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世昌 口述  我是唐山人，父亲在铁路上工作，家庭生活还过得去。我在唐山上完小学、中学，大学被保送天津的河北师范学院。那时，天津是河北的省会。 1953年夏天，我从河北师范学院毕业，分配来到北京工作。当时只有 5个同学分配到北京，街坊邻里都很羡慕我。我被分到师大女附中，两个同学去了师大一附中，另两个去了师大二附中。去一附中教数学的张荣录后来成为我的妻子。 我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教师生涯，一辈子待在一所中学——从前叫师大女附中，现在叫实验中学，一辈子干一件事——教物理课。我是一名普通的教员，可是我们学校却是一所百年来始终如一的优质中学，我目睹、亲历了学校几十年来的一切成长和变化，我为她骄傲。 今天，我已是一个耄耋老人了，回想起以往的平凡日子，许多往事浮在眼前。我们学校能够多年保持优良校风和先进水准，我认为主要是有许多好传统。 一个是领导以身作则，对学校的校风管理抓得细 50年代，苏灵扬在女附中当校长时，对教师的仪容仪表、道德规范都有严格的要求，那真是从每一个细节做起。当时我们学校是女中，对男教师的行为规范要求就更严。譬如夏天在校园里、课堂上不得穿短裤，为此我做了一套灰制服，每天上课时就穿上。还有，男老师不能放学后单独找学生谈话。对女老师的要求也一样严。有一次，一位女老师没穿袜子走在校园里，被苏校长看见，挨了批评。不穿袜子出现在校园这样的公共场所，是粗俗的表现。学校一些老照片里还能看出那时的校领导和老师们朴素大方的气质。为人师表，不是喊口号说大话，是从一点一滴做起。 对学生的礼貌、道德教育要求也很细。譬如学生在校园里遇到老师要行礼，问好； 上课迟到了不能冲进教室，要在门口喊“报告”，得到老师允许才可以进去；学生去教研室找老师，也要在门口喊报告得到允许，才可以进门；学生在课堂上发问要举手，不能随便接老师话茬；回答老师提问，要站起来；每堂课后值日生都要把黑板擦干净，等等。这些要求看起来很细微，却能让学生从小养成尊重师长、也要自尊的习惯。 二是学校在教学上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 我大学毕业刚到物理组工作时，就感觉到老师之间关系非常融洽。刘希璞、张继恒、王青漪三位老教师为人亲切友善，不摆架子，我自然而然就尊他们为师。校领导还指派刘希璞老师亲自带我，把他的经验一点一点传授给我，让我比较快地适应了女附中这个新环境、新工作。其他教研组也是一样，数学组张玉寿、王明夏两位老师对高中毕业留校的金元、李光华她们也是这样，手把手地教，老教师水平高，带出的后辈水平就好，金元、李光华后来就能直接去教高三年级的数学。 校领导号召年轻教师要多听老教师的课，同一教研组的老师互相听课、观摩学习，形成制度。外校老师、北师大老师也常常来我们学校听课。孙岩校长曾经说过，听刘希璞（物理）老师的课，就是一种享受。胡志涛校长早年参加革命，没有读过师范专业，可是她每次听我的课，都能听出问题，指出我的不足，水平相当高。这种听课制度对老师的督促、交流、借鉴作用非常强。 刘秀莹老师当教导主任时，对班主任的工作管理很有办法。她要求建立班主任手册，凡是当班主任的老师，都要按照要求详细记录工作情况。她定期审读，每次都认真写批注，你做得好的，有独到之处的地方，她在批语里及时表扬，有问题也坦率指出，特别受到班主任老师的欢迎。后来她调走了，班主任手册的制度也就黄了。 三是在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坚持了自己的特点，德智体全面发展 我们学校的学生都是通过考试在全市选拔入校的，多年来一直保持了好的生源，学生普遍热爱学习，能够自律，各科都有大批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 我们老师对学生都放得开，让她们自己动脑动手，培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记得带初中班级时，我们都把黑板两边的部分（黑板两边是木质的，中间是磨砂玻璃的）留给学生，办“闪电报”，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课代表收作业本后，总是逐个把作业本打开到老师批改的那一页，摞成一摞，送到老师办公桌上，给老师节省了时间。这样的小细节看似麻烦，却让学生日后有了为别人着想的习惯。到了初三年级后半期，班主任主要负责给升学有困难的学生补课，其他工作都由学生干部管了。 那时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和劳动能力也是重要的方面，学校有完备的制度。每天值日生负责教室打扫，每周末都有大扫除，教学楼楼道、校园里的道路都是学生打扫（现在是专门雇的清洁工打扫）。每班的卫生委员轮流作为年级的值周生，负责检查各班的卫生。每礼拜都有一堂劳动课，做些力所能及的手工劳动。每学期有两周时间下乡劳动，分别在“五一”“十一”以后。因为班主任里女老师多，身体不好或家庭有困难不能下乡，我都是作为年级领队老师带着学生下乡劳动。这些传统现在都消失了。 我在物理教研组干了一辈子，是一个普通的教员，也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当过多届学生的班主任，教过的学生成千上万，许多学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特别要感谢1966届初三(3)班的同学们，在“文革”初学校陷入混乱的那段日子里，没有批斗过我。 （冯敬兰：当时我们班确实辩论过，是否要批判赵老师，绝大多数同学都反对批斗老师。） 我上初中二年级那年，日本投降，学校组织去唐山火车站欢迎美军，气氛很热烈。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进驻唐山，部分士兵住在唐山三青团总部。我们班两个威信高的同学，号召大伙儿加入三青团，我和二十多个同学都参加了。这成为我的一个历史问题。50年代孙岩校长和我谈过，说我的这件事是一般历史问题，我也没有什么压力。1968年下半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我还是被停止了工作后即被监督劳动，半年后才被放出来，我是头一个被解放的，解放后就让我带着学生挖防空洞。 学校秩序基本恢复正常后，我又回到物理组，一直教物理课到 1990年退休。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就是把物理学的基本知识传授给一届又一届的学生。 采访整理：冯敬兰  本文摘编自《口述春秋》 关注本公众号，获得更多校友最新投稿 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百年校庆《校友回忆母校文集》征文项目编发，作者文责自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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