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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和逃离间的分裂世界 ——弋舟小说《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 左马右各
一只猫能带来生活的何种改变呢？在这只猫没有现实地介入到“我”和小邵的生活之中时，我像似没有想过这样一件事。这是小说之“我”逃离后，我瞬间潜入文本进入到这样一个角色中时，短暂这样想过。但也仅仅是想过，就没了下文。 我不能也无法替代小说之“我”。我也只有跟紧他，才能进入到弋舟的文学世界版图内，去感受文学或文学之外的人生彷徨、犹疑、尴尬或绝望。正是这些随时可能在生活的缝隙给我们疼痛一击的琐碎芜杂的人生感受，才构成普通人在现实社会融入和逃离的生存世界。但它又面临着分裂——那种像精神陷落一般的惊恐和压迫。时代的浮华与失速，让很多像“我”一样的人在观望中焦虑、麻木又无所适从。可人的一生终究是行动的一生，“我”不可能因为暂时失业而一直穴居在家，在一个“一百七十多平”的“赏赐之地”内终老，或行尸走肉般活着。 但人的行动却需要一个动因。一只血统名贵的“美短”猫出现了，它叫“鲁西迪”（小邵的命名）或“巴别尔”（猫主人的命名）无所谓，它带着与“我”莫须有的血统象征与相像性（“我”的爱人小邵说它的黄眼珠像我，进而变成我被坐实的儿子）来了，这个“老天的礼物”很有可能会和“我”与小邵成为“完整的一家人”。小说的现实和生活的现实在这里发生了奇妙的混杂与交叉。其实读到这一段时，我心很痛。我无法想象在城市高楼缝隙中生存的“我”和小邵们，是如何被剥夺了成为父亲和母亲的权利，他们渴望有一个儿子或女儿的愿景只能是“狗儿子”和“猫女儿”这样的替代品。在经过某种看似有用实则无趣的内心挣扎后，“我”做出了一个决定：逃离。“我”带了一个包，而这个包准确的名称应是行囊，它的内里什么也没有——若有的话，也只是装着我们无处搁置的人生。“我”的这一举动，像似藏匿在内心很久的一个愿望，被一次偶然的生活契机戳中。也像是这个世界的丑陋败露了。我终于看到生活的现实大于想象的现实——它的一整面影子下，人的渺小与卑微，这一直被“我”在内心小心规避的事物。 这个小说读下来，给人感觉貌似叙述平静、琐碎，但它内在的紧张对立却是那么尖锐和有刺穿力。作为小说人物的“我”，融入现实世界的失败几乎是先天的。按弋舟在小说中的表述是这样的，“在那座大城里，你总是要对命运心怀恐惧的感激和感激的恐惧，总是像一个贼，仿佛这感激与恐惧交织的日子都是从某个庞然大物的家伙那里偷来的，你总像是欠了谁的；在那座大城里，学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的干着开饭馆的活儿，猫粮和干拌面一起摆在超市的货架上，人在微信群里满足着自己的虚荣心，刷手机刷出了腱鞘炎，许多人不敢生孩子所以只能去养猫，失业者在回笼觉里继续承受着匍匐在地的梦魇。”那这是促使一个人逃离的理由吗？我看不像。起码它不充分。何况这个“我”，还是一个偶尔会“腋下夹着《午夜之子》”出现在蛋糕店里。何况像“我”这样的“单兵”并不孤独，在天通苑某一扇小区家居的门内，也还有着类似呼应“我”的阅读巴别尔的另一个“单兵”（一个是某部委小职员的猫的主人）。值得怀疑的是，这样的“我们”会鼓起勇气做出虚构生活、嘲笑生活、否定生活的联合举动吗？但生活几乎有没有给“我们”这种实践想象的机会和空间。 生活把“我们”一而再地忽略不计。 这一点都不诡异。但“我”还是带着虽败犹荣的假象像个内心的胜利者那样逃离了。并在逃离中把过去越抛越远，像它们从来就没在“我”的世界里存在过。“我”也想象了在逃离中背道而驰的可能的向现实的融入，它一样虚缈而倥偬。若果说“一百七十多平”的房子是个壳，“我”最终脱壳而去又喻指了什么？人本身是这个世界的寄居者，不知何时这种关系发生了颠倒，人像模像样地以主人自居了。这个事实毫不荒谬地成立着。 弋舟的小说在我的阅读认知域界里一直是被期待的。《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这个小说沿袭了他的小说叙事空灵、轻逸又不失密实的风格。在这样的叙述中，他似乎又不满足像某种招牌具有精致感的模式（弋舟式的）招摇，在写作中融入了些许粗粝有可能是杂质的东西（如街摊老板娘、小卖店老板、陌生奥迪车主这些人物的嵌入）。我不知道这些有着毛茸茸质感的试验是否成功。还有他一直念念不忘的“劝退感”。但我相信作家的善意和努力。其实在作家这里也存在着一个融入和逃离的问题。在他内心，世界依然是分裂的（它可能从未完整过）。那个写作世界，既是天堂，又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地狱。作家就是出入天堂与地狱的精神历险者。 在这样的过程中，不乐观地讲，作家感受失败的挫折感要大于胜利的喜悦。  中国邮政网上订阅《收获》双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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