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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初接触首都图书馆还是在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而最早发生联系的部门则是期刊部。那时我尚未到出版社工作，还在某医院“悬壶”，不务正业之时，喜欢读些杂书和有关民国史、北京史方面的东西，尤其对二、三十年代的旧期刊有兴趣，彼时十年浩劫刚刚过去，极左思想还没有消除殆尽，不要说是二、三十年代的旧报刊，就是对“文革”前的刊物，也没有完全解禁，首图的社科期刊部虽然恢复一般性阅览工作，但借阅条规特别限制，有“因工作特殊需要，凭单位介绍信阅览”方可，较之其他部门更为严格。幸得医院人事部门对“社科期刊”没有过高的政治敏感性，很顺利地给我开了介绍信，拿到首图社科期刊部一试，居然好使，那日借阅了两三种旧期刊，在首图西侧庑廊中消磨了一整天。遗憾的是这种介绍信只能使用一次，下次再去则要另开，如此几次，医院开具介绍信的人也有点烦了。某次社科期刊部的同志疑惑的问我：“您借的旧期刊挺杂，您到底要查点什么?”其实我实在是没有任何目的，就是浏览一下，了解一点二、三十年代的历史变迁和社会生活。于是我便老老实实地告诉了那位工作人员。而也正因于此，自此之后再也没有向我索要过介绍信，后来又办了一个借阅证，在社科期刊部算是畅通无阻了。 记得那一段时间，在首图社科期刊阅览室翻看了《北洋画报》、《晨报》、《东方杂志》、《良友》、《实报》和部分《故宫博物院院刊》等，首都图书馆期刊部所藏虽不甚全，但较为重要时期的大都有，如《良友》创刊于1926年，1941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停刊，前后出刊一百七十余期，在当时的中国可算是最长命的刊物，首图所藏可达三分之二，八十年代末，《良友》全部影印出版，其质量比原版刊物差了许多。再如《实报》，在中国北方，尤其是京津一带颇有影响，日出四开四版，故有“小实报”之称。社长管翼贤，是位才子，很有办报经验，其新闻、评论、报道乃至副刊，均属上乘，加之报纸容量大，很受社会市民阶层欢迎，发行量很大。《实报》中有不少关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内容，有一定的资料性。报纸号属小型，却也有不少名家撰稿。1937年北平沦陷后，管翼贤落水附逆，《实报》也逐渐走向衰落，但要了解沦陷时期的北京，《实报》仍是可以参考的重要资料。首图所藏《实报》也是比较全的，弥足珍贵。 1985年，我调至出版社工作，与前时相比，那种悠闲浏览报刊的时间少了，但是与首图地方文献部的接触却多了起来。地方文献部是首图的一个强项部门，除了藏有北京的府、州、县志、舆图、资料、照片、拓片等约四万件册外，还蒐集了大量有关北京史地的图书和新出版的研究著作，成为了研究北京史的资料中心。大约是1986年，结识了当时在地方文献部的韩朴先生，自此之后，韩朴兄给了我许多帮助，同时也提供了许多使用北京地方文献的便利。记得好像是九十年代初，韩朴兄已经开始使用电脑，为北京史志资料的整理、分类、检索达到更好的利用效果，做了许多工作。记得某日下午，韩朴兄极其兴奋地向我介绍电脑对地方文献整理工作的便利和使用价值，对我这样一个“科盲”来说，真像是坠入五里雾中，不知他所云如何。后来他一发不可收拾，同时也为北京许多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系统整理了大量资料，功德无量。我也曾介绍大觉寺管理处等单位在他那里做了资料文献整理工作。 首都图书馆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除了向社会开放之外，还做了许许多多极富社会效益的研究整理工作，编著了多种馆藏目录、索引，如《馆藏中国小说书目》、《老舍研究资料目录》、《北京地方文献联合目录》等，对馆藏未经刊印的鼓词、杂曲整理出版，如《清蒙古车王府子弟书》等，蜚声海内外。此外，对于一些珍贵的佛学、版画等也陆续出版。 据我所知，首图所藏戏曲资料也颇可观，仅戏曲唱片就有两万张之多。首图曾编过一本《馆藏中国戏曲书刊目录》，可惜只收录了书刊部分，其实诸如唱片、图画、照片、戏单等也可同时纳入，编一本《馆藏戏曲资料总目》。地方文献部藏有一部戏单，有数百帧，起于清光绪末年，止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对研究北京戏曲演出史极有参考价值。韩朴兄曾全部让我看过，大饱眼福。尤其是富连成科班学生在广和戏院的戏单，相对来说最为完整，历时二十年，几乎囊括了“喜”、“连”、“富”、“盛”、“世”、“元”各科的学生。除了各营业演出的戏单，也有义务戏和堂会的戏单，除京剧外，也有梆子、评剧、话剧的戏单，而涉及的剧场、戏院也十分全面。可惜至今未能付梓面世。1990年，为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我负责编辑了《京剧史照》一书，是一部大型画册，出版之后，图册中使用的1140幅照片，有北京社科规划办出面，我们全部捐给了首都图书馆，应该说是丰富了馆藏戏曲文献中的照片资料。 我与首图接触的二十多年中，感触最深的并不是首图所藏的图书文献，就首图馆藏而言，在全国图书馆中尚不能称琳琅汗栋，而首图能以所藏善本古籍、地方文献、史志资料作出许多学术成果，服务社会，嘉惠学人，确实有赖于首图一批有事业心，有敬业精神的同仁，我想这应该是首图最值得骄傲的财富。 从1913年京师通俗图书馆算起，首图已经走过九十年的风雨历程，两年前，又从成贤街国子监迁入气势恢弘的新馆，今后的事业一定会更大的发展。说到这里，忽然想起一件十几年前的往事，1987年，我参与编辑大型图谱《中国邮票全集》，其中涉及到1913年中华民国发行的第一套普通邮票(此套邮票虽然编号为民普6，但在此之前的五套邮票都是在“大清国邮政”邮票上加盖“中华民国”字样的邮票)，共使用了三种图案，即帆船、农获和牌坊。这枚牌坊图案的邮票一直被误称为“宫门”，而做为中国珍邮的牌坊倒印错票，也一直被误称为“宫门倒”，以讹传讹，流布海内外。其实，这枚牌坊图案正是取自国子监的“圜桥教泽”坊，而不是什么“宫门”。为了纠正这一谬误，我特地去了国子监“圜桥教泽”坊实地核对。记得那天是旧历除夕前一日的下午，大雪初霁，彝伦堂和辟雍四周均为大雪覆盖，整个国子监寂静无声，只有东西廊庑灯火通明，我踏着积雪绕辟雍一周，灯火折射在雪地上，呈现出一种温暖，加上廊庑里散发的书香，于寂静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特殊感受，至今挥之不去，这也许就是我梦里永远的首都图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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