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方碑》研究

张金梁

（此为应邀参加天津衡方碑研讨会之文）

内容提要：本文对《衡方碑》的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探索讨论，内容包括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拓本及书者，二是碑阴文字，三是艺术风格，四是书法特色，五是历史影响。特别是对《衡方碑》之书者、碑阴文字以及此碑特殊笔法“银钩虿尾”的研究，颇具突破性意义。

关键词：《衡方碑》 碑阴 书者 银钩虿尾

隶书成熟于汉代，且留下了诸多石刻，清代碑学兴盛之后，学习隶书者莫不师法之，故李瑞清论书有“求分于石”之论。《衡方碑》立于东汉建宁元年（168），正是隶书成熟时期的重要代表。

一、《衡方碑》之拓本及书者

《衡方碑》全称《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高240厘米，宽110厘米，圆首，额题“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阳刻隶书两行，额下有穿。碑文隶书，字径一寸二分，23行，行36字。(如图一)碑阴有故吏、门生等题名，漫漶特甚。牛运震《金石图》称：“碑在汶上县西南十五里平原郭家楼前，南向，以建宁元年立。雍正八年，汶水泛决，碑陷卧，庄人郭承锡等出资复建焉。”咸丰九年（1859），何绍基“主讲泺源书院，知是碑在汶上县野田中，嘱县令移至学宫。”建国后碑安置于泰安岱庙东庑。

《衡方碑》在宋代便有著录，欧阳修《集古录》称之为《衡方碑》，赵明诚《金石录》称《卫尉卿衡方碑》，洪适《隶释》则名之为《卫尉衡方碑》，《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等多从赵氏《金石录》之说。《衡方碑》虽然在宋代就被世人重视，但未见有宋拓本流传，人们所见最早的拓本推测到明代，而现在流行于世者，则以清初拓本为多。近人王壮弘对碑拓经多见广，谓“明拓‘厉’字不损本见数本。曾见故宫博物院藏本有方若二跋，然拓工极差，字口也不甚显。较前所见者逊多矣。”并对明拓本之诸多特点进行了归结：“明拓本，首行‘雁门太守’之‘守’未损，‘因而氏焉’之‘焉’字可见上半。二行‘仁’下‘厉’字未损。三行‘庐江太守’之‘太’字未损，六行‘将’字未损，‘南’字清晰。七行‘仪之’二字未损。”特别是二行“厉”字之损否，成为断定明清本的重要依据。从传世的佳本来看，没有准确的明本出现，而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明末清初本及藏于上海图书馆的“雍乾拓本”《衡方碑》，为其中颇有代表性者。而解放前由文明书局影印的“孙星衍衍藏本”及艺苑真赏社影印的张叔末跋本，皆为清初拓本，颇有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宋洪适《隶释》记碑文未行小字云：“门生平原乐陵朱登字仲”，并说：“碑云：海内门生故吏，采嘉石，镌灵碑，末有小字门生朱登题名，则其人也。”显然洪氏认为朱登是主持立碑之人。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则曰：“铭文之末又另起一碑字，此碑字下分两行，‘门生平原乐陵朱登字仲（希）书’，此是书人姓名。”翁记碑末小字比洪适多出“希书”二字，并由此肯定朱登为书丹者。然而对洪适之论也不加否认，只模棱两可的说：“末行小字洪氏以为即采石镌碑之门生也，附缀文后，此又一体例也。”从翁氏乾隆五十四年亲自在南昌使院付梓的《两汉金石记》初刻来看，其汉碑释文凡遇模糊不清楚之字，则依洪适《隶释》填入，并在右边书小字“依洪”记之。在《衡方碑》末这两行小字中间“生”字右旁，亦记以“依洪”字样，是说此两行小字的释读亦是依据洪释而来。然而洪释并没有“希书”二字，而翁在解释时，也将“希”字略小靠右，说明此字有不确定性，“书”字大概也是翁氏推测而来，这正是其不敢断然否定洪氏认为朱登为树碑之人的原因。

伊秉绶为清代隶书大家，于《衡方碑》受益特多，亦主张碑字为朱登所书，其有诗句云：“好事推黄九，搜出方瑶琼；会稽有故吏，任颖多门生；借问书者谁，朱氏其名登。欧、赵所未见，见之适然惊。”嘉庆四年（1799）十月，钱塘黄小松易洗石，发现《衡方》碑阴有字，方若《校碑随笔》记曰：“惟故吏故民门生等字最清晰。据翟氏《隶篇》谓可辨者二十三行，其字数七十一字。”后陆增祥对碑阴有更为详细的记载，皆可证其文字多为故吏及门生姓名，对于朱登为书碑者根本没有关系。由此可知，伊氏诗中所谓“借问书者谁，朱氏其名登”，也是根据翁方纲之论而来。之所以人们对翁氏之论毫无顾忌的沿袭，显然是因为汉碑署书者较少，多有抱残守缺涉怪猎奇心理所至。从流传下来的较好拓片看，“朱登字仲”后字残泓严重，所谓“希”字已多猜测，而“书”字之论全由臆断。故后来研究者对“朱登”书碑之说多有异议，不是没有道理。

《衡方碑》临帖指导

二、《衡方碑》之碑阴

关于《衡方碑》的碑阴，在宋人著录的文献中没有记载，明人也没有提及。其原因是碑阴所刻为树碑之资助者，对于正史考证没有多大作用，故而不加关注。时至清代，金石学大兴，人们对于碑石上各个角落上的字，立体搜索毫不放过，因此《衡方碑》之碑阴才受到世人重视。

首先发现《衡方碑》之碑阴者是黄易。方若《校碑随笔》云：“碑阴乃嘉庆四年乙未十月钱塘黄小松易洗石见有字拓之，惟故吏故民门生等字最清晰。据翟氏《隶篇》谓可辨者二十三行，其字数七十一字，以校嘉庆初拓本，故民东平中郡一行郡字尚可见，其前一行故吏京兆长安刘纪字○，《隶篇》‘长’字留字阙，审拓本实存也。”黄易，号小松，浙江仁和人，善鉴藏，工篆隶，历官兖州府运河同知，济宁同知，汶上县属兖州管辖，所以给其椎拓及研究《衡方碑》提供了方便。他在清洗《衡方碑》时，发现了碑阴有字并拓之传世。翟云升（1776—1858），字舜堂，号文泉，掖城（莱州）人。道光二年进士，工隶书，双钩汉碑隶字并加以分类论说成《隶篇》，其中对《衡方碑·碑阴》文字进行了著录，谓其“漫灭已甚，此其中横排一列，可辨者二十三行，其字如右。汶上路约斋（荣光）手拓。”由此可知，翟氏是借鉴汶上县路荣光之《衡方碑·碑阴》拓本而成文的。方若著《校碑随笔》，其手中亦有《衡方碑·碑阴》之拓本，故在记载其文字时，在翟氏所记的基础上又增一“长”字，使碑阴文字增到七十二个。

之后，由于碑阴模糊流传特少，人们对其关注不多。陆增祥（1816-1882），江苏太仓人。字魁仲，号星农、莘农。道光三十年状元及第，历官翰林院修撰、庆远府知府、道员，精金石学。著《八琼室待访金石录》，对《衡方碑·碑阴》之记载有所突破：“右汉卫尉卿衡方碑阴，仅存一列，《萃编》及翁氏、阮氏皆未著录。此本剥泓已甚，右幅约略尚有三行，无一字可辨，可辨者二十六行，已多不备。故吏三行，故民二行，门生十四行；其官职可见者“北海太守”、“○北相”、“郡中郎”、“东平中尉”也。地名可见者：南郡、东安、京兆、长安、颍川、河东、汝阳、北海、任○、平○也。女读汝，任下当是城，平下似是原，姓名可见者刘纪一人。”陆氏认为王昶的《金石萃编》及翁方纲、阮元诸金石名家，皆对《衡方碑·碑阴》没有关注，故而为自己的发现引以为豪。实际上在他之前，黄易、翟云升在此方面皆作过很多工作。为了便于讨论，现将陆氏记载列成数字条目，附以翟氏记载与其对比之：（条目中单条者为陆氏记载，小字者为陆氏推测之文；双条者上为陆氏、下为翟氏）

1、（阙）○○○○ 宁 ○○○○○○○○

2、北海太守南郡○○○○（阙）

○南郡（阙）

3、○北相○○○○字（阙）

4、○○○○○○○北平○○○○

故（阙）

5、○○○○○○北平○○ 东安○

故吏○北平○东（阙）

6、○○○○○○管○○○京兆○○○

故○官○京兆（阙）

7、故吏郡中郎○ 从 ○○○○ ○○○

故吏郎中（阙）

8、故吏○○○○仲○○○○

9、故吏京兆长安刘纪字○○

故民京兆○安○字（阙）

10、故民东平颍川中尉○宋○○○○

故民东平中○川（阙）

11、故民河东○○○石○○○○

故民（阙）

12、门生女阳○○○○○○○○○○○

门生女阳（阙）

13、门生○○○○○○○

门生北○字子（阙）

14、门生○○○○○○○

门生北平（阙）

15、门生北海○○○○○○

门生北○皮（阙）

16、门生北海○○○○○

门生北（阙）

17、门生北○○○

门生北（阙）

18、门生任○○○○○○○

门生（阙）

19、门生平○○○○○○

门生（阙）

20、○生京○上官○○○

门生（阙）

21、○○○○○郭○字○○○

门生（阙）

22、门○○○○○

门生（阙）

23、门生○○○○

门生（阙）

24、门生○○○○

门生（阙）

25、门生○○○○

门生（阙）

26、门生○○○○

门生（阙）

二者对比可以发现，陆氏记载确实较为详尽科学。他认为原来《衡方碑》碑阴不只一列，而漫患磨灭后“仅存一列”。在此列的行数上，他发现“右幅约略尚有三行，无一字可辨，可辨者二十六行”，也就是说此列当有二十九行文字，比翟氏所说，多出六行。再从每一条目上看，翟氏所记各行之方法较简单，遇有不清楚或无字之行，则不加记载，除没提及前有三行无字之识外，陆氏所记之第一、三、八行，翟氏因看清文字亦不加记录；翟氏遇有模糊或残泓不能识读之字，用○代之，其可能代表一个，也可能代表数个。而遇有残缺较重不知有多少内容者，则用“阙”字代表。陆氏则不然，其将能看清之字，按原来位置来标记。看不清但能确定位置的字，尽量准确的用○代替，几个字就用几个○，残缺不知情况，也注之为“阙”，从而在形式上较翟氏准确清晰，能了解碑阴之原貌。从字数上看，陆氏认读者八十八字，大都包括了翟氏记载者，但仍有出入：四行“故”、五行“故吏”、六行“故”、十三行“北”“字”“子”、十四行“北平”、十五行“皮”、二十行“门生”、二十一行“门生”、二十二行“生”共十五字，为翟氏所载有而陆氏记没有者，若加陆氏所载八十八字，计碑阴可得字一百零三个，其中重复之字较多。

另外，翟、陆所记在个别文字上有差别，当分析研究之。六行翟氏所记“官”字，陆记为“管”。在记字上，繁易记为简，一般简记不成繁，或“管”字竹头不太清，故翟氏记为“官”；七行翟氏所记“故吏郎中”，陆氏记为“故吏郡中郎”。按，从碑阴所记资助树碑人员的行文有规律可寻，基本上表现出了两种情况：一是对墓主的官员朋友记载，在行文上先为官职，次为籍贯，再为姓名；二是对墓主故吏、故民、门生的记载，在行文上先表明与墓主的关系，再述籍贯、职务、姓名。如果是本郡人氏，则籍贯用“郡”字代表。从而可定陆氏所记“故吏郡中郎○”，是说此人曾为墓主的故吏，后官至“中郎（将）”，再后当为姓名，非常符合行文方式。而翟氏所记“故吏郎中（阙）”则不见籍贯，不符合行文常规，对比陆氏所记可知，其将“郡”误识为“郎”所致；还有十行，陆记为“故民东平颍川中尉”，而翟氏记“故民东平中○川”。陆氏之记字句通顺，而翟氏所记○当为“颍”字，即使如此文句亦难以解读。对比陆氏之文不难看出，原因是其将后面“中尉”之“中”字向前错位所致。

三、《衡方碑》的艺术风格

汉碑风格众多，如《礼器碑》之瘦劲变化，《华山庙》之流丽奇古，《曹全》之萧散秀逸，《张迁》之雄劲古拙。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谓《衡方碑》“字体方正深朴，与《张迁碑》可以伯仲。”“方正”是隶书外在之共性，在《衡方碑》上表现的更为突出；而“深朴”确实是《衡方碑》之重要个性特征。“深”为深沉，暗藏书理内涵丰富者方具有之；朴为“朴拙”，是浑然天成不计工拙之谓也。《衡方碑》朴茂厚重形体壮伟，笔画纵横雄浑大气，表面上看不修边幅缺少装饰，确实与《张迁碑》大有相似之处，有一种自然雄浑的意韵寓于其中。要理解这种朴素的、大巧若拙的美，只有细细的品位揣摩才能感受得到。康有为最善评碑，其赞“凝整则有《衡方》”。“凝整”二字与方氏“方正深朴”意象接近，皆较忠实的道出了此碑之风格特色。“凝”字意味无究，笔凝也？字凝也？意凝也？总之神凝也。

人们评论《衡方碑》，大都只顾及到其外在的形势特色加以褒扬，而姚华则能以哲学家的眼光审视之，其《弗堂类稿》云：“《景君》高古，惟势甚严整，不若《衡方》之变化于平正，从严整中出险峻。”“变化于平正”，是指此碑字从外形势上看似乎平正无奇，而实际上点画结构气象万千；从碑之神态上看，此碑字看似非常严谨整饬，仔细分析则碑字点画结构充满着奇险对立矛盾，而能化险为夷巧妙的将对立组装在的严整的统一体中。这就是此碑之所以能让人百看不厌之魅力所在。《衡方碑》之整体残损严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其书法的审美，但具有慧眼者，则会透过表面看到本质。万经《分隸偶存》评《衡方碑》：“字巨如孔宙，而笔画粗硬，转掉重浊。则石理太粗，刻手不工之故耳。细玩之，其遒劲灵秀之致固在也。”《衡方碑》的石质不是坚硬细密的化钢岩，而是颗粒较粗的石灰岩，故而容易受泥土浸蚀而漫漶，此亦是《衡方碑》字点画粗散字口不清的重要原因。万经认为，《衡方碑》的外貌粗糙生硬，线条转折笨拙，是其石质太粗刻手不佳造成的。但若仔细品味深入探讨，仍然会感受到其书法本体那种“遒劲灵秀”的韵味，可谓深识书者之论。当然，只有具备丰富的书法修养及书写经验者，才能体味感受到这种“象外之意”“弦外之音”。

何绍基是清代最有代表性的碑学书法家之一，其长期遍临汉碑，而酷爱《衡方碑》，其认为此碑书“方古中有倔强气”，真方家之评也。“方古”是指外在形态，而“倔强”是指书法性情，这种人格化了的评论，只有深识书者才可能发现之。“倔强气”是何种气，其当是一种具有非常强大外射的张力，一种不让表面现象掩盖、不让不利因素破坏、能从恶劣环境中显示出高尚的书法精神。《隶书势》云：“或若虯龙盘游，蜿蜒轩翥，鸾凤翱翔，矫翼欲去；或若鸷鸟将击，并体抑怒，良马腾骧，奔放向路。仰而望之，郁若霄雾朝升，遊烟连云；俯而察之，漂若清风厉水，漪澜成文。”《衡方碑》的外在字体点画残泓严重，而其高妙的书法意蕴及“方正深朴”的艺术风格，仍然能从这种模糊的近于混沌中彰显出来，这就是《衡方碑》具有“倔强气”的最好证明。

当代书家对《衡方碑》的书法艺术更是赞不绝口。何应辉说：“《衡方碑》、《樊敏碑》、《校官碑》。闳中内敛的字势，满格满幅而来的茂密的章法，这种独特的空间工，突出地展现了丰伟壮阔的境界，已开唐代颜真卿正书之渐。三碑的用笔，都极尽浑朴丰厚之美，但最有代表性的应是《衡方碑》。在方整古朴的结构内部，力求疏密关系及笔势运动的变化，而有夷险交辉、情势起伏的艺术个性，如何绍基所评‘方古中有倔强气’。相对而言，自当优于《樊敏》之虚实平匀、端庄有余，亦优于《校官》之一味密促、笔涉臃肿。”赖非先生亦云：“《衡方碑》的朴茂与丰腴，对于汉代古朴、雄浑的时代特点的表现，更加鲜明强烈。”在此他们都认为《衡方碑》是汉碑中浑朴丰厚之美的代表者，是非常符合实际情况。但从多维审美的角度看，亦不能忽视其内含的“遒劲灵秀之致”，如此才能使研究不陷于片面和局限。

四、《衡方碑》的书法特色

1、波磔脚短

波磔左右对称是隶书重要特征，所谓的蚕头雁尾也多指此。《衡方碑》在波磔雁尾笔画处理上，显得出笔脚短。所谓“脚短”是指“波”“磔”从最粗处到画末的距离较短，不作长线波形。万经《分隶偶存》云：“至汉始有波偃挑剔，今所传石刻，班班可见。然如《北海》《景君》《衡方》《鲁峻》《张迁》《武荣》等碑微作挑法，而方板迟重，犹存古意。《韩敕》《孔宙》《孔彪》《孔褒》《曹全》等则姿媚横逸，巨细长短，惟意所适，直开今楷书法门矣。”“微作挑法”即“脚短”之表现，万经认为如此才能“犹存古意”。《衡方碑》中的波磔“挑法”可分为三类：一是波磔对出者，如“秋”“会”“东”“来”“受”等，其波画收笔大都圆重，磔笔则与之相称，重按轻提出脚较小；二是为长横的蚕头雁尾者，“英”、“有”“孝”“左”“平”“丘”“祖”等，此最能表现出书法个性精神，横画雁尾用笔顿按方重脚短稚拙可爱，万经所谓“方板迟重”者指此；三为“走”“之”之捺时如“之”“建”“迁”“起”“退”等，笔画皆较长且粗壮而显眼，但雁尾仍然脚短，与整体特性统一。

2、银钩虿尾

隶书中的竖弯钩之笔法，大都是竖后折笔变横，形成了九十度左右的角度，然后横行再用雁尾结束。而《衡方碑》之竖弯钩之笔法，则与之大相径庭，其由竖变为横时用转，由横上扬出锋时没有明显的雁尾形状，而形成了一个椭圆的弧形线条，然后中锋出之形成圆尖，形状如锥劲健非常。在《衡方碑》中如此笔法的字有两种情况：一是独体或上下结构者，如“九”“尤”“永”“兄”“先”“宽”等，其竖弯钩之有较大的空间伸展，所以会出现的竖弯钩线条接近于圆；第二种情况如“绝”“就”“孔”“礼”“耽”“凯”“轨”等左右结构者，竖弯钩在右旁无多少空间伸展，所以其形成的弧线竖立椭扁，即竖向横刚转化时便随之钩出，如弯金曲铁劲健非常，表现出了无比强烈的张力。

晋时索靖善草书，每美自书点画为“银钩虿尾”，银钩则说明其质地贵重细致刚中含柔遒劲无比。“虿”便是凶恶有毒蝎子，其尾巴上翘，末端有毒钩，遇有动物相近，则用其剌之施毒，令人惊骇不已。索靖用“银钩虿尾”来形容其草书点画，无非是强调其笔法坚实沉着锐利有力。面对《衡方碑》竖弯钩，其特殊的造型和随之产生意象，用“银钩虿尾”形容之再恰当不过了。仔细审视《衡方碑》，会发现抛背钩者如“气”“风”等亦同样法度，甚至右下出锋的竖（表现为竖撇或钩）如“州”“背”“符”“子”“翊”“考”等，亦具备“虿尾”笔法特点，这些特殊笔法的字，给整碑增添了诸多新奇元素和魅力。

3、突出主笔

汉字的书写，特别重视主笔，《衡方碑》对于主笔的强调，可以说在汉碑中是最为明显的。从具体情况来看，《衡方碑》的主笔可分出现在不同的笔画上。一是最常见的出现在有蚕头雁尾的横画上的主笔，此现象较为普遍，如“丘”“有”“其”“佚”“宣”等，皆突出横笔，使字体显得格外稳重；二是捺笔为主笔，如“家”“长”“良”“民”“后”等，特别是带有“走”“之”字的捺笔，在《衡方碑》中得到夸张强调的同时，往往对字的结构加以改造，即将被半包围的部分缩小，故意留出空间让捺笔发挥，于是有“走之”字的捺笔，如“建”“起”“迁”等，大都打破原有位置而右伸展，非常奇特醒目；三是竖弯钩为主笔，如“兄”“先”“孔”“礼”等，这是一个很能代表个性的组合笔画，《衡方碑》“银钩虿尾”形象的出现，为此碑增加了艺术魅力；四是撇为主笔者，如“用”“身”“夜”“君”“背”等，充分体现出了隶书原先波磔对称之样式；五是竖钩，如“将”“宁”“子”“于”“接”等，或加强竖之体型，或夸张撇钩之形态。总之，在《衡方碑》中，每个字其皆有突出主笔意识，而对于主笔的选择之面是非常宽广的，在其他的碑版内很难成为主笔者，在此可能成为主笔，如“就”字右边的撇，是很难想象让其作为主笔的，但《衡方碑》中“就”字之撇，便是主笔。《衡方碑》对主笔的夸大强调，其方法是加长加粗增加变化，所以我们会发现主笔大都丰腴厚重，起到了一个稳定字形主导风格加强视觉效果的作用。同时《衡方碑》在主笔的安排及表现上变化多端匪夷所思，因此使得碑中之字往往出人意外奇怪生焉，产生出非常强大的艺术魅力。

4、避让变化

避让是书法中非常重要的艺术元素，通过避让可以使不和谐的结构和谐，又能增加诸多趣味。隶书之体势以整饬扁平为主，大都不需要避让也能得到稳定，而有了避让，便会使书法更加有韵味，《衡方碑》此方面在汉隶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其避让类型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左让右者，如“秋”“孔”“绩”“祖”“相”“尉”等；右让左者，如“就”“悼”“肇”“轨”“绥”“凱”等；上让下者，如“背”“之”“李”“資”“發”等；下让上者，如“肇”“舉”“導”“感”“蠻”等。皆明显地表现出了避让关系，趣味横生妙不可言。

《衡方碑》之字的避让，虽然有规律可循，但不机械制作，大多是为需要，有时为了突出个性，出现了非常奇妙的避让，如多部字的“霜”之“木”特小让“目”，“職”字中部特小，“斑”两边王小让文。其单位笔画避让与突出主笔相互映辉，产生变化多端目不暇接的艺术效果。

五、《衡方碑》的历史影响

对于《衡方碑》对书法史的影响，人们有不少论述。翁方纲评《衡方碑》曰：“是碑书体宽绰而润，密处不甚留隙地，似开后来颜真卿正书之渐矣。……盖其书势在《景君碑》、《郑固碑》之间。”翁氏认为《衡方碑》的宽绰，影响到了唐颜真卿的楷书，从大的风格上看，颇有相同处。《景君碑》立于汉安二年（143），比《衡方碑》早二十五年，康有为谓其“古气磅礴，曳脚多用籀笔”；《郑固碑》立于延熹元年（158），早《衡方碑》十年，《广艺舟双楫》称之“端整古秀”，此二碑与《衡方碑》皆出今山东济宁，虽然古今地名不一，但其相隔颇近确是事实。翁氏谓《衡方碑》书势在《景君》《郑固》之间，意为其受二者影响所至，不是没有可能。在风格上“古气磅礴”及“端整古秀”兼而有之，大体可信。杨守敬《平碑记》曰：“此碑古健丰腴，北齐人书多从此出，当不在《华山碑》之下。”《华山碑》立于延熹八年（165），朱彝尊推其“当为汉第一品”，而杨守敬认为《衡方碑》的艺术水平不在其之下，赞誉之高不言而喻。在书法特点上，杨守敬赞《衡方碑》“古健丰腴”，颇准确到位，而认为北齐书法为此多受其影响，似比翁氏之论更加贴切接近。

《衡方碑》在尚碑的清代，受到非常大的重视，在隶字书写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王瓘曰：“《衡方碑》旧本极不易得，国朝伊墨卿太守奉之为金科玉律，诚汉人分法中之鸿宝也。”说伊秉绶之隶书受《衡方碑》影响并非臆断，伊秉绶《题〈衡方碑〉阴同覃溪先生寄桂未谷大令》诗有句云：“贱子窃慕之，百本临摹曾。”可见其对其下过极大的临摹功夫。伊秉绶有临《衡方碑》书作传世，（如图三）不难看出其方正厚重宽阔博大的气象，正是从《衡方》借鉴而来。可以说，《衡方碑》为伊秉绶形成自家风格，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何绍基亦非常喜欢《衡方碑》，有不少临习作品传世，其自己对此亦有记载：

《衡府君碑》方古中有倔强气，自是东京杰迹。昔石卿赠余古拓本整幅，经覃溪、小松题赏者，高悬雪壁，余目近视，苦难临仿。丁巳薄游历下，购获此本，精彩勃发，又剪裱册便于摹取，意甚珍之。嗣复得黄小松乾隆末年拓本，楮墨极旧，有韵味，而得字比此尚少。因思古人石墨，顾毡蜡何如，非尽今不如昔也。

何绍基称《衡方碑》为“东京杰迹”，为了学习收藏了数本形式不一的拓本，整拓者可挂而远观，剪裱者可抚案临习，喜爱之情不言而喻。为此还对此碑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越岁己未主讲泺源书院，知是碑在汶上县野田中，嘱县令移至学宫，精拓四本。然而得碑较易。仍须学官善护视之，不可率尔椎拓也。”何氏临摹采取舍形得神之法，以已意书碑字，临摹《衡方碑》亦不例外，粗粗看来如同抄录碑字相仿，仔细审视，则其所谓“倔强气”一直贯穿于自己的隶书书写理念中，尤其晚年自四川学政辞官后这种“倔强气”愈加明显，相信与临习《衡方碑》不无关系。（如图四）总之清人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者颇多，当代人也被《衡方碑》的书法艺术魅力所折服，很多书家对其进行深入的临习研究，被推为学习隶书的重要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