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的科学问题以外的信件和论著正在被收集和出版，这是一件大好事。爱因斯坦不仅是他那代人中最有才干的科学家，而且也是一位有见识的人，这一点是非同寻常的。假如政治家倾听他的话，那么人类事件的进程就会比它发生的那样少些灾难。谴责任何有能力高瞻远瞩的人是空想家，这正是被称之为“事务主义者”的人的习惯，他们认为人不值得公开表达政治上的意见，除非他对有关的最重要的事实特别关心或知之甚多。在这个领域，没有人听信爱因斯坦。在德国，在希特勒统治期间，相对论被谴责为犹太人的骗局，相对论的唯一目的是迷惑雅利安人。希特勒和希姆莱(Himmler)不能理解它，就轻率地推断没有一个雅利安人能理解它。在德国排斥他之后，他生活在美国，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在美国获得了他应该得到的所有崇高荣誉；但是，当他容许自己谈到政治事件时，大多数人则认为他所说的话很不受欢迎。
▲ 爱因斯坦 (摄于1921年)
我是那些几乎总是与他保持一致的人中的一员。我和他都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但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我和他都同样为氢弹竞争的可怕前景焦虑不安。我们与许多愿意合作的著名科学家同心协力，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我草拟了一个声明，把它寄给爱因斯坦。在得到他回答之前，当我乘飞机从罗马到巴黎时，我获悉他去世了。一到达巴黎，我就看到他同意签名的信。这必定是他一生中最后的行动之一。
▲ 爱因斯坦72岁生日聚会 (1951年3月, Arthur Sasse摄)
我们不时地相遇，但是除了1943年我住在普林斯顿外，我不常去拜访他。在普林斯顿时期，我通常每周去一次他的住处，与他和泡利(Pauli)、哥德尔(Gödel)一起讨论科学哲学中的各种问题。泡利和哥德尔两人在他们各自的领域是十分著名的，但是不用说，爱因斯坦甚至在最著名的人中也是杰出的。我发现，这些非正式的讨论是很有启发性的、极其宝贵的。
爱因斯坦关于接受或拒斥科学理论的态度，与弗兰西斯·培根提出的态度大相径庭。当然，人们必定知道这些事实。但是，一种理论如果有任何价值的话，它必定不是在仔细地选择和整理个人观察资料中产生的。相反地，就像诗人和作曲家那样，它必定是作为突如其来的、富于想象的洞察力而出现的。当爱丁顿(Eddington)利用1919年的日食观测着手验证爱因斯坦的预言时，爱因斯坦并不像爱丁顿那样对结果甚感必趣。我想起一位女性赞美惠斯勒(Whistler)的故事，这位女性告诉他，她看到巴特西桥与在他的绘画中所看到的巴特西桥一模一样时，惠斯勒对此回答道：“啊，大自然出台了！”人们觉得，当太阳系决定证实爱因斯坦的预言时，爱因斯坦也认为太阳系“出台了”。要把爱因斯坦的方法转化为教导学生的教科书准则，是很困难的。处方也许可以开列如下：“首先获得超常的天才和包罗万象的想象力，其次学习你的科目，然后等待启示。”正是这个处方的第一部分带来了困难。
▲ 爱因斯坦拉小提琴
爱因斯坦是一位异乎寻常地令人满意的人。他不管他的天才和名望，行为举止总是十分简朴，也从不要求任何特权。我相信，他的工作和小提琴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幸福，但是他的广泛的同情心和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却妨碍他获得更多的宁静。在他身上，我从未发现一星半点的虚荣或嫉妒，即使像牛顿和莱布尼兹这样伟大的人物也沾染了这些毛病。
爱因斯坦毕生都关怀个人和个人自由。他本人表现出了他的环境所需要的全部勇气，他也号召其他人拿出同样的勇气，但往往并不成功。他看到个人自由在纳粹党徒滋生的德国已经丧失殆尽，他立刻感到同样的灾难有在其他国家降临的危险。他对大队列的士兵不怎么看得起，他对政府的态度酷似希伯来预言家的态度。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且也是一个伟大的人——有自知之明的和问心无愧的人。
【本文为《爱因斯坦论和平》序言，稍作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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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论和平》
[美] O.内森 H.诺登 编
商务印书馆2017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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