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汪鸾翔先生作于1923年前后的清华大学校歌中有一段“器识为先，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无问西东”一语也被用于纪念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同名电影。“无问西东”这一语汇及其思想，其实是来自王国维先生的观点。 王国维先生是晚清民国重要的学者，也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四导师”之一（另外三人为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王国维先生在1914年月于日本东京为《国学丛刊》撰写的序文中提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的观点，认为学术应该打破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的藩篱，才能获得真知。  王国维先生这样论述“学无中西”：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即从俗说而姑存中学、西学之名，则夫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特余所谓中学，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授之西学而已。治《毛诗》《尔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诸学；而治博物学者，苟质以《诗》《骚》草木之名状而不知焉，则于此学固未为善。必如西人之推算日食，证梁虞剫、唐一行之说，以明《竹书纪年》之非伪，由《大唐西域记》以发见释迦之支墓，斯为得矣。故一学既兴，他学自从之，此由学问之事，本无中、西，彼鳃鳃焉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  王国维先生先是指出无论是中西学术，在内容上不外乎科学、史学、文学，并没有本质的差别，而只有治学方法上的一些差异，比如研究范围的广狭、研究路径的疏密而已。中学西学之间由于大同小异，所以并不存在排斥和竞争关系，相反，它们是相互促进相互成全的。比如为《诗经》《尔雅》里的名词做注解，就不能不通天文地理等等自然知识，而治自然科学的若对《诗经》《离骚》里的的草木虫鱼一无所知，研究也无法深入。又比如历代天文学家如虞剫、一行等人的学说，也必须借助西方天文科学才能够证实，而一些真伪莫辨的古籍比如《竹书纪年》，也需要西方天文知识的证明里面的天象记载，才能判断这部书的真伪。又比如佛祖释迦摩尼的墓葬所在，也需要靠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的记录来证明。所以中西学术实际上是水乳交融，互为条件，各自都不应该固步自封，画地为牢。 清华国学院的另一位大师级导师陈寅恪先生，在王国维先生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的观点。鲁迅先生虽然揶揄王国维先生“老实得像根火腿”，但他的“拿来主义”依然是“学不分中西”的回响。 其实，“学不分中西”也并非王国维先生的独创。南宋心学大师陆九渊就说过“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这也就是所谓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同是来自清华的大师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将陆九渊的这段话概括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而更重要的是，在晚清民国的危亡局面中，有识之士早已认识到，不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就无法救亡图存，而不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就无法启蒙觉世。不管是张之洞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还是梁启超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都是这一背景之下的反应。王国维先生虽然是从学术的层面讨论古今中西问题，但学术本来就是历史的反映。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些象牙宝塔的论述中，感受到老一辈清华人的赤子之心。  清华大学校歌歌词（汪鸾翔作）：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岿然中央。 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大同爰跻，祖国以光。 莘莘学子来远方，莘莘学子来远方。 春风化雨乐未央，行健不息须自强。 自强，自强，行健不息须自强！ 自强，自强，行健不息须自强！ 左图右史，邺架巍巍，致知穷理，学古探微。 新旧合冶，殊途同归，肴核仁义，闻道日肥。 服膺守善心无违，服膺守善心无违。 海能卑下众水归，学问笃实生光辉。 光辉，光辉，学问笃实生光辉！ 光辉，光辉，学问笃实生光辉！ 器识为先，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 孰绍介是，吾校之功，同仁一视，泱泱大风。 水木清华众秀钟，水木清华众秀钟。 万悃如一矢以忠，赫赫吾校名无穷。 无穷，无穷，赫赫吾校名无穷！ 无穷，无穷，赫赫吾校名无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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