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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以汉天子的名义征讨四方，对内消灭二袁、吕布、刘表、马超、韩遂等割据势力，对外降服南匈奴、乌桓、鲜卑等，统一了中国北方，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 古今名家在总结其成功的经验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认为他运气极佳，西晋文学家孙楚有言“太祖承运，神武应期”、“天命既集，遂廓弘基”；有的认为他心计过人，号称“史学三裴”的裴松之就形容他“机变无方，略不世出”；有的认为他用兵如神，唐代诗人王勃称赞说“魏武用兵，仿佛孙吴，临敌制奇，鲜有丧败”。但笔者认为，除此之外，还要再加上一条，便是陈寿先生总结的八个字——“官方授材，各因其器”，也就是说，曹操懂得根据一个人的固有特点及才能大小授予其职务。 纵览曹魏集团前、中期的人才结构，我们会发现其内部秩然有条、层次分明、炳如观火。 先说以谋略见著的大臣。第一类是“王佐”之才（即核心首脑），曹操对这些人物极端重视，见到他们以后的开场白通常是“吾之子房也”、“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等等。位居此列者，哪怕是说上只言片语，都能顷刻间转化为“政府决策”。他们包括：荀彧、荀攸、贾诩、郭嘉、程昱、戏志才（早期）、刘晔（中后期）、蒋济（晚期）、司马懿（晚期）等等。 第二类是“股肱”之才（即高级内参），曹操对这些人物谦恭礼敬，见到他们以后的开场白通常是“此古所谓国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等等。这个级别的人物，虽然不能“口衔天宪”，一言九鼎，但其所提建议，也是曹操运筹演谋的重要依据。他们包括：陈群、华歆、钟鹞、满宠、董昭、王朗、崔琰、毛玠、贾逵、杜几、田畴、王修、杨修、辛毗、杨阜、田豫、王桀、蒯越、张既、杜袭、枣祗、任峻、陈矫、郗虑、桓玠、丁仪、丁廙、司马朗、韩暨、韦康、邴原、赵俨、娄圭、许攸。 第三类是“爪牙”之才（即得力助手），曹操对这些人物待若国士，见到他们以后的开场白通常是“卿真国之良臣，时之彦士”、“吾恨不能早遇先生”等等。这类人通常办事干练，刚柔有度，但“如此而已，终无所推进”，只能布之于封国、郡、县担任职务。此间诸公对国家大计的参赞谋划偶一获用，大都只负责执行方面的工作。他们分别是：严象、袁涣、张范、凉茂、国渊、何夔、徐奕、邢颙、鲍勋、刘放、刘资、梁习、温恢、郑浑、卫凯、刘廙、徐干、陈琳、阮瑀、应瑒、刘桢、繁钦、路粹、徐宣、卫瑧、卢毓、戴乾、和洽、常林、杨俊、裴潜、崔林、高柔、王观、高堂隆、徐邈、胡质、王昶、戴陵、郭湛、薛洪、董蒙、傅异、王选、张承、任藩、傅干、侯生、荀悦、成公英、贾洪、薛夏、令狐邵、刘馝、魏讽。 再谈以攻伐、军事为主的武将。第一类是“将帅”之才，其特点是思虑周详，攻城必拔，野战必克，曹操见到他们以后的开场白通常是“将军可谓有周亚夫之风矣”、“古之恶来”、“吾之樊哙”等等。他们包括：曹仁、张辽、徐晃、张郃、夏侯惇、夏侯渊、典韦、许褚。 第二类是“统领”之才。其特点是赤胆忠心，勇于任事，奋力搏杀，曹操见到他们以后的开场白通常是“卿真忠臣也”、“质忠性一，守执节义”等等。他们包括：曹洪、李典、文聘、郭淮、郝昭、朱灵、庞德、乐进、曹彰、吕虔、曹纯、吕常、夏侯尚、高览、王双、孙礼、臧霸、夏侯霸、曹昂、牛金、王修、牵招、于禁。 第三类是“偏裨”之才。其特点是协同作战则稍有建树，独当一面则胜少败多，且多随势沉浮，凌弱畏强。曹操对他们训诫居多，鲜有表彰。他们包括：曹真、曹休、申仪、蔡瑁、庞会、蔡阳、诸葛靓、夏侯威等。 总的来说，这些文臣武将日后所建的功勋多寡，与曹操初始所断大体不差，间或有误，及时调整，形成了“既受其禄，定当其职”的良好格局。 相反，如果心中稀里糊涂，对自己手下之人才的等级没有一个基本的估量，就会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牛鼎烹鸡或者小材大用的现象。袁绍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反例。 据实而论，袁绍作为一代枭雄，也能“效周公之下士”，在收揽英豪方面颇有一套。可他却不知道该把什么样的人放在什么位置上，更弄不清谁是他的“王佐”，谁是他的“股肱”，谁是他的“爪牙”。荀彧评价他说“绍，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是十分恰当的。 早先，郭嘉、荀彧也曾经短暂的事奉过袁绍，可袁绍虽然表面上“加以倾心折节”，实际却并不以大事相询，更别提委任他们什么职位。年深日久，二人终于看透了他“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的特点，开始另觅贤君。 此后，袁绍似乎一直没有摆脱过人才使用上的视觉错位。初平二年前后，“少有大志，多权略”的沮授向他提出“迎天子号不臣”的战略规划：“将军不到二十岁就被朝廷重用，名声传扬全国。赶上董卓废立皇帝的时机，将军奋然生发忠义之心，只身一人骑马出奔，使董卓心裹恐惧。您渡过黄河向北，勃海的百姓稽首归顺。您拥有一个郡的军队，聚集冀州的人马，威势控制黄河以北，名声为天下推重。假使发兵向东，就可以扫除黄巾；还军攻打黑山，就可以灭掉张燕；掉转兵力向北，就必定捉住公孙瓒；以威势胁迫戎狄地区的人，立刻就可平定匈奴。横扫黄河以北，合并四个州的地盘，网罗英雄人才，拥有百万人马，到长安迎接陛下，恢复在洛阳的宗庙，向天下发号施令，征讨不服从的人。凭藉这样的条件争决胜负，有谁能够抵挡！几年以后，建立功业并无困难。” 对于这样的前瞻性人才，袁绍却始终以“杂号将军”相待，认为他只配呆在四品的等级上。 建安五年（200年），官渡之战前夕，被《先贤行状》誉为“博览多识，名重州党”的田丰向袁绍进献“持久战术”：“曹操已经打败了刘备，许都就不再空虚丁。而且曹操擅长用兵，变化无常，人数虽少，不可轻视。现在不如长期坚守。将军凭藉山岭黄河的坚固，拥有四个州的人马，外面联合英雄豪杰，内部实行农耕用以备战。然后挑选精锐部队，分为奇兵，趁敌人空虚轮番出战，用来骚扰黄河南面。敌人援救右边，我就攻其左边；敌人援救左边，我就攻其右边，使敌人疲于奔命，人民不能安于本业，我们还没有疲劳但对方已经困乏，用不了三年，安坐就可战胜敌人。现在不用庙堂上稳操胜券的计策而想通过一次战争去决定成败，万一不能如愿以偿，后悔就来不及了。” 袁绍听罢，硬是把他从“冀州别驾”的位置拉了下来，打入囚牢。 比较之下，“妄画蛇足，曲辞谄媚，交乱懿亲”的郭图倒是被他抬得很高。乌巢之败后，袁绍对其言听计从，派重兵**曹营，却遣轻军援救粮仓。结果张郃攻曹营不下，郭图见其建议失败，担心袁绍怪罪自己，便诬告张郃不尽力，导致张郃投降曹操，袁军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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