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释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

任何一个学科存在的前提，都应该是它的研究对象总是可知的。如果研究对象终归是不可知的，研究活动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理由。史学史上出现过的各种各样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论调，对历史学认识过去的能力提出质疑的主要理由，大致都可以归结为两点：史家不可离弃的主观因素妨碍了对于过去的客观中立的认识；史料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决定了我们有关过去的了解总是不完整、不全面的。

这里的有限性指的是，历史学家的研究活动总是经常面临这样的情形：针对某一历史论题的史料有着不同程度的欠缺，难以让我们构造出没有缝隙的历史图景；这里的局限性指的则是，史料总是特定的人从特定的视角为着特定的目的而有意无意制造出来的，因而并非透明而无分别地反映过去。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如同卡尔所说，我们有关古希腊的历史理解的素材，主要来自于雅典公民，[1]而他们都是有着一定财产的成年男子。

从主客观因素提出的对于历史知识的犹疑，一个共同点就在于，从客观、完整的历史知识难以达成这一点出发，而怀疑历史知识的可能性。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提出历史解释，其前提是这样一种信念：我们归根结底对于人类过往能够有所认识和理解。那种因为我们难以达到对过去的完全了解、而对历史知识的可能性产生怀疑的论点，其症结恰如英国史家埃尔顿所云，是“忘记了无法知晓全部的真实和全然无法认识真实是两码事”。[2]

硬币的一面，是“不全知”不等于“不可知”；硬币的另一面，则是“可知”不等于“全知”。清华大学近年来收藏和研究的战国竹简中有很多珍贵的史料，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改变了我们对上古中国文明的认识，可是，这批竹简能够存留至今，最终得到妥善的收藏、保护、整理和研究，其中有着太多的偶然因素。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曾经谈到，唐代诗人李绅留存到今天的，基本上都是他后期相当平庸的一些作品，而作为“新乐府”和元和年间诗歌革新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他早年的诗歌必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番风貌，只是具体情形大概我们永远也无法得知了。[3]

这里，我们知道有某个很重要的东西是我们所缺失了的，而且我们有能力知道我们缺失了什么。我们还可以推想，在不少情形下，我们很可能连自己缺失了某些很重要的东西这一点，都不会有机会意识到。套用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为并未在伊拉克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辩解时说的话，那就是，“世上有已知的已知（known knowns），也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此外还有已知的未知（known unknowns），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并不了解的东西；然而除了二者之外，还有未知的未知（unknown unknowns），亦即那些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对其一无所知的东西。”[4]

历史学家在提出历史解释时，在有着不断拓展学科知识边界的抱负的同时，又有必要对自己在具体论题上的认识边界保持足够的警醒和谦卑，对自己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有着足够清醒的认识。

对于同样的历史论题，人们是否应该而且也可以达到同样的历史解释？可以将对这一问题的不同态度，区分为历史解释的一元论和多元论。[5]在一元论者看来，过去的大树只以一种方式倒下，因而对于大树倒下的正确描述方式只能有一种；不同角度的对于大树倒下的描述，只要足够真确无误，它们之间就必定彼此相容而不可能相互抵牾，终归可以汇集成为一个更加全方位的、更为优越的版本。[6]

多元论者如海登·怀特，则认定面对同样的历史论题，史家可以提出不同的彼此之间未必相容的解释策略，“其结果就是，我们在致力于反思一般历史时，注定了要在相互竞争的解释策略之间做出选择”，而“选择某种历史图景而非另外一种的最好的理由，归根结底乃是审美的或道德的，而非认识论的”。[7]

对于怀特这样的多元论立场，我们可以说：首先，认识论的问题并非这么简单就可以一笔开销了的。英国史家赫克斯特所说的历史学的实在性准则（reality rule），讲的就是历史学家应该讲述“相关的现有证据所能支撑的最有可能的故事”[8]，这当然是认识论层面上的问题。同一论题上某种特定的历史解释得到更为广泛的接受，是因为其整合相关历史素材并作出解释的有效性，超过了别的解释，这是再常见不过的情形。

其次，即便只考虑怀特所注重的审美的和道德的层次，我们也可以说，就审美层面而论，“诗无达诂”的同时，人们并未就此丧失了对具体诗歌的优劣高下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趣味无争辩”并不就等于“趣味无高下”；就道德层面来说，怀特本人也持有自身鲜明的道德立场而不可能始终保持相对主义的伦理态度。[9]

再次，人们对于有关同一论题的不同历史解释的优劣高下，往往能够达成共识；原有的不同视角的历史解释被后起的历史解释整合容纳，成为其中一部分，而后者具备了更大更具普遍性的解释效力；史学史上最常见不过的这种现象，使得史家们经常将历史学的客观性寄托于历史学家共同体的学科纪律和学科共识。[10]这种看法在理论逻辑上固然尚没有得到足够有力的阐发，却无疑比之怀特的说法，更能在史学实践中得到印证。

如同别的学科一样，历史学中也常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争议。史料中所蕴藏的史实是否可靠，固然是史家争论的话题；而被认定为可靠的史实，是否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和重要性，与同一论题相关的各个史实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应该如何将相关史实拣选出来、连贯成一体并给出合理的解释，更是史学实践中争讼不已的问题。

人们习惯于认为，对于某一史实，如果人们对于它所“传递”的信息并无异议，似乎就能够达成确定的解释。与历史事实的确定性相对应的，乃是历史解释的确定性。然而，史学实践中的情形，并不见得就一定如此。对霍斯巴赫备忘录（Hossbach Memorandum）的解释就是一个例子。1937年底某一天希特勒与其手下要员开过一次会议，希特勒的副官霍斯巴赫留下了相关的记录。在这份备忘录中，希特勒谈到了德国争夺“生存空间”的长期政策，明确提到要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还谈到了与英法开战的可能性。这份档案的真实性从未遭到过质疑，在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和若干史家那里，它都被当作纳粹战争机器在二战中的作为是早有图谋的证据。然而，研究二战史的名家泰勒（A. J. P. Taylor）等人却对此种解释颇不以为然。在泰勒看来，那次会议的主题是内政问题，希特勒有关战争的言论，不过是“元首”要超脱于手下人对具体事务的争执，要照例描绘一番远大愿景，只不过这一次的说法恰好与后来事态的发展更相吻合而已。在这里，基于同样认定的史料和史实，却出现了颇为不同而各自都不乏其合理依据的解释。[11]这里的情形似乎是，史实的确定性，并没有随之以解释的确定性。

确定的史料和史实，并没有让历史解释就丧失了弹性，甚至是不确定性。然而，史料和史实的束缚，又让历史解释并非就是漫无边际、不受限制的。史家总是要在史料和史实中有所选择，来构筑自己的历史图景。19世纪的英国史家弗罗德（James Anthony Froude）就说：“我常常觉得，历史就像是孩子玩的字母游戏，我们可以随意拼凑出任何单词。我们只要挑出自己想要的字母，随心所欲地排列一番，对于不合我们心意的东西，我们绝口不提。”[12]仿佛挑选和排列都是可以随心所欲、任意而为的。

果真要是这样，历史学就没有“家法”可言了。一方面，史实的拣选，总是受到它与论题相关性的限制。我们不能想象，研究工业革命的史家，能够将蒸汽机的改良和当时英国煤炭资源的分布和矿藏特征撇开在自己的视野之外；另一方面，史实之间的关联，绝非如海登·怀特所说的那样，全然来自史家的建构。

过去虽然不能为史家所直接碰触，然而，它却每每通过史料对于史家的束缚，来表明其真实不妄的存在。艾文斯说：“从事历史研究就像在做一个拼图游戏，那些拼板分散在一个屋子里的许多盒子之中，其中有一些已经被毁掉，即使我们把所有拼板组合在一起，依然有很多重要的拼板无法找到。最后这幅图像什么模样，部分要依仗有多少盒子留下来且被我们发现而定，这又大致要看我们到哪里搜寻它们。不论如何，尽管我们没法找到所有的拼板，这幅图像的大致轮廓总能被我们把握。于是，我们‘想象’着这幅图像的轮廓，并试图去深入它的细节。

然而同时，那些我们已经发现的拼板只能拼出一个蒸汽引擎的图像，那我们就别想着能把它们拼成一个乡野庭院，这根本办不到。因此，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过去留给我们的痕迹是支离破碎的，历史学家在重建它的时候完全能够海阔天空地进行想象发挥。”[13]这就仿佛，确如人们所常说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可是不管怎么样，那哈姆雷特毕竟是优柔寡断、柔肠百结，更长于思索而非行动的，没有人会把他混同于莽张飞。又仿佛，每个人心中自有一个林黛玉，但很难有人会把薛宝钗才会做的事、说的话，安到林妹妹的头上。

考察问题的视角不一样，选择的参照系不一样，进行历史解释时需要考量的因素也会不一样。对明清易代这一巨大历史变动的考察，传统的政治史更多地聚焦于宏观政治军事格局下，崇祯皇帝、多尔衮、李自成、吴三桂等人物的进退取舍，把个体的选择视作历史过程的重要变量。军事技术史角度的考察，则可以从各方所掌握的从西欧传来的火器的优劣多寡，对最终的战争结局得出合理的推断。

而将这一历史变动纳入全球视野、置于历史人物所置身的自然环境在特定时期的变化中来考察，那个时段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就成了17世纪全球性总体危机的一部分了。[14]彼时北半球进入地球上第5个小冰河期，气候变冷使得东亚这块土地上，不可能再出产足以养活原来那么多人口的食物。给定这样的前提，晚明之际的大变乱就成了无可逃避，微观视角下充满了能动性和可能性的历史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就如同年鉴学派第二代领袖人物布罗代尔眼中的人类，不过是受制于结构和局势的囚徒，“陷入自身无能为力的命运之中”。[15]

从微观到宏观、从个体到人群、从事件到结构、从特定地域到全球视野，针对特定论题的相关研究，因其焦点各异、参照系不同，提出的解释也自然不同。然而，这里的情形并不如多元论者所想象的，是各种解释之间互不相容而又各自都能成立。不同层次和视角的解释，彼此之间不能相互替代。宏观的、从结构性因素着眼的解释，无法让我们对具体进程和事件（如满明之间的某场战役、崇祯在对起义军“剿”与“抚”之间的踌躇与决断）达到充分的理解，更无法让我们对身处这场历史大变局中特定个体（如陈寅恪所关注的柳如是）的命运感同身受。微观的、聚焦于个体和事件的解释，却又难以具备宏观的、从结构因素着眼的解释所能提供的对于特定时段历史大势的解释效力。

然而，不同层次和视角的解释又绝非彼此隔绝，而是可以相互勾连，互相发明的。比如，对诸如明清辽东战争的进程这样的具体事件，就可以结合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军事革命的宏观背景和战事中的各种具体细节，而得到更为充分完备的理解。[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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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一直被叫作一具缺少许多零配件的、巨大的钢丝锯。但是主要的麻烦并不在于漏洞。我们有关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在雅典公民看来是怎样的，我们知道得很多；可是在斯巴达人、科林斯人、底比斯人眼中的雅典是怎样的，我们却几乎一无所知——更不用说波斯人，或者说奴隶，或者说那些居住在雅典的非雅典公民是怎样看待雅典的了。我们关于雅典的印象是为我们预先选择好的，预先决定了的……”。此段引文见《历史是什么？》，第95页。

[2]埃尔顿，《历史学的实践》（G. R. Elton,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2），p.46。

[3]宇文所安，“史中有史：从编辑《剑桥中国文学史》谈起”，《读书》，2008年第5期。

[4]转引自齐泽克，《事件》，王师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1页。

[5]伯克霍福说：“一元论意味着只有一种最好的或者正确的解释，多元论可以意味着两种或者多种正确解释之间的不可通约，也可以意味着多种解释之间可以也应该调和，从而产生一种最好的或者更加正确的解释。”见其《超越伟大故事：作为文本和话语的历史》，邢立军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4页。在我看来，他所列举的历史解释的多元论的两种情形，只有第一种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多元论；多种解释彼此相容而且可以百川归海、汇集提升为一种更好的解释，这后一种情形，只能归为一元论。

[6]彼得·盖伊就表示过，后悔将自己研究启蒙运动的名作的副标题写成了“An Interpretation”，而不是“The Interpretation”。见《超越伟大故事》，第81页。

[7]这两句引文，正是怀特在《元史学》“序言”中就明确提出的他此书的七条基本结论中的两条，见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xii。 

[8]见That Noble Dream, p. 595。

[9]更为详细的讨论，参见拙著《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10]合著《历史的真相》（阿普尔比，亨特，雅各布著，刘北成、薛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的三位女历史学家，就是这样的思路。

[11]此例证出自杜森，“历史学家与他的证据”，载《客观性、方法与视角》（W. J. van der Dussen, “The Historian and His Evidence”, in Objectivity, Method and Point of View, W. J. van der Dussen and Liond Robinoff eds., Leiden, Brill, 1991）, pp.163-167。

[12]转引自《捍卫历史》，第53页。

[13]同上，第88页。

[14]参看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三联书店，2017年。

[15]见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 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5页。

[16]参见《火枪与账簿》相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