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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与中医方法论 传统中医学者刘志明
“大数据”BigData是指大大超出常用的软件工具在运行时间内可以承受的收集、管理和处理数据能力的数据集。作为象形表意文字的汉学文化者，从字面意义上马上就能明白所谓“大数据”不是小数据或中数据，而是大数据和大大数据或超大规模数据。但由于目前对“大数据”的存储模式和能力、计算模式和能力，还都不能完全满足存储与计算处理现有数据集的规模性生产而提出的一个相对“概念”，以至于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因为这个“概念”是目前只能通过IT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和云计算、智能宽带网络技术系统，对所有海量数据进行系统性存储集成、分类归纳、整合辨析、分化处理、萃取索引并能成为人工智能化的判读、抉择的服务工具，才是“大数据”最被关注的技术趋势。换言之，只有当“大数据”将演绎“信息转化为数据，数据集聚成知识，知识涌现出智慧”的快速分析处理的目的性，才是人们追求“大数据”的核心内容。
处理“大数据”存在着方法论的缺失 自2008年《自然》杂志刋出“大数据”以来，大数据这个概念就从学术大讨论，迅速转化为人们测量、记录和分析世界的渴求。但是，虽然我们已经真正认识到“大数据”对国家治理、企业决策、组织和业务流程、个人生活方式等的商业价值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从金融服务、健康医疗、教育农业等多个领域的国际化发展带来全新的机遇。但要满足这些渴求，仍然需要对现有数据进行有效处理和科学新技术的运用、新思维和新方法的解读这三大要素。然而，在现今计算能力和信息技术日益成熟的互联网时代，面对如此汹涌而来的规模十分庞大的单纯“大数据”这座金山，用传统的数据处理方法应对显然已经十分困难，却又不能也没有有效的工具和方法，轻易地对“大数据”进行有效化处理。因为虽然在有效性、廉价性、便捷性数字化数据普及存储已经无处不在的今天，并没有真正在思维模式和方法论上跨越学术与产业、技术与应用之间的鸿沟。如何解决这个鸿沟，运用现代科学的思维模式明显已经使许多科学家们，只能力不从心地望着“大数据”兴叹。 目前运用大数据的方法仍然是最初级的统计学处理模式，进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数量级的分类处理方法。这一单纯数字化统计学的线性分析，只是通过大量的统计学处理，分析数据中的相关范围内的营销模式，获得创新和早期市场拥有主流的掘金者，虽然能使其及时因其“时髦”而加入流行，也可因“过时”而能及时退出。统计学数据处理确实能看到某些趋势性的变化结果，通过对各种变化的统计学处理，我们需要的是可分析出某些新的发展趋势，作出某些“预测性”的前瞻性预判类分析，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释变化的成因和内在与环境之间相关联系的相关性影响要素，并不能智能化的提出如何预判性避免、又如何事先准备好解决实质性的认识机能。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对此的回答是：“我们只要相关性，不要因果关系”。 然而，“只要相关性”的大数据处理方法，仍然是平面线性的单向初级数量级之间的统计学分析方法，如沃尔玛“啤酒与尿布”典型案例，并不是每位先生去给婴儿买尿布，都会给自己买两听啤酒犒劳一下。只有解决大数据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实质性的处理方法，才是处理大数据“从量变到质变”的高级智能化的处理模式。 商机瞬息万变，大数据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及时发现什么已经改变，什么将要发生改变，发生改变的方向和性质，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未雨绸缪地对应这些改变。当经济发生萧条衰退时该如何规避风险、减少损失，当经济开始复苏时，又该如何提前准备，抓住出现的商机。因此，大数据分析是发现新客户群体、确定最优质供应商、创新产品的品质、风格和样式趋势、理解销售季节性变化的最好方法。但这种局限于统计学的“大数据”，只是“大数据”的初级模式，并不能为我们解决上述问题，也不是我们最终想要的智能化源于大数据的真正价值，和在于“预测未知领域、非特异性因素集成的未来趋势”，和“破解长期的、普遍存在的社会难题”的能力。而大数据能迅猛发展的核心动力，就源于人们对测量、记录和分析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渴望，并不是目前依然局限于历史和实时数据的技术应用和分析，局限于满足短线和特定市场的需求。所以，单纯在数量上的规模庞大，并不能轻易地将目前对大数据的处理模式与以往单纯统计的“海量数据”、“超大规模数据”性质进行本质化的区分，因为三者并没有设置数量级和相关联系之间因果关系的质量等级性门槛。 而我们真正所需要的是“大数据”之间背后的相关联系的因果效应，继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的实验经验性科学、数百年来的理论认识性科学和数十年来的计算统计性科学之后，能否将实验经验、理论认识和计算统计方法这三种模式，进行统一归化性管理和组合，运用IT信息化运算方法进行有效性质的分析研究，形成“非竞争性”智能化生产要素，运用这些要素的特性，不断重新扩大、重组其再利用或释放和判读“大数据”之中潜在的各种本质性存在价值，在广泛的公开、共享中洞察商业的智能化发展趋势，这不仅关系IT领域、商业领域的未来发展，而且还牵动着国家、社会的发展脉搏和不断创造新财富、新文化、新知识的路线图。 然而，将经验科学和理论科学，通过数学模型进行运算性畴划，并得出因果效应的创新性结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如数学史上的三次危机，虽然分别促成数学的公理几何的诞生、集合或集约论的创立和现代数据化的创新性发展一样，挑战与机遇并存。因为现代科学技术同样存在着三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由于都是建立在牛顿物理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现代量子力学的理论基础上。但这三种理论在运算方法上无法进行统一地数学方程式运算。如牛顿理论中的时间是绝对的，不管发生任何事件它都正常流逝。这样，在经典的牛顿图像中它们不影响我们预言将来的能力。但是，在广义相对论中情形就非常不同，大质量物质可以使时空弯曲，所以，相对论的时间也是相对的。而在超微小质量的量子空间物质内，时间又发生着不确定性转换。
大数据的目的和要求 “信息化经济”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成为推动整个社会前进发展的主要动力。计算机的发明和互联网的应用，正以空前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不可阻挡地改变着社会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但如何将“信息化经济”转变为“智能化经济”，使其能够通过对大数据智能化处理的信息化经济，更加透彻地感知和度量现今世界上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件的本质性变化。并通过信息互联网全方位的互联互通，实现更深入的智能化体系，帮助国家、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获得对所要发生事件更智慧的洞察力和预判能力，避免不应该发生的损失和不应该犯的原则性错误。 作为后信息化经济时代的新阶段，“智能化经济”的崛起，不仅是一种创新经济和创意产业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胜利军，而且也能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反映出“智能化经济”的决策意识。 若要把“信息化经济”社会的“大数据”转变为“智能化经济”社会，则需要将每一种半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均被视为大数据，这要包括在社交网上的数据、金融交易的数据、公司贸易的数据、气象监测的数据、卫星扫描的数据和舆情等其他监控、研究和待开发的数据。将这些复杂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大数据进行管理与处理的目的，重点是解决数据线性化和非线性化的分布、存储、表达、处理、确定的相关联系之间的因果关系，依靠现有技术进行有效传输的指向性结论。突破分布式非相关性的管理与处理技术，异构性融合技术，数据的再组合、建模、索引、移动、备份和可视听化显示技术。通过这些技术在最大程度上提高数据的质量分析的属性特征能力和可操作性上，将目前纯线性分析处理机制，异化为立体化的蜂窝狀端口分布的相关联系的多维度智能化分析运算技术模式。除去传统的立体化技术和近期构建的回归性立体化和预测性立体化机制，以及其他的相关联系在统计学数据中的立体化搏连。这样多维度全方位的立体化分析工具，对多区间、分区域的多层次的数据化有效分析，才是最终能准确预测出可靠的并具有可行性的智能化行为路线图。
现代科学理论与传统中医学在思维方法上的差异性 若要解决智能化的运算结构，首先就要在思想方法上解决具体的可操作性上，如现代的许多科学理论中都是以“时间”、“空间”、“存在”为其理论的言说工具，然而在现代的物理学中首先在“时间”观念上，就从根据上彻底颠覆和并不支持我们现实社会对时间的常规看法，而且更严重的是在“时间”的方向性已无关紧要，并且时间还可以倒流的学说也冠冕堂皇地登上了科学的大雅之堂。相对论兴起之后就连时间倒流并能回到远古时代去旅行和亲手杀死幼年时期的自己也成为可能。在现代科学理论的几座大厦中，如在牛顿物理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海森堡和薛定谔的量子力学里面，时间倒流也同样可以站得住脚。对这些理论来说，记录在影片上的事件，不管影片顺放还是倒放，看上去也都行得通。单向的时间，反而像是我们大脑中产生的幻觉。研究这个问题的科学家们常带着几分嘲笑的口气，把我们日常对时间流逝的感觉，称为“心理性时间”或者“主观性时间”。（《时间之箭》彼得·柯文尼·罗杰·海菲尔德） 爱因斯坦认为“存在”是四维的，是在合并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的四维“时空”中的“存在”，而不是一个三维“存在”空间外加它在时间上的演化。我们的时间感只会在被疾病或药物的作用下被搞乱。但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确认为，时间对不同运动状况的观察者是不同的：对某个观察者来说，一台钟如果钟本身移动得越快，它的时针、分针、秒针就走得越慢。但是，尽管如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里，时间仍是单向性的这一点还是无话可说。在现代物理学中，牛顿的 老师和前任巴罗 教授曾说过“既然数学家经常讲时间，他们对该词的意义应有明确的观念，否则他们不过是江湖术士罢了。”然而，尽管牛顿的科学成就如此辉煌，他的方程式里的时间概念却是一个未经定义的原始量。 现在物理学认为物体变化与移动的速度等于“时间”。因此，变化是时间的具体表现，如果没有变化也就没有了时间概念。在没有变化的“空间”里，“时间”就将失去它的原始意义。所以在现代物理学的定义中“时间”只是在空间范围内的各种变化速度上的一种原始计量单位。而在中国传统医学的领域内，特别是在《易经》思想的认识方法论中，“时间”是“空间”的轴向定位区域，没有时间定位的区域是没有方向性的，而没有方向性的“空间”只能是独立局部空间，没有过去也不可能有将来。 我们的世界是在地球物理学范围内的时间概念，只要地球存在着自转和围绕着太阳进行公转的变化存在，在是否能感受到有没有变化的空间里，时间同样存在着意义。但在现代物理学中将时间单独抽出来作为一种计量单位，忘记了时间是空间变化顺序的轴向表现形式。我们感受最深的空间时间就是各地的时间所产生的时差，在《八十天环游世界》中由于向东航行和横穿赤道，三个冒险家所携带的计数独立时间的钟表都很准，然而在回到伦敦后与实际的空间时间能相差一天。 所有的生命现象都是围绕着维持生命所需要的能量而构建组成的，我们人类社会的这种能量是从太阳源源不断地流向地球。这座天钟的节奏对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是如此的基本和重要，以至于几乎每一个存在着活性的生物体上都反映着这种节奏，能量顷注到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也影响着地球上建立起来的社会、国家、企业，甚至影响着我们的大脑和思维。从太阳自东方冉冉升起之时一直到缓缓夕阳西下。这是一个由于地球绕着自己轴转动而引起的视运动，它可以用来守时，据说牛顿也能与我们古代先民一样，根据地上影子的位置来指出一天中的时间。而我国先民早在几千年之前，就发现并运用这一现象进行时间与季节的测量，现存在河南登封县的周文王观象台就是当时国家设立的观测站，全国还设有多处。这些观测台不但能测出一天中的时间，而且还能测出季节和一年中的具体时令。 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基本特点的“时间”，它的本质，在牛顿物理学中一直含混不清。“时间”是牛顿为了以数学方式描述运动概念而引入的一个“基本量”，他把运动定义为位置随时间的变化，而时间本身没有定义；运动是用时间来解释的而不是时间用运动来解释。错误地认为我们可以把一个物体任意置于空间的某一处，但我们不能控制它在时间长河中的具体位置。 法国哲学家波格森（Henri Bergson）说：“经典物理学中，所有的事物都是一次性给定的；变化只是“将然”（becoming，时间的领域）的否定，而时间也只是一个参数而已。”（《时间之箭》51页） 所谓真正“科学时间”的诞生，我们可以上溯到发现物体运动数学表达式的牛顿。他的运动公式，从苹果到月亮都能适用；地球上的动力学，天空上的动力学，他的成就的确令人惊叹。被他融汇成一体，如此有力的表达式仅仅牵涉到很少几个假设，给人十分优美的感觉，因此人们就很快地接受了牛顿的思想。于是，牛顿成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奠基者。 尽管牛顿的科学成就如此辉煌，他方程式里的时间却只是一个未经定义的“原始量”。就像牛顿的空间一样，牛顿的时间也是绝对的。这就是说，所有任何事件都在空间里有个确定的位置，都可发生在时间里某个特定的时刻。 正因为如此，牛顿力学在局限性的独立区间的时间中，仍然还具有极高的预测能力，它使每个时刻都有能力提供宇宙的过去、未来所有可能的信息。我们只要把宇宙某个时刻所有星球的位置、速度，放入一个解牛顿方程的巨大计算机就行了。冻结在那个时刻的是整个的过去和未来；计算机同样也能算出别的任何时刻星球的位置和速度。（参见之于《时间之箭》第9页） “速度”的概念，是作为度量一个物体的“位置”随着时间变化快慢的“量”。在牛顿的“加速度”内含有更多的时间成份。一个运动物体的加速度时需要我们找到在固定的时间间隔内，速度在方向或大小上的变化。（《时间之箭》29页） 大到行星小到甲虫，任何物体的运动都涉及物体的位置随着时间的变化。牛顿认为时间是一个绝对的“量”，但他对时间的态度只是要应用它，而不是要描述它。牛顿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精确地描述一个物体的运动。如一辆马车在100秒中跑了200英尺，那么它的平均速度是每秒2英尺。牛顿发明了微积分，这是数学的一门分支，至今仍是高等数学和理论物理学的基石之一。在微积分学中，这个“量”被称为“一阶导数”。用这个极限过程，得出一个瞬时速度的精确描述，这是微积分的基本法则。同样地，用一个类似的极限，我们可以得到马车的瞬间加速度。但是，这样一来瞬间加速度就需要更多的时间的“量”。 牛顿把这一新的数学方法运用于天文学。他看到行星围绕太阳的轨道被引力弯曲成椭圆形。这样，一个围绕太阳运动的行星其实是在不断地下落。如果行星出现不断地下落，那太阳系中就要有上下之分，因为它的轨道的形成，是由于它所受到的引力又每一瞬间都在改变着它的速度。为了严格地用微积分来计算行星在椭圆形轨道上的运行轨迹，我们必需知道每一瞬间的准确加速度，而不仅是一个粗略的平均值。因此，瞬间加速度就在运动定律的数学公式中出现，这些运动定律其后就常被用于太阳系运行日益详尽的描述之中。 牛顿的运动方程式把一个物体的加速度直接与作用力联系在一起，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有关“时间”的奇妙结果。在加速度的瞬间值中“时间”出现了两次：加速度是速度随时间的变化率，而速度又是位置随时间的变化率。在微积分中这样一个“量”，又被称之为位置对时间的“二阶导数”。（参见之于《时间之箭》第35页） 牛顿为了表述“时间”中的“时间”，引入了“时间”的二阶导数这一概念，与中国《易经》学在十二地支中的时间概念率上，加入天干的时间概念率在原理上如同一辙。所不同的是，牛顿只在他的数学方程式中所使用的时间都是独立的时间概念，与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的时间概念一样，都是单独抽出来的独立的时间概念，所以牛顿在他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中是这样说的：“绝对的，真实的……，与任何外界事物无关地，均匀地流逝”的时间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时间概念，而将“数学的时间，由于它自身的本性……”的独立时间概念与空间中的整体时间概念混为一谈，因此是造成时间可以倒流的根本原因之所在。爱因斯坦为什么最后提出“时空”的整体理念，就是因为在相同的“空间”概念中，其时间性是相对统一的，但仍然包含着局部相对独立的时间概念。在中国《易经》学中，单独的“时间”是“地支时间”，同样是一种没有方向性的独立的时间概念，所以，古代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在“地支时间”这个概念之中首先要冠之并再加入“天干时间”，是将“空间”的方向性轴向时间概念率，凌驾于具体的独立的“地支时间”的概念之上。 独立的位置随时间的变化率的时间概念不具备方向性空间概念，我们在论述时间概念时必须冠以某个“世纪”的某个“年”的某个“月”的某个“时”，甚至还要到“分”和“秒”。就象我们述说8-9点钟，这是一个经典的时间概念，但是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时候的8-9点钟，是哪一年哪个月的哪一天的，上午还是下午的8-9点钟。所以，时间概念与中医的“阴阳学说”一样：大的阴阳之中包含着许多更小的阴阳组合而又被更大的阴阳所包括。在人为确定的轴向时间里面包含着许多更小的独立性时间和空间，在不同的空间范围之中又包含着这个空间的独立时间。
中医学对时间概念的认识论 在传统中医理论的认识论概念之中，时间维度是单向的轴向性不可逆转的行为空间，时间长河一去不复返，我们感觉得到它流逝的存在，好象支配着我们的存在，过去已不可改变，未来是一片空白。我们有时巴不得能扳回时针挽回过去的损失，重享年青时代的美好时光。可惜，常理不允许我们这么做。我们知道时间是不等人的，时间不会倒流，常言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故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然而，我们比较一下时间与空间。所有的时间都轴向性地总是朝着一个方向运行，一点一滴地分分秒秒地在流逝着。而三维的空间包围着我们四周，在空间中我们可以朝四面八方走来走去，但在时间单向的维度之中的分叉树轴上，我们的一切行动只能对将来起作用而不能影响过去，我们只能回忆过去而不能预知未来。与爱因斯坦所说的：“存在”是四维的，是在合并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的四维“时空”中的“存在”，而不是一个三维“存在”空间外加它在时间上的演化。所以，英国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在1927年首先提出“时间之箭”的认识学说，由此，奠定了“时间”维度是在方向性空间内的“线性”表述。 “时间”是为了区别物体移动变化而人为设定的空间尺度，但是，人们只能适应时间而不能修改时间，如数量的进制，所有的度量衡我们都可以进行十进制改造，唯独在时间的刻度上仍然是60秒为一分，60分为一小时，24小时为一天，一个回归年为365.2422天，要取整还要进行四舍五入的闰时、闰天、闰月和闰年制的校正。在爱因斯坦相对论和薛定谔量子力学提出之后，时间又是给我们人类最大的神秘感的来源之一。《时间之箭》一书中这样说道：“它深奥难测的性质，是有史以来人们日夜捉摸的对象。历代的诗人、文人、哲学家都被时间迷惑过。可是，近代的科学家们却没有这样。现代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即使没有完全取消，也总在想降低时间在事物中的作用。因此，有人称时间已成为被忘却的维度。” 在中医学的东方思维模式中，“时间”是延伸的运行轨迹，为导向性主弦律的轴向路径。三维的空间环绕在时间纵向轴的周围，形成四维空间区域。在时间纵向轴的坐标系中，以时间概念形成坐标系划分区间的时空边界，形成时间概念中的时空区域的界线分布，白垩纪、三叠纪；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一战二战时期等等，都是以时间轴向划分的历史时期。又如以人的寿命为一个“存在”时代的时间标记，在中医学上就以生老病死的“十二宫”为轴向计时单位。十二宫原本是中国天文学术语，黄道周天为360度，每30度为一宫，分别为30.43685天。以：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星纪、玄枵、娵訾，十二宫循环分布，周而复始。在人体寿命中划分为胎、养、长生、沐浴、冠带、临官、帝旺、衰、病、死、墓、绝，十二个不同的生命里程的生理概念。 “存在”在“时象”（时间现象）的“空间”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与其他“存在”的相关联系。而“存在”的本身为立体的圆形球狀体分布于“空间”之中，全方位立体化与周边环境之中的其他“存在”，发生着多维度的各种相关联系。如同我们大脑中的脑神经细胞，全方位的向周围释放出触支突连接，谁的大脑细胞分裂出的触角分支越多，理论上谁就越聪明。这也就涉及到《易经》学的认识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现在的计算机程序为二进制的0和1，为“太极生两仪”的阴阳结构，在理论依据上属于初级的两点成一线的平面简单的线性结构。若要智能化就需要进行二阶裂变为“两仪生四象”的立体化结构，才能形成我们地球上动植物的初级化智能结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基因（DNA）排列数序最少要有“四个碱基”组成，两个嘌呤和两个嘧啶组成我们人类具备初级智能化的亿万万个基因（DNA）组。基因组（DNA）再与功能蛋白（DRA）组进行三阶导向性配对组合后，才能形成初级智能人的功能储备。 为什么只有人类能成为高智商的现代人，而猴子、猩猩、狗虽然都具有一定的初级智商组合，而不能进化成为高智商动物。这个问题虽然一直困扰着生物学家，但在理论上已经普遍认识到，是“基因”的排列组合的次序出现了错误。所以，方法论在中医学中占居着优势地位。 随着时间轴纵向发展移动的时象变化中，存在着与周边环境之间的相关联系亦发生着各种各样的物象改变。所谓的机遇和时间窗口，就是“空间”环境中各种“存在”的相关联系的各种变化的时象狀态。“物象”的各种变化符合其发展变化的因果关系的嵌入性时机，就是我们现代人所说的“机遇”、“时机”、“运气”和“机会”等。
“宿命论”与“预测学”不同 史蒂芬·藿金在他的《果壳中的宇宙》第四章《预言未来》中这样写道：“人类总想控制未来，或者至少要预言将来会发生什么。这就是为何占星术如此流行的原因。占星术宣称地球上的事件和行星划过天穹的运动相关联。如果占星家们胆敢冒险在先作出可被检验的确定预言，即便是或者将会是科学上可以检验的假设……等等断言，也永远不会被证伪”。他说：“在本书描述的某些理论并不比占星术拥有更多的实验证据，但是因为这些理论与迄今已经受住检验的理论相协调，所以我们相信它们”。但他认为是“牛顿定律和其他物理学理论的成功导致了科学宿命论观念”的建立。它是在19世纪初由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侯爵首次表述的。拉普拉斯建议：如果我们知道在某一时刻宇宙中所有粒子的位置和速度，则物理定律应该允许我们预言宇宙在过去或将来的任何时刻的状态。（图4、2）我国考古纪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根据星象的变化，推导出上古朝代记年的断代工程。 换言之，如果“科学宿命论”成立，我们在原则上便能够预言将来，而且不必借助于占星术。当然在实际上甚至简单得像牛顿引力论那样的东西也会导致出对于多于二个粒子的情形都不能得到准确解的方程。况且，方程经常具有所谓混沌的性质，这样在某一时刻位置或速度的微小变化会导致在将来完全不同的行为。《侏罗纪公园》的观众都知道，在一处很小的扰动会在另一处引起巨变。一只蝴蝶在东京鼓翼会在纽约中央公园引起大雨（图4、3）。但麻烦在于，物件的序列是不可重复的。蝴蝶下一回鼓翼时，一大堆其他因素将会不同并且也影响天气。这就是天气预告这么不可靠的原因。 这样，虽然在原则上，量子力学定律应该允许我们去计算化学和生物学中的一切，我们在从数学方程预言人类行为方面并没有长足进步。尽管存在有这些现实的困难，但大多数科学家仍然自我安慰，认为在原则上，将来是可以预言的。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就为我们提供了实践这一伟大梦想的机遇。 初看起来，宿命论似乎还受到不确定性原理的威胁。不确定性原理讲：我们不能在同一时刻准确地测量一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我们把位置测量得越准，就把速度确定得越不准确，反之亦然。而拉普拉斯的科学宿命论坚持，如果我们知道在某一瞬间粒子的位置和速度，就能确定其在过去或者将来任何时刻的位置和速度。但是，如果不确定性原理阻止我们同时准确知悉一个时刻的位置和速度，我们甚至无从开始。无论我们有多么好的计算机，如果我们输入糟糕的数据，我们将得到同样糟糕的预言。 然而，在一种合并了不确定性原理的称作“量子力学”的新理论中，宿命论以一种修正的方式得到恢复。粗略地讲，人们在量子力学中可以精确地预言在经典的拉普拉斯观点中所期望的一半。一个粒子在量子力学中不具有很好定义的位置或速度。但是它的状态可由所谓的波函数代表。（图4、4） 波函数是一种“时态性”概念，在空间的某一点上的一个数理，它给出在那个位置上找到该粒子的概率。波函数从一点到另一点的变化率告诉我们粒子不同速度的概率。有些波函数在空间的特定点有尖锐的高峰。在这些情形下，粒子在位置上只有小量的不确定性。但是我们在图上还能看到，在这种情形下，波函数在这点邻近变化得很快速，一边上升一边下降。这意味着速度的概率在很大的范围散开，换句话说，就是速度的不确定性变大。另一方面，考虑一系列连续的波。现在在位置上存在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在速度上存在小的不确定性。这样，由波函数描述的粒子不具有很好定义的位置或速度。它满足不确定性原理。现在我们意识到波函数就是我们能够很好定义的一切。我们甚至不能设想粒子具有上帝知晓的位置和速度。这种“隐变量”理论预言的结果和观察并不相符。甚至上帝也受不确定性原理的限制，而不能知悉位置和速度；它只能知道波函数。 波函数随时间变化率由所谓的薛定谔方程给出（图4、5）。如果知道某一时刻的波函数，我们就能够利用薛定谔方程去计算在过去或将来任一时刻的波函数。因此，在量子力学理论中仍然存在宿命论，但它是处于一种减缩的形式。取代同时预言位置和速度的能力，我们只能预言波函数值。这就允许我们预言位置，或者预言速度，但是二者不能同时准确预言。这样，在量子理论中进行准确预言的能力只是在经典的拉普拉斯世界观中的一半。尽管如此，在这种限制性的意义上讲，人们仍然可以宣称存在着宿命论。 然而，利用薛定谔方程在时间前进的方向上去演化波函数（也就是去预言未来会发生什么），隐含地假定时间在所有地方永远光滑地流逝。在牛顿物理学中这肯定是正确的。时间被假定为绝对的，这意味着在宇宙的历史中每一事件都被一个称作时间的数标志着，而且时间标志的系列从无限的过去圆滑地连续到无限的将来。这也许可被称作常识时间观，而且这还是大部分人甚至大部分物理学家下意识的时间观。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绝对时间的概念在1905年被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所抛弃。在狭义相对论中时间不再是自身独立的“量”，而只不过是称作时空的四维连续系统中的一个方向。在狭义相对论中，不同的观察者以不同的速度在不同的途径穿越时空。每一位观察者沿着他或她遵循的途径具有自己的时间测度，并且不同的观察者在事件之间测量到的时间间隔是不同的。（图4、6） 这样，在狭义相对论中不存在我们可用以给事件添加标签的惟一绝对的时间观。然而，狭义相对论的时空仍然是平坦的。这意味着在狭义相对论中，由任何自由运动观察者测量的时间在时空中从负无穷至正无穷光滑地流逝。我们可以在薛定谔方程中使用其中的任一时间测度去演化波函数。因此，在狭义相对论中我们仍然拥有宿命论的量子化版本。 在广义相对论中情形便又有所不同。这里时空不是平坦的，而是弯曲的，并且它被其中的物质和能量所变形，这种时间场中变形的就是我们中医学所认为的物质能量之间的“量效关系”的相关联系的因果率。时空的曲率在我们太阳系中是如此的微小，至少在宏观尺度上，它和我们通常的时间观并不相冲突。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在薛定谔方程中仍然可用这种时间去得到波函数的决定性演化。然而，我们一旦允许时空弯曲，则另外的可能性就会出现，即时空具有一种不允许对于每一位观察者都光滑增长统一的时间结构，这一点正是我们对于合理时间测量所期望的性质。（图4、7） 而所谓的“预测学”应该是根据事件已经发生的过去和现在所提供的条件，分析和探讨事件可能或将要发生趋势的可能性变化。如在中医学中“大医治未病”，谓：好的高级大医生可以对未来的病情进行先期和前瞻性治疗。建国初期蒲辅周根据中医治疗温病的临床经验进行的治疗乙脑流行的“石家庄经验”，第二年又根据中医学的“五运六气”学说，推算出天津的乙脑疫情不能再用“石家庄经验”，因为时象不同。所以，第二年要在石家庄经验的方药之中加入“苍术”一味后方才控制住疫情。“非典时期”当年三月份我们北京平心堂中医门诊部的张主任、范正伦大师等就正式报告卫生部说：根据中医学的“五运六气”学说推算，“非典”的防疫治疗不用着急，到五月份就会自然消失。当时部里的许多领导根本不信，结果到当年的五月份就再没有新的“非典”病人发生，与报告中预测的时间上一天都不差。 中国的东方思维模式与西方思维模式在本质上虽然是一致的，两者基本都是以客观存在和自然规律为其认识自然宇宙的根据，在今天信息大爆炸的年代里，东学西进，学舆争鸣，但要清楚地认识到，东方思维的行为模式的核心是一切效法于自然。老子《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所以，在中国东方思维模式中除了“唯心”与“唯物”之间还存在着“唯象”学说，通过现象看本质，将任何事物分为左、中、右；灰、白、黑三个部分，既“唯物”又“唯象”，是动态地整体性全方位（包括环境因素）的立体化动态思维模式。 老子在《道德经》中又说：“视之不见，名曰微；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夷。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徼（Jiao，边界），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道的法纪是可以用视、听、搏和中医学的望、闻、问、切等人之所能而得到的谓之有物者。有物之体，有形之状者，可以名者唯其物；然视之不可见之微之至微，听之不可听之希之至希，搏之不可得之夷之至夷，其大无穷，其小无尽，其上不徼，其下不眛，无状之状，无物之有象者，不可名而名者唯其象，以阅众甫。如：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德经》中又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窃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道法自然，就是要了解自然，尊重自然规律，掌握自然规律，运用自然规律。物中的道理，即道中信的至精者，就是此物必然要遵守的某种信的真规律，也就是现代概念中的物理学定律。根据这些规律和形成的定律进行所谓不同于“宿命论”的“预测学”分析，法理上应该也与“宿命论”一样，得到现代物理学认可，也应该属于现代的科学技术的知识范畴。然而，恍惚之中的各种现象，经过窃兮冥兮的分析研究，其中的精甚真，其中的信自古及今周行而不变，既是这种现象中的自然规律和法则，只是现代科学技术概念中尚无“象理学”罢了。老子认为能尊其法以阅众甫万物之象，就可以知众甫万物之状哉。所以孔子曰：“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所以，孔子十分强调“君子不器”，要追求“道”的真谛。 西方思维模式的基本点是形而下的“唯物”思想，着重于事物具体局部地实证性分析和研究，不是“是”（YES）既是“非”（ON），不是“唯物”的既是“唯心”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西方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愈加感到中国的东方思维模式中所蕴藏着更科学（包括软科学）的内涵禀质，他们认为这种内涵禀赋的实质，对于人类未来的新思想和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新理论，有着十分重要的启迪性。 而中国东方思维模式的基础就是《易经》。《易经》虽为诸经之首，良以易道广大，举凡天文地理、乐律兵法、理学数算、医卜术艺，皆可授易以为说，所赅甚溥。现代中国中医仍然在使用“阴阳五行”学说和“五运六气”学说等用于临床实践，均是源于《易经》学的辨证思维模式。然秦始皇只留下筮卦占卜吉凶的书籍文语，才得以逃脱秦火，再加上年湮代久，古文字言简意赅，语义徙移，今人读之，形色难辨，如是偈语禅机，生涩难懂。《汉书· 艺文志》记载：“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于是建藏书之路，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
量变到质变的分界点 初级的分叉树线性表述机制 何以阅众甫者，唯物唯象者。唯物者，有形之状哉。唯象者，有态之状矣。通过现象看本质，瓦特和牛顿就是通过壸盖和苹果这些自然现象的发生之象，进行研究分析后而发展起来现代物理学。 在现代物理学中，为了说明开放的系统的不可逆非线性的复杂无比的行为，和包括所有混沌可以出现的“场”理论，不管是周期性极限环控制的规则振动状态，还是定点吸引子控制的恒定状态，破坏他们都会引起奇异吸引子的产生（前者对生理学有重大的意义）。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一棵简单的分叉“树”进行表述。它显示有哪些可能存在的状态，并且显示当系统从靠近树干只有少许可能的状态和区域，和被赶到高高在树顶模糊的成混沌一片树叶时，会发生什么。亚谐波级连式路线和茹厄勒·拓肯斯路线虽然它们在数学细节和物理细节过程中并不一样，但都可用分叉树图来进行表达。 非线性开放系统中的“分叉点”或“临界点”为不稳定期，我们现代多称其为“接点”或“拐点”、“折点”。有一个特性，能清楚地说明哲学家伯格森（Henri Bergson）在他著作中大力鼓吹的论点：时间是“创新的介质”。一个系统以分叉树为时间轴，在具有分叉图示上的位置，同时也反映出它的历史时间阶段，就象每个小孩儿都知道，要想摘到树上众多苹果中的某个特定苹果，就必须爬过特定的主树干，分树干才能到达结那个苹果的小树枝上。如果系统在分叉点图示中没有取得某个特定的路线，就不会到达那个苹果目前所在的地方。虽然现代物理学认为，决定临界点结局时，不确定性和随机性扮演着主要角色，但是他们忘记了，不确定性和随机性都是由内因与外因相关联系的匹配性和偶合性相互影响所决定的。古语云：“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往往内因禀赋性格是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异性相吸，同性相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以时间“接点”、“拐点”便成为一个创新的实体，从一个稳定态到下一个稳定态之间的分叉点，系统整个的未来都悬于命运的这种机遇的抉择之中，能否抓住或放弃这个机遇，“舍”与“得”即可改变这个系统的未来。分叉树图示所揭示的时间分界接点概念虽然是不对称性的，但和我们自身所能体会到的时间概念是相一致的。 因而，作为华人的李正道和杨振宁因为受过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才能发现在弱相互作用时的不守恒原理而荣获诺贝尔奖。杨振宁只所以怀疑OLAP ORTE的奇偶性不灭定律，就是与他在西南联大阅读过《易经》时的心得有关，并具体指出是受到“阴阳对立统一”变化规律的影响。与“宿命论”有所不同的是，通过学习《易经》能充分认识到“命”与“运”之间相关联系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及性质强弱之比的结果，相关联系中有生克异同，相关能力有强弱大小，相关作用有远近寡众。根据相关联系之间的这些作用率，可以分析其相互作用之间抉择性临界点的因果关系，而大致分析出其后的线性系统的发生与发展几率，如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埃德蒙德·费尔普斯著名的经济发展线性曲线图，和近年来我国著名金融数学家彭实戈 先生的“倒向逐机微分方程”那样。这种动态的逐机看待“命”与“运”之间的辨证关系，与西方“宿命”论的观念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在自然界中除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之外，还有其它如“化学能”、“生物能”等“相关联系”的“存在”。比如“能量”这个词是现代物理学中的一个抽象概念，“能量”是看不见，摸不着但确实存在着的东西，这种无形而无处不在并与周围环境发生相互影响的作用力，如能量、能力和功能作用和影响力等，我国古代先人笼统地将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能量称之为“气”或“风”的功能。如《论衡·自然》：“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孟子·公孙丑上》：“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气”不相冲如何负阴抱阳？阴阳相媾无“气”相冲，安能生三？“气”之所冲者之“冲”，就是与周边发生“相关联系”的能力，是“能量之气”功能作用的具体体现。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的精与信，精既是功能，信既是能力，能力有大小，功能各不同，这种性能大小、功能强弱的表现既是能量的功能和能力相冲的“气化”作用的具体体现。 所以，不同功能的能量所组成的“气”虽然无形，但确有“象”，“气”动而为“风”，借物而显“象”，我们可以根据树梢、烟雾、旗帜等其他的具体物象论述“气象”和“风象性”的大小和方向。 当两种或多种“存在”之间，发生其能量之气相“冲”的复杂“相关联系”时，形成一个应力场的气场空间，现代物理学称之为“混沌效应”，古人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气化”作用的氛围。张载《正蒙·太和》：“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所以，《易经》学中古人所说的“气”并非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空气”或某种化学气体，而是一种“能量”的功能作用的具体体现。这种“气化”出来的“能量”表现，就是所谓的“象”。《周易·系辞上》：“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在天成象（在无形中呈象），在地成形（在有形中呈形）。”《管子·版法》：“法天合德，象地无亲，参于日月，伍于四时。”《荀子·解蔽》：“法其法以求其统类，以务象效其人。”唐代王冰注《黄帝内经》时说：“象，谓所见于外，可阅者也。”《黄帝内经集注》：“象者像也，论腑脏之形象，以应天地之阴阳。”明代吴昆著《内经素问吴注》：“象，犹天象之象，可见者也。”所以“物象学”就是事物内禀能量属性的功能作用之“气”外在“风格”的具体体现。《汉书·艺文志》：“……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故尔有体方成形，由形而立态，有态而呈象，以象而作文（字），为文而会意。有了物象学的认识之后，才产生了中国东方哲学思想的文字、文化和文明。 “物象学”不仅是对客观事物形象的具体描述，而且更重要的还是对“标本相应”、互为表里的同类客观事物，进行形象机制的高度抽象性归类，《荀子·解蔽》：“法其法以求其统类，以务象效其人”。从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并研究发现和推测计算其未来走向和发展趋势，就是将客观事物内相同质性的机制和能量的作用之气，抽象化地归并为同类的动态符号。古代中国人将其归纳为阴阳符号和动态相关联系的五行生克符号、空间环境中的八卦符号等，并在不同性质和量化数值之间进行相互制化性配合换算。又由于同一质量数值相互配合的阴阳之气可以生化出种种物类相同、同步消长的客观事物的相关伴生性物质，它们的形态或有大小与强弱，与认知主体的距离或有远近与生克，但在其微观的生机命脉的本质和其发展轨迹过程中，则完全相同或具有基本一致的表现形式的同类性，或是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所说的“我们只要相关性”。 而在不同性质和量化数值之间所产生的不同性质能量之间的相关联系，就应该说是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所说的他所不要的“因果关系”。而只有“因果关系”才能通过分析研究得出智能化的结果。古代中国人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注意到不同性质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将这种关系例为阴阳之间的十神关系，即：正印、偏印、正官、偏官、比肩、劫财、伤官、食神、正财、偏财。而在十神之间利用阴阳五行的生克关系的研究和表述，就是专门用于性质不同之间相关联系的特定术语。古代先贤们高度概括了所有“相关性”、“因果性”相关联系之间的十种关系，因为任何一个事物在生存的环境过程中，都始终存在着：“所能生我者”和“我能所生者”；“所能克我者”和“我能所克者”；“同我比肩所同等者”这五种关系。再参伍阴阳之变的属性间的相关联系，就产生了阳性的相关联系和阴性的相关联系，如：我为阳或雄性者，则会出现有：女性母（阴）生我者和男性父（阳）生我者；我（阳性）生女（阴者）和我（阳性）生子（阳者）；有阴性（女）克我（阳性者）和阳性（男）克我（阳性者）；有我（阳性）克女（阴性者）和我（阳性）克阳（男性者）；有同我男性的兄弟者和异我女性的姐妹者之间的生克关系的这十种关系。若我为女为阴性者反之亦然。在“时空”环境中，所有的“存在”之间都可利用这十种关系“皆可授易以为说，所赅甚溥”。 相关联系是深刻研究和了解事物本身内在发展规律的动能状态，是性质属象学的系统功能范畴。因为所有的存在都处在一个整体的开放性空间之中，其与该系统的外在联系也是处在联系的开放性空间之中。因此，研究相关联系还要有一个比较透彻地整体性系统，如社会、政治、经济、人文等构成社会学变化以及“人世之殃祥”的种种不可测因素，及辨别某些事件的“门第世德”、“心术之善恶”等等，个人内在极为活跃、又暗然无序、但又有一定规律范围的、难以发现的非结构性现象和可操纵事物运动发展趋势的诸多潜在“因素”的隐变量，这就决定了我们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时，必须具备高深的哲学思想和严谨而又富有逻辑性的思维素质、还要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极强的社会实践能力的知识结构。 现代所指的“科学”都是一种实证性科学，是唯物主义的形而下成器的“道”理，是能用物理化学方式得到实证。所以孔子曰：“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实”与“虚”在东方哲学思维模式中是互为表里，所以有“实”则必须有“虚”，有“长”就必须有“短”，而“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道德经》第二十八章）因此，也就应该还有一种虚证性“软”科学。这种虚证性软科学应该是凌驾于实证性硬科学之上的形而上“道”的范畴。因为世界之中确实存在这种高于“形”之上“象”的道理的认知机能，过去在哲学体系中称之谓“形而上学”，但是孔子认为：“君子不器”。不然，所有的生物学都是无能或低能的“形体”与“状态”的物体形状的集合，即不能产生文化，亦不能形成文明，而文字、文化、文明都是形而上者的智慧结晶，而集诸多文化、文明之大成的思想、意识，是“虚”性软科学的基础，也是诗人、文人、艺术家、哲学家们产生的科学文明化的最高境界。但由于对“物象学”的不同认识和理解能力的趋向性而产生不同的文化集团，我们常说的文化背景，就是这种对“物象学”的感知能力和认识方法不同而产生的，如宗教和信仰等。
时间的属性 《易经学》是讲时间的书。古人对自然界的了解最明显的体会就是时间概念。即白天与夜晚，再就是一年四季的气候与季节的变化。 而在我国“物象学哲理的思考”和《易经学》中首先强调的就是时间性，如《易经学》中所示有的空间变化都是在时间维度中完成的。没有时间的维度，任何空间维度将失去意义。牛顿无疑受到数学家巴罗的影响，1669年巴罗从剑桥著名的卢·逊教授席退休时，设法保证该席由牛顿继任。就像牛顿的空间一样，牛顿的时间也是绝对的。这就是说，所有任何事件，都在空间里有个确定的时间位置，都发生在时间里某个特定的时刻。格林威治天文台也好，远在旋涡星系的某个角落也好，每个地方都被现在这个同一时刻所同步着相连接。牛顿在《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中说：“绝对的、真实的、数学的时间，由于它自身的本性……，与任何外界事物无关地、均匀地流逝。”从理论上讲这种常识性认知是无可挑剔和指责的。 但在二十世纪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海德堡与薛定谔的量子力学中，使我们了解到，牛顿的运动理论，在有些场合之下是不适用的，如：当物体的速度接近光速时，它不适用；在超大质量、高引力场，包括黒洞的情况下，它不适用；它也不适用于牵涉到原子、粒子的极小尺度上。虽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砸碎了牛顿绝对时间的通常观念，即：宇宙中任何事件都发生在空间的某一时刻的某个时间里，而在那一时刻所有事件都是处在相同步的。 然而，按东方哲学思维模式中的物象《易经》学原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相对于局部时间、视角时间、视空时间和移动时间对宇宙在某一空间的某一时刻的某个时间的时间概念而言，是时间中的具体时间概念。比如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认为“时间对不同运动状况的观察者是不同的，一台钟如果钟本身移动得越快，它的时针、分针、秒针就走得越慢。”但是，如果没有凌驾其外的时间空间，又如何探知不同运动状况的某个观察者所观察的这台钟本身的移动速度与时间变化呢。 所以，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现在所能观察到的宇宙深处的星云，是几万甚至是几十万光年之前的样子，并不是我们在观察时实际所存在的星云图象，因为现时的图象还要再等几十万光年之后，光线才能将其现时的影象传递到我们地球上所能视空的距离，这是由于光的传播速度所决定的。而实际上在宇宙统一空间的时间概念中，在某个时刻所发生的任何事件，都应该同时处在宇宙空间中某个确定的点位上，这一到处都一样的（同步）时刻是在统一性空间中确实存在的，只是我们没有瞬间超时空视角速度，即超光速的视窗能力所造成的。目前，常识告诉我们这种超光速的视空能力，只有我们脑海中的思想意识所构造的想象空间。超大视角空间是如此，那么超小视角空间呢？ 在解释爱因斯坦相对论时，经常举这样一个例子：孪生兄弟两人，哥哥以光速离开多少年之后，当再回到弟弟身边时，弟弟已经变成一个耄耋老人，而哥哥还很年青。如中国“柯烂山”神话故事“天上方一日，地上已千年”。然而，这也是我们人类的思想意识的臆想空间，因为其一，哥哥不可能以光速或超光速运行，其二，即使在超光速运行中的时钟会变慢，当它减速时的时钟就会变快，所以，当哥哥脱离光速空间，减慢速度要回到弟弟面前的同一时空时，其哥哥就会在减速的过程中，迅速变成一个同弟弟一样的耄耋老人。
时间窗口是相关联系的机遇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计量单位大多是十进制，都是人类为了方便于计算而人为规定的，我国历史上也有其它的计量单位，如十六两或十二两为一斤、一丈等于多少尺等。在形容时光短暂时常用“弹指一挥间”这个比喻，所以，“弹指”就在佛教中成为佛家的时间量词，出自于印度梵语《僧只律》上就说：“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名一弹指，二十弹指名一罗预，二十罗预名一须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须臾。”而真实的时间计量单位是不能人为地进行整数规定的，在处理自然界的秒、分、时、天、月、年等时间关系时，是要根据地球自转和围绕太阳公转的具体空间的时间观而定。……同其余行星也包括月亮在内循环往复一个周期的时间大约是60年左右，所以，东方纪年历法就规定了六十年为一“甲子年”世纪计年周期率，从公元54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没有混杂间断过，与公历人为设定一百年为一世纪计年有所不同。因此，我们中国人现在同时生活在三个纪年之中，即：公历纪年（俗称阳历年）、阴历纪年和二十四节气纪年。而中国的阴历纪年与二十四节气纪年在我国历法过程中是同时并用的，因为中国的历法是月亮历与太阳历的阴阳合历。阴历为月亮历，阳历为二十四节气的太阳历。
空间时间与独立时间 时间机遇的场效应决定着预测机能的准确性 牛顿力学的“宿命论” 牛顿力学原则上能使我们确定物体在整个过去和将来的行为，只要我们能够知道物体在某一个时刻的速度和位置。我们也许会想，将来是不确定的。但是按照牛顿的方程，将来是被详详细细地确定下来的。（《时间之箭》46页） 牛顿力学造就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理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人们至今仍然把它应用在各式各样的场合；从台球的运动到星系的形成，到空间探测的技术。行星、导弹、火箭、卫星和诸如“旅行者号”那样的空间探测飞船，它们的轨道都是以这300多岁高龄的理论作为依据的。正如霍金所述：“它工作的精确性令人难以置信—对于地球的绕日运行，精度好于一亿分之一，而且它还继续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作用。”（《时间之箭》52页） 只有当物体运动的速度接近光速时，牛顿定律才会失效。这种高速运动的情况，与我们的日常经验常常迥然不同，除非是涉及光和电磁作用的场合。只有当查对运动的速度趋于光速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才具有重要意义。（《时间之箭》63页） 我们对于时间本质的认识，总是和我们对宇宙结构的认识密切相关的。按照哲学家玻普耳（Karl Popper）的说法，宇宙学的问题，是一个任何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会感到兴趣的问题。（《时间之箭》83页） 按照霍金的看法，在广义相对论中：“时间仅仅是一种标志宇宙事件的坐标。在时空流形之外，它便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时间之箭》87页） 牛顿对于世界的描述是一种严格的决定性的描述，只要提供足够的信息，将来和过去都可以构造出来。……搞清楚一个系统在任何一个时刻的情况，就马上获知该系统在整个过去和将来的情况。这是由于牛顿理论的因果性结构：“在某个时间点上发生的事件，唯一地导致后来某个时刻的结果”。同样的问题爱因斯坦的理论中也有。他所有的相对论方程中（不论是狭义相对论还是广义相对论），大致说来都含有与牛顿力学同样的测定性结构和时间可逆的性质。给出在任一时空坐标上的条件后，宇宙的整个历史和将来就可以计算出来了。（《时间之箭》95页） 薛定谔波动方程的波函数也是决定性的，正像牛顿和爱因斯坦的运动方程一样。给定波函数在某个时刻的值，就可以严格地推断出任何或早或晚时刻的值。这个波函数贮存了有关这个电子命运的所有信息，一旦我们用某种测量手段去进行观测，例如用一个荧光屏，电子的行为就立刻显现出来。与此同时，这个方程使我们能够预言在将来某个时刻，进行观测这个电子所有可能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能够推断，假使我们在过去的某个时刻进行观测，电子当时所有可能的表现。只要我们仅仅是谈及几率和可能性的这一理论的看家本领，量子力学就是纯粹时间对称的。
量子力学与中医学 薛定谔的波动方程与牛顿和爱因斯坦的运动方程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在给定波函数某个值时，可能会发生无数个潜在的结果，但这个波函数不能“碰”，也就是不能被观察，一旦被“碰”后，其结果瞬间就从无穷尽个转换成被观察到的唯一结果的“量子猫佯谬”。 这种从无数潜在的结果到观测结果的转换，称为波函数的“约化”或“坍缩”，这与我们在现实社会中所遇到的各种情形是相吻合的，在我们进行所谓选择性时，会遇到许多“潜在性”的各种可能性。如果，我们采用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可能发生的结果的数目会有无穷多个大，但是当我们突然“碰”波函数时，其中只有一种结果便成为现实。而在量子波函数中的所谓“碰”，就是现实社会中的所谓“选择”或“抉择”，一旦我们对现实事务进行了所谓的选择或抉择之后，所有“潜在”的可能性都已不复存在，结果只有一个。所以，选择或抉择是决定性的，是不可逆的。所以，在分叉树的“接点”或高速公路的叉路口，都处在一种不稳定态的时空现象，“接点”越多，虽然选择权也越多，但不稳定态就越复杂，而选择权就对目的性就越重要。 就如对电子在屏幕上位置的一次测量，就会把波函数的行为改变成不可逆的。当波函数发生坍缩时，所有这许多的可能性就收缩为单一的现实结果。在系统过去状态（潜在性）和现在状态（现实性）之间的对称性，因而就被（观察时间）取消了。的确，如果试图从一个给定的测量结果去反推过去，就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这样，测量操作本身，就把时间箭头引入到量子力学描述的现象中去了。（《时间之箭》121页） 在“量子力学”的实际应用中，物理学家们也很少或无需要面对其任何认识论的问题。因为只要系统地应用“量子法则”理论就可以办理完一切可以期待它办理的事情！也就是说“知其然，而不用知其所以然”，只要运用其法则的理论，就能正确地预示着实际测量的结果。 在这种审视事物的方式中，我们可以认为其是迷信或江湖术士，是不科学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全无任何实际的科学性操作规范。正因为我们的物理学家们放弃了一切试图找出在单个量子测量事件中，实际具体所发生了什么事物的努力，代之以返回到完整宏观性测量的集合性陈述之上。只要“量子力学”能正确地预示了各种测量结果的几率，它只需注意局限于整体的统计学处理，不存在要回答关于测量过程中的具体实际所发生的一切问题。这一点与东方哲学思想特别是祖国传统医学理论极为相似，中医学在临床实践中主动放弃了在实际患病过程中所具体发生的生理、病理细胞、生化方面的实体性具体研究的努力，和药理、药效及药代学在实际所发生的分子学结构，代之返回到完整的系统宏观性测量的集合性陈述上，就能正确预示各种测量结果的几率。 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追寻科学本身的原动力。科学是认真的、严谨的、实事求是的，同时又是创造性的。 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就是量子力学理论。当20年代的量子力学理论给一代人带来的震惊与迷惑时，是因为量子理论不仅与19世纪经典物理学理论相冲击，而且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科学家们关于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相关联系的观点。量子力学思想的一个渊深的推断就是：关于宏观和微观、整体和部分之间关系的传统观念被根本地改变了。因为它认为：在你要弄懂一个电子正在干什么之前，你必须指明全部的与实验相关的所有条件。比方说，你要测量什么? 你的仪器是怎样组装的? 所以，微观世界的量子实在无法摆脱地跟宏观世界的组织缠绕在一起。换句话说，离开了同整体的关系，部分或局部是没有意义的。量子物理学这种整体性特征，在东方哲学的中医学体系思想中获得极大的支持。实际上，在量子理论的早期，许多物理学家很快就发现：部分和整体的量子概念跟东方哲学体系中，关于天人合一的自然界的统一与和谐的传统概念十分相似。特别是在《易经学》思想指导下的中医学理论知识。 当量子理论涉及某些动力学具体变量的信息被摈弃之后，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些要素就被引进我们对系统的描述之中了。然而，我们知道，这种模糊性实际上就是那些我们选定要摈弃的所有变量活动性的结果。我们可以称它们为“隐变量”，它们总是存在的，只是我们人类的观察可能太粗糙，以致于不能揭示其中(单个分子)的运动细则。因为老子说过：“视而不见名曰夷，听而不闻名曰希，搏而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 涉及电子的一典型量子计算，就是计算一个原子激发态的寿命。如果我们知道原子在t1时刻被激发，那么，量子力学能使我们计算其在以后的某时刻t2不再处于激发态的几率。因此，量子力学向我们提供了关联两次观察(一次在t1时刻， 另一次在t2时刻)的计算方法。在这里，所谓的“原子”只是作为一种模型呈现出来的，它能使这个计算方法预示一个具体的结果。人们绝无可能直接在衰变过程中实地观察到原子，关于它，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包含在对其t1和t2时刻的能量之“象”的观察之中。显然，除了必需为我们的实际观察预言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之外，我们没有必要就原子而假设更多的东西。 由于“原子”的概念从来只是在对它们进行实际观察的实践中才会碰到，所以，人们可以坚持地认为：“物理学家们所必须关注的只是一致地相关联系过程中的各种观察结果”。为了达到这种一致性，不必把“原子”视为“实际存在着的”一种独立的东西。换句话说，“原子”只不过是谈论一组关联不同观察的数量值之间相关联系关系的一种方便的表述方法而已。许多科学家们认为他们只要能理解那些显示出与原子或分子活动有关现象的结果，这叫做“归并化”的表述方法，与《易经》学中的“归类法”和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物象”学同出一辙。 发现量子理论的科学家们的哲学似乎将电子和其他量子实体降到相当抽象的境地，因此，对于电子和其他量子实体在具体观察中所发生的表现形式，就是东方哲学思想中“象”的具体表现。如果我们单纯地利用量子力学所定的规则进行，我们仍然能得到一些正确的结果；对于一切提得正确的物理问题，如一个原子的电子具有多少能量等? 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这个规则计算出答案来，并且只需取得与现实实验结果相一致的结果就行。 世界的实在性扎根于观察之中，这种哲学类似于所谓的逻辑实证主义，或许，它似乎不太中那些说中医不科学的意，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世界仍然好象它具有独立存在性那样在行动。实际上，仅当我们目睹量子现象时，这种印象才显得站不住脚。即使在那种情形中，许多物理学家们在其实际工作中仍然继续以常规意识方式思考着现实社会和微观世界。 其原因是所使用的许多纯抽象数学概念变得为人们所广为熟悉，以致他们凭着自身的观念来假设一种虚假的“实在”气氛。在这种审视事物的方式中，物理学家们放弃了一切试图找出在单个量子测量事件中实际上所发生事件的具体努力，代之以返回到完整测量集合的陈述上。量子力学正确地预示了各种测量结果的几率，它只需注意局限于整体统计数据，不存在要回答关于测量过程中的任何具体的实际问题。 可能存在的非议是：统计(或系综)解释并不能解决具体测量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它只是回避了这个问题，就如同传统中医学那样回避了具体的生理生化的具体解剖步骤，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不再有任何希望去讨论和具体研究在实际测量过程中，所实际具体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在预测学和智能化过程中，我们应该与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教授的认识相反“只要因果性关系之间的认知结果，不要相关性同类比肩的统计学认知率”。
关联时间中的空间时间 世界在时间中变化，历史在时间中延伸。时间是宇宙的顺序，它没有始，也没有终，时间是永恒的。时间的表现形式是：“过去→现在→未来”，来而无始，往而不终，现在是过去与未来的分界点。而我们时时刻刻都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机遇、机会，同时也面临着各种各样选择和抉择。而每一次的选择或抉择都是时间的分叉点和接点，都时时刻刻改变着我们自身的运动轨迹，也决定着我们今后的命运。 由于宇宙中存在着物质运动形式的变化，所以，时间体现了物质存在形式变化的顺序过程。1925年，海森伯创造出世界上第一个完善的量子理论。他的理论之所以叫做“矩阵力学”，是因为它用一种叫做矩阵的数学形式，来表述微观世界。矩阵的代数和通常的数字代数很相像，但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外。在通常的数学乘法中，二乘三和三乘二是一样的。但是在矩阵中A乘矩阵B，并不等于矩阵B乘矩阵A。后来人们认识到，这个不对称的数学特点联系着变样一个事实，即仅仅是测量的先后次序不同，微观世界就可能给出不同的结果。这一现象与我国的围棋十分相似，同样的位置，同样一人一手的黑、白棋子，但落子次序一旦不同，其结果就能发生根本的不同。这是量子世界所显示出来的许多奇特性质之一。 这也充分体现了永恒的时间是宇宙的顺序，一旦确定了时间，也就确定了宇宙的顺序，与波函数中的“约化”或“坍缩”一样，成为不可逆的时间在空间中的标识符，也决不会因物质存在形式的变化而拉长或缩短，宇宙的变化决不可能倒序。而具体的物质存在形式在变化中却是有限的，存在于宇宙间的任何物质都是运动的，无论体积大小，变化程度的快慢，最终是要在旧的灭亡中诞生出新的物质存在形式。 物质运动形式以但没有了时间性，就等于没有变化，没有变化的物质存在形式是根本不存在的。虽然我们有“物质不灭定律”，但物质的“存在形式”是随着时间性，每时每刻都在宇宙空间环境中与周围相关联系之间发生着各种变化。时间是统一和恒定的，在统一时间内，相对的时间中的局部时间也应该是恒定的。
如何把时间中各种各样的意义关联起来，如：动力学中运动的时间；热力学中不可逆性的时间；历史、生物学、社会学中的时间。普里高津写道：“这显然不是件易事。然而我们生活在单一宇宙（时间）之中。为了对我们为其中一部分的世界取得一个首尾一贯的（完整）看法，必须找出从一种描述转到另种描述的办法。”（《时间之箭》269页）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过度简化、能被数学征服的模型，便会有忽略真实世界整个丰富内涵的危险；特别是，当我们剥去一层层以为是模糊的现象而揭露内中的“基本”性质时，这种作法会使我们失掉时间真正的精华。（《时间之箭》271页） 赖特希尔爵士（Sirjames Lighthill）曾代表众多科学家们公开忏悔道：“今天我们都深刻地感到，我们的前辈对牛顿力学惊人成就的崇拜，使它们在可预言性这领域中作了些推广，这些推广我们在1960年以前都倾向于认可，但现在我们知道是错误的。我们以前曾向知识界宣传过，满足牛顿运动方程的系统是决定性的，这在1960年后的今天，已被证明为不正确。我们在此集体向知识界道歉。” （《时间之箭》276页） 作家托夫勒（Alvin Toffler）所作的评论：“当代西方文明最高度发展的技巧之一是分析：把问题分解成它们的最小组成单元。我们精于此道并为此而津津乐道。但是我们常常忘记把这些支离破碎再拼合回去。” “一个理论仅仅应用成功，还不能证明它就是正确的。但我们相信，不可逆性在生物学中的重要性，已积累的证据是如此确凿，不容忽视”（《时间之箭》225页）。“所以，任何完全令人满意的新理论，都必须含有关于时空几何本质的某种根本性的新思想”。（《时间之箭》179页） 一个科学理论如果容纳不下时间的这第一维度面，要它来大规模描述现实世界时，肯定也不会开花结果的。它应当能驱逐掉从基础上破坏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奇点。它应当结束量子论中有关测量手段作用的争论。它应当最终地宣布时间旅行、新生儿自谋杀以及白洞（黒洞的时间反演）是非法的，宣布基于主观和臆想的论证是无效的。 我们所得到的无法避免的结论是，由于过分强调非常简单的或者理想化的模型，使得物理学家们所采用的传统方法，即使对于解释日常现象也都显得过于太狭隘了。我们必需认识到现实世界的内禀的复杂性、规律性和存在性质之间的相关联系，并接受一个根本性的概念更新。 时间之箭对于保持科学的完整性是必不可少的。它是创造力的手段，用它，生命才能够被理解。只有通过对这些事实的认识，我们才能理性上开始沟通人文与科学两方面的经验（《时间之箭》302页）。生物学家皮考克（Arthur Peacocke）说：“机遇和法则（即必然）之间，随机性与测定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会是何等的微妙。他们的研究证明机遇和法则之间的相互作用，其实具有时间上的创作性，因为是它们两者之间的结合让新的形式出现、演化。的确，自然选择看上去是投机取巧的。这机遇和法则之间的相互作用，其性质现在看起来是使有机结构不得不产生，不得不演化”的相互作用之间必然的因果关系。（《时间之箭》258页） 当本文作者与西方学者就以上观点进行交流时，他们显示出激动的同时，对东方哲学思想，尤其是对《易经学》理论的渴求无益言表的态度，深深打动着在场的每个中国人。在众多亦师亦友朋友般的关照和催促之下，勉为其难的写就此文，文中若有不当之处，还请海涵与斧正。
预测学中的时空观念 时间是宇宙的顺序，空间是宇宙的场所。我们的祖先为了生产和生活上辨别方向的需要，将空间人为划分为：前后、上下、左右和东西南北中的方向性空间概念。而现代的相对论学家喜欢将其说成“时空”，因为“时空”这个概念可以把相对论的数学模型变得比较简单。它是出于洛伦兹变换的数学性质，这个性质意味着空间和时间不应当单独处理，而应当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处理。这种空间和时间的融合首先是闵可夫斯基注意到的，在他的学生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的启发下，1908年9月他在科伦说：“从今以后，单独的空间和单独的时间注定要消失为阴影，而唯一继续存在的是两者的融合体。” 虽然爱因斯坦在某种意义上排除了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的概念，但他却引进了绝对的时空概念。然而，他还是把时空概念仅仅看作是所有事件的联络，这样一来在时空图中，人就像一条四维的“蠕虫”，它的每一张三维切片，就相应于这个人处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在相对论里，我们可以把空间和时间作为四维存在来处理：空间是三维的，时间是一维的。（《时间之箭》67页） 三维空间的概念在中国的《周髀算经》中说：周公问：“请问数从安从？”商高回答曰：“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古人认为：点为圆，圆为太极，两点成一直线，叁点为一三角，四点为一平面，五点为一有景深的立体。“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广广乎其无不容也，渊渊乎其不可测也。”（图4） 图4 五点组成无穷景深的立体
宇宙的空间向宏观无限大，向微观无限小，宇宙空间的根本性就在于它的无限性。广袤的宇宙空间是无限的，因此，它既没有上、也没有下、既没有左、也没有右、既没有前、也没有后、全无任何方向性。宇宙空间是无限的全维度空间，这是空间的绝对性。 宇宙空间同时又是相对的“方向性空间”，方向性空间是因物质变化运动存在形式的移动率而产生的，以及人类为了区分判定不同的物质存在形式的变化而假设的空间概念。也就是说，任何不同的物质存在形式都是方向性空间的反映。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Jiao，边界）；此两者同出异名，同为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素问·天元纪大论》：“然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金木者，生成之终始也。气有多少，形有盛衰，上下相召而损益彰矣。” 《素问·五运大论》：“帝曰：论言天地者，万物之上下，左右者，阴阳之道者路，未知其所谓也？岐伯曰：所谓上下者，岁上下见阴阳之所在也。左右者，诸上见厥阴，左少阴，右太阳；见少阴，左太阴，右厥阴；见太阴，左少阳，右少阴；见少阳，左阳明，右太阴；见阳明，左太阳，右少阳；见太阳，左厥阴，右阳明。所谓面北而命其位言其见也。” 图：（将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形成一个圆） 所以，我们的祖先为了生产和生活上辨别方向的需要，从左右的阴阳两仪到前后左右划分四方六象的太阴、少阴、厥阴；太阳、阳明、少阳，从东西南北中的五行学说到四维、四隅八方的八卦学说，都是古人为了认识世界，从两维空间的平面向三维空间的立体，进行空间方位测定的人为规定符号性标识。《周易·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所以，中国古人的“八卦”概念，实际上就是物质外部运动环境中的方向性空间的坐标系标示。与前后左右、东西南北中所标示的方向性空间概念基本相同，只是“八卦”已将太阳系中的时间概念溶入到其空间概念之中了。在两千多年前，古代中国人已经意示到并提出现代相对论学家们所喜欢表述的“时空”概念了。
八卦所显示出的空间概念为：将地球作为八卦图中的阴阳圆，圆心中有代表阴阳的黑白两色称之为“阴阳鱼”的旋转标示，也代表着地球自转所形成的白天与黑夜，地球的自转表示地球表面的位置会出现白天与黑夜的循环往复的交换。然而，不管地球如何自转和公转，向着太阳的一方永远是白天，中午12点太阳当头的位置永远是“乾卦”位，背向太阳的一面永远是黑夜，即午夜零点时分则永远是“坤卦”位。 所以，在方向性空间中，物质变化存在的运动形式是运动的，当一个圆球体(实际也可以称为一个点)不受任何干扰均匀地向一个方向移动时，就形成了一条直线，当一个圆球体不受任何干扰均匀地同时垂直或横向两个方向移动，就会形成一个正方形面积，当一个圆球体不受任何干扰均匀地同时相互垂直向三个方面移动，就会形成一个正立方体《图2》，所谓的“方向性空间”实际上就是平常所说的“三维空间”。
在宇宙的方向性空间之中，物质的基本形态是一个立方体发生自转运动而形成的球狀体，当正方形所形成的4个点，在中医学上就为四象。当形成正立方体之后的三维空间时，立方体就会形成8个点。 这是这8个点在《易经》学中形成八种不同的数质表现形式，根据所处的具体位置，不是用Z、X、Y来表示方向，而是用坤0（000）、艮1（1+0+0）、坎2（0+2+0）、巽3（1+2+0）、震4（0+0+4）、离5（1+0+4）、兑6（0+2+4）、乾7（1+2+4），决定一切事态发生时的具体空间环境和范围，是所有物质运动变化存在形式的7个基本运动周期集和外加一个原始零空集。实际上与现代人将地球表面人为划分的经纬度的原理如同一辙，古代中国人用八种形态来表述空间方位概念，这就是“八卦”的意识形态。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我们生存的地球就是太极八卦图中的太极圆图，围绕在赤道上空四面八方的八卦图，就是地球表面的空间方位。只是我们的古人用“乾、坎、坤、兑、离、巽、艮、震”八个长短阴阳图形进行表述。地球自转和公转所形成的白天与黑夜，四季寒暑的变化，尽在太极圆图内两个阴阳鱼的旋转变化之中，而其外周的所谓方向性空间的“八卦”示意图在地球围绕太阳公转时，相对于太阳并不发生任何旋转变化，而相对于地球则发生年周期性旋转变化，从而形成了太极图内阴阳鱼的变化的白天与黑夜不同时期和外周空间方向的“八卦”示意图相对应关系发生了改变，用以言说标明在太阳系的空间环境中，地球与太阳之间的不同变化率的模型示意图。 只有根据“时间”“空间”的四维结构内“存在”之中，才能发生定量和定性的相关联系之后，对其间的相关联系进行从量变到质变的定性分析，才是实现多维度数据智能化的灵活组合的动态分析。只有解决和实现了数据之间的这种分析，才能对现有数据进行智能化决策性为目的的智库性联机，才能最终有机地聚集、权衡多个不同运营系统产生的数据。从数据到知识的认识，确认到定量的定性分析。达到商业化智能分析的新阶段，同时还能引领互联网行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大数据处理的经典释义。这种将大数据智能化的出色分析能力，在众多科学领域内将彰显其无限空间的实用价值，势必推动现代科学技术向高智能化发展的新高度。 使用的方法和路径 经过交叉分析和索引处理后的性质类数据，从根本上解决决策自动化的分析捕捉、搜索、掘取、锁定、分类、定性、交互、选择、交联、比较、抉择、融合、定位、显示，通过对预测该指数的未来动态，提供给人类进行选择性思考，对企业做出更好的决策和可继续进行深度衍化的不同演化模型。降低和预测风险的可能性发生，并能预先对存在的趋势性风险进行预判性干预和分析，进行最优化的处理和解决方案。这种预判性智能化分析，对国家、政府、国防、教育、科研、医疗、金融、电力等重点行业的应用，可直接推动这些领域的产业化升级换代的时间节奏。 2014-11-15 于北京平心堂中医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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