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成为钱玄同

　　

　　1937年，50岁的钱玄同，拖着疲惫之躯，在北平给老朋友周作人写了一封信，里面有这样几句话——

　　“我近来颇想添一个俗不可耐的雅号，曰鲍山病叟。鲍山者确有此山，在湖州之南门外，实为先世六世祖发祥之地，历经五世祖、高祖、曾祖，皆宅居该山……鲍山中至今尚有一钱家浜，先世故墓皆在该浜之中。”

　　可是，还来不及回去，2年后，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霹雳先锋”，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年仅52岁。

　　“人到四十岁都该死，不死也应枪毙”。钱玄同的先锋语录，以“十分话说到十二分”著称。他和陈独秀、胡适、刘半农一道，并称为《新青年》杂志的“四大台柱”，向旧礼教宣战，鼓励鲁迅，写下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这个被鲁迅称为“话痨”的浙江人，在汉字改革上，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我们如今一直在实用的白话文、汉语拼音、汉字拉丁字母化、简体汉字、汉字横排，甚至是从左至右书写和阅读方式，都是他“发明”的。

　　从小体弱，不爱在家住，喜欢上朋友家“雅座”的老北漂，在故乡的日子，不超过十年。今年9月12日，是钱玄同125岁的冥寿。他念及的祖居，今安好？年少时光，又是如何度过？

　　寻着他的足迹，记者一路寻访。

　　足迹：祖屋破落，潜园如新

　　虽然钱玄同出生在苏州，但是根据家谱《吴兴钱氏家乘》记载，钱家世居湖州鲍山，是贫寒的务农之家。他在信里提及的钱家浜，就在鲍山脚下，今属道场乡道场浜村。

　　“孤零零的一座小山，离市区有十多里路。旁边的大山都开石矿开掉了，只有它还保留着。”湖州师范学院的教授余连祥，也是学报编辑部主任，他写的《钱玄同传》最近正付梓印刷。他曾实地走访了钱家在湖州的每一处角落。

　　一幢破旧的清代民居，三开间两进，瓦片凌乱，随时要散架的样子，这就是钱家祖居。

　　记者在湖州市广电新局了解到，湖州市在2007年开展的文物第三次普查中，便发现了这处钱玄同祖居，建筑面积约100多平方米，目前被列入文保登录点。

　　钱玄同对祖屋的记忆，只停留在家谱的记载里。不过，在湖州城内，确有一处地方，他曾经带着夫人，住过一段时间，这就是潜园。

　　这是清代藏书家陆心源建的私家花园，因其自称“潜园老人”，故曰“潜园”。绕过门口用太湖石堆成的山，粉墙黛瓦，引入眼帘。抱轩长廊外，石笋、芭蕉树、香樟，清雅宜人。

　　“本来里面还有16景，但抗战时期，大部分都被毁了。”余老师说，钱玄同的长兄钱恂，比他大33岁，是晚清最早一批外交官。他在1909年回到湖州，修祖坟，并租住在潜园。当时的钱恂在湖州中学任代理校长，钱玄同代国文课，茅盾是他的学生，他经常和同学到潜园玩。

　　反叛：湖州是他的思想转变地

　　余连祥说，钱玄同在湖州的足迹不多，但他的思想转折点，却发生在湖州。

　　母亲过世后，钱玄同回到湖州，在他曾祖父的李姓亲戚家中，念私塾。这家的私塾先生，有点特别，除了教四书五经之外，还教英语。其中一位老师，叫方青箱，曾当过嘉兴中学的校长，茅盾也是他的学生。

　　从小受古典教育的钱玄同，曾经欣赏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一度同情保皇派人士，可是，1903年冬天，方青箱送给他两部书，一部是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部是邹容的《革命军》，让他震惊万分，从此，“排满是我们唯一的天职”。

　　“一旦确认信仰，他做事情就很极端，不顾一切。”第二年，钱玄同叫来一个剃头匠，咔嚓一声，把辫子剪了，以表示“义不帝清”之意。那年他18岁。这种反叛精神，伴随了钱玄同的一生。

　　钱玄同认为，推翻清朝的统治，就是光复汉族，一切都应该复古，恢复到中国古代的情形，包括恢复古人的穿着。辛亥革命期间，钱玄同一个人呆在潜园里，参照《礼记》、《书议》、《家礼》等古籍，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深衣冠服说》。“他还请裁缝照着他的书，做了一个套装。”余连祥说。

　　1912年3月，钱玄同来到杭州，在浙江教育司当一名科员。“他觉得上班绝对不能穿满族的衣服，于是，每天‘玄冠’，穿上‘深衣’，系上‘大带’上班，虽被同事当成笑柄，但他还是很执着。”

　　余老师说，钱玄同在北京工作时，对杭州常念念不忘。他的长子钱秉雄回忆：“只想到浙江图书馆找个工作，人地都相宜。”

　　矛盾：牺牲自己，只救青年，只救孩子

　　在周作人看来，钱玄同的性格是个矛盾统一体，“谨严峻烈，平易诙谐，集在一起”。余连祥认为，很多人觉得他是怪人，但他的怪，也是他的真。“对于社会，他是反礼教的斗士，但自己却恪守不已。黎锦熙称钱玄同为‘纲常名教中的完人’，但他完得很辛苦。”

　　对自己的包办婚姻，钱玄同一开始就有抵触情绪。有些朋友劝他纳妾，因为那时候法律上并无明文禁止，在他家庭条件又能许可，但他拒绝：“《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他一辈子没有交过女朋友，最不喜看电影，难于奉陪，又不惯替人家拿外套。“所以当他知道鲁迅与许广平在一起后，就特别不爽。”余连祥说。

　　他对自己的苛刻，还表现在学问上。钱玄同写的文字学课讲义《文字学音篇》，是我国高等院校汉语音韵学课的最早一部教材，但他一直不满，自称“百孔千疮”，“多一个人看见，就使我心中加一分难受”。1921年重印时，他在《再版序》中“自打耳光”，列出书中的六大不足。

　　对于这种贯穿一生的“矛盾”情结，钱玄同有自己的想法：“藉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自己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