悦使我曾经很危险地迷惑其中，同时我的情绪是被分裂的，一方面在为接受到取悦而感到自满，另一方面，对分析没有进展而产生愤怒。如果我带着这样的态度继续分析，那个来访者心中愤怒的小男孩会始终处于无意识的状态。作为把夜间意识的范围拓展到清醒的生活中的结果，做梦者可以不再是一个友善的被分析者，而我也不需要成为一个愤怒的厨师。 在那个“反叛的男孩”出现后，我们分析中的互动就有了变化。我逐渐地成为了一个照顾型的父亲，这一父亲从不会挑战他，从而他也不会来攻击我。接着，我找到了合适的方法，让他表达愤怒而不感到愧疚。从上面的对话可以看到，一个启发性的模式逐渐开始，这一模式在很长时间内为来访者提供了一个转化的空间。他学习去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去学会拒绝，像一个成年人一样做决定并行动。 结语 《红书》和积极想象给予我这样的灵感，尝试将心理剧和角色扮演作为一种体现方式，使梦在白天的意识状态中得以呈现。游戏激活了想象，同时允许我们进入一个创造性的潜在的梦的叙述空间。搜集联想、扩充和解释能把两种类型的意识连接起来，启动转化，并创造出新的态度。我希望，这篇文章能帮助你对梦和夜间意识的工作有更多的理解，这样你可以庆幸它以梦的方式使我们以另外一种存在方式活着，它的意图也得以存活，提炼关系并从遗忘中拯救了自己丢失了的部分。 Notes 1. C.G. Jung, The Red Book, ed. Sonu Shamdasani (New York/London: WW. Norton & Co, 2009) p. 246. 2. Charles Rycroft, The Innocence of Dreams (London: Hogarth, 1991 [1979]), p. 4. 3. Ibid., p. 53. 4. Daniel Siegal. The Developing Mind, (New York: Gauford Press, 1999) p. 28 & 61. 5. Mo Yan, Red Sorghum, trans H. Goldblatt (UK: Arrow Book, 2003). 6. Inge Strauch and Barbara Meier, In Search of Dreams: Results of Experimental Dream Research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p. 164. 7. Mary Mattoon, Understanding Dreams (Dallas: Spring Publications, 1989), p. 69 8. Jehan Huizinga, Homo Ludens, 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in Culture (Boston: The Beacon Press, 1955) p. 9. 9. Hans Georg Gadamar, Truth and Method ( London: Sheed & Ward,1989) p.102. 10. Huizinger, 1955, p.13-22. 11. Roger D. Abrahams, “Foreword” in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Victor Turner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1995) p. vi-vii. 12. Donald Winnicott, The Maturational Processe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 (London: Hogarth, 1987 [1965]), p. 185. 13. Erik Erikson, Childhood and Society (New York/London: Norton 1993), p. 217. 14. Moreno, J. L. (1961) „The Role Concept, a Bridge between Psychiatry and Sociology“, in The Essential Moreno (Jonathan Fox, ed., New York, 1987), p.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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