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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日的战斗，后金一胜一负。右路军莽古尔泰从广渠门败退，一路往北，回到土城关与大军会合。此时，皇太极已经得知了广渠门战报，心中又惊又怒，这袁崇焕竟然如此厉害，平原旷野之中，以九千之众，击败自己三万大军，实在是十五年中未遇之劲敌。 随后，皇太极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检讨战斗得失。八王阿济格适才坐骑被乱箭射死，险些丧命，心情大坏。检举揭发他的同父异母哥哥贝勒阿巴泰违反事前约定，杀入敌阵后，擅自行动，偏离指定突击方向，不向右方攻击，致使贝勒豪格孤军深入，被明军围困，导致战败。诸贝勒听了，纷纷批判阿巴泰，要求按照军法严惩阿巴泰。削去爵位，把他的牛录分给豪格。阿巴泰见情况不妙，赶忙申诉，刚张开嘴说了没几句，阿济格等众贝勒齐声怒斥，吓得他只好闭口不言，直呆呆臭的皇太极，目光中尽是哀求之意。皇太极听罢，说“阿巴泰平日里作战勇敢，并不是贪生怕死之人，今日之战只是因为冲入敌阵时他的两个儿子马快，与他失散，阿巴泰担心二子有失，这才没和豪格一路冲锋。朕岂能因疼爱儿子豪格而加罪于兄长？”最终赦阿巴泰无罪，处分了其它一些将领。
阿巴泰是努尔哈赤第七子，由于母亲是侧妃，地位不高，因此尽管阿巴泰作战勇猛，多有战功，爵位却一直上不去，和硕贝勒自然没他的份，一直是普通贝勒，一些盛大场合如举行宴会，他只能远远地坐在偏远席位，和一些小贝勒们排在一起。日子长了，阿巴泰觉得有伤自尊，免不了有一些牢骚。
天聪元年（1627年）十二月，皇太极在沈阳皇宫八角殿设大宴，招待前来归顺的蒙古察哈尔部首领昂坤杜棱，召诸贝勒做陪，阿巴泰拒不参加，说是没有皮大衣穿，皇太极原先赐给他的貂裘改成两件，给儿子穿了（看来阿巴泰一直很疼爱儿子。不过他的儿子也很争气，三子博洛、四子岳乐在清朝入关后、都战功卓著，分别受封亲王，给他爸爸长了脸）。皇太极何等聪明，自然明白是阿巴泰旧病复发，为他的宴席座次生气。于是转给代善等人，讨论阿巴泰的态度。代善等人齐声斥责阿巴泰，指责他贪心不足，继而攻击他有政治野心，想和三大贝勒平起平坐。阿巴泰在众贝勒的炮火中抵挡不住，被迫低头认罪。被罚雕鞍马、素鞍马各八匹，甲胄四副。
军事会议上，皇太极没有责罚阿巴泰，显示了高超的用人艺术。 作为一个政治集团的首脑，最重要的还不是首脑本身如何文武兼备，绝伦其群，历史上这种首脑存在，但为数不多，凤毛麟角。老天爷生人，不可能把所有的能力放在一个人身上。对于政治领袖而言，第一要义在于科学有效的管人用人，能做到这一点，他所在的政治集团就会由小变大，逐步兴旺，反之，则会由大变小、逐步衰亡。秦末的刘邦、项羽就是鲜活的例子。论个人素质。项羽文武双全，力能拔山，军事韬略，无人能敌，刘邦粗通文字，军事指挥不能说是饭桶，但能力一般，武艺更是平常，一千个刘邦捆起来估计也打不过一个项羽。
再看集团实力，论地盘刘邦只有汉中之地，手下仅有萧何、张良两个顶级文臣，其他周勃、樊哙、灌婴之徒，也不是特别了不得的大将。而项羽集团，项羽自不必论，当时天下公认的第一名将，范增、韩信、陈平，这三个人只要项羽用好一个，刘邦就要垮台，不幸的是，韩信陈平都转身投靠刘邦，成为逼得项羽乌江自刎的头号功臣，范增因陈平献反间计项羽中计而不辞而别，中途一气身亡。三人一去，项羽乌江自刎也就是早晚的事了。
皇太极在识人用人上是很高明的，而他的对手大明天子崇祯皇帝则是很不高明，接下来的历史很快印证了这一点。 大战结束，明军战报飞快报入皇城。崇祯听了，连日紧锁的眉头略微舒展，长出了一口气，建虏终于被击退，北京城的危机有所缓解，看来袁崇焕还是可用，辽军堪称天下劲旅，满桂虽然负伤战败，逃入庙中，还是忠勇之将，倒是这个侯世禄真是没用，要好好治他的罪。建虏虽退，据报还在城外徘徊，终须大创不可。 广渠门明军得胜，崇祯也来了底气。随即下了一道诏书，传示中外。诏书中先说“蛮夷滑夏，自古有之，雪耻除凶，必籍群力”，表明皇帝对局面并不怎么忧虑，自古以来，边疆蛮夷时常作乱，本不稀奇。接着对后金表示了鄙视和愤怒。说建虏本是世世代代接受大明恩养的属夷，地位卑微。竟敢越辽犯蓟、蹂躏内陆、进逼都城，罪在不赦。继而显示力量，宣布现在大同、宣府、山西、陕西等各处军马已经向京师集结，最后发布命令，要求各镇军马、天下文武官吏挑选精锐、星驰赴援，凡有功者，一律升赏、逗留观望者、有祖宗之法在一律严惩。
二十三日，崇祯传旨，开德胜门瓮城，让满桂率领残兵进城休息。这时候，皇太极看一时难以获胜，决定向南移动，等待战机。后金军转移到南海子一带。同日，太监出城到袁营传旨，命令袁崇焕即刻进兵。二十四日，崇祯有旨，传袁崇焕等平台入见，研究战守大计。袁崇焕接旨后立即带祖大寿入宫。他却不知道，此时朝中的局面对他已经相当不利。 十月底，后金两路突破长城。兵部尚书王洽久上疏皇帝，说他之前写信给袁崇焕，让部署赵率教、祖大寿伏兵邀击敌军，现敌军分路突破，如入无人之境，袁崇焕责无旁贷。请崇祯下旨严斥。这道奏疏，王洽为了推脱责任，把袁崇焕抛了出来。意思是他早有先见之明，只是由于袁崇焕执行不力，致使敌军深入。 紧接着，正在崇祯面前红的发紫的礼部右侍郎周延儒上疏指责袁崇焕坐拥十万劲旅，整日知道到坐守关门，而不分一支人马出击三岔河已牵制后金。上林苑监署丞李逢申上疏论袁崇焕骄矜退缩，糜饷误国。调门很高，话已经说的很重。
十一月十四，皇太极潜越蓟西，向北京杀来，沿途杀掠。尤其是到达通州、顺义后，在京郊一带任意驰骋。后金军是脱离后方数千里作战，十余万军队补给全靠抢掠明朝，京郊一带，比遵化边外富庶得多，后金军算是进了洞天福地，大肆劫掠，尤其是对准达官显贵。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顺理成章也成为财富中心。到崇祯二年，二百年间，历朝皇亲国戚、功臣、太监，包括皇帝本人，在京郊都有大量的庄田、别墅、园林、坟墓，积累了天量财富。后金军一来，成为其洗劫的天然对象。这些权贵的幸存下来的家丁、奴仆、管家、小老婆逃进北京，自然找他们的主子哭诉。他们的主子又找主子的主子崇祯皇帝哭诉，除了控诉后金的罪行之外，不约而同的认为袁崇焕身为蓟辽督师，手握强兵，坐视贼军烧杀掳掠，实属天下第一罪人。其他人还好，那些财产遭到损失的太监由于成天伺候皇帝，崇祯对他们相当宠信，这些太监不断在崇祯耳边说袁崇焕无能、退缩，进而隐喻袁崇焕坐观成败，其心实不可问。刚开始，崇祯还斥责这些太监胡说八道，等到战局进一步恶化，崇祯渐渐地也有些信以为真，对袁崇焕的看法逐渐有了改变。
谣言，在人类社会中是一个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尤其在中国，历朝历代数千年，谣言的生命力经久不衰，好像中国人也对谣言情有独钟，善于乐于信谣传谣 。谣言这个东西，广义上讲也属于语言艺术，虽说是口口相传，嘴皮子功夫，没露刀也没亮剑，没杀人也没放火，但是在社会危机时刻，如果在一开始没有及时澄清各种谣言，控制其四处扩散，往往会变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进一步加重社会危机。其威力之大，秉性之诡，甚至可以颠覆一个政权，毁灭任何强人。 后金军突破长城，长驱直入，战火烧到北京，明政府陷入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局势动荡，人心惊慌，这时各种传闻应运而生，从传言演变成为流言进而上升为谣言。其中相当部分是针对袁崇焕本人，如当时盛传“投了袁崇焕，鞑子跑一半”，意思是只要朝廷拿了袁崇焕，鞑子兵不攻自退，直言袁崇焕通敌，对袁崇焕极其不利。袁崇焕进京之后，不可能听不到这些谣言，一来其忙于统兵御敌，无暇顾及。二来，以袁的性格不善于也不屑于澄清这些谣言。 欢迎关注我的大鱼号：历史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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