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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作为中国第一批被强迫开埠的通商口岸之一，不可避免的最先接触到西方文化。教堂就是其中最显眼的代表。在津城，千姿百态的教堂可谓数不胜数。从最早建于湖北路的合众堂，到因天津教案而闻名的望海楼；从海大道上的首善堂，到精巧别致的崇德堂；从滨江道上的卫斯理堂，到高大宏伟的老西开，每一位老天津卫都能给你如数家珍的说上一大串儿。其中若以品味而论，级别最高的莫过于紫竹林教堂了。出入之人多是有高贵身份的中外教徒，一般信众是难以跻身其中的。解放后，这里曾长期被作为天津第九塑料厂的仓库而闲人免进。如今此建筑已成为风烛残年的危房。为了确保安全，院子的大铁门常年紧锁。多年以来，人们都只能远远遥望，却难以靠近。在很多老人的印象中，此地就像是周敦颐笔下的莲花，“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对于这样一座神秘的建筑，见过里面石碑的人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在教堂祭台间西层的墙壁上，有一块字迹已经斑驳模糊的石碑。现在能辨认的字迹是： MARIA DIE PROSPERO Felici *** HANC *** （“***”为未能识别文字） 对于这些文字，由于能辨认出其中意思的人少之又少，所以长久以来形成了两种猜测： 其一，认为教堂建于1872年。当时正值天津教案后，心有余悸的外国传教士恐于本国民众的声势，只能利用租界特权来保护教会活动。因此用中国政府的9万两白银在海河岸边的法租界修建了紫竹林教堂。同时，一些外国人也慷慨解囊，出钱资助了工程建设。为了永久纪念这些人，教会把他们的名字镌刻在石碑上流芳百世。 其二，则是说石碑上的铭文记载的是教堂的建造信息。 但当我把碑文翻译出来后，我发现结果与上述两种说法相差甚远。 Maria Elisabeth Rufi De Lansun和Prospero Marie Giquel是两个法文人名。同时，分析当时的起名习惯与拼音构成，我们还可以肯定，Maria Elisabeth Rufi De Lansun是一位法国贵族女士，因为在十九世纪的法国De Lansun是名门望族，出过很多声名显赫的大人物，Prospero Marie Giquel是一位男士。 除去这两个名字是法文外，其他内容均为拉丁文。 Felici Matrimonio的意思是有一个愉快的婚姻。 Rapta的意思是被难走。究竟是什么被拿走呢？因为前面的文字看不清楚，还有待考证，目前的猜测是生命被拿走，很有可能是“死后被埋在教堂这里”的意思。因为在欧洲，有身份高贵者去世后葬于教堂的习惯，而这位女士恰好是法国贵族。 最后的一行大字“Hanc Egglesiam”是“在这个教堂”的意思。很明显，这对夫妇与紫竹林教堂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此，这两个词才被用最大号的字体突显出来。 可是，这夫妻二人又是何许人也呢？正当研究陷入僵局之际，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网上查到了Prospero Marie Giquel这位法籍男士的中文名字，他叫“日意格”。 日意格（1835-1886），自幼家庭贫寒，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作为法国海军的上尉军官随军来华。1857年曾参加过攻占广州的军事行动，1861年人宁波海关税务司在任上出面组织“常捷军”，任帮领，支持浙江巡抚左宗棠镇压太平军，由此与左宗棠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1863年。左宗棠开始酝酿设厂造船，就经常与日意格和另一法国军官德克碑商讨造船事宜。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学堂，聘请日意格出任正监督。在任期间，南洋大臣沈葆桢给他的评语是“常任工所，每日巳、午、未三刻辄到局中与员绅会商，其勤恳已可概见。”可见他是工作勤勉，忠实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这期间，福建船政局仅用一年多时间便制造出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万年青”号。另外，还造出兵、商轮船15艘．其中所造1560吨级的兵船“扬武”号，相当于国外二等巡洋舰水平。总体实力已经远远超过同时期日本与法国合办的横须贺造船厂。同时，他还重点关注中国第一所海军学习——福建船政学堂的建设，带领学生赴欧洲留学。其中的刘步蟾、林泰曾等人都成长为后来北洋海军的中流砥柱。 看到这里，可能诸位的问题又来了。会不会出现重名重姓的情况呢？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Prospero Marie Giquel是此人的法文全名，Giquel是姓氏，Prospero是第一名字，Marie是第二名字。而且Prospero在十九世纪的法国是很少见的名字，在华的法国人中，那就很可能只有这一个人叫过这个名字。另外，这个外文名字相当于中国古人的名字，既有姓、有名，还有字、有号。就像诸葛亮，姓：诸葛，名：亮，字：孔明，号：卧龙。如果说可能会出现两个人姓名相同的情况，但应该这两人的字、号是完全不同的。出现外文名中，姓氏、第一名字、第二名字都相同的概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排除了同名同姓的可能，也许有人还要问，这样一位开辟中国造船业的参与者，久居闽浙一带，为什么他的大名会出现在北方天津的教堂中呢？ 经过查找史料后，我发现此人来过天津。 《中国近代海军》一书中记载。“同治十二年十月十八日（1873年12月7日），船政大臣沈葆桢与陕甘总督左宗棠等联衔上奏，请求援引幼童赴美留学的成例，选派船政前后学堂优秀毕业生前往法、英两国留学深造…… 清廷闻奏后，命总理衙门议复，总理衙门则奏请饬下南、北洋大臣及创设船政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与沈葆桢会商熟筹。南洋大臣李宗羲、北洋大臣李鸿章及左宗棠等一致表示赞成。沈葆桢还预定由船政总监督法国人日意格担任留学生监督，并令其草拟了学生出洋学习条例、章程及费用清单函送李鸿章，三月（5月）又派日意格赴天津面晤李鸿章，进一步筹商有关留学事宜。但不久发生了日本侵台事件，倥偬未及定议。” 《龙旗飘扬的舰队》一书中也记录，“李鸿章从1876年起，对派员出国留学海军兴趣甚高，与沈葆桢、丁日昌、吴赞诚以及总理衙门之间函商的信件不绝于途。丁日昌推荐他的助手，船政局总考工李凤苞担任出国留学生监督。此时李凤苞正丁忧在家，丁日昌和李鸿章仍坚持请他出山。1876年夏，李凤苞和日意格应召到天津，又随李鸿章前往烟台，谈判“马嘉理事件”。” 可见，日意格曾不止一次来过天津，而且时间集中在1873年以后。这正是紫竹林教堂建成后不久。 随着谜团一个个被揭开，对于紫竹林教堂内的石碑，我们已经大致理清了头绪。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日意格作为致力于福建船政局的外籍官员，其绝对能称得上中国早期造船业开拓者之一。也正是由于他的功绩，一品提督衔、花翎、穿黄马褂、一等男爵、一等宝星等荣誉。就是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大人物同其夫人一起，与天津的紫竹林教堂产说过一段扑朔迷离的故事。 至于这故事具体是怎样的？由于碑文中的很多小字还没能辨认出来，所以还不敢妄下结论。 是这对夫妇曾在这座教堂内举行过婚礼？ 还是这对夫妇死后埋葬与这座教堂之下？ 还是夫人死后埋在教堂，丈夫为了怀念亡妻在这座教堂里立碑纪念？ 这一切的猜想，都有待于我们继续研究。 Prospero Marie Giquel 法国人 日意格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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