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宋朝没有文字狱，这都是很无知的说法。只要知道大文豪苏东坡的人都知道，北宋第一大文字狱案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说的是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时候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要说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文人，不免卖弄了点文辞 “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由于当时宋朝对文化意识形态管制很严，于是，苏东坡的政敌就利用这个来打击他。他们从苏东坡的大量文章诗作中找出被他们认为隐含讥讽诽谤朝廷之意的句子，这些断章取义的句子被他们加以引申居然都是小辫子！其结果可想而知，说他是 “包藏祸心”，“讽刺朝廷和皇帝”，给他戴上讽刺朝廷和皇帝大帽子，如此吓人的大罪可谓是死有余辜了！
于是，苏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打入大牢。当时在审理这个文字狱案子过程中，要株连九族，一个案子发生了要查三圈社会关系，一百多首诗涉及案子，其受牵连苏轼亲友达三十九位之多，其主要案犯苏东坡本人几次差点判死刑。幸亏苏东坡在朝中人缘比较好，加上他的非凡文才得到不少人爱护，也因此在王安石等朝中不少爱护他的朝中元老救援下才保住性命。这次在京城大狱中，苏东坡过来惊魂的103天，后得到从轻发落被贬谪到黄州（今湖北黄冈）。
据说宋代有专门管理文字狱的机构，这个机构叫皇城司巡察，其中有三级机构，最大的是亲事官、次的是亲事卒、再次是逻卒，他们是干什么的呢？逻卒就是巡查民间，监视民间老百姓私生活及其言论，专门从事偷窥、偷听、告密，抓人勾当的官员的。亲事卒和亲事官是负责将抓来的人拷问和处理案子的。其实就是特务！皇城司其实就是特务机构！这些在北宋开国之初早已有了。
宋司马光《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劄子》中说 “祖宗使之周流民间，密行伺察。”、“逻卒妄执平民，加之死罪，使之幽絷囹圄，横罹楚毒。”、“潜遣逻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又出榜立赏，募人告捕诽谤朝政者。臣不知自古圣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
就是说，宋朝的皇城司巡察官吏是宋朝开国时候就有，它是宋朝皇帝用来遍布安插民间秘密寻访收集情报的机构，主要监视管制民间言论出版诗文舆情再依律处理机关，其实就是控制人们思想言论自由的机构。民间一旦有个什么不利于朝廷的言论舆情，这些人马上闻风而起，将制造对朝廷不利的言者说成是“诽谤朝政”捉拿归案。往往文字狱案就是这些官吏，故意从作者的诗文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让不少文人因此引来杀身之祸，甚至所有家人和亲戚都受到牵连，遭满门抄斩乃至株连九族的重罪。
宋朝的确是大规模使用文字狱的朝代，因为宋朝比较讲意识形态，为了树立统治的权威，加强中央专制集权，必须加强意识形态思想控制，所以，搞控制言论自由搞文化专制是宋朝一大特色。正是这种文化专制造成社会恐怖，文化凋敝，从而禁锢了思想，摧残了人才，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宋史·秦桧传》是这样记载的：”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谗议即捕治。”朝野上下全都担心会遭飞来横祸，所以格外小心，连书信来往、互致问候都有顾忌，串门访友什么的都要防着身后的特务跟踪。
宋代文字狱较多，诸如奏邸之狱、乌台诗案、同文馆之狱、车盖亭诗案、胡铨奏疏案、李光《小史》案、《江湖集》案等等，几乎尽人皆知。宋代的文字狱以宋高宗一朝最多，宋高宗时“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据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5《秦桧文字之祸》考述，不下20起。
宋代禁书、焚书的事件不时发生，私史往往是禁毁的主要对象。如崇宁二年（1103）四月，“诏毁刊行《唐鉴》并三苏、秦、黄等文集。”诸如《东斋记事》、《湘山野录》、《刘贡父诗话》、晁补之文集以及程颐的著述都在禁毁之列。
中国古代文字狱以宋、明、清三代为高潮。宋朝应该是是开启三代大规模文字的首屈一指的一个朝代。宋朝比较讲究儒教意识形态，往往政治集团内斗总是陷以“谤讪周、孔”的大不敬罪名，对政敌罗织罪名入狱！而依据当然不外乎是诗书文笔中找证据。比较狱著名的就有苏轼的“乌台诗案”、岳飞的“莫须有”冤案和刘克庄的“落梅诗案”、 “伪学逆党”之禁、进奏院案、车盖亭诗案、刘挚书信案、黄庭坚碑文案等。
岳飞“莫须有罪”的文字案
岳飞是南宋初抗击金兵的主要将领,但被秦桧、张俊等人以"莫须有 "罪名诬陷为反叛朝廷,其罪名之一就是岳飞曾经和宋太祖有一首相似抒发理想的诗。
刘克庄的“落梅诗案”。
刘克庄（1187年—1269年）初名灼，字潜夫，号后村居士，莆田城厢（今属福建）人。南宋爱国诗词家。 生于宋朝孝宗淳熙十四年，以父荫入仕，任仕靖安主簿、真州录事，因写《落梅》诗“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得罪权贵。
要说《落梅》通篇着一个“梅”字，却不仅刻画出梅花的品格和遭际，而且通过对落梅哀婉缠绵的吟叹，处处透露出诗人的心迹情感。同时，也高度概括了历史上无数“迁客”“骚人”颠沛流离的不幸，更道出了当时广大文士抑塞不平的心声。但是由此，刘克庄却落来大麻烦。其中“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两句，被言事官（谏官）李知孝等人指控为“讪谤当国”，住不放，逐级递交奏状。于是，刘克庄获罪而被罢去建阳县令，坐废乡野长达10年之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落梅诗案。
苏轼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御史中丞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讥讽新政，诽谤皇帝的罪名逮捕了苏轼，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苏轼被抓进乌台，被关4个月。
后来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辑集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奏上一本，要求太后国丧时不赦免涉案人员，舒亶更狠，他奏请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轼另外五个朋友一律处死。后因为王安石保，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这样的结果还是最好的。 此案受到牵连的人中其他三个人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而且时常与他交往，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北。第三个是子由，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他并没有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由于家庭连带关系，仍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 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及苏轼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伪学逆党”之禁
宋庆元年间，韩侂胄专权，宋实行”“伪学逆党”之禁。一代大儒朱熹被判“伪学逆党”忧郁而死。谁都知道朱熹是宋朝理学大师，是把孔儒学说难懂东西搞成通俗的儒学教化。搞一些什么《童蒙须知》的道德规范什么的。比如说：
——穿衣：要颈紧，腰紧，脚紧；
——说话：凡为人子弟，必须低声下气，语言详缓；
——读书：要端正身体，面对书册，详缓看字；
——饮食：在长辈面前，必须轻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
这些规矩在现在看过于迂腐、苛刻，但对于宋统治者绝对有利无疑，但愚蠢的朝廷不知道出于什么样政治考虑，竟然罗织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伪学逆党”，一共59人，朱熹便是这个“伪学逆党”的首领。
这种对一与政权有百利无一害的学术思想进行严厉的打压、禁锢，成为南宋文化思想界引人注目的咄咄怪事。当然，话说回来，在中国历史上，用行政命令手段禁锢一个学派、一种学说，一种思想也不奇怪，特别是像宋朝这样的出尔反尔，变脸如同翻书愚蠢的儒教政权。
进奏院案
仁宗庆历四年，范仲淹等改革派发起“新政”，遭到了保守派枢密使章得象、台谏官王拱辰、张方平等人的反对。王拱辰等抓住改革派同僚诸人参加进奏院祀神宴会，王益柔作《傲歌》为把柄，陷害新政官僚，罗织了“进奏院案”。原来，王益柔在宴会上所作《傲歌》中有“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的话，纯系狂放戏言。政敌立即陷以“谤讪周、孔”的大不敬罪名，罗织成狱。案成后，苏舜钦、王益柔等12人造罢黜。次年，新政领袖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相继遭贬，新政以失败告终。
王安石《淮南杂说》案
熙宁四年，于是中丞杨绘搜罗王安石《淮南杂说》中的只言片语，加以曲解，妄图罗织王安石罪名。当时变法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地质。保守派众人杨绘素与王安石有隙，当年四月辅仁御史中丞后，即开始对王安石变法展开攻击，进而又欲罗织文字以贡献安石。但王安石得到神宗的充分信任，立即对杨绘的诬告进行了反击。此案遂以杨绘贬职郑州了解。
车盖亭诗案
元丰八年，神宗病逝，哲宗即位，高太后听证，启用方队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等执政，改元元佑。四年（1089）知汉阳军吴处厚指新党蔡确游安州（今湖北安陆）车盖亭所作诗中（《夏日登车盖亭》绝句10首）用唐上元年间郝处俊谏高宗传位于武后事影射高太后，诬为讪谤。旧党梁焘、刘安世等赞成此说。蔡确被流放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六年，死于贬所。宣仁太后曾对大臣说：“元丰之末，确自谓有定策大功，妄扇事端”，“吾不忍明言始托讪上为名逐之耳。”她还说办蔡确之罪，“只为此人于社稷不利。”此案是新党构造“乌台诗案”以后，元佑党对新党的一次如出一辙的整治打击。如果说“乌台诗案”中苏轼获罪尚有文字证据的话，此案根本就是诬陷和捕风捉影。而且此案迫害程度更深，株连受害的人数众多，打击面广。
刘挚书信案
元佑党不但构造文字狱打击新党，对于旧党内部的政治对手也使用了这种卑劣的斗争手段，刘挚书信案就是一例。元佑六年十月，右相刘挚遭台谏弹劾与邢恕书信往还、接见章敦子弟事，贬知郓州。这是一起以私牍告讦的文字案。邢恕素与新党领袖蔡确相善，与邢恕交往，正是刘挚获罪的首要罪状。但这起文字案背后隐藏着元佑旧党内部吕大防、刘挚争权夺利的斗争。旧党兴治车盖亭诗案，大肆迫害新党之后，刘挚欲打击旧党内部吕大防、苏辙，“以防后患”，遂引用杨畏作打手。但杨畏乃是见风使舵之徒，为迎合吕大防，转而和死党郑雍一起攻击刘挚。所以，“雍之攻挚，人以为附左相吕大防也”。刘挚书信案未发之前，郑雍、杨畏已多次以庇佑亲属，纠结朋党，接见章敦子弟等事弹劾刘挚。刘书信被茹东济献给郑、杨后“（二人）得此大喜，乃解释简语并奏之。”因此高太后认为刘挚的行为背叛了元佑更化之政，遂“怒，面责挚反复”，将其赶出中书。
黄庭坚碑文案
崇宁二年，贬官中的黄庭坚为荆南承天院撰碑文，湖北转运判官陈举弹劾碑文语涉谤讪，遭到除名勒停的严重处分。黄庭坚反对熙宁变法，政治上属于元佑党，这又是一例党争迫害的文字狱。庭坚在河北，与赵挺之有微隙。挺之执政，转运判官陈举承风旨，上其所作《荆南承天院记》，指为幸灾，复除名，羁管宜州。
以上所列举的案例，远远不是北宋时期文字狱的全部。据保守统计，光北宋一共发生比较典型的文字狱最少20起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