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词的起源,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其中广泛被后世引用者,则是南宋黄昇在《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中的说法,该书排在最前面的两首词,就是李白的《菩萨蛮》和《忆秦娥》。而后黄昇在《菩萨蛮》小注中说“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也正如此,后世把李白视之为唐代第一位词人;又由于唐之前的词,大多没有受到后世的认定,故李白的这两首词又成为了标准词作中,流传至今最早的两首。
关于李白这两首词的真伪问题,后世的争论十分广泛,直到当代也没有达成统一的看法。但相比较而言,从历代的评论来看,肯定者还是占了主流,明王骥德所撰《曲律》一书,专有《论曲源》一章,王在此文中称:“入唐而以绝句为曲,如《清平》《郁轮》《凉州》《水调》之类;然不尽其变,而于是始创为《忆秦娥》《菩萨蛮》等曲,盖太白、飞卿,实其作俑 。入宋而词始大振,署曰‘诗余’,于今曲益近,周待制、柳屯田其最也;然单词只韵,歌止一阕,又不尽其变。”
王认为,最早的词其实都是诗中绝句的变体,而严格意义上的词,就是《忆秦娥》和《菩萨蛮》。在这里,王骥德把李白和温庭筠并称为最早的词人。而明代的何良俊也有着同样的认定,他在《草堂诗余序》中说:“宋初,因李太白《忆秦娥》《菩萨蛮》二辞,以渐创制。至周待制领大晟府乐,比切声调,十二律各有篇目。柳屯田加增至二百余调,一时文士,复相拟作,而诗余为极盛。”
何把词的形成时间定在了北宋,但同时他认为,这些词都是本于李太白的《忆秦娥》和《菩萨蛮》。而到了明末,汤显祖则说得更为明确,他在评价《花间集》时称:“芟《花间集》者,额以温飞卿《菩萨蛮》十四首,而李翰林一首为词家鼻祖,以生不同时,不得列入。”汤显祖借他人之口,点明了李白的《菩萨蛮》是“词家鼻祖”。
李白撰《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清康熙五十六年缪曰艺刻本 在诗方面,李、杜并称,那为什么只有李白有词作,而杜甫则一首也没有呢?这种情况也是质疑派常常提到的问题,清初的尤侗在《梅村词序》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词者,诗之余也,乃诗人与词人有不相兼者,如李、杜皆诗人也,然太白《菩萨蛮》《忆秦娥》为词开山,而子美无之也;温、李皆诗人也,然飞卿《玉楼春》《更漏子》为词擅场,而义山无之也。” 尤侗认为,诗人不一定就是词人,他对举了李白和杜甫以及温庭筠和李商隐,而他在叙述中却认定李白的那两首词“为词开山”。
清代藏书家孙原湘,也写过一首《菩萨蛮》,他在此词的小序中称:“词中三李,太白,词之祖也;南唐后主,继别者也;漱玉,继祢者也。词家多奉姜、张而不知溯其先。予与诸子学词而设醴以祀三李,作《拜李图》,各就三家调倚声歌之,以当侑乐。”
孙原湘在这里总结出了历史上三位姓李的著名词人——李白、李煜、李清照,然其点到李白时,孙则称:“太白,词之祖也。”对于孙原湘提到的“三李”,康有为大为赞赏,他在《江山万里楼词钞序》中说:“若美成之跌宕悠扬,苏辛之傥宕遒上,梦窗之七宝楼台,姜张之清新俊逸,亦各穷极极妍矣。然韵味之隽,含蓄之深,神情之远,词句之逸,未有若三李者。” 康有为首先夸赞了周邦彦、苏轼、辛弃疾等一系列大词人,而后他又称真正有韵味之词,还是当属“三李”。 这里竟然建起了以“李白”命名的国际诗歌小镇 清代的陈廷焯对词学有较深入的研究,他把李白的这两首词看得很高,他在《云韶集》中说:“唐人之词如六朝之诗,惟太白《菩萨蛮》《忆秦娥》两调,实为千古词坛纲领。”这是从词作上予以的肯定。而对于历史上的第一位词人,陈又在此书中明确地点出:“词虽创于六朝,实成于太白,千古论词,断以太白为宗。”
到了晚清民国间,重要的词家大多数仍然认定李白的这两首词为百代之祖,比如况周颐在《历代词人考略》卷一中说了这样一段话:“世谓李白《菩萨蛮》《忆秦娥》二词为百代词曲初祖,唯是长短句之作,唐以前见之屡矣。如梁武帝《江南弄》云:‘众花杂色满上林。舒芳耀绿垂轻阴。连手躞蹀舞春心。舞春心,临岁腴,中人望,独踟蹰。’……”
况周颐首先称,历代传说李白的这两首词为词曲初祖,但接下来,他又引用了梁武帝等多人的词作,而后况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并皆六朝君臣风华靡丽之语,后来词家之滥觞。特至太白《菩萨蛮》《忆秦娥》而词格始成耳。”况在这里并没有直说他认定李白的这两首是最早的词,但他认为,六朝时期梁武帝等人的所作,只能是词的酝酿期,而只有到了李白写出这两首词,方才形成了真正的词格。如此说来,况周颐也同样认为李太白的这两首词,是严格意义上词史的最早作品。 巨大的石狮子
词曲大家吴梅也跟况周颐的看法基本相同,他在《词学通论》中说:“自齐梁以来,陶弘景之《寒夜怨》、陆琼《饮酒乐》、徐孝穆《长相思》等,虽具词体,而堂庑未大。至太白而繁情促节,长吟远慕,遂使前此诸家,悉归笼化,故论词不得不首太白也。”吴梅也认为,在李白之前,别人也写过近似于词作的作品,但严格意义上的词,仍然以李白的两首为最早。 以上所引用者,均为历史上的肯定派,但同样,也有人对这两首词是不是李白所作,表示了怀疑,清杨希闵《词轨》卷一引用了陈广夫的一句话:“太白未有词,传者皆晚唐人作,误名耳。凡抄十余首,曾有一字是太白口吻?”陈广夫直接说,李白没有写过词,而署名他的词作其实都是晚唐人的作品。陈认为这些词的词风不像李白的口吻。那像什么呢?陈接着说:“此首身世之悲,似昭宗在凤翔时语,并恐是五代人作也。”他认为这两首词之作者的身世很悲凉,没有盛唐时的口吻。
到了当代,这种争论变得更加激烈,我先把李白的这两首词抄录在这里:
《菩萨蛮》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
《忆秦娥》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对于这两首词,许宗元在《中国词史》一书中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从文学发展的规律看,这两首艺术手法极为纯熟、复杂、多变,艺术境界极高的词,似不可能出现在词尚稚气的盛唐。何况,唐人编的李白集中并无此二词,直至北宋后期才被提及。”
许宗元认为,李白的这两首词写得太成熟了,是艺术水准很高的作品,他觉得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来说,初期的创作应当不会这么成熟,同时在唐代人编的李白集中,并没有收录这两首词,真正提到该词是李白的作品,已经是到了北宋时。同时,许宗元又讲到在北宋之前已经有了两位叫李白的人,所以他觉得这两首词不太可能是盛唐大诗人李白所作。 此地空余小红楼 坚决否定这两首词为李白作品的,当属当代词学专家胡云翼,他在其所作的《中国词史大纲》中明确地说:“即如黄昇所谓李白的《菩萨蛮》《忆秦娥》‘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的话也全属谬误。我们从多方面的证明,知道《菩萨蛮》《忆秦娥》二词不仅不是李白的作品,也不是盛唐时代的产物。”
胡先生在这里否定了黄昇的断语,他认为这种说法“全属谬误”。胡先生不但否定了这两首词为李白所作,同时也认为这不是盛唐时期的作品。为了佐证自己的判断,胡云翼在该书中列出了四点证据,我将其抄录如下:
(一)苏鹗《杜阳杂编》说:“太中初,女蛮国贡双龙犀,明霞锦。其国人危髻金冠,璎珞被体,故谓之‘菩萨蛮’。当时倡优遂制《菩萨蛮》曲,文士亦往往效其词。”《南部新书》亦载此事。则李白之世,唐尚未有斯题,何得预填其篇耶? (二)后蜀赵崇祚编《花间集》,录晚唐诸家词,而不及李白。 (三)郭茂倩编《乐府诗集》,遍录李白的乐府歌辞,并收中唐的《调笑》、《忆江南》诸词,而独不收《菩萨蛮》《忆秦娥》二词。 (四)欧阳炯序《花间集》数到唐词,只说“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之应制《清平乐调》四首。”若李白别有他词,何以欧阳炯绝不提及? 胡云翼举出的第一个证据,则是“菩萨蛮”一名的出现要晚于李白所生活的盛唐时期,所以李白不可能预先以此牌名来作词;而其第二点,则是《花间集》一书中没有收录李白的作品;第三,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中收录了多篇李白所作乐府,但里面唯独没有《菩萨蛮》和《忆秦娥》;第四,欧阳炯在给《花间集》所作的序言中,仅提到了李白作有《清平乐调》四首,而没有提到李白还作过其他的词。
胡先生认为,如果李白还有其他的词,那为什么欧阳炯在《序言》中没提到呢?为了说明这种怀疑古已有之,胡云翼在这里引用了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的一段话:“予谓太白在当时直以风雅自任,即近体盛行七言律,鄙不肯为,宁屑事此?且二词虽工丽,而气衰飒,于太白超然之致,不啻穹壤。借令真出青莲,必不作如是语。详其意调,绝类温方城辈。盖晚唐人词嫁名太白耳。”
胡应麟撰《少室山房笔丛》四十八卷,清光绪二十二年广雅书局刻广雅书局从书本 胡应麟认为,李太白当年风流倜傥,不太可能作这种小词,虽然说这两首词读上去也很工整、秀丽,但格调却不高,这也跟李太白的诗风差异较大,所以他认定这不是李白的作品,他觉得此词的真正作者,有可能是温庭筠,到了晚唐,人们把这两首词安在了李白的头上。
胡云翼首先肯定了胡应麟怀疑的有道理,但他又认为:“依我们看来,这两首词也不一定是温方城(即温庭筠)的作品。”那胡云翼认为是何人所作呢?他在文中说:“这大约是晚唐、五代无名作家的词,好事者为抬高词的价值,故意将此二词嫁名李白,以广流传。黄昇不察,编入他的《唐宋诸贤绝妙词选》里面,署为白作,后人遂据为定论,谓李白为作词的老祖宗。”
既然如此,为什么黄昇要把此词收进集中,并且说是李白的作品呢?胡云翼的判断是:“是黄昇立意和赵崇祚的《花间集》争胜,明知其伪,也滥收着以矜其搜集之宏富,亦未可知。”
而后,胡云翼又从时代上否定这两首词是李白的作品,他假设如果这两首词确实出自李白之手,那为什么到了后来的中唐,却没有人接着以《菩萨蛮》和《忆秦娥》来作词呢?对于胡云翼的这种结论,当代学者也有许多的争论,比如木斋先生在《曲词发生史续》一书中,用一个章节来证实这两首词确实是出自李白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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