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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史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当为远古歌谣，远古有歌谣的真实性不容置疑。在先秦所传的远古歌谣中，相传为炎黄时代的《蜡辞》、《弹歌》、《金人铭》，可以明确是5000年以前的上古时期的。 《礼记·郊特性》所载《蜡辞》，相传为上古伊耆氏（神农氏）时代的蜡祭祝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礼记·郊特牲》：“伊耆氏始为蜡。蜡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 郑玄注：“伊耆氏，古天子号也。” 孔颖达疏：“《明堂》云：‘土鼓、苇龠，伊耆氏之乐。’《礼运》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蒉桴而土鼓。’俱称土鼓，则伊耆氏，神农也。以其初为田事，故为蜡祭，以报天也。” 《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所载《弹歌》相传为黄帝时的远古歌谣：“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这首歌谣亦可断为“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四字句。 黄帝《金人铭》亦具有歌谣色彩，“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何残，其祸将然；勿谓莫闻，天妖伺人”，“荧荧不灭，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将成江河；绵绵不绝，将成网罗；青青不伐，将寻斧柯”。 和《蜡辞》与《弹歌》相比，《金人铭》系黄帝所作，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文化背景，非《蜡辞》与《弹歌》能比。轩辕黄帝是华夏民族之人文初祖和人文始祖，为华夏文化之父，黄帝《金人铭》是华夏文化名副其实的源头文献。 语言的历史非常漫长，几乎人成为人伊始，语言就产生了。语言的成熟非常早，旧石器时代语言就应当已经成熟了，文字是语言高度成熟和高度发达的标志。文字是替代结绳纪事的高级产物，它的目的就是记录语言。 很多人在思维上有一种错误定势，误把作为语言附属之物的文字当作第二语言，并进一步凌驾于语言之上，成为第一语言，而语言反倒成为文字的附属之物，很多错误的认识就由这种颠倒结论所造成。那种认为远古时代不存在四言歌谣的论断，就是文字取代语言所造成的。 在黄帝时代，语言已经进入文字化阶段，语言早已高度成熟，创作《金人铭》之类的口语文献，不会存在任何障碍。文字体系在黄帝时代处于草创时期，要完整记录《金人铭》或许是有困难的，但《金人铭》属于口传文献，所以它能够跨越文字未成熟时期不能完整记录语言所造成的障碍。至于《金人铭》何时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就需要到文字里面去寻找它的时代痕迹。 由于文字体系在商代已高度成熟，根据文字体系高度成熟所需要的时间，五帝时代应当属于文字体系的初期，即在五帝时代，《金人铭》就已用文字体系记录下来。我们可以明确看到《金人铭》记录在记载黄帝与颛顼之道的《丹书》之中，武王根据《丹书》所录，将《金人铭》铭刻于铜人背上，立于周之太庙。周敬王二年孔子将《金人铭》从铜人背上抄录下来，《太公金匮》、《孙卿子》亦载有《金人铭》。其中《太公金匮》是最古的版本，很可能直接源自《丹书》。《金人铭》的传承线索已经相对比较明晰，它作为华夏文化的源头文献的价值是无可置疑的。 歌谣的历史比易的历史还要早，在结绳记事时代，歌谣应当是十分繁盛的。歌谣是文化的萌芽，歌谣的萌生和文化的初创紧密相连。具有歌谣色彩的《金人铭》，真实地反映了轩辕黄帝的内心世界。轩辕黄帝作为华夏文化开端最伟大的人物，因此《金人铭》对华夏文化而言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它是文化原型的缩影，包含着华夏文化的基本逻辑与精神，是名副其实的华夏文化的源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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