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金猴」设计印制过程中尘封的秘闻

2018-01-28  QIANSHI


作者:原国家邮政局邮资票品管理司司长 刘建辉


前言

      80年猴票全称:T46“庚申年”邮票,是我国发行的第一枚生肖邮票,也是中国邮票发行史上的传奇!在它诞生的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专家的脚步,翻开那段尘封的历史,从头复原“庚申年”邮票的发行轨迹轮廓。

      T46“庚申年”邮票,俗称“猴票”,1980年2月15日发行,中国邮电部发行的第一枚生肖邮票。这是我国集邮界熟知的,烂熟于心的资料。正是由于这套邮票太过出名,虽然仅仅诞生了38年,但围绕“猴票”的悬疑问题却总是时隐时现,比如,“猴票”的发行量究竟是多少?为什么不少“猴票”背胶“挂脏”?等等。

      出于对“猴票”发行量与市场价格的关联研究,使我对“庚申年”邮票的悬疑问题有了莫名其妙的追踪兴趣。那么,我就首先从邮票的发行量来切入。

      若了解其发行量,必然要查官方的、最具权威的资料,那只有一个目标,而且是唯一的目标,即《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这本目录是原邮电部(后为信息产业部,工业与信息化部)直属正局级单位——《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目前唯一公开面向社会的中国邮票发行资料。“文革”后,这本目录于1981年正式出版,出版的时间恰在“猴票”发行之后。作为邮电部的对外喉舌,有关猴票的发行资料,当时的中国邮票总公司理所当然的要提供尽可能详尽的资料,这是无可置疑的,因此宝就压在了这本书上。

从800万到500万

      我这个人不是个精细的人,资料很多,次序凌乱,需要找时,却不知它们都藏到哪去了。没办法,只能请老朋友帮忙。信息出来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从1981年到1984年,在目录上是没有发行量资料的,而最早刊登邮票发行量的是1985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刊登的“庚申年”邮票发行量是800万套。1986年版、1987年版、1988年版,到1989年版都标注“庚申年”的发行量是800万套。1990年没有发行邮票目录。而到了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恢复编辑发行,但“猴票”的发行量一下子却变成了500万!而后,历年的“猴票”发行量都沿袭了1991年版的数量,即500万套。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猴票的发行量一下子降了300万套?那么究竟猴票发行量哪个更准确?是不是后一个更准确?从理论上来说,后面公布的发行数字肯定是对前面数字的修定。那么,这个数字究竟准确不准确呢?

      为此,我只得翻找原始档案。我希望历史给我一个正确答案!

      我在翻看有关的案卷时,有两件珍贵档案理清了“庚申年”邮票从提出到实施的来龙去脉,并找出来“量”的可靠根据。第一件是“关于拟发行《猴年》特种邮票的请示”,这是邮电部邮票发行局1979年11月6日向部里呈送的请示。全文照登如下:

部领导:

      春节,是我国人民的传统节日,有悠久的历史。在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和海外广大华侨中,有广泛的影响。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希望和出口需要,我们考虑在每年春节前发行一枚“年票”,图案是十二生肖,即“猴”年发行一枚“猴”为主题的邮票,“马”年发行一枚“马”为主题的邮票……每年一次。

      我国是干支纪年的创始国,目前亚洲一些国家沿用的旧历,也是我国创立的。日本和香港每年也发行类似的“年票”,我们出十二生肖邮票,既可宣传我国悠久的科学文化传统,普及天文知识,又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给传统的节日增添一项喜庆内容。

      明年是庚申年,按照“五行”的说法,庚申年即金猴年,故我们特请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名画家黄永玉同志设计了《猴年》特种邮票一枚,画面就是一只金猴,拟在明年春节前发行。

      妥否?请批示。

邮票发行局  宋兴民(签名)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六日

      在供部领导批示的空白处,有邮电部值班室(注1)的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二日部长办公会议审查同意发行。”

      在这个请示中,虽然指的是发行“年票”,“庚申年”的名称还未出现,但是按照干支纪年并从“猴年”开始发行系列生肖邮票已获得邮电部的批准。这个文件是发行系列生肖邮票的根据,也是获得发行“猴年”生肖邮票的尚方宝剑。

      第二份文件是“关于《庚申年》特种邮票的订印函”,签发人是原邮电部邮票发行局副局长倪贯一。

主送:北京邮票厂

     文号:(1979)票发字第58号

      我局特请黄永玉同志设计的《庚申年》特种邮票,业经邮电部批准,并定于明年春节前发行,现请你厂印制。详情如下:

      《庚申年》特种邮票,志号T.46(1—1)1980。

      邮票面值8分,规格26X31毫米,印量500万枚,雕刻影写印制。

      这份文件不仅将“年票”正式改为了《庚申年》,即现在的名称,而且向北京邮票厂下达了生产印量,并明确使用“雕刻影写印制”。

      这份文件已表达的十分清楚,邮票的“印量”是500万枚,严格的说,印量是要完成成品的数量500万枚。但为什么集邮界对这个数字又有疑惑呢?

      集邮报刊上披露“庚申年”实际发行数量的就有北京的集邮家李伯琴先生,他在中国集邮报发表的《说不尽的“猴”一世》一文中就写到“这枚T46猴票实际仅发行了430万枚。”这种实际发行量的消息,应该来源于邮票厂。但这个数字是否准确呢?我想,一件事情要是搞清楚,必须要刨根问底。这不仅对当代负责,也是一种对历史负责。

从动物“猴”到生肖“猴”

      我首先找到了“庚申年”邮票的设计者,著名邮票设计家邵柏林先生。应该说,邵柏林不仅是“庚申年”邮票从图稿的策划一直到印制全程的参与者,也是这枚邮票的唯一的设计者。

      我和邵柏林先生是忘年交,从1985年邮票体制改革始,我们的交往一直未断。我不仅见证了那场改革所经历的巨大阻力,也对邵柏林先生致力于提高中国邮票的设计水平所付出的艰辛与努力由衷的钦佩。特别是我到国家邮政局邮资票品司任职后,我请邵柏林先生出山,策划并指导第三轮生肖邮票的设计工作,已年过七旬的他,二话没说,一口应允。紧接着,就是对当代平面艺术家一家一家的拜访。他对生肖邮票深刻的理解和对邮票组稿工作的精准,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第三轮生肖邮票头三枚,猴、鸡、狗,不仅博得了集邮爱好者一致的喝彩,业已成为中国生肖邮票中的经典。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仲秋的阳光温暖、温柔,多彩的树叶装扮的整个公园像一个童话世界。一袭长凳,小鸟啾啾。邵柏林先生不紧不慢的语速,道出了生肖邮票从如何提起,到实施的整个过程。

      说来话长。邵柏林先生195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这所院校荟萃了当代中国顶尖的艺术家,如徐悲鸿、张仃、吴作人、李可染、李苦禅等。邵柏林对学校的老师十分敬重,即便是“文革”中横遭迫害的黄永玉先生,在最困难的时候,邵柏林元旦和春节也必去看望。这让黄永玉十分感动,并以挚友相称。1979年1月1日,邵柏林如约又去看望刚从“风雨”中走出来的黄永玉,并提出请黄永玉先生画一组动物邮票。黄永玉先生一口应允,并向邵柏林建议:为何不发行一组生肖邮票呢?十二年我都给你们画。

      邵柏林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决定将此建议向邮票发行局汇报。双方约定,过一周邵柏林再来取稿。1979年1月9日,黄永玉将一副“猴子”画稿交到了邵柏林手上。邵柏林看着这只充满灵性、活泼可爱的“猴子”,欣喜若狂,他凭多年在邮票设计部门打拼的经验,知道一枚精彩的邮票诞生了。黄永玉嘱咐邵柏林两件事,一是为猴票做后期设计,二是为猴票设计一枚首日封。

      邵柏林取回“猴票”的稿子后,就向邮票发行局领导汇报了黄永玉的建议。无独有偶,就在一年一度的春节过后的3月1日,邮票发行局在粉碎“四人帮”后,首次派出代表团出访香港,代表团团长为邮票发行局副局长薛铁,团员为于名川和吴凤岗。(有的文章把吴凤岗列为代表团团长——有误),出访的目的是了解和考察香港邮票展览会。

      这次的出访,让代表团大感意外的是,中国古老的生肖文化,已经成为境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邮票题材,而且受到集邮者的欢迎。而作为发明干支纪年的故乡,却没有任何反应!代表团成员之一的吴凤岗回国后,就在发行局编发的《参考资料六》上,发表了“香港生肖邮票和生肖金币——兼谈今年邮票发行和全套发行的利弊”,介绍了香港之行境外发行生肖邮票的情况。这两趟本不在一条线上跑的车,却误打误撞地加速了中国第一套生肖邮票诞生的速度!

      1979年11月6日,具有历史意义的邮票发行局“关于拟发行《猴年》特种邮票的请示”正式上报邮电部。

从500万到……

      “庚申年”邮票的任务下达到北京邮票厂,但印制过程却异常曲折。“庚申年”邮票采用的是雕刻影写套印,即一雕二影,雕刻一种颜色,影写两种颜色,这才能满足“庚申年”邮票图稿印制的要求。就在试机时,一个逾越不过的问题出现了,由于自“文革”后,雕刻版印制邮票的方法被弃之不用,存在库房里的雕刻用墨时间太久,都已干结,在机器上根本走不起来。雕刻用墨厂家在天津,马上联系!回话却让大家犹如浇了一瓢冷水:生产时间要5个月!那不黄瓜菜都凉了。现在距发行只有两个月,生产新墨是指望不上了,只有就地解决。

      有一首歌唱的好:咱们工人有力量!工人们不仅有力量,还有智慧!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值机的工人想了个办法,即在雕刻用油墨里加一些铅印墨。因为铅印墨相比雕刻用墨要稀,这一招果然灵验,机器走起来了!大家不禁拍手叫绝。就在大家乐观其成时,没想到试印样票又给大家添堵了。原来,雕刻版套印后,“猴票”的红底色总是通过其毛发反上来,即在黑猴的身上“泛红”,致使黑猴不黑。邵柏林仔细观察后,马上画了一幅黑色影写版稿衬在下面。一试,效果奇佳,猴子的墨色一下子变得厚重饱满,茸毛亮泽闪闪。困扰工人们几昼夜的难题又解决了。

      上述两个问题解决了,但新的问题又出来了。本来印制邮票的雕刻用墨是速干墨,经过机器印制后,邮票上的画面基本已干。而铅印墨则不是速干墨,由于在雕刻墨里添加了铅印墨,印出来的邮票画面干不了,这样就形成了后面印出来的邮票的背胶被下面未干的画面沾脏,行话叫“挂脏”。当然,“挂脏”也成为了日后检验“猴票”真假的一种方法。

      为了尽快解决这个问题,邮票厂立即做了一些晾架,这些晾架就放在当时邮票库的平房里。邮票厂的工人们小心翼翼地将刚刚印出来的邮票一版一版搭在分成若干层的晾架上,等干透了再取下来。这也成了当时邮票库里的一道风景。即便是采取了所能用的各种措施,邮票“挂脏”还是给“猴票”的成品率打了大大的折扣。北京邮票厂的工人为了减少损失,在“挂脏”的版票上将半版合格的邮票撕下来,再和另外合格的半版加起来,就算一个整版,业内行话叫“拼版”。

      一般来说,拼版最小的底线是四分之一版。由于合格的“猴票”数量大大低于500万枚,所以“拼版”最后只能降低到四方连,用四方连来拼版。“猴票”一版是80枚,即用20个合格的四方连加起来,就算拼成一版。这样算起来,“猴票”真正整版的数量远远低于理论数量。那么,“庚申年”合格的成品是多少呢?也就是说,它的发行量究竟是多少呢?

      邵柏林告诉我,经过检验合格的数量为4431600枚,这是在“庚申年”邮票印制完成后,他在邮票库的入库档案中查到的数字。

      为了验证这个数字是否准确,我专门找了原邮票印制局局长助理,一直负责邮票生产调度工作的韩淑敏,她不仅是在北京邮票厂摸爬滚打了三十多年的老同志,也是按国家邮政局要求,参与了2000年后抢救整理“文革”后邮票发行档案工作的人员之一。韩淑敏和她的同事经过查找当时记录,告诉我:“庚申年”的发行数量是4431600枚。

      这两个不同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向我提供的数字完全一致。我由此断定,原计划准备发行500万枚的“庚申年”邮票,由于印制过程中出现的邮票“挂脏”,致使成品率大大降低,最后只有检验合格的4431600枚入库,从而比原计划发行500万枚,减少了568400枚。

      “庚申年”邮票背后的悬疑,总算有了一个结果。38年过去了,成就今天“猴票”辉煌的不仅有著名画家,著名邮票设计家和雕刻者,还有那些不知名的技术员和普普通通的工人,是他们共同成就了一代“猴王”。我们在纪念“庚申年”发行38年之际,向他们,向那些知名和不知名的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注1)值班室:根据上世纪七十年代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在国务院各部委及直属机构设立的24小时值班机构,以加强上下沟通和应急处置能力。邮电部值班室隶属于邮电部办公厅,也承担秘书处的职责。

    来自: QIANSHI > 《集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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