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弱的见解，单独从政治上的发展来看，这中观念是可取的:
如果较春秋战国相对比，秦汉的政治制度是一个大的建树，隋唐较秦汉时期又是一个大的变动。但是宋朝在割据结束之后的三百年内，一切继承了唐代的制度，即使在时代的压迫之下或是保证皇权高度集中，而进行的换汤不换药式的调整，在整个历史长河政治制度发展中也是毫无建树。
因此在讲北宋与奸臣共天下之前，先从国家背景下，通过政体与官制的调整来研究这群“偏房”政群借助官位的发展，同时宋朝的官职泛滥，为多数人头疼，借此篇以捋顺其发展；
（一）宋政府原始组织架构
宋代继承了唐的三省六部制度、二十四司、九寺五监。
中书省在宫内，门下省和尚书省均在宫外，不再干预朝堂政事，唯独中书省直接领政事。
宋朝又有中枢机构为“二府制”，即设中书门下和枢密院两个机构。“中书门下”是宰相办公的地方，又称“政事堂”，印文行敕曰“中书门下”，平时简称“中书”。
作为最具大权的宰相就是从中书省输出，但是宋代较前朝不同的是，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中书令一直属于空缺状态。
北宋初年，宋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为宰相，而以参知政事为副相。参知政事也称为“执政”，这是宋太祖赵匡胤为牵制宰相而设置的，所谓“宰执”，即宰相与执政之统称。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就曾任参知政事。所以真正握有最高行政权者是“宰执”。
参知政事地位的提高，是宋代统治者削弱宰相之权的举措。同时宋初时期宰相权分为了三个部分，简单说来，中书治民、枢密治兵、三司理财，共同执行宰相职权。一面分化相权，一面又加强参知政事地位与宰相互牵制，从而加强皇权的集中。
鉴于宋以前各个朝代宰相专断国家大权的乱象，宋代宰相的军事、财政、人权都被剥离，极大程度上弱化的相权。在整个宋朝之内，丞相一律是站而论政，相对于之前的“坐而论道”，备受尊宠的宰相地位大大被扭转，以“尊王”为主体，宰相为在宋朝初期表示拥戴君主的态度而谦卑不坐，往后逐渐演变成为了“君尊相卑”的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宋朝除了以上官职的划分，出现了特有的差遣制度，致使宋朝真是管事的集中在差遣官内，其余各司的长官官职只用来领取俸禄，显示地位而已。
宋朝本身是重文轻武的治理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制的弊端越发暴露出来，冗繁重叠庞大的官僚机构，给国家财政带来极大的负担，机构运行不畅，效率低下，影响政令运行和统治的顺畅。加上皇室侈费，冗兵日众，以及军事上对辽夏用兵所需，这一切已使宋朝财政入不敷出。这又从反面影响到统治的稳固、机构的运行与军事实力。改革庞大的官僚机构已势在必行，统治阶级内部出现改革机构挽救国家的呼声。
（二）元丰改制
宋初三省六部诸寺监这套中央行政机构中存在的官员众多、名实不符等弊端。于是到了1078年，宋朝中期，神宗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开始着手对官僚机构改革，史称这期间机构调整为“元丰改制”。
此次改制的核心：是以保留政事堂与枢密院对掌大政的二府制为前题，恢复隋唐时期确立的三省、六部、诸寺监行政体系中各长官的实际职掌。
政事堂依旧是宰相、执政的议事办公处，而原来代掌三省的部分职权又重新纳入到门下、中书、尚书三省，因此恢复中书取旨、门下复审、尚书执行的定制。
同样原来被削弱的相权，随着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事，为首相、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事，为次相”，参知政事的名称被取消，增设了四名副宰相（即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这一改革，宰相官职实权的恢复。致使北宋徽宗时期，奸臣蔡京先后四次任相，一年之内从尚书左丞升迁为尚书右仆射（次相），再到尚书左仆射（首相），执政时间共达十七年之久，并自称“太师”，蔡京在任上大肆贪污，搜刮民脂民膏，开启了他祸乱朝纲之路。
除了对三省实权的恢复，另外三司实权也得到了恢复。
三司作为是北宋前期最高财政机构，号称“计省”，长官是三司使，其权位之重，与执政无殊，号称“计相”。
三司沿袭原本由于唐末税法混乱，田赋、丁税的收入无法维持王朝的庞大费用，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盐铁和度支。到五代后唐明宗始设盐铁、度支和户部“三司”，因为宋初沿之，其职权是总管全国各地之贡赋和国家的财政。属于独立机构。
（三）枢密院官职
枢密院长官的官称，宋初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或称知枢密院事。
宋初，为革除五代时武人跋扈恶习，防止宰相专擅朝权，不使一人同掌文武大权，设立了枢密院。以主全国军事政令，与政事堂对掌军政大权，号称“二府”。
元丰改制时，有人提出废枢密院之设，但未被皇帝采纳，只是做了一些调整，把一少部分职司归到兵部中。政事、军事关系密切，不是能分得很清的，政、军分离，有利于集权，不利于国事。
元丰改制后，专用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等官称。宋朝的枢密使、知枢密院事照例用文人充任，副职有时用武人，充分体现了重文轻武的政制特点。
但是北宋的枢密使与中书的关系极不正常。枢密使每朝奏事，与中书先后上，所言两不相知，以故多成疑贰。显示出两职之间为了互相牵制，独自上报军政而所造成的殆误军国大政的弊端。
原本的二府制度在宋初期因相权的削弱，虽然造成冗官现象，但是整体上奸相当道，祸乱朝政较少，随着元丰改制后，二府制的保留和相权地回流，在中央机构的“二府制”中，宰相主持政事，枢密使掌兵，一旦奸臣当道，国家很难对其进行有效制约，权倾朝野蔡京和童贯狼狈为奸，国家必然是一片混乱。
（四）三衙
宋代管辖禁兵和厢兵的中央机构。即殿前都指挥使司(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侍卫步军司)，总称三衙。
此项官制从五代开始，北宋初期，又将侍卫亲军司分成马军司和步军司，形成三衙，各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侯，共计九员，作为三衙统兵官。三衙管辖全国的禁军，侍卫马、步军司还在名义上管辖各地的厢军。宋朝一般用文臣主持的枢密院与三衙互相牵制，实行以文制武，而三衙又各统一部分兵力，以便互相制约；
“三衙”与枢密使所掌之兵权不同：枢密使有发兵之权，而无统兵之重；三衙有统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其目的是为提高和巩固皇权，防止武夫兵变，但其职权也颇能飙升。
二府三司三衙在北宋前期皇权的集中颇为有用。
二府下中书门下主管民政、枢密院主管军政，三司主管财政，三衙钳制枢密院，四者鼎足而立，彼此不相知，使得大权集中于皇帝一身。
自神宗改制后，随着各大官职实权的恢复，在另一层面上导致奸臣之间有机会沆瀣一气，把持朝政，成为大宋王朝的一种悲哀。这些奸臣们有着同样的特征：
一、媚惑君主，百般逢迎，甚至是投其所好，以求其职。如北宋蔡京投宋徽宗艺术之所好，备受青睐，恩宠日增。南宋秦桧投高宗求和本意，得以权倾朝野；
二、结党营私，妒害贤能，陷害忠良。如黄潜善逐李纲、秦桧害岳飞、丁大全劾董槐等等。
其三、欺压百姓、贪污腐败。
其四、作为两宋罄竹难书的大奸臣，最大的危害就是致使国家最终陷于灭亡之危急。
这种怪异现象是北宋末年朝纲腐败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