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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大卫·.布卢曼克兰茨（David Blumenkrantz） 记者：Emily von Hoffmann 翻译：刘玥 持尊重之心拍摄非洲人民 大卫·.布卢曼克兰茨（David Blumenkrantz）花了数年时间记录东非和中非的救济事业。作为一名摄影师，他的首要任务是与镜头中的人们建立信任并尊重他们。 大卫·.布卢曼克兰茨于1987年第一次来到非洲，但回了美国之后，他却感觉自己的工作尚未完成。1994年，他在肯尼亚定居，以内罗比为主要活动地点，外出旅行并拍摄遇见的人。现在，他正准备以这些照片出一本新的摄影集。 《像素杂志》的艾米丽·冯·霍夫曼（Emily von Hoffmann）对他进行过采访，一起探讨了对摄影师——尤其是西方白人摄影师来说，与被拍摄者建立信任和尊重的重要性。 艾米丽·冯·霍夫曼：能为我们描述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吗？ 大卫·.布卢曼克兰茨：这本书记录了我于1987-1994期间在肯尼亚拍摄的照片。由于任务关系，我经常会去到东非和中非国家的偏远区域，包括肯尼亚、乌干达、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坦桑尼亚、厄立特里亚国和乍得。 许多作品都是为媒体拍摄，大部分是肯尼亚的出版物。这本书涵盖了这类媒体工作中所涉及的许多政治话题，不过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出于我的个人政治兴趣拍摄的。 总的来说，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可被视作有关环境的肖像照。我是碰巧去到非洲的，但不论去到哪里，我都对当地的人民状况很感兴趣，想要通过摄影与当地人民建立联系。所以这本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对普通人民的兴趣，体现他们在当地环境中的生存状况。 “我一直希望，自己镜头下的人们不会觉得或表现地像是显微镜下的昆虫，而是自发地向镜头展现自己。” 艾：能说说你第一次去非洲的旅程吗？那时你就在构思这一项目吗？如果不是，你为什么会去非洲呢？ 大：1984年1月，我第一次去了非洲，不过是为了记录非政府组织在那里的援助和发展项目，包括水利工程、教育、医疗保健、难民生活等。在为期六周的旅途中，我去了刚果民主共和国、肯尼亚和苏丹，那是一趟改变了我一生的旅程，充满了感悟、泪水与欢笑。我已无法接受我以前在洛杉矶的生活了，所以我搬去非洲，想在那尽可能地工作下去。当然，那时我并没想过要进行长期的项目，但我那时就开始拍摄肖像照，发展我的个人项目。 艾：你写道，肖像照应该是被拍摄者和摄影师之间的合作。现实中这是一种怎样的合作呢？ 大：有时你很难分辨哪张肖像照是合作成功的产物，哪张是徒劳的产物，或者是介于成功与失败之间的产物。最后的结果并不一定是明显的。 就我而言，至少在被拍摄者默许时，合作便开始了。你可能要先通过语言解释一下，但有时你不说话他们也会理解你并允许你的拍摄。理想的做法是，人们知道记录某人的外貌是为了他们的后人，或者因为他们明白你拍摄的原因。这类合作如果能发生，或许是因为被拍摄者和摄影师之间已经相当熟悉了。 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有第三方团体帮你解释拍摄目的。如此一来，你也可以拍到某个转瞬即逝但非常重要的瞬间。有时候，正是被拍摄者看向镜头的动作让照片读者感觉到了与被拍摄者之间的联系。 看看埃夫登（Avedon）关于美国西部的项目，你能看出人们面对镜头时的舒适与不适。我一直希望，自己镜头下的人们不会觉得或表现地像是显微镜下的昆虫，而是自发地向镜头展现自己。 “以报道和故事的形式记住人们的牺牲，包括非洲人民的牺牲，这是非常重要的。” 艾：你会通过哪些方式来表示对被拍摄者的尊重呢？尤其是你还是一名西方白人摄影师，你如何避免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在窥探别人隐私或者只是来游玩的？ 大：视情况而定。如果是在一些偏远的乡村地区，例如肯尼亚北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沙巴省或苏丹北部的沙漠，那作为一名非政府组织或其他在当地有活动的组织的代表，情况会容易一些，人们也会尊重你欣赏你。 在那些情况下，尊重的氛围已经建立了起来，你只要在那种环境中正常地和人们相处即可。但如果是以一名媒体人或感兴趣的个人的身份，那事情就会困难一些。 刚到非洲时，我天真地怀揣着全世界人民都是一家人的理想主义观念，这种观念最终也逐渐被消磨掉了，变成了简单而真实的人文关怀。我发现，如果人们意识到我并没有恶意，并不是来这窥探隐私，或是在长期的殖民统治后再以一名“白人救赎者”的身份来此惺惺作态，亦或是为了进行种族剥削，他们便会接受我的到来。 我的愿望是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例如学习斯瓦希里语等语言，愉快地和他们分享食物、音乐和故事，在这方面我也做的很不错。不论人们拥有怎样的教育背景或文化背景，他们都会在自己被利用时产生戒备。如果你的作为没有成功消除隔阂，在某些照片中，你就能从他们的眼中看到这种戒备。你无法说服所有人相信你，我也确实遇见过人们的抵制。 有一个非常可怕的案例。1990年，我去到内罗毕的一个贫困地区，当时萨巴萨巴镇（Saba Saba）正爆发多党民主暴动，我也受到波及，被警察拘留了。接受了数个小时的审问后，我得到了释放，毫发无伤，不过其他新闻机构的同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因此，我在书中也写了段话纪念肯尼亚新闻摄影师豪斯·麦纳（Hos Maina）和丹·艾登（Dan Eldon）等在1993年索马里暴乱中牺牲的四人。以报道和故事的形式记住人们的牺牲，包括非洲人民的牺牲，这是非常重要的。 南永加和她的信徒 艾：你最喜欢哪些照片？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拍到它们的？ 大：其中一张是姆瓦伊（Mwai）的照片，他是一名年老的绅士，戴着破旧的眼镜。我们在他位于卡米力图（Kamiriithu）的家中见面的。当时我住在附近一个叫做日罗尼（Rironi）的乡下小镇，在利穆鲁（Limuru）的一家大型市场里遇见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人，我们聊了一会儿，他主动提出用他的驴车载我去他家。在那里我见到了他的祖父——姆瓦伊。他曾是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武装斗争运动——茅茅运动（Mau Mau rebellion）的领导人之一。我对他很感兴趣，所以能与他和他的儿子（他也参加了茅茅运动）相遇交谈，让这张照片变得更有意义。 “如果人们意识到我并没有恶意，并不是来这窥探隐私，或是在长期的殖民统治后再以一名'白人救赎者’的身份来此惺惺作态，亦或是为了进行种族剥削，他们便会接受我的到来。” 另一张我非常喜欢的照片是被门徒环绕的信仰治疗师南永加（Nanyonga）。1989年，她宣称上帝造访过自己，说她家院子里的泥土拥有治疗奇效。这一说辞在乌干达引起了轰动。当时艾滋病正在乌干达猖獗蔓延，于是成千上万的人从四方涌来，包括从附近的国家赶来，只为从她那求得几勺灵丹妙药。我和我的朋友开着一辆兰德酷路泽（Land Cruiser）从堪培拉赶去南永加的村子。这本书里也包含了她的照片和她与上帝见面的奇异故事。 艾：书中有哪些人与你建立了很特别的关系？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大：有太多人了，不过有些人令我的印象更加深刻。封面的汉娜·万吉鲁（Hannah Wanjiru）就是我的一个很特殊的朋友。认识她时，我还没离开最初工作的那个非政府组织。与其他很多人一样，汉娜出生在肯尼亚中部一个非常美丽的村庄中，如今却在内罗毕的贫民窟过着极其贫穷的生活。我去玛萨瑞谷贫民窟拜访她家时与她成为了好朋友，我离开那家非政府组织后依旧维持着和她之间的友谊。 “刚到非洲时，我天真地怀揣着全世界人民都是一家人的理想主义观念，这种观念最终也逐渐被消磨掉了，变成了简单而真实的人文关怀” 汉娜把我当做亲生儿子一样，有事会给我带些小礼物，例如一只非洲龟（在离开非洲前我一直养在公寓里）以及她儿时和父母的珍贵合影。在这本书中我写了一篇关于汉娜和她的照片的文章。 另一个人是莫西·吉声伊（Mercy Gichengi），我是在肯尼亚恩杜古协会（Undugu Society of Kenya）工作时认识她的。那是一个帮助流浪儿童的组织，在一个叫做里欧其（Rioki）的乡村小镇设有一家流浪女童收容所，莫西是我在收容所拍摄的女孩之一。幸运的是，她的人生得以改变。她上了大学，成为了一名为女性和儿童奔走的倡议者，为她们带去她曾获得的爱与关怀。 “不论人们拥有怎样的教育背景或文化背景，他们都会在自己被利用时产生戒备。如果你的作为没有成功消除隔阂，在某些照片中，你就会从他们的眼中看到这种戒备。” 几年前，我和莫西在社交媒体上相遇了，我很开心和她成了朋友。她正在写一本自传，还同意让我在这本摄影集的流浪儿童部分附上一小段节选。
艾：你拍过肯尼亚、乌干达、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厄立特里亚、苏丹和坦桑尼亚的社会和政治场面。刚从事这类拍摄时，你学到了哪些重要的经验呢？ 大：面对政治和社会动荡，我试着坦诚以对，避免被人们指责为罪恶的外人。当然，并不是每次都能实现这点，所以有时你必须推开人群带着照片离开。 一个重要的经验是——永远不要觉得自己作为记者或艺术家的地位有多崇高。不是所有人都觉得你的使命和责任有多荣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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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hercules028 > 《摄影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