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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事情偶尔出现一次，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偶然因素。但如果经常出现的话，那就不是偶然因素了，而是有其内在的规律。 针对前文所说的问题，首选从大的角度，也就是战略角度看。从人类的迁徙看，在中国的地缘结构上看，迁徙方向就是从北向南。简单的说就是北方草原，农耕民族占不住。历史上中原打大统一王朝初期由于战略安全的需要都会对北方草原动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王朝的安全，也就是打败游牧民族，把他们赶走或把他们内迁，但草原这个地方却占不住。主要问题就是草原不适合农耕，中原王朝占不住。我们看汉唐王朝的疆域其实只是最强盛时期，这一疆域在中原和江南等长城以南基本上是有效管理到王朝末期，但对西域、蒙古草原、东北以及河套地区往往很早就失去控制。有时候看似有机构在那里，史书也记载，但其实哪个地方已是半独立状态。
同比而论，从江南往北方中原大大打也面对这样的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刘裕最北也就打到黄河一线，再往北就后勤不力，无法再往北进，而且黄河一线也占不住诸，最后依然退回到淮河一线。背后原因看似南方政权内部纷争，刘裕不得已只得退回，其实是南方士族不支持，财赋没有任何收入，而且要多付很多财赋出去支持占领。只能靠雄才大略的君主为了国家层面去强行北伐，一旦有困难，中间层次就会就会有反弹。北宋靖康耻后，金因为立国短，并没有力量直接有效控制北方，只能扶持伪楚、伪齐。南宋也一直在准备北伐，最远也是打到了黄河一线，而且大家不要以为靖康耻时北方全被占领，由于和西夏作战，西北边军的实力也是很强，靖康耻后十多年里，西北边军在关中、陕北和金朝拉锯。但最后依然是守不住，最后看似赵构、秦桧投降派什么之类，归结到人事上。但背后的最基本经济原因是南方的士绅阶层不支持，没有任何收益的战斗，只能有一两次，长时间大规模战争没有经济利益趋势是无法长久，几次战斗后，多种原因起作用只能退回淮河一线。这原因不仅仅是十二道金牌的问题。
相比清朝，虽说有火炮等技术上进步的原因，但清朝立国后，君主不理汉族士大夫任何意见，甚至有点不讲理，文化层面达到黑暗的地步。但就是在这种不许你说话的情况，清朝几代君主，打准噶尔、打大小和卓，最后收复新疆等保证了清朝北方的安全，清朝能立国快三百年的合法性、合理性也就在此。其实也就是在国家层面要不计代价遏制北方和西北势力崛起。这背后就需要中原、江南必须不见收益的无尽的投入，这就是中国地缘政治上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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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自秦以来的历史中，基本上都是从北往南打容易成功，相反从南到北打很少成功，唯一特殊的例子就是明朱元璋的北伐，但马上反过来，靖难之役就又是从北往南打。这个问题也可以扩展到长城以北。一般也都是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攻击农耕容易，追亡逐北反而不是那么容易。
中国史书记载的目的不是为了记录事实，是为了资治通鉴，是为了给帝王以治国经验教训，就这经验教训也是站在儒家思想道德直上的理论之内，很多事实记录目的不纯，结论似是而非。二十四只是帝王家谱，对我们现代人看重的技术史，经济史，地方政治形态等等反而记录很少，有也是寥寥数语。说这些就是说，我们无法通过史书真正了解古人的困难、努力以及无奈。比如说，仅就财赋这一块，我们没有太详细的资料来研究，为了占领长城以北付出了多少代价，而占领这些地方后需要继续付出多少代价。这些地方不像中原和江南占领后是有财赋收入。
从此也可以看出，中间层次和君主的责任是不同，在君主的角度，为了安全必须不计代价北伐，必须占领幽州、河套、辽东、西域，这是地缘政治安全的需求。但这个不计代价的代价就需要中间层次和百姓付出，短时间还可以，但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不计收入付出注定是无法执行。这就是深层次的矛盾，是无法调节，在这之中就需要君主以顽强的意力，去强行推进这一战略行为，一旦以后继承君主有所一点点的退缩，就会出现大面积的收缩。所以，我们看到一般都是开国的前几代雄才大略皇帝去占领和打击北方的草原的游牧民族，一到中后期就很少有的道理。举例说就是明朝土木堡之变发生仅仅也就在朱棣第五次北伐二十五年里发生了，二十五年里明军的战斗力会有如此大的下降的深层次的就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