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曹书德 北京十一学校高中语文教师 自 述 我是典型的“农二代”，我的父母都是农民。我1979年参加高考，考上了一个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个乡镇的初中从事教学工作，那时，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去改变那些农村孩子的命运。我是学汉语言文学的，对口的专业就是语文教师。说来有一点儿无奈，上什么样的学校，读什么样的专业，那个时候都只能听天由命，连填志愿也都是中学老师包办的。开始时我并不喜欢做语文老师，常常抱怨。但是后来我发现抱怨没有什么用，既然我一生都必须从事教师这个职业，那我就应该从中找到一些乐趣。我开始从被动向主动转变。改变自己之后，我发现跟学生在一起时有很多童趣，而且我可以改变一个孩子，帮助他跳出农门，不用再回家种地了。我慢慢地就体会到了职业的快乐和幸福。 2008年8月4号，我来到北京十一学校。十一学校那个时候就已经以改革著称。我这个人喜欢改变自己。如果你今天做的事跟过去一样，那还有多大意思呢?过去整个班是同样的学习方式，我设计好教学流程，所有学生按照我这个程序来操作。从去年开始，我的教学班里，就有了不同的学习方式。比如，有的学生跟着我学；有的学生在教室的一个角落里按照自己的计划学语文；还有的学生离开了这间教室，到另外一间自主学习教室去学语文。 教语文33年，我最重要的一点儿心得就是要根据学生学习语文的个性化方式加以引导。比如，每个学生阅读的兴趣点和阅读方法是不完全相同的，有的学生在读课外书的时候喜欢读侦探小说，有的学生喜欢读言情小说，那么我就应该帮这些学生找到同伴。 教师应努力发现学生，然后让学生展示自己。每个学生在写作时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有的学生擅长写叙事类的文章，有的学生擅长写抒情类的文章。语文教师要让每个学生都能在他擅长的领域越做越好。同时，要让每个学生都具备写其他类文章的基本能力。这样既可以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也可以帮助学生弥补不足之处。如果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学生的作文，那对学生是一种伤害。
留下美好回忆，帮学生养成好习惯 我曾经问几十年前毕业的学生：我上的哪一节课你印象最深？我做的哪一件事情对你影响最大？ 1986 年高中毕业的一个女生对我说：“你曾经上过这样一节语文课。你提着一部双卡的录音机到教室，然后播放了轻音乐，我们在音乐的伴奏下轻轻地诵读《故乡的榕树》，我对那节课的印象最深。” 我努力回想那是一节什么样的课，好不容易才想了起来。那时候，我正在谈恋爱，我花了四年的积蓄买了一部双卡录音机。我想显摆一下，就把录音机提到教室去了。我要放给我的学生听一听，就随便选了一首曲子，让他们诵读《故乡的榕树》。这样一节没有明显功利目的的课，她竟印象那么深。我上了那么多节教材分析课、那么多节试卷讲评课，她为什么都忘掉了呢？ 一个1991 年高中毕业的男生对我说：“你做班主任时经常在下午课外活动的时候，带着我们全班同学跑到校园外的一个湖边，在那儿疯玩儿一阵以后又跑回来。这来回有几公里，让我的长跑水平大增。我现在四十多岁了，一直保持着长跑的习惯。”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就让他养成了这么好的习惯，看来给学生留下甜美的回忆，让学生养成一种好习惯，这是作为教师最重要的事情。 作为一个语文老师，让我感到骄傲的是那些毕业后没有从事语言文字工作却仍然热爱语文的学生。前几年我回老家，翻开老家的报纸，看到有一篇文章的作者叫赵春莲。我就想起我有一个学生也叫赵春莲，她已经毕业几十年了。她上学的时候很喜欢语文，随笔也写得很棒，报纸上的这篇文章会不会是她写的呢?我就给报社编辑部打电话，几经周折我终于找到了赵春莲，果然是我的学生。通话后我们就见面了。她把她平时写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评论，一一拿给我看。她说，职业带给她的是外在的东西，而平时的阅读和写作给了她丰富的精神生活。我作为她的语文老师，觉得非常幸福。 理解、鼓励有个性的学生 今天我们面对的学生差别很大，我们该用什么方法去影响他们呢？我想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鼓励独立，而不是从众”。我有一个学生叫谢安琪，有一次我爬长城，正好遇到了她，我说：“谢安琪，我来给你照一张照片吧。”她欣然答应，但就在我按快门的一瞬间，她背过身去。别的孩子照相都是面带微笑，用手做一个V 字形，结果她却背过身去。 这恰恰就是她与众不同的个性。这种与众不同也表现在语文学习上。 课堂上，她思考问题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我提出一个问题，她马上就能回答。我本来想的是，让多数同学思考了、有了答案我们再来讨论。她在课堂上也安静不下来，为什么？她一说起来就滔滔不绝，我想让别的学生说，结果别的学生说一句话，她马上又接过去了。她读的书又多又深，只要是我在跟她交流过程中提到的书，她都要找来阅读。 我该怎么教这么一个个性特别鲜明的学生呢？我是这样做的。在课堂上她不用服从统一安排，可以按照自己的进度学习；在学习过程中要记录疑惑，下课后与我单独交流；在阅读方面，每读完一本书，她都可以跟我分享她的感悟与体会，我再推荐一些文章让她阅读、评点、展示；在写作方面，她可以跟我就某一个话题进行交流，然后将自己的认识写成文章。 比如，她针对周小平的一篇文章写了五千多字的长篇评论，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停留在对现象的对比上，作者欠缺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不仅对如今纷乱的社会现状缺乏理性的分析，更缺乏合理的建议。作者只不过是揪着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一些瑕疵不放，不停地用放大镜去看对方的缺陷，以此为中国目前存在的地沟油等问题进行辩护。”这只是她的一个结论，她还有五千多字的分析和论证。 像谢安琪这样个性特别鲜明的学生并不多，很多学生并不愿意展示自己与众不同的一面。怎么办？我们老师要细心观察，精心呵护。 我有个学生叫李泽封，他酷爱化学，高二的时候参加化学奥林匹克竞赛得了市里的一等奖。他特别讨厌写借景抒情类的文章，怎么办？我发现，他喜欢阅读科幻类的作品，我就问他：“你能不能也写一点儿呢？”他就开始写起来了，一写就收不住了，一学期写了十多万字的科幻作品，那么这个学期其他语文作业就可以免掉了。 在生活中多关心学生 面对个性差异巨大的学生，我作为语文老师，不仅要在学科学习方面发现他们，给他们展示的机会，还要在日常活动中细心观察。我们不可能遇到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每天发生的小事，对学生的影响也可能是深远的。 学生办了一些刊物，像《来真的》《十一说》《瞰十一》等，当他们在食堂门前销售刊物的时候，当他们到我教室兜售刊物的时候，我都会去看一看，买一本。学生组织歌会，这个时候我作为老师也要去吆喝一下。 十一学校的学生跟老师经常在中午的时候组织辩论赛，有一次，我们辩论的话题是“代沟的主要责任方是父母还是子女”，老师这一方的观点是主要责任方是子女，学生这一方持相反的观点。我作为一个听众去听辩论赛。我们的老师都特别老道，特别是我们的魏勇老师，几个回合下来，就把学生引入死胡同，学生败下阵来。 裁判是个学生，他在总结的时候说，学生方的四辩发言时机把握得不好，而且他没有配合好另外几个队员。我看到学生方的四辩的手一直在抖。散场以后，我马上走到那个男生身边，拉着他的手，问：“你以前参加过辩论吗？”他说：“老师，我真的没有。”我说：“另外三个同学都是学校辩论队的成员，你第一次参加辩论就能够跟魏勇这样的铁嘴辩论，实在是太有勇气了！”说完，我发现他的脸上有了笑意。 做学生的引领者 我们既是学科老师，又是教育者，不能再用过去的那一套来管理学生了。从2012 年9 月1 号开始，我卸下了班主任的这个“沉重”的担子。在这之前，我常常以身为班主任而感到骄傲，因为我的教育经验里面，很多是班主任岗位带给我的。现在不做班主任了，我该用什么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呢？这使我感到困惑。我就去观察学生，下课后，有的学生背着书包到另外的教室去，有的学生就到休息区域里面，有的学生会去图书馆。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是在玩游戏吗？是在看手机吗？我们都无法管控。这和过去很不一样，过去我们有专门的时间开班会，有专门的时间组织体育活动，有专门的时间进行学科训练。那时心里感觉很踏实，因为能看见孩子们都在干什么。现在想一想，这真的有必要吗？ 我觉得学生的行为只要没有违反法律法规、不损害别人，老师就应该许可。比如，上课的时候，有个别学生趴在桌上打瞌睡，老师为什么不能允许呢？我们能不能站在学生的角度去包容和尊重言论有些偏激的学生呢？学生是一步一步走向理性的，他开始可能有些偏激，但是你不能把他想表达的火苗给熄灭了。允许部分学生在一段时间内精力不在“主业”上，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们有的学生在社团活动等方面多花了一些时间，有什么不好的呢？ 学生暂时不服从规章制度，教师就暂不责罚他。学校有那么多规章制度，如果某个学生暂时不服从，就给他一点儿时间，等他一会儿。如果我们把“管控”拿走，多引领学生，这样学生是不是就变得更自由、活泼一点儿？ 蒙台梭利曾说过，一个儿童如果没有学会独自一个人行动，自主地控制他的作为，自主地管理他的意志，成人后，他不但容易受别人指挥，并且遇事非依赖别人不可。一个学校里的儿童，如果不断地受到教师的干涉、禁止，以至于诟骂，结果会变成一种性格上很复杂的可怜虫。 本文节选自《课堂里走出教育家——崔永元与北京十一学校优秀教师“实话实说”》，沈祖芸、杨雄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
|
|
|
来自： oooppp1969 > 《教育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