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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门县地处珠江三角洲西南部，为珠江流域最大的出海口。从珠江水系图可见，磨刀门、鸡啼门、虎跳门三大水道流经斗门境内。这里水猛流急，潮起潮落，流沙量大，除了黄杨山和散布的丘陵之外，其余境内62%的平原面积原来都是浅海。据测算，三大水道进入斗门境内年平均径流量为769亿立方米，年平均输沙量为3467万吨。磨刀门水道年平均淤高2至3厘米，年延伸103至110米；虎跳门和鸡啼门水道年平均淤高4厘米，年延伸80至90米。千百年的时光流逝、历史变迁，形成珠江下游的斗门县泥沙沉积、滩涂辽阔，加上水资源丰富，有利于潮排潮灌，客观上为斗门的围垦造田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围海造田成了斗门的一大优势。 斗门的围垦始于明末清初。据《新会县志》记载，斗门县莲溪镇的大沙、莲花山以南的莲江、红星一带，300多年前就已围垦成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至五十七（1718年）年开垦大沙官田一百零二十顷六十亩”、“乾隆四年至嘉庆四年，奉行补升起征斥卤税，……大沙官田下则（下等土地）税一百零四顷十亩，征银三百二十六两。”说明当时不仅有围垦面积，而且有征税记录。 1872、1879和1920年的《香山县志》，对斗门县的西安（莲溪）、上横、白蕉、六乡、乾务等地沧海变桑田的历史均有记载。清初时期，黄梁都仅有村庄17个，到了清中已增至67个。光绪年间，官绅相互勾结争滩夺埠，促使斗门境内的围垦速度加快，面积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加，村庄也很快增至193个。清代中、末叶，县境北至中部的江河和陆地已基本定型。民国期间以及建国后的围垦工程，主要向白蕉天生河以南的灯笼沙、桅夹沙和坭湾以南沿着磨刀门西侧、鸡啼门水道两岸以及虎跳门东侧的广阔海滩发展。从1955年起至1990年的35年期间，斗门的围垦总面积达31.65万亩（年平均围垦达9000亩）。投产利用净面积22.8万亩，总投资42210.81万元，其中自筹资金38493.4万元，省政府无偿投入3221.12万元，有偿投资496.2万元。1992年至2000年，斗门没有新的围垦记录，滩涂资源的利用基本上告一段落。 翻开斗门的历史，斗门的围垦曾呈现“两慢两快”现象：唐、宋、元时期，斗门县的滩涂沉积、淤高、成陆速度缓慢，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中、末期）速度加快；民国时期进展缓慢，建国后的20世纪80年代后进展最快。也就是说，斗门围垦始于明末清初、盛于清代中末叶、继于民国、大展鸿图于建国后。 清中末期围垦发展快，主要原因是清皇朝对中国的统治已相对稳定，经济已逐步复苏，当地官僚和豪绅都看到滩涂围垦有利可图，纷纷用尽各种手段“抢滩霸地”，而清朝的统治者也把滩涂作为赏赐给有功大臣的礼物，去刺激他们为朝廷效劳。如白蕉镇的新环、灯笼沙一带的沙田，便是清皇帝准许荔山乡清末官僚黄槐森围垦成田的。而民国时期围垦进程比不上清代中末叶，是因为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连年战争不断，经济萧条，加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严重阻碍和制约了斗门县滩涂围垦的发展。1949年11月斗门全境解放后，党和政府充分利用斗门独特的滩涂资源优势，加大力度狠抓围垦工作。 建国后斗门最早的围垦工程于1955年从平沙开始，首期围垦面积达44160亩。（至1990年止，平沙先后进行了6期围垦工程，合计10.22万亩。） 1958年8月，中山、珠海两县联合成立中珠白藤堵海防咸工程指挥部，共组织10000名青壮年民工，3894艘农船，全面拉开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白藤堵海防咸工程战役。1959年，朱德委员长在广东省省长陈郁陪同下视察了白藤堵海防咸工程，给民工们带来极大的鼓舞，同年12月，东西两堤全长5725米的白藤大堤全面合拢，1961年5月全面完工，从此，斗门地区和珠海县13.63万亩农田因大堤截咸而获益。但是，由于大跃进年代修筑的白藤大堤并无经过专家科学论证，缺乏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因而形成筑堤截流后大堤内外泥沙淤积，内湖滩涂快速增高，迫使原流经白藤的泥湾门水道的来水全部改由鸡啼门出海，延长了16公里的流程。不仅减弱了农田的自然排灌能力，还扩大了堤内农田的涝积范围。为彻底消除白藤堵海的遗留问题，1971年2月，斗门县人民政府成立白藤湖治理工程指挥部，对白藤湖进行综合治理，破堤建闸与湖内围垦同时进行。1974年9月，担负着92.8平方公里灌溉任务、全长151米的大型浮运大闸──白藤大闸正式建成。1975年3月，3万多亩的白藤湖围垦工程全面完工，之后建成了全国第一个农民度假村和旅游城，为游客创造了“住水边、吃水鲜、玩水面”的优美环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斗门县的滩涂围垦进入了辉煌的历史发展时期，除白蕉八围由白蕉镇人民政府组织围垦之外，以斗门县围垦总公司为投资主体的围垦工作从1982年至1992年10年期间，先后投资29442万元，完成了鹤州北、雷蛛、南虎、五山等垦区的围垦共6.2万亩，创下斗门县机械围垦工程新的纪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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