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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光
一九三二年，我从扶轮中学考入天津法商学院就学。在此之前，我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到法商学院后，我在学校中又发展了几个人。一九三二年，我由“反帝大同盟”天津的领导人、南开中学学生张敬载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法商学院还没有党的组织，入党后，我的关系属于“反帝大同盟”中党的组织系统。一九三三年，“反帝大同盟”中党组织转来了几个党员，法商学院建立了支部。这个支部由区委王华同志领导，我和北平某大学转来的赵越超先后负责支部的具体工作，其他成员有巨正安、陈续甫、郝金贵等人，但支部存在的时间不长，随着一九三四年“反帝大同盟”被敌人破坏，我们与党的联系就中断了。此后，支部中一些成员因转学、回乡等原因相继离校，只有我和郝金贵二人仍留在法商学院。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前夕，天津法商学院校内存在着各种政治势力，有国民党和他的衍生物――“诚社”、国家主义派（青年党）。第三党（农工民主党），还有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左派力量。但是，随着《何梅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势力的南撤，学校中的反动势力逐渐减弱，左派力量的活动则开始活跃了。当时法商学院院长杨亦周等思想倾向进步，对左派学生进行的抗日救亡活动予以支持，为学校中抗日救亡活动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样，以学校左派学生为中心的抗日救亡派的力量逐渐壮大起来。相继来了一些进步教授，如：杨秀峰、温健公、阮慕韩、何松亭、陈志梅等人。另外，还有辅导主任闻永之。当时我们虽然不知道杨秀峰、温健公，闻永之等都是中共党员，但都知道他们是左派。他们的活动更增强了学校抗日救亡派的声势。
一九三五年中，抗日救亡活动在校内获得初步发展，置身于这个活动中的我们这些共产党员迫切希望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听取党的指示。这时，闻永之找我谈了一次话。谈话中他鼓励我要在国家危亡的紧要关头，拿出过去的勇气。这次谈话使我感到，党并没有忘记我们，正在设法与我们恢复联系。在这次谈话后不久，郝金贵找到我说，组织上要求我们重新入党，我当即表示同意。此后，我们二人就由闻永之同志介绍，重新加入了党的组织，在他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法商学院中以杨秀峰、温健公、闻永之等同志为核心的抗日救亡派活动更加活跃，进步学生组织了“经济学会”、“政治学会”、“时事座谈会”等组织，在同志指导下，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同时，处理学生日常工作的校学生自治会也实际上为进步学生控制了，我成了学生自治会的实际负责人。这样，我们便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公开与外校的进步同学进行串联、开展讨论，引导更多的同学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当时，各校讨论主要题目是华北局势及如何要求政府实行抗日。“一二·九”运动爆发前，天津广大进步学生抗日救亡的情绪，已经达到了高潮。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要求抗日救亡的大游行。“一二·九”运动从此爆发了。消息传到天津，天津各校学生自治会在广大进步同学的要求下，立即召开了联席会议，确定于十二月十八日举行天津市学生大游行，响应北平同学的斗争。在此之前，我在校内与杨秀峰、温健公教授已酝酿了整个布置和口号，他们提出游行使用的口号可以灰一些，这样可以团结更多的人，发动更多的学生起来斗争。在各校学生自治会联席会议上，我把这次碰头中产生的想法作为建议与各校代表交换了看法，获得了大家的赞同。会后，我们通过各校学生自治会广泛发动群众，利用各种关系对广大同学进行了动员。如我推动我妹妹朱峥在天津女师附中进行活动，推动我弟弟朱缙章在觉民中学活动，我本人除了在本校进行发动外，也回到母校扶轮中学进行动员。这时，学生们要求抗日的情绪十分高涨。经我们动员，十二月十八日那天，一声呼喊，天津市各大中学中大量学生上街参加了游行。在游行过程中，杨秀峰、温健公二同志以教授的身份，始终与游行队伍在一起，在游行结束后，杨秀峰同志还向法商学院的学生讲了话，赞扬学生们继承了法商学院的革命传统，鼓励同学们坚持斗争。
“一二·一八”大游行后，十二月二十八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学联由各校代表组成，无固定负责人，当时经常参加学联活动的积极分子记得有：南开大学的程人士（程宏毅），王绶昌、李涛、沙兆豫；北洋工学院的徐瑞恩（徐达本）、孙景芳、刘讷；法商学院的庄金林（庄林）、阮务德、刘立？、傅朋翥、王民生、曹世雄、宁右龙；扶轮中学的袁家珂；汇文中学的姚大衡；觉民中学的朱缙章；女师附中的王玉玲（安琳）、朱淑宜（朱峥）；商职学校的刘增奎、刘济光（刘瑞方）、可与之；三八女中的刘岫珊（田冀）等。
“一二·一八”大游行结束不久，天津地下党的负责同志李铁夫（化名张先生），通过郝金贵找我。我们在校内碰了头，他要求我把“一二·一八”前后情况写一个总结，同时指示我今后直接受市委领导，不参加学校党的组织，专门负责天津学联工作。从此，我就专门在学联做布置各校学生活动的工作，同时向党组织汇报各校抗日救亡活动积极分子的情况，以便由党组织考虑发展。但是，我自己除了介绍过庄金林、阮务德入党外，没有直接担负发展党员的任务。在我离津前，大约每星期和李铁夫同志碰一次头，接头地点主要在澡塘、茶社、公园或我家中，内容是听我的汇报和向我布置工作。每次接头时，李铁夫同志还经常向我解释党的方针、政策，指出我工作上的弱点，指导我更好地工作。他曾对我分析过社会各阶层的思想特点总是同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相联系的，并进而说明无产阶级为什么是最革命的阶级。他还向我指出，政策和策略总是联系着阶级和阶级矛盾的变化，由此向我说明当前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是正确的。他认为，“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活泼、热情、开朗，过去一些干部由于长期地下工作和“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存在着多疑、缩手缩脚的毛病，这些毛病必须克服，才对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利。记得他还向我指出，我的文章与口才必须加强锻炼，使自己的工作能力适应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的需要。李铁夫同志对我的这些教导，在当时，对我的工作帮助很大，至今仍留给我很深的印象。
天津学联成立前后，天津还建立了“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这两个组织当时处于秘密状态。我和他们的代表与铁夫同志组成了一个党团，在一个外国人住宅的厨师房间里开过几次会。后来，我又和“文化界救国会”的罗隆基发生了联系。在此基础上，天津成立了“各界救国会”。我代表学联和“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参加“各界救国会”的工作。一九三六年二月，我和刘清扬同志又作为天津的代表参加了“华北各界救国会”在北平燕京大学开的成立大会。在这前后，我还经常去北平联系，北平方面也常派人来津。先后和我接过头的有王汝梅、董毓华、姜之元、于毅夫、郭见恩等。我们联系的内容主要是协调两地的斗争，互相配合。一九三六年四月，“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当时由我介绍庄金林作为天津的代表参加了全国的学联成立大会。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底，我到北平与北平学联联系，那里的同学提出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南下进行抗日宣传。我回津进行组织时，天津各校均已放假，参加人数不多，主要是北洋工学院的同学，法商学院只有我和庄金林参加。
根据事先约定，我们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初从天津出发。在河北固安与北平同学汇合后，我们编入了北平同学的一个团。在永清、固安、安次、新城、雄县一带的村庄中巡回宣传。为了躲避军警的追捕，我们很少进入城镇，并经常变化行动方向与军警捉迷藏。在南下过程中，党的组织没有公开，宣传团中的党员主要是以身作则带动大家。
南下宣传进行了二十多天以后，我们到保定市举行了游行示威。此时，大家决定不再继续南下。那天夜里，大家都没有入睡，彼此议论如何巩固这次南下宣传的成果，使知识分子同农民紧密结合起来。一些同学提出了办夜校、识字班、进行“义教”的建议。为了把这次南下宣传团从组织上固定下来，在这次讨论中，经一些同学建议，决定这个组织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在我们结束南下宣传返回平津后不久，在党的领导下，“民先”队正式建立了起来，并逐渐发展成了全国性组织。天津“民先”队的工作先后由南开大学的李明义（李哲人）和扶轮中学的张琪（杜文敏）负责。
一九三六年的春天，天津爱国学生又进行了一次罢课斗争。那是在四月份，南开大学接到“世界保障和平自由及文化联合会”的来信，提议要在全世界组织支持中国学生的示威游行。南开大学的同学把信交给了我，召开了学联大会，决定在四月二十三日举行罢课，响应全世界学生的声援，同时追悼被军警逮捕后惨死在狱中的北平郭清同学。四月二十三日――二十五日三天，天津学生如期举行了罢课。但鉴于北平学生追悼郭清抬棺游行时与军警发生冲突的教训，按照党的指示，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对郭清的追悼会改在各校分别举行。
一九三六年五月，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增兵华北，在海河又出现了大批浮尸，传闻是日本人修筑秘密工事后杀害的中国工人。当时学校当局也正以会考来压学生。基于这种情况，党组织决定再组织一次示威游行，激发大家的斗争情绪，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此，李铁夫同志特别找到我，进行了具体布置。他向我指出，这次游行是在对我们有利的形势下进行的，成功的把握很大。但鉴于北平抬棺游行的失败，必须密切注意敌人的破坏活动，如打黑枪，散黑传单，武装干涉等等。因此，游行中必须加强纠察，慎重布置，灵活掌握，不要使自己损失过多的力量。按党的指示，学联在扶轮中学开了联席会议，会上我向大家谈了李铁夫同志对我谈过的对这次游行的建议。经过讨论，会议最后决定于五月三十日进行大游行。
为了顺利地举行这次游行，各校进行了充分准备，印刷了针对工人、农民、市民、军警的各种标语、传单；拟定了比较策略的口号，如“拥护天津军警继续抗日”、“拥护二十九军继续抗日”、“武装保卫华北”、“抵制日货，制止走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等。在游行前，这些标语、传单大都收藏在我的家里。学联还组织了纠察队、交通队、设立了秘密和公开的两个指挥，秘密的指挥由我担任，在各校正积极进行准备时，南开大学的李涛从他在公安局的一个亲戚那里得知，游行的消息已经走漏，为了防止当局的干涉，学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游行的日期提前改在五月二十八日进行。
五月二十八日，天津学生按学联的布置，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由于各校进行了充分准备，游行进行得十分成功。军警没有来得及阻止我们，各界群众对我们的行动则大力支持，一些商店的店员免费供给我们粉笔写标语；人力车工人帮助我们散传单；在游行所经过的地方，电车也停驶了。游行时，我们在官银号还召开了有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开展了抗日宣传。在游行过程中，一个日本人在汽车里企图给我们拍照，结果被我们打跑了，他的汽车也给大家砸了。在游行结束后召开的一次党团会上，李铁夫同志充分肯定了这次游行。“工人救国会”的代表还告诉我，那天“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都派人参加了大会，只是由于两个组织还处于半公开的状态，没有打出旗帜来。
“五·二八”大游行后，学联又搞了“义教促进会”，布置各校在暑假时，开办了几个“义教”学校。我代表学联还到姜井一带看了办“义教”的情况。一九三六年暑假后，我离开天津，由杨秀峰介绍到北平市高级商科职业学校教书去了。
我到北平后，天津学联的工作转由王绶昌负责。但我的党的关系仍在天津，由天津派董毓华（化名王仲华）同志和我联系，他是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由北平调到天津的。日本人强迫天津当局逼走丫法商学院的院长杨亦周，然后就强行解散了这个在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学校。然而，天津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没有因此受到影响，而且仍在不断发展，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的爆发。
（朱光：一二·九时期天津法商学院学生，党员，抗战时期在国民党上饶集中营作地下工作，任副主任，现已离休。）
人民出版社《一二·九运动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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