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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念田 中国文明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和两千年的帝国王朝史。在改朝换代之际，遗老遗少是一道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景观。那么为什么很多朝代都有遗老遗少呢？ 隐逸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大有趣特色，而隐逸有很多种原因，实际上又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前朝的王室贵族，一种是士大夫。从这两种遗老遗少中，看出中国文化的基本底色。 伯夷叔齐 第一种，前朝的王室贵族，主要包括先秦时代的贵族和此后历代王朝的帝王贵胄。前者最为典型的就是伯夷叔齐，其事迹见于《史记·伯夷列传》。伯夷叔齐是商王朝下小国孤竹的王子。周族在武王的领导下推翻了商王朝的统治，建立了周族的统治。伯夷叔齐反对这种“以暴易暴”和小邦叛乱，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不食周粟，及饿且死。在以儒学为主导的传统社会，伯夷叔齐以其高尚操守和忠贞品格成为了中国文化中重要的圣贤，影响极为深远。 不同于西方文明，中国的贵族政治结束于秦国商鞅变法以来逐渐实行的官僚制，贵族也就缩小到王朝的皇家及其亲戚。而他们能否在新王朝出任官职并且发挥政治作用，取决于王朝统治集团之间的关系。比如从秦王朝到汉王朝、南北朝隋到唐王朝、后周王朝到宋王朝，统治集团之间关系密切，就有大量的前朝王室贵族出任后代官职。而从明朝到清王朝，满族军事贵族集团彻底取代了明代统治集团，并对其复辟始终心怀警惕，所以明皇族是不可能被重用的。 赵孟頫自画像 当然，这也存在一些有趣的特例。比如元蒙古族集团消灭了赵宋王朝，但是身为赵宋王朝皇室后裔的赵孟頫仍然出任蒙元高官，几朝元老，荣满天下。蒙元皇帝还很欣赏他的帝王血统。但是赵孟頫自始至终都没有掌握重要的政治权力，而是以艺术成就和学术成就尤其是书法名垂史册，这也反映出，一旦统治集团心存芥蒂，出仕没有结果，隐逸就是必然的。 文天祥像 第二种，前朝的文人士大夫。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中国文化中极具特色的一大政治和社会制度就是士大夫政治。士大夫政治秉承的是选贤任能的原则，甄选有政治操守和政治能力的人参与政治。而深受中国儒家价值观浸润的士大夫，自然要恪守儒家价值观中的“忠”，忠诚于皇帝和朝廷。因此在改朝换代的时刻，前朝的士大夫高官必然要选择与新王朝保持距离，甚至要抗争到底，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宋末宰相文天祥。 文天祥，与陆秀夫、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在宋元战争中，文天祥罄家财为军资，招勤王兵至五万人，入卫临安。后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奉命赴元军议和，被拘留押解，北上途中逃归。后在福州与张世杰、陆秀夫、陈宜中等拥立益王赵昰为帝，取海道北复江浙，为陈宜中所阻，遂赴南剑州聚兵抗元。后再攻江西，因势孤力单，败退广东。 祥兴元年十二月，文天祥在五坡岭被俘。次年，元朝蒙、汉军都元帅张弘范将其押赴厓山，令招降张世杰，被文天祥严辞拒绝，并作诗《过零丁洋》诗以明志。诗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传唱千古。后被解至元大都，元世祖皇帝忽必烈亲自劝降，许以中书宰相之职。文天祥仍然大义凛然，宁死不屈，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于大都就义，成为中国士大夫的典范。 值得专门指出的是，成为遗民与否，最关键的主导因素还是政治因素。无论是前朝贵族还是士大夫，都是因为其政治立场的不同而成为遗民。在中国历史上民族因素实际上不是很重要。专家指出，民族因素成为重要的政治诉求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后。在此之前，无论是宋元还是明清，民族矛盾实际上并没有今天想象得那么重要。 参考文献 钱穆：《国史大纲》 刘浦江：《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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