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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艺术理论的中国视角”的建设不能是闭目塞听，也不能是“闭关锁国”，要在挖掘中国传统艺术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世界各处的先进理论，融会贯通，最终形成我们自己的艺术理论体系。 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筹）名誉会长、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凌继尧教授对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和西方艺术理论发生过的两次错位进行了阐释。第一次错位是80年代以前，西方艺术理论重视艺术自身内部规律的研究，同时期中国艺术理论重视艺术的外部因素的研究。第二次错位是80年代以后，西方艺术理论从艺术的内部研究转入外部研究，而中国艺术理论则从艺术的外部研究转入内部研究。这两次错位表明，中国艺术理论在接受外国艺术理论时，不是被动的，而是根据自身的需要，经历了对外国艺术理论进行疏离和选择、偏振和重塑、以及滞后的再选择的过程。 中国艺术研究院李新风研究员就“艺术一般”进行了深入地阐释。他指出，“艺术一般”既是基础理论问题，又是现实实践问题。“艺术一般”应成为艺术原理、艺术概论或艺术基础理论的中心范畴。“艺术一般”又是现实所提出的一个亟待解决的实践问题。自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有关“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对象、研究领域、辐射范围，它与其他个别艺术种类的研究之间的关系，便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也成为困扰人们的一大难题。只要引入“艺术一般”的范畴并加以明确阐发，这些问题就不再成为问题。针对特殊艺术种类的研究或个别艺术事象的研究，能否成为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内容的问题。他认为只要研究主体具有自觉的“艺术一般”的观念，而不是停留于个别、特殊，只是就事论事，可以成为艺术学理论领域的研究成果。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童强教授就艺术理论中的感性进行了深入阐释。他指出，目前的研究中，似乎忽略了感性这一直接关系到艺术与美学存在的最重要的因素。这导致的结果可能会是，尽管完成了一项艺术或美学的研究，但在艺术与审美上，可能依然是个外行。我们正在把艺术理论与美学腌制成易于保存、运输、推销的产品，把它做成与其他各种冰冷的分析阐释相似的研究。 清华大学陈池瑜教授对建构中国艺术史学学科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借鉴西方文化、哲学美学、艺术史观的同时，要进一步深入开掘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必须将重心转移到建构具有中华民族特征的学术原则、艺术理论体系、艺术史观与方法上来。要通过对中国绘画史、书法史、陶瓷与工艺美术史、戏曲史、音乐史、诗史的丰富资料的研究，关注考古新发现的文物材料，参考中国哲学、美学与诗书画理论及乐论、曲论成果，分析新的艺术形式与思潮，在既有的基础上，开辟新路径，有步骤、有规划地推动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史学理论的发展，建立中国艺术史学学科体系、原则、观念与方法。 浙江音乐学院李荣有教授对中国艺术学门类学科专业设置进行了宏观构想。他指出，艺术学门类学科专业设置问题，涉牵古今中外诸多矛盾和难题。针对当下学科设置中缺乏统一的理论准则、学科结构关系失衡、学科名称界限不清等核心问题，预设了两步走研究方案。即第一步是基于当下维稳发展的研究方案，避免激化当下难以化解的各种矛盾。第二步是基于未来长远发展的研究方案，立足于构建有中国特色和全球性普适意义的艺术学门类学科专业新体系。 中国文联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朱庆则对文艺评论影响力的“四个有”进行了论述。他认为，文艺评论是否能够产生足够的影响力，关涉的因素有很多，离不开 “四个有”：一是眼中有现象；二是胸中有立场；三是笔下有锋芒；四是俯视有前瞻。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蓝凡教授《技术对艺术的颠覆：艺术分类的新维度》对技术与艺术特别是艺术分类的关系进行了阐释。他指出，技术“发明”了新的艺术种类和新的艺术分类方法。如影像的发明及延伸，传统的艺术基础性分类受到了挑战，其结果就是艺术新的大类分类的发生。艺术分类的新维度，给了人类创造的精神世界以新的意义：它颠覆了传统的艺术分类的观念，颠覆了传统的艺术本质（存在方式）的观念，颠覆了对人类艺术起源的观念，颠覆了对艺术与自然、社会关系的观念，颠覆了对艺术与生俱来的“神圣性”的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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