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帝为什么爱以镜为鉴

自人类诞生以来，妆容就是关心重视的第一件事。远古人类临水而居，时常在水中观看自己的倒影。镜子出现之后，便成为人们至今都离不开的生活必需品。人们以其照容，修饰形貌，整肃精神，还用它来譬喻人品德行，映射世事人生，甚至赋予它很多象征意义。历史上关于镜子的故事，更是数之不尽，太宗三鉴，破镜重圆之类的典故传说更是家喻户晓。宋人名著《宣和博古图》中专门设有“铜镜”门类，因而它也是人们喜好收藏把玩的珍物之一。

《鉴若长河：中国古代铜镜的微观世界》挑选了铜镜发展史上的闪光点对铜镜展开详细叙述，分14个话题，从不同角度，讲述了铜镜的故事。通过个案描写，让人们得以一窥铜镜在历史上的逐步变化。内容涉及举世瞩目的金村大墓遗宝，铜镜上的铭文诗词、神话传说和吉祥图案，铸镜工艺，镜架和镜台使用方法的转变及其反映出古人如何使用家具，磨镜工艺和古老的职业，以及备受关注的盗墓问题。这些话题单独成篇，看似毫无关联，实则可分为制镜、用镜、修镜等内容，并延伸至与铜镜有关的人、建筑方面，可谓内容丰富。在编排顺序上由早至晚。不仅为大家介绍铜镜精美绝伦的外观，还对与之相关的人和历史进行了剖析，达到了考古学由物见人的目的。

以史为鉴（节选）

“心如止水鉴常明，见尽人间万物情。雕鹗腾空犹逞俊，骅骝啮足自无惊。时来未觉权为祟，贵了方知退是荣。只恐重重世缘在，事须三度副苍生。”

唐代诗人刘禹锡吟出的“心如止水鉴常明”，道出了文人墨客美好的心灵追求。无论是心如止水，还是“鉴若止水”，都是古人的说法。如果将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铜镜连在一起的话，无疑是一条历史的长河，或浩浩荡荡、波涛汹涌，或低吟浅唱、细水长流，演绎着铜镜发展的精彩与无奈，直至悄然谢幕，这就是本书书名的由来。

历史学家蒙文通引用孟子的话“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来说明治史的关键所在：“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所以，在长达四千年的中国铜镜发展史中，本书重点选择了战国、两汉、唐代三个具有代表性时段的铜镜，试图以此来诠释中国古代铜镜发展与转折的起承转合，并以小专题、长时段的写法，将涉及几个时期的某类问题打通，一贯到底。

对于古人而言，镜子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宝贝。它不仅能够映照容貌，还能趋吉辟邪，预知未来。上至皇帝老儿，下到平民百姓，无不对其钟爱有加。中国皇帝和镜子的逸闻很多，现选三例与镜子有关的故事。

第一例是秦始皇，以镜照宫人。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兵攻入咸阳城，亲眼见到秦始皇的大方镜。

 

“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库府，金玉珍宝，不可称言。……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扪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硋。有人疾病在内，则掩心而照之，则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高祖悉封闭以待项羽，羽并将以东，后不知所在。”

 

刘邦领兵长驱直入，进到咸阳宫中。巡视大秦库府，发现了这面奇异的大方镜，人立镜前，影则倒见，还能照出五脏六腑，病灶所在，有女子邪心者则能对镜明察，胆张心动者斩之。面对着这件宝物，刘邦闭库封门，等待项羽的到来。后来项羽命人将府库中的所有珍宝包括这面大方镜全部运往楚地。至于这面宝镜的下落，唐人的一段记述或许能够满足读者对神奇方镜去向的好奇心。“秦镜，儛溪古岸石窟有方镜，径丈余，照人五脏。秦皇世号为照骨宝，在无劳县境山。”这段故事流传久远，影响至深，甚至被作为铭文铸于隋唐铜镜之上。无论是“赏得秦王镜，判不惜千金。非关欲照胆，特是自明心”，还是“阿房照胆，仁寿悬宫”“销兵汉殿，照胆秦宫”，镜铭中的“秦王镜”“阿房照胆”“照胆秦宫”等词句，都是这一传奇故事的浓缩。

第二例是隋炀帝，要谈的是迷楼镜屏与引镜自照。隋大业年间，炀帝不惜动用全国之力修大运河，并乘坐龙舟从东都洛阳南下扬州江都宫。建迷楼，铸铜屏，以供其享乐，过着奢华糜烂的生活，从而导致天下大乱。他无心理政，借酒消愁，更加荒淫无度。“尝引镜自照，顾谓萧后曰：‘好头颈，谁当斫之！’后惊问其故，帝笑曰：‘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这段文献似可反映出遭遇乱世炀帝的悲观情绪。大业十三年（617年），在哗变军将的威胁下，炀帝自缢而亡，结束了可悲的一生。迷楼铜屏早已灰飞烟灭，但是有关炀帝的遗存尚能见到。2013年，隋炀帝墓在扬州一处基建工地中无意被发现，后经考古工作者发掘，遗憾的是在琳琅满目的300余件随葬器物中未见到一面镜子。

第三例是唐太宗，他拥有三面宝镜——铜镜、古镜与人镜。大臣魏徵去世之后，太宗亲临恸哭，为制碑文，自书于石。“太宗后尝谓侍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因泣下久之。”这是后人耳熟能详的一段佳话，还被白居易引入诗作《百炼镜》：“太宗常以人为镜，鉴古鉴今不鉴容。

实际上，李世民充满哲理的这番话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在学习前人智慧的基础上再次重申了“三鉴说”，并付诸行动。早在先秦时期，就有贤士提出以铜、以古、以人为鉴的说法。《孔子家语·观周》：“孔子徘徊而望之，谓从者曰：‘此周公所以盛也。夫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韩非子·观行》：“古之人目短于自见，故以镜观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墨子·非攻中》：“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

汉晋时期的镜铭中也出现了类似含义的句子。《北堂书钞》引汉李尤《镜铭》：“铸铜为鉴，整饰容颜，修尔法服，正尔衣冠。”同书引晋傅玄《镜铭》：“人徒鉴于镜，止于见形，鉴人可以见情。”东汉末荀悦撰写的《申鉴·杂言上》，较为全面、深入地阐述了“三鉴说”：“君子有三鉴，世人镜鉴。前惟训，人惟贤，镜惟明（此君子之三鉴）。夏商之衰，不鉴于禹汤也。周秦之弊，不鉴于民下也。侧弁垢颜，不鉴于明镜也。故君子惟鉴之务，若夫侧景之镜，亡鉴矣（但知镜鉴是为无鉴）。”由此看来，唐太宗的言辞不是独创，只是对先贤“三鉴说”的继承，并使之发扬光大。

对于李唐王朝而言，隋朝灭亡就是一面发人深省的镜子。贞观十一年（637年），魏徵上疏曰：“夫鉴形之美恶，必就于止水；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故《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臣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之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此圣哲之宏规，而帝王之盛业，能事斯毕，在乎慎守而已。”魏徵以隋亡为鉴的进谏可谓用心良苦，得到了唐太宗的肯定与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