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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散文在西汉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史传散文中，班固的《汉书》和赵曄的《吴越春秋》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政论散文相继出现了以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为代表的一批积极参与现实的作品。另外，游记、碑文等新的散文样式也崭露头角，开始成为文体大家庭的一员。从总的趋势看，东汉散文向着駢儷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不少语体散文作家也着意追求通俗易懂、浅显明快的文章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对浮华文风有所矫正。 西汉士人宦海沉浮的艺术再现 家族兴衰史的展示 李陵、苏武的悲剧人物形象 精密的笔法 对起始事件的交待 篇末的軼闻逸事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对前代着述多有借鉴，对此，聂石樵指出：“一部《汉书》在歷史史实方面多取自《史记》，而在思想体系方面则源於刘歆。有名之《汉书》十志，即多本自刘歆。”“如其武帝以前之史事，多採自《史记》，然绝非抄袭原文，而是经过整理和加工，做了许多补充。”“《汉书》成於武帝以后之史事，则是以班彪之《后传》为根据，综合各家对《史记》之补续，缀集所闻而成。”（见其《先秦两汉文学史稿·两汉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333页）书中考证颇为详实，可参阅。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歷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幷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汉书·公孙弘卜式皃宽传》对于武帝和宣帝朝涌现的各类人材作了概述文中有如下概述：“汉之得人，於兹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篤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閎，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騫、苏武，将率则衞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胜纪。……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襃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丙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召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之属，皆有功迹见述於世。”（《汉书》卷五十八，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34页），其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在《汉书》中有一席之地，分别为他们立传。通过叙述这些歷史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此时涌现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将和谋士，但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和秦汉之际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阅歷虽然缺少传奇色彩，但许多人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他们有的起于芻牧，有的擢于奴僕，但通过贤良文学对策等途径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其中有许多軼闻逸事。公孙弘年六十餘纔才以贤良征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因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不得不移书言病，免职归乡。后再次征选贤良文学，灾川国又推荐他应召。鉴于以往的教训，公孙弘根本没有信心，百般推托。出人意外的是，对策之后公孙弘名列榜首，“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詔金马门。”（《汉书·公孙弘传》）后来又屡屡昇迁，数年后便拜相封侯。公孙弘后期的人生奇迹，和他先前的仕途受挫形成巨大的反差，对比非常鲜明。朱买臣拜会稽太守一事也富有情趣： 初，买臣免，待詔，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綬，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羣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食且饱，少见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守邸惊，出语上计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视之。”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内）视之，还走，疾呼曰：“实然！”坐中惊骇，白守丞，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謁。买臣徐出户。（《汉书·朱买臣传》） 朱买臣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在免官之后曾到会稽驻京机构所在地寄住，穷愁潦倒，来京办事的会稽老乡也看不起他。朱买臣拜为会稽太守之后，他隐瞒真相，故作矜持，而会稽同乡则前踞后恭，丑态百出，演出了一场滑稽剧。《汉书》展示了官场上形形色色的世态人情，生动地再现了西汉盛世各类士人宦海浮沉的情境，他们的成功和失败构成一幅幅维妙维肖的画面。 除《世家》外，《史记》的人物传记基本都是以写单个人为主，很少全面叙述家庭的兴衰史。在汉初的功臣传记中，衹有《絳侯周勃世家》写了周勃、周亚夫父子的事迹，其他人的传记基本是止于其身。西汉盛世培育了一大批官僚世家，他们不是一代为官，而是几代人相承，常盛不衰。《汉书》记叙了许多世袭官僚家族的歷史，如《霍光金日磾传》、《张汤传》、《杜周传》、《韦贤传》、《萧望之传》、《冯奉世传》、《翟方进传》等，传主都不是单独一个人，而是记叙几代人的事迹。通过描述这些家族的兴衰史，对西汉社会的变迁作了多方面的展示。《史记》对酷吏的揭露极为深刻，张汤、杜周是酷吏的典型代表，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西汉社会刑法的严酷，吏士的残暴。班固也批判酷吏，《汉书》亦设《酷吏列传》。可是，《汉书》的《张汤传》、《杜周传》在揭露张汤、杜周文法刻深，寡恩少义的同时，对他们的子孙张贺、张安世、张延寿、张千秋，杜延年、杜缓、杜钦等人的美德懿行多有称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对张汤、杜周这两位酷吏的反感，使他们的形象更接近于生活实际。 《史记》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有大量悲剧人物的传记。《汉书》中悲剧人物的数量不如《史记》那样众多，但《李广苏建传》中李陵和苏武的传记，却和《史记》的许多名篇一样，写得酣畅淋漓，悲剧气氛狠重。李陵是位悲剧人物，传记有条不紊地叙述了外界条件的不利把他一步步推向绝境的过程：先是路博德拒绝派兵接应陷入重围的李陵孤军，使李陵兵败，不得已投降；接着西汉朝廷轻信传言，误认为李陵训练匈奴兵以拒汉军，一气之下将李陵的家口全部处死，从而使李陵断绝了返汉的念头。班固对李陵饱含同情，不吝笔墨详写李陵孤军深入、浴血奋战的场面，幷对李陵派人刺杀充当奴兵教练的李绪一事予以肯定。《汉书》交待了造成李陵悲剧结局的客观条件，同时又深入地刻画出这位悲剧人物的矛盾心理和行动上的摇摆犹豫。兵败被困时，他先是决心以死报国，口称：“兵败，死矣。”“吾不死，非壮士也。”可是，在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他却投降了匈奴。他在匈奴地域会见汉朝使者时有心归汉，却又害怕再遭困辱，下不了决心。他受匈奴单于的指派去劝降苏武，遭到苏武拒绝后又自责自省，认为自己罪孽深重。他先后两次为苏武置酒，一次是劝降，一次是饯行，李陵或是“泣下沾礻今”、或是“泣下数行”，每次都悲痛欲绝。李陵有着太多的恩怨和遗憾，他的悲剧结局既是客观形势所迫，又是性格因素所造成。苏武的形象近乎完美无缺，然而，他却要遭受种种苦难和折磨，是另一种类型的悲剧人物。和李陵相比，苏武性格刚强，意志坚定，几次面对生与死的考验，他都临危不惧，大义凛然。他不肯屈节辱命，引佩刀自决；他怒视义律的剑锋，面不改色；他能忍受寒冷和饥饿的严峻考验，“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苏武对西汉朝廷衹有感恩之心，没有相怨之意。李陵告诉苏武，他的两个弟弟苏嘉、苏贤因侍奉天子有失而相继自杀，苏武妻改嫁、儿女生死不明。听到这些不幸的消息后，苏武回答说：“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鉞汤鑊，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苏武的这番话表明他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恪守，但从中也折射出他在家破人亡之际所保持的平静心态。班固正是通过多方面描写苏武在艰难困苦绝境中所表现出的镇定自持，塑造出一个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 和《史记》疏荡往復的笔法不同，《汉书》重视规矩绳墨，行文谨严有法。《汉书》的谨严细密，古人多有论述，择其要者如下：刘知几《史通》卷一：“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浦起龙释本，第22页）刘熙载《艺概》卷一：“班孟坚文，宗仰董生、匡、刘诸家，虽气味已是东京，然尔雅深厚，其所长也。苏子由称太史公‘疏荡有奇气’，刘彦和称班孟坚‘裁密而思靡’，疏密二字，其用不可胜穷。”（见《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5页）。 首先，《汉书》笔法精密，在平铺直叙过程中寓含褒贬、预示吉凶，分寸掌握得非常準确。霍光和金日磾是西汉中期的两位重臣，他们对西汉王朝的稳定和发展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汉书·霍光金日磾传》以精细的笔法刻画出二人的庄重谨慎。“光为人沈静详审，……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其资性端正如此。”连脚步的尺寸都掌握得狠準确，霍光为人处事的小心谨慎由此可见一斑。班固对于金日磾亦有类似叙述：“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视者数十年。赐出宫女，不敢近。上欲纳其女后宫，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异之。”通过目不忤数十年，不敢近所赐宫女，不肯送女进宫叁件事情，把金日磾的篤慎表现得狠充分。霍光、金日磾都以谨慎着称，然而，两人的谨慎程度又存在差异。霍光的谨慎止于自身而已，对于其家属则缺少必要的约束。金日磾则不同，他不但自己儘量杜绝细小的过失，而且对于后代严格管教，把任何可能引起麻烦的事端消灭在萌芽状态，书中有如下记载： 日磾子二人皆爱，为帝弄儿，常在旁侧。弄儿或自后拥上项，日磾在前，见而目之。弄儿走且啼曰：“翁怒。”上谓日磾：“何怒吾儿为？”其后弄儿壮大，不谨，自殿下与宫人戏。日磾适见之，恶其淫乱，遂杀弄儿。弄儿即日磾长子也。上闻之大怒，日磾顿首谢，具言所以杀弄儿状。上甚哀，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 汉武帝视金日磾之子如己子，然而，金日磾幷不因为弄儿受到天子的宠爱而放任自流，相反，倒是管教得更加严厉，甚至不惜把和宫女相戏的亲生骨肉杀死，以绝后患。霍光死后才叁年，霍氏便遭灭族之罪。金日磾本是匈奴休屠王太子，作为俘虏留在汉地，最终成为股肱之臣。其子孙歷经武、宣盛世，一直到哀、平之际，七世为内侍，在歷史上传为美谈。对于霍、金两个家庭的不同结局，班固运用精细的笔法準确地揭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当然，霍氏的覆亡也是强臣震主所致，对此，书中另有明确的交待。《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宣帝始立，謁见高庙，大将军光从驂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剌在背。后车骑将军张安世代光驂乘，天子从容肆体，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诛，故俗传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於驂乘。’”（《汉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958页）。 其次，《汉书》不但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能够清晰地加以叙述，而且对于那些带有起始性质的事件，都要特别加以强调，以引起读者的注意。比如，西汉旧例通常是以列侯为相，先封侯，后拜相。公孙弘却属例外，他是无爵位而拜相，于是，武帝封他为平津侯。《汉书·公孙弘传》在叙述此事后写道：“其后以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这是明确告诉人们，先拜相后封侯的做法是从公孙弘开始的，在此以前绝无仅有。类似的提示语在《汉书》中还有多处分别见於《汉书》下列传记中：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卷六十五《东方朔传》：“是后，公主贵人多逾礼制，自董偃始。”卷七十《郑吉传》：“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騫而成於郑吉。”卷七十四《丙吉传》：“公府不案吏，自（丙）吉始。”卷七十九《冯野王传》：“郡国二千石病赐告不得归家，自此始。”（分别见《汉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25、2857、3006、3145、3304页），显得非常醒目。它有助于读者準确把握汉代各种制度的演变，强化了叙事的力度。 再次，《汉书》的谨严有法，还在于它对某些材料的位置安排有自己的特殊规定，幷且在全书一以贯之。《汉书》和《史记》一样，也写了许多人物的軼闻逸事，有的甚至是生活琐事。对于这类事情，司马迁或把它放在传记的前面，或者穿插在中间，也有的放在末尾，没有固定的位置。《汉书》则不同，凡属传闻类的生活小故事几乎全部置于篇末，很少有例外者。于定国曾任丞相，封西平侯，其子于永官至御史大夫。《汉书·于定国传》的末尾是这样一段文字： 始，定国父于公，其閭门坏，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谓曰：“少高大閭门，令容駟马高盖车。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至定国为丞相，永为御史大夫，封侯传世云。 于定国传记的前面有关于其父治狱的记载，上面所引文字完全可以放在于公治狱一段中，但班固却偏偏置于篇末，显然是精心安排，有意为之。这种篇末讲述传主早年生活故事的写法在《汉书》其他传记中经常可以看到分别见於《汉书》下列传记：卷六十四下《终军传》、卷七十二《王吉传》、卷七十五《夏侯胜传》。（分别见《汉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19~2820页、3066、3159页），这与其说是追述往事，不如说是为所写的人物作一生的总结。这种追叙、补叙的手法，使作品避免了平铺直叙，增加了波澜起伏。 总之，《汉书》有精细的笔法，有自己固定的叙事规则，以谨严取胜，从而形成和《史记》迥然有别的风格。 曲折多变的故事情节 荒幻离奇的浪漫色彩 性格刻画和外貌描写 《吴越春秋》和《越绝书》的异同及其与吴越文化的关係 《吴越春秋》是成书于东汉的一部歷史散文，赵曄撰。赵曄生平事跡载於《后汉书》卷七十九下《儒林传》：“赵曄字长君，会稽山阴人也。少尝為县吏，奉檄迎督邮，曄耻於廝役，遂弃车马去。到犍為资中，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积二十年，绝问不还，家為发丧制服。抚卒乃归。州召补从事，不就。举有道。卒于家。曄着《吴越春秋》、《诗细歷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為长於《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后汉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575页）。其书今存十卷，主要叙述吴越争霸的故事，前五卷以吴为主，后五卷以越为主。 《吴越春秋》在体例上兼有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的特点，是歷史演义小说的雏形。全书所叙重要事件都明确标示年代，但实际幷不準确，多有讹误。《吴越春秋》叙事完整，全书以吴越争霸为主綫，具体到各章又都有自己的重点，保持相对独立性；各章之间前后贯通，一脉相承，讲述的故事具有连续性。 《吴越春秋》的故事情节曲折多变，引人入胜。书中许多故事在正史中有记载，但作者把它们写入本书时不是原封不动地袭用，而是依据传说或发挥想像，增加了许多生动的细节。比如，对于伍子胥奔亡过程中的渡江、乞食二事，《史记·伍子胥列传》总共用了一百餘字加以叙述，其中乞食一事尤为简略。到了《吴越春秋》中，这两件事所占篇幅甚多，长达六七百字。其中渡江一节增加了躲避侦探、渔父唱歌、芦中待餐的情节，乞食一节出现击绵女形象，幷对她的身世节操加以详细交代。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渔父和击绵女的结局如何，司马迁没有点明；而在《吴越春秋》中，这两个人相继自杀，为的是保守机密，保护伍子胥，同时击绵女还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节操。和《史记》的相关记载相比，《吴越春秋》对伍子胥奔亡一事的叙述不但文字量大增，情节复杂，而且险象环生，扣人心弦，更富有小说的特徵和魅力。《吴越春秋》中的许多情节，是通过移植联缀而把本来互不相关的故事糅合在一起，但依然给人以真实感，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 《吴越春秋》的许多故事荒幻离奇，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吴越春秋》是在正史的基础上演绎而成，其中许多人物和事件在歷史上确实存在，有其现实基础；另一方面，《吴越春秋》又吸收许多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它的荒幻离奇主要源于此。在追溯吴越两国祖先时，分别讲述了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和夏禹娶涂山氏的传说。在吴王占梦事件中，公孙圣因直言不讳被杀，临死前他称自己将在深山散为声响。后来吴王兵败，在秦餘杭山呼唤公孙圣的名字，叁呼叁应。书末又称，伍子胥、文种相继被杀后，“伍子胥从海上穿山，胁而持种去，与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潘侯者，伍子胥也；后重水者，大夫种也。”这是以浪漫的想像寄托对伍子胥、文种的同情，他们生而为英雄，死而为神灵，是用沟连人神的方式为全书作结。卷九的袁公与处女比试剑术场面，袁公飞上树变为白猿，运用恍惚迷离的笔法贯通物我，模糊了人与兽的界限。类似的超越时空、出入生死的情节在《吴越春秋》中是大量的，开志怪小说的先河。 《吴越春秋》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书中的几位主要人物如伍子胥、范蠡、勾践等人都写得很成功，个性非常突出，尤以伍子胥的形象最为丰满。他奔亡吴国之后，前期小心谨慎，后期成了托孤老臣之后，则直言强諫，出语激切，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发展。《吴越春秋》特别注重对于人物形象的外貌描写，以此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徵。伍子胥“身长一丈，腰十围，眉间一尺”，是位伟岸的男子汉大丈夫。刺杀吴王僚的专诸“确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是不怕艰险的勇士模样。白喜（伯嚭）“鹰视虎步”，以此突出他的专功擅杀之性。类似的外貌描写在此之前尚不多见，它对后代小说的人物形象刻画有狠大影响。 东汉的另一部歷史散文《越绝书》的许多内容和《吴越春秋》相同。关於《越绝书》的作者，明代有些学者根据该书《越绝篇叙外传记》中的一段隐语推测，这部书出自袁康、吴平二人之手，学术界多取此说，然亦有持异议者。陈桥驛的《点校本越绝书序》对於书的作者有详细考论，可参阅。（见《越绝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乐祖谋点校本），二者可以相互印证。区别在于，《越绝书》各篇之间不是连贯的故事，而是独立成篇，显得比较鬆散。除讲述歷史故事外，中间还有地理、占气等方面的专章，给人以驳杂之感。 《吴越春秋》和《越绝书》都以吴越争霸为主要綫索，又都是出自吴越文士之手，因此，它们都具有鲜明的吴越文化的特点。吴越之民重剑轻死，信巫淫祀吴越民风习俗，汉代有如下记载：《史记》卷二十八《封禪书》：“是时既灭两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乃令越巫，越祝祠，安臺，无坛。”（《史记》，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99~1400页）《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汉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667页）应劭《风俗通义》卷九：“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赋敛受谢，民畏其口，惧被祟，不敢拒逆。是以财尽於鬼神，產匱於祭祀，或贫家不能以时祀，至竟言不敢食牛肉；或发病且死，先为牛鸣。其畏惧如此。”（见《风俗通义校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吴树平校释本，第338页），这两部歷史散文中曲折的故事情节、荒幻的神话传说、强烈的復仇意识和崇武尚勇的义侠形象，无不和吴越文化的歷史传统密切相关，这两部作品是吴越文化的重要载体。 《论衡》的选材 疾虚妄的写作宗旨 王充的论辩方式 《论衡》的局限性《潜夫论》的批判精神和文风特徵 东汉碑文和游记 在东汉的政论散文中，王充（27－96？）的《论衡》从内容到表述方式都别具一格。王充事跡见於《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為功曹，以数諫争不合去。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箸《论衡》八十五篇，二十餘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李贤注引袁山松书：“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后汉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629页）。 王充出自细族孤门，加之仕途坎坷，因此形成了自觉的批判意识，一生志在纠正世俗的虚谬。《论衡》是他的发愤之作，正如该书《对作》篇所说：“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幷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言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詮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王充撰写《论衡》的目的是要使语言的表达轻重得体，合乎实际，提出辨别真伪的标準，该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这种作用。 《论衡》全书85篇，现存84篇，缺《招致》篇。从开始的《逢遇》篇到《物势》篇共14篇，选材角度较新。汉代的政论散文多从治国修身篤学方面切入，这个传统在西汉初年贾谊那里就已经奠定。后来扬雄的《法言》、桓谭的《新论》基本都是这方面的内容《后汉书》卷二十八上《桓谭列传》：“初，桓谭着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上书献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肃宗使班固续成之。”（《后汉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61页）《新论》一书久佚，今有《四部备要》本行世。另严可均辑《全上古叁代秦汉叁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十叁至十五有辑本，最为完备。王充对扬雄、桓谭都很推崇，但《论衡》上述14篇专论在内容设计上却颇具匠心，不与前人雷同。王充不是泛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而是选取当时理论界的热点问题分别加以阐述，其中包括人的遭遇、命运、天性、才气、骨相等颇有深度的议题，都是围绕着自身的困扰而展开。这些专论体现了王充对现实的积极参与，同时又流露他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和《荀子》的某些篇章有相似之处。 最能代表王充疾虚宗旨的是“九虚”、“叁增”、《论死》、《订鬼》诸篇。“九虚”、“叁增”指《论衡》下列篇目：《书虚》篇、《变虚》篇、《异虚》篇、《感虚》篇、《福虚》篇、《祸虚》篇、《龙虚》篇、《雷虚》篇、《道虚》篇，《语增》篇、《儒增》篇、《艺增》篇。，该书《对作》篇称：“苦夫九虚、叁增、论死、订鬼，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觉也。”这些篇章所论述的都是世俗迷妄已久、沉溺最深的问题，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其中包括史书虚妄夸大的记载、天人感应之说、灵魂不死观念等。王充不但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世俗的虚妄之说，而且对圣贤之言、经典之文也多有辩驳，指出其夸大失实、不尽可信之处。 《论衡》一书是论辩性著作，是一部“实论”型散文。作者用事实说话，援引歷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事例批驳各种虚妄之论。在此过程中，或同类相证，或巧用比喻，或从生活经验出发，或进行逻辑推理，从必然性、偶然性、可然性等多方面展开论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为了论证得透彻充分，每篇都反復詰难，多方发挥，文风雄辩，然而儒者病其芜杂。 《论衡》一书的文字比较接近汉代口语，既準确精练，又通俗易懂，和当时那种“深覆典雅，指意难睹”的赋颂迥然不同。《论衡》的用词朴实无华，不重雕琢，在当时文风日趋駢儷化潮流中独树一帜。王充的行文不摹拟前人，完全根据内容的需要组织文辞，富有创新精神。 王充在《论衡》一书的《艺增》、《超奇》、《佚文》、《对作》、《自纪》诸篇中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文学观点，这些理论和他写作的倾向是一致的，二者可以相互印证。 《论衡》一书以疾虚妄为宗旨，但是，由于歷史条件和认识上的原因，其中也有许多局限。王充对神学目的论持否定态度，不承认有意志上帝的存在，但仍然认为人的贵贱寿夭、国家的治乱安危都受时数的支配；他不认为人可以长生不死，却相信观察骨相气色的相面术；他不承认有雷公龙神存在，但对民间的求雨术却表示认同。诸如此类的矛盾现象在《论衡》一书中还有许多。王充的理论建立在朴素直观的基础上，一旦论述的对象超出他的生活经验，就难免在求实上出现不彻底性。 王符的《潜夫论》和王充的《论衡》都成书于东汉中期。《后汉书》卷四十九《王符列传》：“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涇人也。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竇章、张衡、崔瑗等友善。……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着书叁十餘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后汉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630页）王符生卒年不可确考，约生於安、和之际，卒於桓、灵之间。也是一部愤世嫉俗之作，对当时社会上各种丑恶现象及不合理的制度多有指斥，切中时弊。在议论政治上的得失时，往往採用正反对照和排比的笔法，有狠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考绩》篇写道： 羣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諛諂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嚣暗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愚顽应治剧。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 汉代用人制度有詔举贤良、方正、孝廉、秀才、有道、贤能、直言、敦朴、质直、清白等科目，王符认为羣僚举士名不副实，于是把应举科目和所举之人的品格才能用对比鲜明的反义词逐一加以标示，句法整齐，揭露得非常深刻。桓、灵时童谣云：“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鶏。”这首童谣和王符的上述话语有异曲同工之妙，衹是王符是用相反的概念构成强烈对比，童谣则是使鲜明的形象和徒有的虚名造成巨大反差。《务本》篇写道：“今赋颂之徒，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王符批判靡丽浮华的文风，《潜夫论》一书的文字皆朴实无华，準确简练。书中虽不时显露批判的锋芒，但以温雅弘博见长，不为卓绝诡激之论，和王充的《论衡》稍有不同。王充、王符以及后来的仲长统，幷称东汉政论散文叁大家，而又各有自己的特点刘熙载《艺概》卷一：“王充、王符、仲长统叁家文，皆东京之矫矫者。分按之：大抵《论衡》奇创，略近《淮南子》；《潜夫论》醇厚，略近董广川；《昌言》俊发，略近贾长沙。”（《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6页）。 东汉政论散文继承了西汉的传统，但文章气势不如西汉。而叙事散文和西汉相比，在样式上则有所突破，出现了成熟的碑文和游记。 东汉碑文和秦代刻石铭文有渊源关係，但东汉碑文不像秦刻石铭文那样凝重呆板，而是不时有清丽之作。崔瑗的《河间相张平子碑》用简洁的文字展示张衡的学问品格。载於严可均《全上古叁代秦汉叁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四十五，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719页。文采斐然。胡广的《征士法高碑》短小精悍，载於严可均《全上古叁代秦汉叁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五十六，第783页。多用偶句，妙语天成。蔡邕的碑文在东汉最为着名，成就尤高。蔡邕碑文收录於严可均辑《全上古叁代秦汉叁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七十五至卷七十九，第879至899页。清李兆洛所编《駢体文钞》卷二十四选蔡邕碑文十四篇，颇有代表性。（见《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69至482页）。叁胡碑虽然都是为胡广所撰，但能变化体势，不相重復。他的碑文能写出人的各自特徵。杨秉是危世抗节之臣，为他写的碑文直录其事，富有生气。杨赐有清操懿德，深通《尚书》，碑文也就本于经术，气象渊静。《郭有道碑》和《陈太丘碑》是蔡邕碑文的代表作，歷来受人称道。碑主郭泰、陈实都是汉末名士，郭泰终身不仕，陈实先仕后隐。这两篇碑文没有败笔，时见道气，读其文如见碑主其人。东汉后期盛行品鉴人物的风气，蔡邕身为士林领袖，也参与了对名士的评议，他是从人物鉴赏的角度撰写碑文，这和后代那些专门用于树碑立传的文字有所不同，其文学价值也就在于此。 马第伯的《封禪仪记》是现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游记。载於严可均《全上古叁代秦汉叁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二十九，第632至634页。马第伯爵里未详。。该文记叙建武叁十二年（56）的封禪活动，虽然是按时间顺序依次写来，但其中时有精彩的景物描写，攀登泰山的艰险场面也写得狠传神。这篇游记对泰山的人文景观、封禪仪式也多有交待，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后来的《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在笔法上和这篇作品有狠多相似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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