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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亲之路】好面子拒和亲是宋朝的一大败笔

 金色年华554 2018-01-20

  文/思文

   和亲之策源远流长,自始于西汉之后,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所奉行,而且从中国古代的历史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和亲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起到了阻止战争、维护和平、促进贸易的积极作用。但北宋王朝在和诸少数民族政权长达一二百年的对峙中却无一例和亲。

 

     从辽朝已经成功的和亲史实来看,在和亲过程中,辽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多数都是其他政权向辽求婚,而辽只是满足他们的要求或拒绝他们的求婚而已。只有对中原的北宋,辽是主动求婚的,却遭到北宋的拒绝。在辽统治者潜意识中,是非常认同中原王朝以及中原王朝所代表的中原文明,觉得宋朝才是中华的正统。

    关于辽向北宋的求亲,《文献通考》卷346《四夷考二十三》云:

庆历二年(1042),元昊未平,(辽兴宗)宗真知中国厌兵,用刘六符议,聚兵幽涿,声言入寇,遣使萧英、刘六符来致书曰:“大契丹皇帝致书大宋皇帝,……且李元昊称藩尚主北朝,甥舅之亲,设罪合致讨,曷不以一介为报?……傥思久好,共遣疑怀,愿以晋阳旧附之区、关南元割之县见归敝国,共康黎元。”

说的是李元昊娶了我们契丹的公主,因此和我们契丹是甥舅之亲,就算他有罪应该讨伐,也应该打发个小卒通报一声。假如真想和我国保持永久的和好,贵国就应该将晋阳原来属于我国的地方、就是原来石敬瑭割给我国的关南各县(十个县)再划归给我们,百姓安康。

()仁宗见此,派遣富弼、符惟忠报以书曰:“昔我列考章圣皇帝,惠养天下,与大契丹弭兵讲好,通聘著盟,殆于缵承,共循谟训,边氓安堵垂四十年。”

富弼对辽兴宗上书后曰:“两朝人主,父子继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

两朝的皇帝,父一代,子一代,关系一直甚好,已经四十年了,今日你突然要求割地,你为什么呀?

宗真(辽兴宗)曰:“南朝违约。……群臣请举兵,吾止之,故遣使求地而已。”

辽兴宗说:你们违约了,大臣们请求发兵攻打你们,是我制止了他们,只派了一个使者要求割地而已。

富弼不相让,曰:“北朝忘章圣皇帝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若从诸将言,北兵无得脱者。且与中国通好,则主专所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利归于臣下,而主受其祸。故欲用兵者,皆为身谋,非国计也。”

富弼不是个让人的人,说的是,你们别忘了当年宋真宗对你们的大恩大德,当时,将军们是可以包抄你们的,你们一个也跑不了。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干,反而给你们绢银。再说了,你和我们保持和好关系,送给你们的绢银都归你,那些大臣得不到什么。你若同意出兵,所获得的财富是归作战的大臣们的,他们的势力强大了,你的祸事就来了。

富弼的这段话,是触到了辽兴宗的肺管子。也是宋朝的谍报工作做得好。原来,兴宗的弟弟耶律重元是太后宠爱的,曾经想以他取代兴宗,当时重元将太后的打算告诉了兴宗,兴宗先下手拘禁了太后,才避免了一场宫廷政变。但是,将重元封为了“皇太弟”,意思是将来要将皇位传给弟弟。但此时,兴宗自己的儿子耶律洪基长大了,他内心是要将皇位传给儿子的。重元当然也知道哥哥要变卦,所以,他要自己积聚力量。最主张对宋朝用兵的就是他。此时,富弼将这件事说出来,当然令兴宗吃惊。

加上富弼为他分析形势,认为双方开战你们辽国也未必战胜。所以,宗真大悟,首肯者久之。

点头同意富弼的观点了。

富弼借着又曰:  “……今主上(宋仁宗)命使臣则有词矣,曰:‘朕为祖宗守国,必不敢以其地与人。北朝所欲,不过利其租赋耳。朕不欲因争地多杀两朝赤子,故屈己增币,以代赋入。若必欲得地,是志在败盟,假此为词耳。朕亦安得独避用兵乎?澶渊之盟,天地鬼神,岂可欺哉!”’

也就是说,土地是肯定不能割让的。

在这种情况下宗真感悟,遂欲求婚。

你不割地我不强求了,但是,你们宋朝要把公主嫁给我。(我国也是将公主嫁给和我们友好的国家的。)

弼对:“婚姻易以生隙,不若岁币之久也。本朝长公主,赍送不过十万缗,岂若岁币无穷之利?

这时,富弼露出儒家的迂腐来了。宁可赔钱(大钱啊!)也不嫁女。

俩人结婚,也难免吵架,互相猜疑,就算是将我们长公主嫁给你,陪嫁不过十万缗。怎能比得上我国年年给你增加岁币银绢三十万!

宗真曰:“而且归矣,再来当择一事为报宜,遂以誓书来。”

辽兴宗说,你们看着办吧,和亲也好,增加绢银也好,总得有一样。死要面子的宋朝最后选择了增加绢银,

“自此,遂增银绢为五十万。时契丹实惜盟好,特为虚声以动中国,中国方困西师,而宰相吕夷简持之不坚,许之过厚,其后遂为无穷之敝”。

这段历史在《宋史》卷313《富弼传》上也有记载:

    契丹屯兵境上,遣其臣萧英、刘六符来求关南地。朝廷择报聘者,皆以情叵测,莫敢行,夷简因是荐弼。……契丹主召弼同猎,引弼马自近,又言得地则欢好可久。弼反覆陈必不可状,且言:“北朝既以得地为荣,南朝必以失地为辱。兄弟之国,岂可使一荣一辱哉?”猎罢,六符曰:“吾主闻公荣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结昏可议耳。”弼日:“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长公主出降,贲送不过十万缗,岂若岁币无穷之利哉?契丹主谕弼使归,曰:“俟卿再至,当择一受之,卿其遂以誓书来。”……及至,契丹不复求婚,专欲增币。

 

这次外交风波,是因为宋夏战争,宋国惨败,辽国借势要挟,或者准备和西夏联合夹攻宋朝。所以,宋朝派出富弼谈判。谈判条件一开始就有很大的伸缩性,所以在谈判过程中,辽的要求不断变化。在割地要求被否决后,接着提出了和亲的要求,和亲遭到否决后便提出增币,宋朝最后以 “每岁增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而达成协议。   

    那么,辽朝为何会在割地要求被拒绝后提出与宋朝和亲呢?从表面来看,辽朝只是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说实话辽统治者非常认同中原王朝以及中原王朝所代表的中原文明的潜意识在起作用。尽管辽朝、西夏与宋三足鼎立,不断与宋抗衡,但契丹人对中原文明是相当钦佩的。如五代时期号称契丹永康王的兀欲“其自契丹归中国,载书数千卷,枢密使赵延寿每假其异书、医经,皆中国所无者”。就足以说明契丹()对中原文明的认同程度。既然如此,那么也就不难理解辽在割地要求被否定之后所提出的和亲要求。

那么,宋朝为什么会在辽兵压境的情况下拒绝辽的和亲要求呢?其实原因很复杂,最为重要的是宋朝君臣的民族偏见所致。他们认为与‘非类’结亲是奇耻大辱,宁可赔钱财而不肯赔夫人,当然更不会去和亲联姻。”

 

汉初刘邦、刘敬等人的实用主义思想较重,民族偏见较轻,所以,无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都不觉得中原公主出嫁匈奴会有失尊严。西汉中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统思想日趋稳固,民族偏见逐步加强。但为了切断匈奴右臂,仍然与乌孙和亲。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君臣的民族偏见持续加深,不少人把与夷狄和亲视为极不光彩的事情。另一方面,门阀士族很注重门第的清浊高下,联姻讲究门当户对。在这种氛围之下,两晋都没有主动与少数民族政权和亲之意。即使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领大军威逼长江,建康“内外戒严”、“民皆荷担而立”的严峻形势下,宋文帝对拓跋焘所提出的“永结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孙,我以女妻武陵王(刘骏),自今匹马不复南顾”的交婚要求,仍然以“师婚非礼”为借口,宁可“许和而不许婚”。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朝,由于其王朝的建立者、前期君主及其皇后大都具有少数民族血统,如唐高祖之母独孤氏,唐太宗之母窦氏(即纥豆陵氏),唐高宗之母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统,所以他们的民族偏见相对淡薄,因此便在唐朝前期积极与突厥、吐谷浑、铁勒、吐蕃、宁远、契丹、奚等少数民族政权和亲。

唐中后期,尽管有一些人对唐与回纥和亲进行反思和批评,但他们主要从经济方面考虑问题,侧重于和亲的后遗症,而不在于民族偏见。以讲天理和伦常为主要内容的理学的兴起,使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就把“中国结婚夷狄”看作是“自取羞辱”。作为宋朝君臣来说,因他们大都受狭义儒教之训诂学、道学所束缚,自然会把和亲政策与伦理道德对立起来。

 

因此,宋朝在先后与辽、西夏及金议和时,宁肯多给银、绢,也不愿嫁女和亲。正因如此,所以,在辽兴宗向宋提出以和亲、增币代替割地的要求时,宋朝允许增币,但拒绝和亲;可以纳贡,但不愿纳女;可以称臣、称侄甚至称孙,但绝不肯以老岳父自居。因为在宋仁宗及其参与谈判的宋朝大臣富弼等人的心目中,割地无疑是丧权辱国,和亲则是大失体面,因此便以各种理由加以拒绝。最后,使“契丹不复求婚,专欲增币”。即使对西夏的求婚,宋朝君臣也是如此。如10617月西夏毅宗赵谅祚“闻契丹约吐蕃兵共取河西,思结中朝为援,使祖儒嵬名聿正入贡,请尚公主”。宋仁宗仍然没有答应,说明宋朝对待和亲的态度是有一定之规的。

 

其实和亲本身是没有错的,我觉得唐太宗年间的和亲并没有求和的意思,欧洲各国以及清朝跟蒙古各部落和亲也没有屈辱的意思,是建立友好关系,是政治婚姻,但不丢脸。

  因为中华大地的和亲是开始汉高祖被匈奴打了以后,当时是求和才和亲的,那时候让人觉得有些丢脸,以致于后来一提到和亲就觉得丢脸,是失败。

宋朝不和亲,每年损失巨额财产,实在是错误的决定。问题是这个错误近千年也没人指出,今天必须批判宋朝的这种迂腐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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